热议：少儿读经 文化传承还是教育退步？ [复制链接]

 

 

　　7月10日，媒体报道上海出现“全国第一家全日制私塾”———孟母堂，这种教育方式以读经为主，已有12个孩子参加。孟母堂并非“全国首家”，在湖南、厦门、广州等地均有类似的全日制私塾，而其背后均有读经机构推动。

私塾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本来嘛，它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就有的教育方式，而今再现，只能说是回归传统———只是，这种教育方式比如今的教育更有效吗？疑虑重重之外，关于“国学”该如何教育的问题又浮出了水面……

“私塾”的出现尚且不算什么，有人还大力提倡“少儿读经”。至于效果如何，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提倡的说这是国学普及的第一步，质疑的说这是扼杀儿童的天性。

支持者说：应该把中华文化传承下去

少儿读经活动的宗旨是背诵中国 文化经典，在儿童心中进行中国正统文化的长期储蓄，以待将来取用。如果把西方经典也引入，哪里还谈得上传承中国文化？又哪里还能叫“为往圣继绝学”？这样 发展下去，少儿读经活动会慢慢蜕变成纯粹训练记忆力与证明某种诵读法优越的活动，与中国文化不再有实质性的关联。因此，外文绝不能选入少儿读经教材。这并 不是盲目排外，只是少儿宝贵的时间不能花在不该花的地方。少儿读经活动不能媚俗，不能迎合时尚，更不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变为传播西方文化的载体。

中华文化最好的货币是经典，幼 年时把最好的货币存在他们心中，他们长大后一定受益无穷。如果我们不能把中国文化之根潜移默化地注入到儿童心中，我们就培养不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 所以说复兴中国文化也要从娃娃抓起。“从娃娃抓起”就是从“娃娃读经”抓起，娃娃长大了再抓经典教育就来不及了！

棒喝者说：岂不是又回到了清朝？

在中国，一个小生命，从妊娠期 开始，就接受胎教，还在孕儿期，就生活在挂了一屋子的画片中，不管你看得见还是看不见，也要你隔着肚皮看，硬让你看；呱呱坠地，成天被放送的乐曲熏陶着， 管你听见听不见，管你喜欢不喜欢，硬要你听。而学龄前的教育，更是层层加码，步步提高，时时刻刻，连哄带唬地强迫着，一岁识汉字，两岁学英语，三岁背唐 诗，四岁弹钢琴，五岁上电脑……

如今，简直不胜其诧异，难道觉得孩子们一个个已经长得像豆芽菜似的，还嫌不够吗？非要让他们长成豆腐丝那样才甘心？竟挖空心思要让他们读经，成天之乎者也，早晚呜呼尚飨，那不是又回到清朝了吗？

(综合)

 

“少儿读经”的现实意义

最近，有这样一条消息被评论者大加枪伐：11岁的大连男孩李杰馨近日在第四届中华经典文化研究交流会上表演了正、倒背诵《老子》81章的绝技，他的表演赢得了海内外经典教育专家、学者的热烈掌声。
     消息一出，马上就有论者指出：“11岁男孩倒背《老子》没啥意义”。还有人嘲笑道：“我觉得让他背《老子》都太超前了，更何况还要倒过来背，那完全是浪费 时间和脑细胞，一点意义都没有！”还有人把矛头对准了专家和媒体：“我们更要提醒某些专家学者，不要滥用自己的权威，把明显违背教育规律的做法当作科学来 吹捧。”
笔者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绝大多数报道和评论员用的是湖南媒体的消息。所有人都把焦点放在了表演者李杰馨身上，这位现已学完小学课程的男孩，“目前离校在家，由母亲辅导初中教材。”这位母亲的教育方式是否妥当，有没有必要让孩子倒背，当然可以商榷，但如果因此连“少儿读经”的现实意义也一起否定掉，未免有失偏颇。
    早在1995年3月，赵朴初、冰心、曹禺等9位文化教育界的老人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就发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1998年9月，中国青基会启动 了“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这种“激活中华传统，化成时代新风”的理念，得到了许多专家教授的大力支持，各地纷纷在学校、社区青少年和儿童中相继开展 了古诗文诵读活动。“读经工程”的背后，是传统文化的复兴。
    虽然“经典诵读工程”正在逐渐扩大，但是仍然有许多人无法理解这一活动的现实意义。据《华西都市报》4月1日报道，成都李女士打进热线，称其三岁的女儿就 读于某幼儿园，让她感到震惊的是，老师上课居然讲的是《老子》，她不知道这样教育对孩子有什么样的作用。这和那些论者将“经典”当成无用的知识如出一辙。
    大人不懂《老子》，不知道“读经” 的现实意义，这恰恰正说明了传统文化在近代的断裂。 “传统”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眼中“无用”的东西，成了“科技发展进步的障碍”。这么做，所付出的代价是传统文化令人触目惊心的流失。君不见，媒体今天报道抢 救某某国宝，明天又报道什么什么民间艺术濒临绝迹。砸烂的后果就是造成了我们今天民族的“自卑感”，失去了民族发展的支撑和依靠，导致社会伦理道德的混 乱，已经青年一代对传统的无知、蔑视和冷漠。
    那么，坚持传统必然会导致科技进步吗？不见得。在这点上，韩国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谁能想到，几千年的儒教血脉在中国断裂后，居然在韩国部分地保存了 下来。现在，一些中国学者需要到韩国去感受儒教的遗风流韵。”（张宏杰《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可是这丝毫没有阻碍韩国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相反还令其成 为文化输出国。
    我们所视为“无用”和“无意义”的东西，在别人那里却是“宝贝”。日本有个名叫本田成之的学者，在《中国经学史》这本书的结尾处，对中国经学的前景抒发了 无限的感叹：“像经学这一学科，将来或失于中国，而被存于日本，也未可知。我于此有无限的感慨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在对儿童读经活动内容并不清楚的情况下，便对“读经”大加鞭挞，实际上这是非常短视和片面的认识。“科技兴国，人文乃本”。背诵典章的益处是提高记忆力、想象力、逻辑分析能力、文章排布能力、遣词造句能力、涵养美德，培养定性，克服躁动，塑造人格……而最重要的是它的“启蒙”作用。因此，“读经”的意义远远没有“背”这么简单，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深厚的人文思想，诵读经典的真正意义还在于传承中国的人文精神。

给孩童培植“中国心”——蒋庆先生谈少儿读经


　　提要：“一个民族没有了经典，就没有了文化、没有了历史、没有了根基、没有了灵魂、没有了常理常道，因而也就没有了未来与希望。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就是‘亡经典’的时代，最紧迫的文化任务就是复兴经典。复兴经典要做的事很多，但第一步则是少儿读经。所以，当代复兴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就具体落实成了少儿读经。”

晶报：蒋庆先生，刚出版的由你选编的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内容囊括从《孝经》、《诗经》到王阳明的《传习录》，19部儒家经典，15万字，832课，且有拼音注音，真可谓洋洋大观。如此浩大的工程，是你一个人完成的？

蒋庆：我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选编的。所选内容都是中华文化经典中的精华，每课约100字，并用汉语拼音注音，便于儿童诵读。我力求做到“宝中探宝，金中拣金”

晶报：那么，什么是“经”？究竟什么样的典籍才能称作“经典”？

蒋庆：按照中国文化对“经”的理解，“经”是“常理”“常道”。用今天的话来说，“经”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适应于人类历史的所有阶段与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但“经”又是特定历史文化中的产物，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中来体现永恒普遍的真理，即体现“常理”“常道”。我认为中国文化意义上“经”，就是历代中国人所公认的各种儒家经典，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灵魂。

所谓“经典”，就是包含着宗教学、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伦理学、文学、艺术学、音乐学、仪式学等内容、以其中蕴含的宇宙哲理、人生理想、政治智慧、历史教训来教育学生的人生教育学典籍，或者说课本教材。

晶报：我们注意到，你的选本中没有把《三字经》、《老子》、《兵法》等典籍列入，这是为什么？

蒋庆：不祖述孔子，不阐发儒家经义的个人撰著，都不应该称为“经”。如将文学作品称为《离骚经》，将兵书称为《虎钤经》，将权谋书称为《长短经》，将修炼书称为《黄庭经》、，以及将识字书称为《三字经》，将法律书称为《法经》等等，都不符合传统经典教育与少儿读经对“经”字的理解，我们在这里必须加以厘正。我们在这里只是不得已随顺世俗如此称呼，这个“经”字仅仅指某一方面的重要书籍而已，不具备上述“经”的含义与功能，二者不可混淆。

《三字经》是古代识字课本。这类蒙学教材固然是按照儒家义理价值来编写的，也具有教育儿童的正面功能，但毕竟不是“圣贤经典”。在少儿读经时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恐怕会占用儿童的宝贵时间，所以不宜将蒙学直接选入少儿读经的基本教材,只能作为少儿读经的辅助教材。如果儿童在诵读《五经》《四书》等“圣贤经典”（基本教材）后仍有余力，当然可以选择诵读《三字经》等蒙学辅助教材。

《老子》不适于儿童教育，理由有二。首先，《老子》贬仁，只以旁观的阴冷之智看世界，退处无为，全身远害，不去积极实践善的价值，不能培养出儿童为善去恶的道德心；其次，《老子》尚权谋，重机心，凡事要观察到利害究极处与对方无能为力处方出手，不能培养出儿童的诚心与直道而行的品格。这是新儒家大儒马一浮先生的看法。所以，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不让自己的孩子在幼儿阶段背诵《老子》为好，等儿童长到１８岁有文化理解力与道德鉴别力后，则可以让孩子自主地去选择诵读《老子》。

《兵法》虽然可以学，但不是正道，不适于儿童学。古人言：“兵者，诡道也”，兵法崇尚权谋诈力，儿童需要培养的则是道德诚信，故不适于让儿童背《兵法》。凡是涉及到权谋诈术的书都不适于儿童读，儿童只能正面教育。

晶报：有些家长为了迎合应试教育的需要，把外国经典拿来让孩子背，美其名曰“中西文化经典诵读工程”。这种方法可取吗？

蒋庆：少儿读经活动的宗旨是背诵中国文化经典，在儿童心中进行中国正统文化的长期储蓄，以待将来取用。如果把西方经典也引入，哪里还谈得上传承中国文化？又哪里还能叫“为往圣继绝学”？这样发展下去，少儿读经活动会慢慢蜕变成纯粹训练记忆力与证明某种诵读法优越的活动，与中国文化不再有实质性的关联。因此，外文绝不能选入少儿读经教材。这并不是盲目排外，只是少儿宝贵的时间不能花在不该花的地方。少儿读经活动不能媚俗，不能迎合时尚，更不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变为传播西方文化的载体。

少儿读经是开文化储蓄所

晶报：你选编的经典诵本，把对象定为3至12岁的孩子，他们能理解其中的微言大义吗？

蒋庆：“读经”有两重含义：一是背诵经典，一是理解经典；背诵经典就是少儿读经，理解经典则是成人读经。

少儿读经，是指3岁至12岁处于幼儿园与小学阶段的儿童背诵熟记中国文化的经典。在此年龄段的儿童，处于语言摹仿期，有摹仿成人语言的本能倾向，背诵记忆不像成人是痛苦之事，完全符合儿童学习语言的天性。如果在记忆力强时不能记住经典，长大了哪能理解经典？

少儿读经对中国文化的复兴非常重要，牟宗三先生说“少儿读经是中国文化的储蓄银行。”中华文化最好的货币是经典，幼年时把最好的货币存在他们心中，他们长大后一定受益无穷。如果我们不能把中国文化之根潜移默化地注入到儿童心中，我们就培养不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所以说复兴中国文化也要从娃娃抓起。“从娃娃抓起”就是从“娃娃读经”抓起，娃娃长大了再抓经典教育就来不及了！

晶报：少儿读经需要强制吗？

蒋庆：儿童之所以是儿童，是因为儿童的理性尚未发展成熟，自主性甚差，自觉性不夠，不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性自觉地进行经典学习。对儿童来说，经典的学习必须进行某种强制，家长老师的严厉要求与督促就是强制。用中国的话来说，经典的学习不能让学生“放羊”。

晶报：强制教育会不会压抑孩子的本性？

蒋庆：少儿教育好比种果树，预定的目标是果子质量好、产量高，若对幼树不剪枝、不整形，果树长大后徒长枝乱生，必不能结果。少儿读经教育肯定有预定的目的，那就是在儿童心中储存经典蕴含的“常理”“常道”，希望儿童长大后做一个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有才干的君子。要实现这一预定的目的，教育者就必须对儿童进行某种读经上的强制，使儿童经过强制达到朱子说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至于强制的方式，当然不能过分，不能沿用古时所谓的“扑教”——打棍子体罚。强制必须是适当的、合情合理的、儿童能够接受的强制。没有这种强制，少儿读经根本不可能

在这里我们涉及到了对人性的理解，而人性是所有教育理论的基础。从儒家思想来看，人性有善之潜质而不一定成为善之实，犹如禾有米之质不即是米，也不一定成为米。要通过人为的教育教化，人性善之质才能成为善之实。而教育教化和栽培加工都具有某种强制性，否则，人性徒有善之质，就象禾不经过栽培加工永远不能成为米.

西方的自由主义教育理论天真地认为，不经过外力的强制约束人可以按照其本性自然向善，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这实际上就是取消教育，用一句中国俗语概括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就是“树大自然直”。既然“树大自然直”，还要教育干什么？还要园丁干什么？

晶报：你是从事高层次学术研究的人，现在抽出两年时间来为少儿选编读经诵本，可见你对中华文化的传承非常焦虑。那么，我们的文化现状究竟如何？

蒋庆：“礼崩乐坏”，“学绝道丧”是我对文化现状的基本看法，这怎么不令人焦虑。你说中国现在的文明是西方文明？不是。你说中国现在的文明是中国文明，又不像。陈寅恪先生说得极形象，说自己“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这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亨廷顿的问号”。

中国人得了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是百年来西方文化全方位挑战的结果。中国近现代史上，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有几次大的回应：晚清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企图守住中华文化之本位，学习西方技术。但体、用在儒家传统上是不可分的，张之洞的这一分，把中华文化的内在义理给解构了。后来戊戌变法时，康有为表面上打着“孔子改制”的旗号，其实改成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君主立宪制，不自觉地把西方的“体”偷换成中国的“体”。到了孙中山，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西方的了。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中，中国文化仅仅具有“工具”的意义，儒家文化从“体”沦落到“用”的地步。1949年以后的“新民主主义”和学习苏联计划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体”和“用”都是西方的了。可以说，百年来我们保住了种，保住了国，却没有保住“教”，中国文化式微衰亡到需要抢救的悲惨境地，中国成了一个世界上最独特的“无教”的国家！

“无教”就是无经典，无文化，无道德，无精神，无理想，无希望。所以，当代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亡文化”的问题，中国当代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腐 败丛生都是“亡文化”的直接结果。而“亡文化”最致命因素的就是“亡经典”，“亡经典”则一切文化均没有了根基，没有了源头，成了无根无源的文化。一个民族不能从文化上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就不会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

用中国文化启蒙中国人

晶报：看来，“亡经典”是中国文化遭到毁灭性破坏的直接原因。这与晚清废除科举制度有关系吗？

蒋庆：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奏请淸廷停止科举，自隋1300年来盛行中国的科举制度被废除，自此读书人不再读经，经学从此式微。但更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在1912年，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从此小学读经制度被废除，儿童不再读经，“经典教育”从此断绝。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经典被当作封建主义的罪魁祸首，打倒在地；文化大革命又破四旧、烧古书、批孔子，经典遭到了灭顶之灾！

晶报：掐指一算，当今90岁以下的人都没有受过经典教育，难怪你在高层次研究和基础教育“两个战场”上同时奔命。那你认为中华文化还存在吗？

蒋庆：还存在。残存在民间，残存在隐形的社会心理积淀层面。在这些层面，文化记忆还没有丢失。

晶报：所以你想通过积极的行动，通过推动少儿读经运动来唤醒人们的中国文化认同感，培养有文化教养的新型君子。你心中理想的中国人或者说新型君子究竟是怎样一种人？

蒋庆：我认为最根本意义上的中国人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而不是法律意义、人种意义、语言意义上的中国人。“内圣外王”就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所追求的人格目标。“内圣”是内心有很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要求，“外王”是能从事各种实际的事业。儒者加专家，“华魂”加“洋才”，就是理想的中国人。我的教育理想是培养“内圣外王”、“华魂洋才”的经世人才。

晶报：看来，你在参与和推动一场新的文化启蒙运动，让中国人知道何为中国人、中国文化。少儿读经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吗？

蒋庆：“五•四运动”进行了科学与民主的启蒙，但却把儒家经典给解构了，其结果是中国人现在只知道西方文化而不知道中国文化。“五•四运动”对中华文化而言，是有破没有立。现在我们要说，新的文化启蒙运动已开启。这次启蒙是用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进行启蒙，具体说就是用中国文化的经典启蒙和教育中国人，可以说是对“五•四”文化启蒙的再启蒙。如果这次启蒙成功，中国百年来“亡教”的历史就必须改写，中国会重新成为一个“有教养有文化”的国家，即重新寻回中国的文化自我，重新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要做到这些，就必须从儿童读经做起。

晶报：在当代“技能至上”、“财富为先”的社会大背景中去推动少儿读经，家长和老师会响应这种看来不能带来直接经济利益的活动吗？

蒋庆：少儿读经活动其实很有号召力，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自1993年牟宗三的学生王财贵先生在华人圈中发起“少儿读经运动”以来，10年来大约有400万儿童参加。这不是个小数字，更多的儿童在步入读经行列。家长们也会终究明白，将中国道德准则存乎一心的孩子们会更健康地成长，让大人少操很多心。

晶报：看来你对少儿读经和文化启蒙充满乐观，估计你一定有个梦在导引。这个梦是什么？

蒋庆：三十年代，日本学者本田成之写了一本《中国经学史》，在该书的结尾处，本田成之对中国经学的前景抒发了无限的感叹：“我至是有一遐想，埃及的学问在其本国已亡掉了，希腊的学问在其本国也已亡……像经学这一学科，将来或失于中国，而被存于日本，也未可知。我于此有无限的感慨了！” 今天我们读本田成之的这段话，也有无限的感慨。事过七十多年，中国文化正走出低谷，处于“一阳来复”的状态。我今天敢断言，本田成之的“遐想”不会实现，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广泛开展少儿读经活动，而少儿读经活动正是中国经典复兴的开始，也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开始。于是我也有一遐想：在未来的中国，经典将会全面复兴，中国文化将会全面兴盛，中华民族将重新成为一个有“教”的民族，重新成为一个有经典、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有希望的民族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晶报：从你的著作《政治儒学》中看，你的思想蓄含着保守主义力量，你也认为自己是老儒家。你如何看待？

蒋庆：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今的文化潮流中力量虽不够强大，但已形成了一种不可阻挡之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文化保守主义要保守人类社会千百年来共守的基本道德价值，要保守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共奉的文化经典，要保守源于人类心灵的“常道”“常理”，所以这种“保守”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相信，文化保守主义会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会引导中国人完成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作者：蒋庆 :华夏复兴网

少儿读经与文化传承

作者：郭齐家 文章来源：高等教育出版社

一、 什么是经典？


　　所谓“经典”，依《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所给的第一层意思是：“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所谓“文化经典”，则是对于某个文化传统而言的最具权威性的著作，这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就是指儒家的四书五经（或《十三经》），道家的《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墨家的《墨子》，兵家的《孙子》，法家的《韩非子》，医家的《黄帝内经》，佛家的《心经》、《金刚经》、《坛经》，史家的《史记》等等。

　　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当然各自有自家的经典，比如《荷马史诗》、荷西奥德的《神谱》、柏拉图的对话集、《新旧约全书》、《塔木德》、《莎士比亚戏剧集》、《独立宣言》、《人权宣言》、《吠陀》经、《薄伽梵歌》、《瑜珈经》、《阿含经》等等。它们在每个伟大文化的历史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与引导的作用，是灵感的来源，思想运动的来源，话语的来源，甚至是习俗民风的来源。文化经典在极深刻意义上参与塑成了民族的历史和生活世界。

　　文化经典的表达方式几乎都是民族语言，它们起作用的方式既有“讲道理”，也有“熏陶”，还有“建立某种意义上的规则”，以及“课本教材”等。文化经典如古典“百科全书”，包含着宗教学、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伦理学、文学、艺术学、音乐学、仪式学、医药学等内容，其中蕴含着宇宙哲理、人生理想、政治智慧、历史教训、审美情趣等，是人生教育学典籍，或者说是人生的课本、教材。中国文化经典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培养、教育、塑造学生的最权威的课本和教材，靠一代代人的传承、诵读、解释，并在传承解释中发展、创新。


二、回溯源头 传承命脉

　　1995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赵朴初、叶至善、冰心、曹禺、启功、张志公、夏衍、陈荒煤、吴冷西等九位德高望重的全国政协委员以016号正式提案的形式，发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紧急呼吁》以焦急迫切的文字，为我们敲响了传统文化正处于存亡续绝关键时刻的警钟。

　　《紧急呼吁》指出：“我们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的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几千年来维护我民族屡经重大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坚强的纽带；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任此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

　　1976年7月8日赵朴初老人又给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写信说：“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在此存亡续绝之际，我和其他八位老人发出了‘建立幼儿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这一呼吁得到铁映、岚清两位领导的高度重视，我深表感谢。两年前发出紧急呼吁时，夏衍老人还在世。如今夏老故去，冰心、曹禺身体都很衰弱。我们以风烛之年，未敢忘继承民族的文化，希望您们能让我们在有生之年重听弦歌，到古典学校中去走一走，看看后继之人。”

　　早在20世纪40年代，著名教育家、文学家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序文中指出：“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到了80年代，叶圣陶先生在重印《经典常谈》一书时，进而指出：“经典训练不限于学校教育的范围而推广到整个社会，是很有必要的。历史不能割断，文化遗产跟当今各条战线上的工作有直接或间接的牵连，所以谁都一样，能够跟经典有所接触总比完全不接触好。”

　　清代学者龚自珍说：“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古史钩沉论》）一个民族的历史和体现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优良传统道德至少应视为治国者的教材，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天下兴亡、民族存灭！著名爱国人士闻一多先生在抗战时期讲过的一段话至今令人深思：“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在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被征服与其他方面征服百千倍之。”

　　请看美国中央情报局机密手册中，对付中国之十条诫令——初撰于1951年，现已解密。

　　“尽量用物资来引诱败坏他们青年，鼓励他们渺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的刻苦耐劳的精神。”

　　“一定要尽一切可能作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核心是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美国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我们成功的一半。”

　　“一定要把他们（中国）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音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中国文化经典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根，民族之魂，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生存数字化、文化多元化浪潮汹涌发展的当今世界，如果我们不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不号召青少年儿童诵读我们传统的文化经典，那么我们就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有成为文化上的流浪民族的危险。

　　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把目光投向中国》说：“中华文明以其顽强的凝聚力和隽永的魅力，历经沧桑而完整地延续了下来，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源流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世代相传。所有这些，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

　　中华民族的祖先曾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急剧大变动的时代，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我呼吁，让我们共同以智慧和力量去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我们的成功将承继先贤、泽被后世。这样我们的子孙就能生活在一个更加和平、安定和繁荣的世界里。我坚信这样一个无限光明、无限美好的明天必将到来。”

　　今天为什么还要青少年儿童读中国文化经典？我想主要是温家宝总理讲的是为了“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的需要。如果你不想完全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那么诵读代表自己文化传统的典范性文本，是承继传统的一种必要的方式。其意义又不止于此。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983-1969）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认为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传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而且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

　　“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是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回顾源头，还原其最原始的形态，回复到事物最根本的精髓，然后再前进，“被它重新燃起火焰”。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源头古希腊，而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联合国教科文化组织在《学会生存》一书中指出：“人类要发展，一方面要面向未来，另一方面要回到人类的源头，向我们的先辈吸取智慧。”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正是对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的一次新的飞跃。据此我们也可以说，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的出现，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各民族、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会要求发展其自身的文化，因而经济全球化将有利于文化多元的发展。

　　中华文化应该成为多元文化中强劲的一元。所以说，在全球化语境中，我们的经典教育在民族文化自身建设、民族精神的培育、传统优秀思想与文化的弘扬等方面的价值不能低估。我们应当确立起强烈的民族精神自强意识、民族文化发展意识、优秀传统思想与文化的再生创新意识，把潜在的精神资源转化成现实的精神发展与建设的能源和动力。

　　我们应以一种包容博大的文化与思想胸襟放眼世界与未来，凭借从慎重检视和细致考辨过的文化经典作品中汲取来的强大的精神原动力和民族自信心，来参与这场全球性的文化与思想的现代较量和交融。我们不是全球化的旁观者，更不甘心成为全球化的被动接受者，而应当凭借五千年灿烂文明所凝结的历史智慧和民族精神以文化挑战者和应战者的双重身份出场。

　　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盲目热情，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良知与民族精神理所当然地应承担和接受的文化使命，因此全民读经，尤其是青少儿读经，这种经典教育和经典训练是主体文化精神从自在走向自觉、从潜在走向现实，从感悟转化为创造的过程，是培育、生成、壮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中国民族精神的过程。我们应以此姿态迎接人类文化新的“轴心时代”的到来。（参阅潘庆玉《全球化语境中的经典教育》，《当代教育科学》2003年第12期）


三、蒙以养正圣功也

　　从中国教育历史发展上看，大约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一是自传统三皇五帝的时代至清朝末年，为“人文”阶段。公元前二十六世纪的黄帝是中国“人文之祖”。黄帝以前中国已有文化尚无文明，黄帝开始，中国既有文化更有文明。文化与天然相对，文明与野蛮相对。黄帝以来中国文化也是中国文明，中国文明也是中国文化。据董仲舒说，五帝时学校曰“成均”，这是中国最早的教育机构的名称。据《周礼－春官下》“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玄注引“郑司农（郑众）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大司乐主受此成事已调之乐”。照此解释，则“成事已调之乐”曰“成均”，则“成均”的教育内容始于乐。

　　据《庄子·在宥》：“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庄子·马蹄》：“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这就是说，中国教育始于黄帝时代，以仁义礼乐作为教育内容。黄帝时代之前，人与禽兽分不开；从黄帝时代开始，通过教育，人才与禽兽分开，人才脱禽兽状态。照此说来，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区别人与禽兽，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使人不是禽兽，这是对中国教育的启示，这点启示有如明日当空，照亮了中国教育的道路。所以《孟子·滕文公上》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

　　这一历史阶段的特点是道体艺用，重道轻艺。重道是对的，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但这一阶段的后期重道轻艺，又给我们留下了遗憾。

　　二是近百年来为“科学”阶段，这一阶段引进西方科学教育，取得了重大成果，但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其特点是重艺轻道、学艺忘道。

　　三是目前正在探索并发展为“人文与科学”阶段，是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协调发展的阶段，是使道艺统一的阶段。科学教育是以实际科技知识的掌握、各种技能的训练为根本，人文教育则是着眼于人格的养成，道德品质的提升。科学教育更多地关注现实世界的科技知识与能力，而人文教育则更多地关注精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建设问题。正在发展的阶段，是前两阶段的修正、整合而逐步探索形成的理想的教育阶段。在“人文与科学”阶段，并不只是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并重，并不只是学人文者兼学科学、学科学者兼学人文，而是人文为科学启示方向，而是学校师生体现人文精神。

　　蔡元培先生1921年应邀去美国访问，他在美国着重介绍了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尤其介绍了孔子、墨子的教育思想，在考察欧美教育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理想的教育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孔墨的精神，二是英国的人格教育（绅士教育）的精神，三是德国、法国的专深研究，四是美国之服务社会之教育等。他说：“教育应采欧美之长，孔墨教授之精神”，“照以上所述之欧美教育新法与中国古代教授法，应参酌兼采。”（《在柏克来中国学生会演说词》）。

　　但我们一直没有认真研究蔡元培先生的这些思想，近百年来我们移植了西方的教育，却抛弃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忽视了学习西方与自己优良传统的结合。从西方引进的教育，背后的基本理念是“实证主义”、“工具理性”，落实在教育实践中，很容易将教育活动片面发展为“技术性”问题，只讲求实用，强调效率，只关心达成目的的手段，而对目的视为理所当然，不再加以思考批判。

　　人的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严重失衡，人的工具理性的追求与价值理性的追求严重失衡，在人的物欲动机的驱使下，已到了赤裸裸而无以复加的地步。问题就出在教育，表面上看，所有的发达国家都重视教育，但忽视了教育之本，使现代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成了一架架物欲主义的机器，所有智力、知识、技能并不代表人的本质力量，只是标志着获取物质财富的水平差异。

　　现代化建设，教育为本，这已是共识，可是本中之本又是什么呢？教育归根究底是一个“人的品质”的问题，而人的品质主要决定于“教育的品质”。由于教育本末倒置，忽略了人文教育，忽略了教育过程中价值和意义的创造，片面把教育当成经济发展的工具，终于会使整个社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杨叔子院士发表了一篇文章《高等教育的五重五轻》（《中华读书报》2002年10月9日）他说：第一重理工轻人文，重理工对、轻人文错；第二重专业轻基础，重专业对，轻基础错；第三重书本轻实践，重书本对，轻实践错；第四重共性轻个性，重共性对，轻个性错；第五重功利轻素质，重功利对，轻素质错。

　　他说80年代曾去美国的一个大学访问，有几位华人教授讲，内地教育有个缺陷，什么缺陷呢？内地来的留学生ABC很好，XYZ也很好，也懂得美元、英镑，就是不太了解长城、黄河，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一点也不知道《史记》、《四书》、《资治通鉴》，请问这种学生毕业出去以后能不能为中华民族服务？

　　“我认为他们提得非常好，非常深刻，也非常生动，ABC很好——外语很好；XYZ很好——数学很好，业务很好；懂得美元、英镑——会打经济算盘；不太了解长城、黄河——不太了解祖国地理，对祖国的地理知之甚少；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不太了解民族的历史，对民族的历史知之甚少；一点也不知道《史记》、《四书》、《资治通鉴》——对祖国与民族的悠久文化传统一无所知，这种高层人才对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地理、历史知之甚少，对悠久文化传统一无所知，可不可能对自己的国家与民族有感情？会不会为这个国家与民族很好去服务？现实的很多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个批评是对的。”

　　南怀瑾先生也说过：“从儿童时期诵读历史经典名著，是我们一贯的基本教育方法，例如大家所熟悉的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诸位先生，又如吴大猷、苏步青等诸位先生，都是在幼年时期受过这种启蒙教育，有了中国文化的底了，然后又接受新时代的科学思潮，才影响了这段历史。可是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 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我们逐渐忘失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文化教育精神。其实，据我所知的欧美国家也开始反思现代教育中的流弊而逐渐恢复传统的诵读法了。因此我们有责任对未来的一代，担负起这项文化断层重整的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非只偏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而提倡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算术并进的教育方法。还需要注意的是，儿童读经典不是注入式的刻板教育，而是启发式的活泼愉快的学习，是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有益于儿童智慧开发的一种教育方式。也有人怀疑，背诵之后会不会忘记呢？我的答复是，会忘记的，可是在心灵纯净的童年时期记诵下来的东西，如同每天的饮食，会变成营养，成为生命的一部分。长大之后学习、工作、待人接物中自然运用出来。”

　　近代的“五四”运动对国人进行了民主与科学的启蒙，那次启蒙运动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但是，“五四”运动把中华文化经典完全解构了，其结果是中华文化经典在教育和日常生活中消亡了，我们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大多知道西方文化而不知道中国文化了。“五四”运动对中华文化而言，有破而无立，现在我们主张全民读经，尤其是青少年儿童读经，就是又一种启蒙运动开始了。这一启蒙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对中国人进行启蒙，这是对“五四”运动的超越和拨正，是对“五四”文化启蒙的再启蒙。重新寻回中国的文化自我，重新确立中国的文化认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从少儿读经做起。

　　《易经》说：“蒙以养正圣功也”。蒙童时代应培养纯正无邪的品质，这是造就圣人的成功之路。圣贤君子，堪称人格典范，达到了相当高的道德水准，让少年儿童诵读中华文化经典，即提供他们做人的思想和行为指导。如“天下为公”的理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志；“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雅量；“高山流水”般的友谊；“见贤思齐”、“无欲则刚”的人生哲理等。

　　正是这些为人之道，在中华文明史上曾哺育了无数民族英雄和仁人志士，使他们为民族进步和国家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让我们的少年儿童诵读中华经典，就是让他们从中汲取营养，从小学会做人，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和民族精神，抵制形形色色的精神污染。

　　中华文化经典对爱国情感的培育、人格的熏陶、习惯的养成、环境的造就、传统的形成太重要了。何况对于开拓思维、培养灵感、孕育创新的能力，人文文化经典有着巨大的作用。我国著名学者、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吴宓先生曾提出文学（文化）经典教育的作用是“涵养心性，培植道德，通晓人性，谙悉世事，表现国民性，增长爱国心，确定政策，转移风俗，造成大同世界，促进真正文明”。

　　刘梦溪先生说：“就个人的修养而言，阅读经典文本，是使阅读者经历一种文化濡化的过程，它可以改变人的气质。受传统文化资源熏陶得比较多的人和受熏陶比较少的人，其气质风度是截然不同的。朱熹就说过，读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人变化气质。读古人书，与古贤为伍，是一个人精神境界高尚的表现，可以提示人们不要堕入俗流。有时我们称赞一个人的文章写得好，会惊叹地说是古人的文章，这是极高的奖赏。古人、古贤、古书都是传统文化积淀的代称，接触多了，势必使一个人的气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很多人都发生气质的变化，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就会随之发生变化。所以阅读本民族的文化经典，在个人，可以变化气质，对社会而言，可以转移风气”。（《中华读书报》2003年11月26日）

　　母语，对于一个少年儿童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诵读中华文化经典，引导他们感悟母语之美，感受正确的而自如地运用母语表达自己的快乐，建立与母语的血肉联系，将母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扎根在心灵深处，并在此基础上构造自己的精神家园。

　　爱因斯坦说过，对世界名著、文学名著没阅读、不欣赏的人，等于高度近视的人不戴眼镜。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族群，有了伟大人物不知道拥护、爱戴和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既然西方人从小诵念《圣经》，伊期兰人从小诵念《古兰经》，我们中华民族有那么多的文化经典，为什么不培养少儿诵读呢？既然西方的教育理念之一是“与柏拉图同在，与亚里斯多德同在，与真理同在”，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建立类似的教育理念：“与孔子同在，与老子同在，与真理同在”呢？


四、儿童个体智力发展史是人类种系智力发展史的缩影

　　儿童心理学家朱智贤先生曾说过“儿童个体智力发展史是人类种系智力发展史的缩影。”在几十万年人类种系智力发展史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靠口耳相传，背诵民族歌谣、背诵民族史诗、背诵自然和社会常识、道德格言等，这种诵读活动既保存了人类的文化，又发展了人类的智慧。人类的童年时期就是这样度过的，它必然也反映在儿童个体智力发展史中。13岁之前是人记忆力的高峰，在这个时期多背诵人类历史文化名著，就可以激活儿童的脑力，训练记忆力，发展其智力，开发其智慧。

　　若从幼儿大脑的成长生理角度看，诵读文化经典可大大促进大脑的发育。初生的婴儿头脑里约有140亿个细胞，和成人的脑细胞数量一样，但脑重量却不一样，初生婴儿是0.6公斤，成人却是1.5公斤。 这些增加的重量就在于细胞和细胞间网络的连结。3岁时网络连接大约完成50%—60%，6岁时大约完成60%—70%，所以在6岁前，甚至3岁前，要给孩子许多文化刺激，包括听最好听的音乐，看最好看的画，读最好的古代诗文等，因为每一次的刺激，都会使脑细胞多一些连结。刺激越多，连结越多，网络越完善，智力发展越快。

　　人类终其一生，脑神经元细胞数目不变，神经突触数目决定智能高低，多刺激多使用头脑，可增加突触数目，而此作用必须在3岁前才有效。若3岁前脑神经元没受到足够的刺激，不仅不增加，连原有的脑功能都会退化。这里所说的文化刺激，其实就是早期教育，譬如两个月大的婴儿，随时让他聆听古典音乐，视线所及处挂上多彩的图片，4个月大的婴儿常让他捏玩物品，常和婴儿说话，甚至6个月开始，在小床上悬挂字词，教他看字，并且多讲故事给他听，引导他认识周围的事物、花草、桌椅、灯等等，再大一点可带他去博物馆、美术馆、植物园、科学馆等等。当然给他听文化经典诗文，教他念唱，这就是最佳的文化刺激。经典诗文在文字上运用非常精练，而且是各门学科的高度浓缩，举凡天文，地理、物理、数学、人伦、道德、历史……包罗万象，可谓对人生、世界，甚至神秘宇宙的智慧的结晶，让儿童诵读经典将受用一生。

　　再从左右脑的发展来看儿童读经典，3岁以前是右脑能力最强的时期，3～6岁，其机能渐转入左脑，到了6岁则以左脑活动为主。左脑是理性的脑，右脑是感性的脑，左脑用语言，右脑用想象力来思考、记忆、传递情报及学习。右脑记忆情报十分快速，它能将看、听、想的事物，全部图形化思考并记忆，而且不会忘记，有自动处理功能，学习容量无限。

　　6岁以前幼儿的认知模式是直接认知外界的刺激，即“直接记忆的模式学习”。幼儿将文化经典智慧烙印在脑细胞的无意识层，以后进入思考发育期，就以才能，性格表现出来。儿童诵读经典将古圣先贤的智慧结晶存入脑中，不但可以美化身心，而且可以改变气质，净化灵魂，优化品格，儿童诵读经典不强求他理解，只要他当儿歌或广告词来念，自由自在、愉快自然地多读几遍，如此在身心放松的情况下，脑内充满知识，心情平静，心中充满爱与温柔，右脑充分开启，情绪智商全面提升。诵读文化经典时，文字形象经由视觉刺激右脑，念唱的音韵启动右脑，加上读字认字刺激左脑，所以是全脑的运动。经典教育非常适合幼年，而且是越早开始越能发挥启迪智慧、教化人格的功效。

　　脑力即国力，中华文化经典训练了中华儿女可以大大增强中华民族内在的凝聚力，增强我国的国力。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从读经开始，造成全民族的阅读风气，首先是造成阅读经久不衰的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风气，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可以实现！

少儿读经与文化传承（二）

　　观众：好了，谢谢主持人，谢谢教授。我是国际传播学院的学生，（然后）我听到老师的讲座以后就觉得读经真的很重要，然后我们国际传播学院的前身就是中文系，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接触这个“经典”还是非常有限，我是很想读，但是面对我们这个社会在转型，还有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呢，我就想请问教授您，我们这一代应该怎样去读经，然后又选择哪些“经典”来作为我们阅读的这些书目，谢谢！

  　郭齐家：刚才我讲的是少儿读经，十三岁以下，（或）十五岁以下，就以背诵为主，背诵越多越好。中国人的“经典”甚至于外国人的“经典”你也可以读，但是以母语为主，这是我讲的一个观点。至于年岁大的，你比如说现在已经上大学的了怎么办呢？我觉得也很重要，也不要把自己荒废了，虽然我记忆力不是高峰了，但是理解力还是很强的，十五岁以后理解力越来越强，所以你就选择一本、两本“经典”，不要选择那么多，比如说《论语》，我觉得非常重要。《论语》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大学》是一千八百个字，《中庸》是两千四百个字，这几本书字数不多，但是你读一下，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慢慢读，你会改变你的人生态度。现在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有一个学生，他是听了我讲孔子的教育思想，他就买了一本《论语》，他一口气读了三遍。他整个世界观、人生观都改变了，做人的态度，处世的态度，以及对各种问题的态度都变了。儒家也说一经通，百经通。你通一经，其它的你也会理解了，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大学生时间很紧，你就挑一本经读，我看这是对大家非常有好处的。谢谢！

  　同学：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刚才听您的演讲之后，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伟大的古人，钟子期与伯牙在演绎《高山流水》这个经典的时候，在演绎这个经典之前，是什么样的经典去影响他们，然后他们演绎了这个经典。我的想法就是，“经典”，它并不是从生来就有，假如说我们今天没有了这个“经典”。我们能不能，我们怎么样才能像我们伟大的古人一样，演绎我们同样的中华民族的经典呢？谢谢？

  　郭齐家：我们中华的文明，我们现在说至少有五千年，但其实按现在考古来看呢，可能他们说还不止五千年，不止五千年。从地下挖掘的这些地方来看的话，可能比五千年还要早。就是很漫长的时间孕育出来的中华文化，开始就是口耳相传，所以说他不一定那时候，你刚才讲的钟子期他们不一定当时没有“经典”，他们就是口头文学，口头的流传的这些东西非常多，也影响了他。你比如说《易经》，《易经》从伏羲画八卦，到周文王，到孔子，你说多少年了，多少年他就慢慢地传播，慢慢地传播。譬如说老子《道德经》也是传播了好多年，甚至于几十年或者几百年，慢慢最后才定形的。所以它一定是在民间有一个广泛的传播，它可能是一个片段或者不是整篇的，可能是一部分，这也是经典。所谓民族的这些史诗，民族的歌谣，民族的这些格言都是无形中慢慢产生的，产生以后它就对孩子有一个影响。所以我想这个非常珍贵。我们现在有了这个东西，这是宝，不要把它丢掉。至于你没有，没有我们也可以向别人学习。费孝通先生讲过十六个字，讲得非常好，他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美其美”，就是各个民族自己，弘扬自己优美的文化传统。第二句话就是“美人之美”，假如说你没有，我学习别人的，或者你即使有了，我也要学习别人。我们中国文化很高、很深，但是西方文化也很好，我们也向西方学习。“美人之美”，把别人的优秀文化我们也拿来，也要学习。“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样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优秀文化互相包容、互相学习，那么它就可以展现一个多彩的世界，多元的文化。这样的话，培养我们一代一代的人，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大同的社会，“天下大同”。这是我们儒家的理想，“天下大同”。“天下大同”是各个民族互相融合的，各个文化融合的这样一个时代，我想这个文化会来到的。

　　德国有个思想家叫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983--1969）他就讲了，他说古代有一个轴心时代，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出现孔子、老子，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古代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古以色列出现了犹太教的先知，他们各自创造了文明，这个文明影响了现在两、三千年。他说以后的每一次文化的复兴有一个规律，都必须回到源头上，来吸取资料、吸取营养、吸取知识，然后再前进，然后才能创造出灿烂的光辉。

  同学：我想请问您，就是在咱们国家漫长的经典流传过程中，必然由于历史的一些原因会出现理解的偏差或者一些刻意的歪曲，然后就会相继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或者一些不同的声音，那么您觉得现代人读经，怎样面对现代人的阐释，还有经典原意的问题？

  郭齐家：“经典”，我们尽量地体会“经典”的原汁原味、原意。但是即使“经典”这样，可能也还有一些不符合我们现代时代要求的东西，也有，有些过时的东西也有。所以我们必须用现代人来筛选，来理解。有些是常理常道，符合不同时代的、不同地区的、不同国界的都是“经典”，这些原理我们要继承。至于有一些譬如说，他只适合它那个时代，不太适合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就要分析批判，来吸收它，不要一股脑儿地吸收它。这个我们用历史的观点，特别是我们现代，现代我们有一个好条件，西方文明进来了，我们还要有这样的胸怀，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和其它优秀文化的，其它的民族的文明都把它结合起来，来不断地审查我们过去的“经典”。创造我们新的文明，新的文明的条件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或其它优秀文化相结合，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相结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结合，这样我们才不断地创新。

　　我们过去中华文明曾经吸取了佛教的文明，我们通过八百年，大家知道八百年的时间，我们慢慢地把它吸收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我想，我们再用八百年甚至于再用一千年，我们完全可以把西方文化或者其它民族好的文化，完全把它吸收过来，消化过来，变为我们自己的文明。但是前提一个条件是必须固守自己优秀的东西，我们才能把人家吸收过来。假如你自己没有固守，自己没有吸收好自己的文化，那么你把别人的搬来了，那你就不可能做到结合了。所以我们道路还是非常遥远的，我们希望我们一代一代的青少年读经，我们过去一百年抛弃了自己的文明是一个错误，我们再用一百年把自己的文明找回来，我想这个更应该是重要的，我就讲这么多。

  王鲁湘：现在我想请郭教授用一句话，简要地总结一下您今天讲演的主旨。

  郭齐家：我想讲这么一句话，“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从读经开始，希望从少儿读经，然后影响全国读经，形成一个风气，那么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实现。


王鲁湘：非常感谢郭教授今天精彩的演讲，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同学们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下周同一时间，欢迎收看《大红鹰世纪大讲堂》，

　　再见。

　　谢谢郭教授，谢谢大家。（完）


（第二段）

　　第三个理由，儿童个体智力发展史是人类种系智力发展史的缩影，这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观念。我的老师、儿童心理学家朱智贤先生，他几十年前就讲过这个问题，他说“儿童个体智力发展史是人类种系智力发展史的缩影。”大家知道我们人类种系发展史有几十万年，但是有文字记载的才有几千年，我们中国甲骨文到现在才三千六百年，如果再往前推一千年，我们中国的文字大概也就四千到五千年。但是人类，中国的历史是一百七十万年。那么这样长时期，人类怎么过的呢，他就是靠口耳相传，就是靠不断地背诵民族的史诗、民族的经典、民族的格言、民族的自然的常识和社会的常识。人类就是靠不断地背诵，人类的童年就是这么过来的。靠不断地背诵发展他的记忆力来促进他的智慧，促进他的脑结构的发展。所以靠背诵，人类传承了我们的文明。靠背诵，人类发展了自己的脑神经脑，发展了我们人类的智慧，所以背诵是非常重要的。

　　朱自清先生讲经典的训练也主要是讲的训练是背诵。背诵是一个很重要的功夫，也是开发我们大脑一个很好的功夫。为什么在少儿时期非常重要呢？大家知道，十三岁以前是人类记忆力的高峰，十五岁以后人的理解力慢慢上升，记忆力慢慢下退。这是生理、心理学家们讲的，十三岁是一个高峰，十五岁以后记忆力慢慢往下走，但是理解力慢慢增加。所以我们就利用十三岁以前，他记忆最好的时候，你就把人类文化的精华让他背诵，这个时候他的背诵的能力非常强，非常强。背诵也要靠训练，你要不训练他，他始终不行的。为什么这样的？大家知道，从人的大脑结构来看，小孩的大脑和我们大人的大脑都是140亿脑细胞，细胞数是一样的，但是重量不同。小孩的脑细胞，大脑的重量是0.6公斤，我们成人大脑是1.5公斤。那么为什么大人的大脑这么重呢，小孩的大脑这么轻呢？就是脑细胞和脑细胞之间的联络、网络，心理学叫突触，突就是突然的突，触，触摸的触，他的突触就慢慢发达，所以人脑细胞都是140个亿，数目不变，但是突触，它的联络、它的联络的网络越深厚、越细致，那么他的智慧就越发展。那么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三岁，他说三岁的孩子大脑的联络就要完成50％到60％，六岁就要完成60％到70％，所以三岁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三岁之前你就要注意，甚至于几个月你就要注意训练他。譬如说让他听最好的音乐，世界名曲。让他看最好的画，世界名画。让他听圣贤的教导。你比如说让他听《唐诗宋词》，给他朗诵《论语》都可以。让他慢慢听，两、三个月的时候你就开始慢慢训练他，首先是三岁以前发展右脑，三岁以后它就慢慢发展左脑，右脑是靠形象思维，左脑是靠逻辑思维。所以右脑和左脑是有这个次序，先是右脑后是左脑。然后六岁以后，左脑和右脑一起发展，全脑一起发展。

西方现在有一个零岁方案，就是零岁的时候就开始教。中国过去有过胎教，胎教过去认为是迷信的，现在好多人实验还是有道理的，但是我　　们姑且现在还不说它，至少我们出生以后，零岁以后，两、三个月以后，你开始给他教育这是应该的。让他看，让他听，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时期，我们过去往往把这个错过了。

　　大家知道脑力及国力，孩子脑子的发展就是将来国家的发展，这个非常重要。而且尤其是用经典，用人类的精华，用人类积淀下来的智慧来培养他，这是高营养、高智慧的东西，营养他，那是非常好的。经典之所以重要，就是它原汁原味，有原创性。它是含有人类多少代的经验的结晶，很多经典是人性的流露，是直指人性。特别我们中国的经典，它既有宇宙深层的道理，又有人生的理想，又有政治的智慧，又有历史的教训，还有审美的情趣。

　　我们的经典教你做人，它提出了做人的道理，提出了做人的要求，提出了做人的方法，让人从中得到做人的乐趣，让你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好质量、好教材。如果我们把它舍弃掉，那不是可惜了吗？所以我想，少儿读经的重要性就在这儿。我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王鲁湘：非常感谢郭教授精彩的演讲，我一边听，我也听得入迷了，比如说像刚才您说的，三岁、六岁、十三岁，这个三个关键的阶段，我们很多的家长，中国的家长也都知道，你要知道我们中国的家长别的知识不多，关于怎么教育孩子的知识他全有。可是他想，三岁的时候你让他读《论语》，我还不如让他读ABC。六岁的时候你让他读《老子》，我想还不如让他进行一点学前教育，赶紧考一个重点小学。到了十三岁的时候，你让他读一点像《孙子兵法》，甚至有些还读《红楼梦》是不是，那个时候他想的是十三岁很重要，这个时候考中学，重点中学非常关键，这个时候数、理、化的东西，什么东西，那个时间很紧要，所以可能是处于这样不同的价值判断，结果就把孩子读经的时间给耽误了，那么您觉得家长们这种选择他有错误吗？

郭齐家：他是这样，教育也是个经济学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用最少的成本得到最大的效率。所以你得算一下账，当然你现在教你孩子学钢琴，学些儿童的一些东西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把经典从小让他读了，甚至于背了，他能背得很多经典以后，他将来原创性的东西他就很多。我们很多科学家，老一辈的学者，他都是从小读这些。杨振宁，大家都知道杨振宁，杨振宁先生现在在清华，他现在已经给清华上课了，82岁了，他小时候就读很多《唐诗宋词》，他妈妈当时要求他一天背一首，后来大一点就叫他背《孟子》，他父亲叫他背《孟子》，每天用一个小时来教他《孟子》，教了一个半暑假，他把《孟子》背得了，《孟子》多少字？三万七千几百字，将近三万八千字，他都背，从头到尾都背了，后来他说，我读了《孟子》，我就知道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知道这个中国人的哲学，中国的哲学。他说这对我这一生的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远比那时候我的父亲教我微积分，找一个家庭教师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这是杨振宁先生的原话。

　　李政道也是这样，李政道他从小就读这些《老子》、《庄子》、《论语》、《孟子》。结果他到美国去上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的时候，他没有文凭，大家知道李政道没有中学文凭也没有大学文凭，为什么？他没有上完中学就上大学，大学他上两个，一个西南联大，一个浙江大学。浙江大学搬了五次，都在抗日战争烽火之中。他自己回忆，他说我是在破庙里做物理实验，我在茶馆里泡杯茶读书，这么过来的。后来老师们推荐他到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说不行，你没有本科文凭不行，但是芝加哥大学有一个特殊的一点就是，他说你必须读（哈格金）校长指定的西方古今名著，经过考核你才可以，没有本科文凭可以考研究生。后来李政道想什么办法？他说我也没读过西方那些古今名著，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读过孔、孟、老、庄，孔、孟、老、庄他们的作品和西方的经典是一样的水平，他用这个道理说服了芝加哥大学的招生办公室，别人说好，好，行了，行了，他就这样上了芝加哥大学研究生。

　　从这两个科学家来看他们文化功底，中国文化功底都很深。所以大家要算一个账，算一个账，教育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我们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最高的效果、效率。我觉得从小读经不费事，孩子你别看他小，我现在看到六岁的孩子背老子的《道德经》已经背得呱呱的。我们看到很多孩子，他的智力得到开发，他记忆力非常好。第一部经典非常重要，第一部经典你要训练他读三百遍，四百遍，五百遍，读得滚瓜烂熟。第二遍就要不了这么费劲了，第三部、第四部经典他读几遍就会了。他把记忆力开发出来了，所以读几遍就可以。他的记忆力比我们成人要高多少倍，特别是十三岁以前，你把他训练起来，不得了。我们千万不要用大人的观点来看，我都记不住，你记不住他记得住。

　　你看只要广告什么一流行，他马上就会，孩子不用学都会。如果我们稍微加以训练他就会。北大有一个怪才叫辜鸿铭，辜鸿铭他就是读经典，他读英语是读《莎士比亚》，读德语是读《浮士德》，就是读经典，读了经典他把语言也学会了。开始他也是不想读，后来他的教父说，你必须读必须背，所以他下了苦工以后，他九门外语都是靠背诵经典得来的。

少儿读经与文化传承（三）


　　王鲁湘：因为我们知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些，包括老子《道德经》都没有多少字的，如果说我们那个时候是处在一个没有**“孔家店”，没有“文化大革命”，不是这么一个时期，而是一个正常的文化传承时期，我想我现在一定是满腹诗书。所以说到这一点的话，的的确确是感到很遗憾，因为经常我们现在，特别搞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的人，读过去老先生的著作和老先生一块儿交谈的时候，特别像我过去八十年代在北大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很多老先生都还在，那关于经典的东西都是信手拈来、出口成章。

　　我记得有一次，到冯友兰先生家里头去，在三同堂，就是北大的燕南园。当时候冯先生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但是他正在修改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那么他的助手涂又光先生就给他读，他眼睛已经不能看书了，因此他所有的书都是听，以耳代目。什么地方读错了一个字，他马上说这个不是这么读的，或者说哪个地方怎么怎么样，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他已经装在他的脑子里头了，他这个时候只要自己闭着眼睛思考就可以了。那我们就不行，我们比如要写一个什么东西的话，我们把所有的书都搬过来，翻开、翻开，插好纸条、插好纸条，看的时候，哎，那个地方没想起来，又去翻翻翻翻翻，这个时候你的思维是混乱的，你不能静静地在那个地方，像咀嚼一个橄榄一样，去把这样一种经典的东西，那种韵味的东西，把的咀嚼出来，所以这样我们做出来的学问和老先生相比显得粗糙，显得急功近利，大概和从小没有熟读经典有关系。

   郭齐家：我记得有一位领导人讲过，他就说最近我们出现大师级的人物很少，可能跟我们这几代人，比如说四、五十年代，五十年代以后的大学生，大概缺乏经典教育，缺乏经典文化的功底有关系。老一辈的院士，比如说科技大学的肖纪美院士八十多岁了，他在科技大学一讲话，一讲就是出口成章，他们都很惊讶，他研究材料力学，结果“四书五经”都会。中国人的聪明就是从这儿开始的，用经典来开发他的大脑，就把他的智慧打开。所以说脑力即国力，我们一代一代的把经典灌输给孩子，让他训练出来，这是朱自清讲的“经典训练不可丢”，我们把这个丢了就是很大的失策。

  　王鲁湘：关于这个经典教育，我们过去经常给我们灌输的一个观点就是经典没有用，它都是那些老夫子讲的一些人生的大道理，“大而无当”。我们现在的孩子在这样激烈的竞争社会中间，必须学一些非常有用的东西，不能把时间拿来去陪这些老夫子，念这些东西。但事实上呢，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无为而无不为”，讲到这个“无用之大用。”实际上经典的这些东西，有时候就是和你具体的功力性、目的性的东西相比，它恰恰就是“无用之大用”，包括在开发智力上头，我估计圣人之言，比一个简单的ABC，或者是一个简单的所谓学前教育的什么，那个简单的一加二等于三的这种东西，对开发你的智力要有用得多。

　　观众：好了，谢谢主持人，谢谢教授。我是国际传播学院的学生，（然后）我听到老师的讲座以后就觉得读经真的很重要，然后我们国际传播学院的前身就是中文系，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接触这个“经典”还是非常有限，我是很想读，但是面对我们这个社会在转型，还有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呢，我就想请问教授您，我们这一代应该怎样去读经，然后又选择哪些“经典”来作为我们阅读的这些书目，谢谢！

  　郭齐家：刚才我讲的是少儿读经，十三岁以下，（或）十五岁以下，就以背诵为主，背诵越多越好。中国人的“经典”甚至于外国人的“经典”你也可以读，但是以母语为主，这是我讲的一个观点。至于年岁大的，你比如说现在已经上大学的了怎么办呢？我觉得也很重要，也不要把自己荒废了，虽然我记忆力不是高峰了，但是理解力还是很强的，十五岁以后理解力越来越强，所以你就选择一本、两本“经典”，不要选择那么多，比如说《论语》，我觉得非常重要。《论语》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大学》是一千八百个字，《中庸》是两千四百个字，这几本书字数不多，但是你读一下，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慢慢读，你会改变你的人生态度。现在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有一个学生，他是听了我讲孔子的教育思想，他就买了一本《论语》，他一口气读了三遍。他整个世界观、人生观都改变了，做人的态度，处世的态度，以及对各种问题的态度都变了。儒家也说一经通，百经通。你通一经，其它的你也会理解了，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大学生时间很紧，你就挑一本经读，我看这是对大家非常有好处的。谢谢！

  同学：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刚才听您的演讲之后，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伟大的古人，钟子期与伯牙在演绎《高山流水》这个经典的时候，在演绎这个经典之前，是什么样的经典去影响他们，然后他们演绎了这个经典。我的想法就是，“经典”，它并不是从生来就有，假如说我们今天没有了这个“经典”。我们能不能，我们怎么样才能像我们伟大的古人一样，演绎我们同样的中华民族的经典呢？谢谢？

  郭齐家：我们中华的文明，我们现在说至少有五千年，但其实按现在考古来看呢，可能他们说还不止五千年，不止五千年。从地下挖掘的这些地方来看的话，可能比五千年还要早。就是很漫长的时间孕育出来的中华文化，开始就是口耳相传，所以说他不一定那时候，你刚才讲的钟子期他们不一定当时没有“经典”，他们就是口头文学，口头的流传的这些东西非常多，也影响了他。你比如说《易经》，《易经》从伏羲画八卦，到周文王，到孔子，你说多少年了，多少年他就慢慢地传播，慢慢地传播。譬如说老子《道德经》也是传播了好多年，甚至于几十年或者几百年，慢慢最后才定形的。所以它一定是在民间有一个广泛的传播，它可能是一个片段或者不是整篇的，可能是一部分，这也是经典。所谓民族的这些史诗，民族的歌谣，民族的这些格言都是无形中慢慢产生的，产生以后它就对孩子有一个影响。所以我想这个非常珍贵。我们现在有了这个东西，这是宝，不要把它丢掉。至于你没有，没有我们也可以向别人学习。费孝通先生讲过十六个字，讲得非常好，他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美其美”，就是各个民族自己，弘扬自己优美的文化传统。第二句话就是“美人之美”，假如说你没有，我学习别人的，或者你即使有了，我也要学习别人。我们中国文化很高、很深，但是西方文化也很好，我们也向西方学习。“美人之美”，把别人的优秀文化我们也拿来，也要学习。“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样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优秀文化互相包容、互相学习，那么它就可以展现一个多彩的世界，多元的文化。这样的话，培养我们一代一代的人，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大同的社会，“天下大同”。这是我们儒家的理想，“天下大同”。“天下大同”是各个民族互相融合的，各个文化融合的这样一个时代，我想这个文化会来到的。

　　德国有个思想家叫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983--1969）他就讲了，他说古代有一个轴心时代，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出现孔子、老子，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古代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古以色列出现了犹太教的先知，他们各自创造了文明，这个文明影响了现在两、三千年。他说以后的每一次文化的复兴有一个规律，都必须回到源头上，来吸取资料、吸取营养、吸取知识，然后再前进，然后才能创造出灿烂的光辉。

  同学：我想请问您，就是在咱们国家漫长的经典流传过程中，必然由于历史的一些原因会出现理解的偏差或者一些刻意的歪曲，然后就会相继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或者一些不同的声音，那么您觉得现代人读经，怎样面对现代人的阐释，还有经典原意的问题？

  郭齐家：“经典”，我们尽量地体会“经典”的原汁原味、原意。但是即使“经典”这样，可能也还有一些不符合我们现代时代要求的东西，也有，有些过时的东西也有。所以我们必须用现代人来筛选，来理解。有些是常理常道，符合不同时代的、不同地区的、不同国界的都是“经典”，这些原理我们要继承。至于有一些譬如说，他只适合它那个时代，不太适合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就要分析批判，来吸收它，不要一股脑儿地吸收它。这个我们用历史的观点，特别是我们现代，现代我们有一个好条件，西方文明进来了，我们还要有这样的胸怀，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和其它优秀文化的，其它的民族的文明都把它结合起来，来不断地审查我们过去的“经典”。创造我们新的文明，新的文明的条件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或其它优秀文化相结合，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相结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结合，这样我们才不断地创新。

　　我们过去中华文明曾经吸取了佛教的文明，我们通过八百年，大家知道八百年的时间，我们慢慢地把它吸收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我想，我们再用八百年甚至于再用一千年，我们完全可以把西方文化或者其它民族好的文化，完全把它吸收过来，消化过来，变为我们自己的文明。但是前提一个条件是必须固守自己优秀的东西，我们才能把人家吸收过来。假如你自己没有固守，自己没有吸收好自己的文化，那么你把别人的搬来了，那你就不可能做到结合了。所以我们道路还是非常遥远的，我们希望我们一代一代的青少年读经，我们过去一百年抛弃了自己的文明是一个错误，我们再用一百年把自己的文明找回来，我想这个更应该是重要的，我就讲这么多。

  王鲁湘：现在我想请郭教授用一句话，简要地总结一下您今天讲演的主旨。

  郭齐家：我想讲这么一句话，“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从读经开始，希望从少儿读经，然后影响全国读经，形成一个风气，那么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实现。


王鲁湘：非常感谢郭教授今天精彩的演讲，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同学们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下周同一时间，欢迎收看《大红鹰世纪大讲堂》，

　　再见。

　　谢谢郭教授，谢谢大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