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解读《孙子》：兵法是对人类道德底线的挑战
本文摘自《唯一的规则》 作者: 李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兵法是杀人艺术，军人是职业杀手，用不着美化。
古今中外，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离不开用兵，但谁都没法美化它，战争总是受到道德谴责。还有用间，那是“诈中之诈”。刺探情报搞暗杀，总不能光明正大。但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谁都离不开间谍，谁都骂间谍，就跟人骂狗一样。
当然，他们都是只骂别人的间谍，不骂自己的间谍。自己的间谍自己疼，自己爱，隐蔽战线、地下工作，对谁都不可少。
《孙子•用间》说:
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
在他看来，不是圣人，还不配当间谍。
兵法和道德有冲突，可谓由来已久。“兵以仁立”，还是“兵以诈立”，一直有争论。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和临武君就吵这个问题，一吵就是两千多年。宋以来，很多人说， 《司马法》是正，《孙子兵法》是奇。《孙子兵法》不如《司马法》。
荀子的学生，韩非，既学儒术，又学道家，他想区别这两个方面，折衷这两个方面。
韩非讲过一个故事。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问舅犯（他的舅舅狐偃，字子犯），我军将与楚人交战，彼众我寡，怎么办？舅犯说，我听说“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您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诈之”。同样的问题，文公又问雍季（公子雍，晋文公的儿子）。雍季说，“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意思是“诈”只能收一时之利，却非长久之计。文公表扬雍季，说很好，但采纳的却是“舅犯之谋”。晋国取胜后，论功行赏，照理说，舅犯功劳最大，但文公却把雍季排在舅犯之前。群臣不解，都说“城濮之事，舅犯谋也”，您怎么反而把他排在雍季的后面。文公说，这你们就不懂了，舅犯的话，只是“一时之权”，雍季的话，才是“万世之利”。孔子听说，大发感慨，说“文公之霸”是理所当然，他是“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呀（《韩非子•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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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晋文公问“彼众我寡”怎么办？舅犯的回答是“诈”。克劳塞维茨也说，弱者比强者更偏爱诡诈。
中国古代，虽有正奇之辨，道权之辨，儒家总是强调“仁义”高于“诡诈”，军法高于兵法。但在用兵的问题上，没人可以靠道德吃饭。泓之役，宋襄公的死就是教训。从此 谁都知道，战争是靠“兵不厌诈”。
这是“兵不厌诈”的出典。
兵法对道德是最大挑战。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诈坑降卒，一个是血腥屠城。
现代战争，有《日内瓦公约》，有红十字会组织，好像体育比赛，有一套规则。打仗是军人和军人打，不可袭击平民，不可屠杀和虐待放下武器的军人，叫“人道主义”。但 打仗是杀人，杀人怎么还讲“人道主义”，一边杀一边救，本身就是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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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人道”，后面有中世纪的武士传统和基督教传统。
况且，就连这么一点儿“人道”，都来得如此不易。大家千万不要忘了，二次大战是怎么结束的，德累斯顿大轰炸，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那些死者，可并不都是军人呀，绝大多数都是平民。
古代战争，诈坑降卒、血腥屠城，全世界很普遍。白起坑长平，英布坑新安，成吉思汗屠城，丰臣秀吉筑耳冢，这并不是多么遥远的故事。南京大屠杀，就是现代版。
古人为什么会这么野蛮？原因很多。久攻不下，兽性大发，疯狂报复，是一个原因。折首执讯有功，也是常有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嫌俘虏太麻烦，太危险。你如果设身处地想一下，几十万人，管吃管喝，疗病疗伤，那是谈何容易？这且不说，光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不容回避。古代，即使赤手空拳，几十万人暴动，怎么防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人都杀掉，杀不过来就坑。你只有理解人性的脆弱和人性的残忍，你才能理解，孙子讲“卒善而养之”（《作战》），这在古代有多不容易。
《孙子》这本书，是以说理为主，不是以讲故事为主，人物当然少。他的书，只有四个人:两个是恐怖分子（专诸、曹刿），两个是大特务（伊挚、吕牙）。“诸、刿”是勇敢的象征，“伊、吕”是智慧的化身，都是光辉形象。这对道德，本身就是挑战。
专诸、曹刿，是古代的刺客。《孙子》对他们，一点儿不嫌弃，还很推崇。
这是古风。
古代兵书，讲这种勇敢，不光《孙子》:
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今臣以五万之众，而为一死贼，率以讨之，固难敌矣。（《吴子•励士》）。
一贼仗剑击于市，万人无不避之者。臣谓非一人之独勇，万人皆不肖也。何则？必死与必生，固不相侔也，听臣之术，足使三军为一死贼，莫当其前，莫随其后，而能独出独入焉。独出独入者，王霸之兵也。（《尉缭子•制谈》）
《吴子》、《尉缭子》推崇的“死贼”也是恐怖分子。它们都推崇这种“拼命三郎”式的勇气，甚至说，以五万之众（或三军之众）“为一死贼”，本身就是“王霸之兵”。
伊挚、吕牙是商周的开国功臣，也是古人崇拜的对象。《孙子》以他们为例，要说明什么？他要说明的是，间谍不但很道德，还是道德的化身。不是大仁大义、大智大勇，还不配当间谍，只有圣人才配当间谍。
战争总要杀人，间谍总要不择手段，这种暴力，这种诡诈，谁都骂，先秦诸子都骂，现代的知识分子也骂。但任何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都不可须臾离之。人类对暴力是又恨又爱，爱恨交织，爱恨之间还夹杂着恐惧。
“兵以诈立”，对军人来说，必须如此。除暴安良，不能不如此。
军人很坦白，仍有古风。
现在，承平之世，《孙子》的读者主要是商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很多人都以为，不流血的政治就是生意，就是买卖。
商人心里想，商场如战场，有竞争就有对手，有对手就有这一套。“商以诈立”、“商以利动”，“商以分合为变”，推广于商，还有问题吗？好像没问题。
但商人也敢这么讲吗？不敢。相反，他们总是说，做买卖全靠诚信二字。
天下有贼，有大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钱包是小贼偷的，金融海啸是大贼闹的。
我是研究兵法和方术的。领袖班、总裁班，他们请我讲课，我发现，他们最爱听两样东西，一是阴谋诡计，二是装神弄鬼。我想，三十六计那一套，他们肯定比我懂。所以，我就不讲了。
我是把《孙子》当兵书读，商战，我不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