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须要看：梁启超和鲁迅，谁更伟大？ [复制链接]

梁启超和鲁迅，谁更伟大？（上）

　　清末时期，中国受尽了西方殖民者的凌辱和掠夺，可是那几代人一直没有低下头来。无论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还是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以及或开明或保守的各路大臣，没有人被西方殖民者所编造的意识形态谎言所诓骗。他们对于殖民掠夺者的丑恶行径具有清醒的认识，一直不接受西方人所建构的意在为其殖民掠夺服务的世界图式，一直把西方意识形态当作一种地方性知识拒之门外，而没有主动地将自己安放在西方意识形态给我们设置的屈辱地位。

　　康有为梁启超维新一代，面对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并没有出现精神崩溃。相反，鲁迅胡适五四一代已经生活于中华民国时代，亡国之忧已经有所缓解，为什么他们倒出现了精神崩溃呢？

　　戊戌维新一代与五四一代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戊戌维新一代对于西方殖民势力有清醒的认识，对于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在感情上、精神力量上始终保持对峙。五四一代对于西方殖民者的罪恶行径常常关注不多，对于西方意识形态则几乎全面认同。五四一代精神崩溃的第一道裂缝，就是他们对于西方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接受。

　　以梁启超为例。梁启超是五四一代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中国社会最激进地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化和制度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可是梁启超始终坚韧地挺立在中国的大地上，他对中国的批评，对外国文化精华的礼赞，从来没有丧失过民族尊严；对于中国文化的价值及其主体地位，从来没有怀疑过。对于殖民者为了侵略他者所编造的说辞，常常一针见血地予以揭露和批判；对于西方殖民者变换各种花样的殖民伎俩，他也从来不曾失去体察和洞见。

　　当西方强盗用枪炮征服全世界的时候，他知道这些强盗的目的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所谓传播文明，而是赤裸裸的抢劫。当他们在一国开矿、修铁路、置产业的时候，他知道这是殖民掠夺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当西方人诱使或者逼迫殖民地国家向西方借贷的时候，他知道这是西方强盗利用金融手段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

　　既然西方国家玩的是战争动员和劫掠动员，他们的所谓国民性批判，岂有奉为圭臬之理？少年梁启超的洞察力，竟然超过了五四时期整整一代精英人物。

　　在中西文化关系上，梁启超那一代人一直相信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认可体现在洋务、变法、教育改造、废科举等等实务上，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按照殖民者建构的世界图式，将中国文化置于愚昧、野蛮、黑暗的洞窟里、而将西方文化置于道德的神龛里。

　　当时的中国社会，也有一些浅薄之士，抵挡不住西方世界图式的诱惑，常常企图钻进那个框架之中，可是，梁启超、康有为以及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等等具有真知灼见的人，一直在告诫人们，那是一个文化的火坑，我们可不要自蹈火海。

　　对于殖民者意识形态的认同，绝不是简单的观念问题，而是关乎一国一族的命运。我们如果认可了殖民者为自己虚构的道德优势，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为奴隶的地位和受奴役的命运。这是一个种族的崩溃。

　　为了避免这种种族大崩溃，我们不仅需要以国家作为我们的保护伞，还需要以我们自己的本土文化做我们的保护伞。失去了这两重保护伞，我们的命运更加悲惨。

　　就此，康有为曾经这样以印度和香港人的命运警示国人：印度被英国所灭，国人只能做亡国奴，在国家的阶级构成中，所有的亡国奴都是第六等以下的政治等级。英国标榜自己的民主制度，可是在印度的政治史上，自乾隆三十六年至光绪二年，百余年间仅有两位印度人担任过议员。香港被英国人殖民，至今为止香港本土人不能担任政治职务，香港人最伟大的前途就是当洋人的买办，成为买办是他们的至高光荣。

　　而按照殖民者建构的世界图式，主动将殖民者及其国家、文化供奉在道德神龛里，将自己的种族打入道德地狱之中，这本身就是成为精神奴隶的开始。康有为担心的中国全体国民都沦为印度人和香港人那样的亡国奴，并不是杞人忧天。这样的危机曾经长期盘旋在中国命运的深处。而在精神上沦为西方世界的奴隶，在康梁之后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进程，其高潮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代巨人梁启超不但预言了中国人的这种悲惨命运，甚至连国人精神崩溃的第一道裂缝，也预先指认得清清楚楚。

　　那是远在1902年，梁启超还在积极提倡向西方学习、主张用西学进行思想启蒙和制度变革的时候，他已经隐隐地感觉到一种深远的忧虑，那就是照这种食洋不化的路数走下去，中国精英群体很可能只能沦为洋奴。那一年他写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开篇语重心长地说：“且吾有一言，欲为我青年同胞诸君告者：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夫二十年间之不发明，于我学术思想必非有损也。虽然，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今正当过渡时代苍黄不接之余，诸君如爱国也，欲唤起同胞之爱国心也，于此事必非可等闲视矣。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

　　从引进西学以促进中国变革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运动的继承和延伸，可是这种延伸所达到的尽头，几乎与康梁变法的初衷相对立。

　　从1902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还不到梁启超所预料的二十年，“全盘西化”的思潮已经成为时尚，在中国传媒上占据主流地位的一部分知识精英的话语体系中，已经完成了从“崇拜古人”到“崇拜外人、蔑视本族”的过渡。

　　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创造新文化，只是简单地以西方文化为新文化。这场运动的结果就是，用西方文化给这个民族洗脑，最后终于引领这个民族意气风发地奔向西方文化之精神奴隶的牢笼。

　　五四精英群体之所以犯下这样的错误，跟他们的精神崩溃密切相关。他们本不是以融会中西的从容心态发起这场运动的。在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戊戌变法失败了，甲午海战失败了，君主立宪不过是一场骗局，辛亥革命也没革出个好结果，还有袁世凯复辟，还有张勋复辟。

　　那个以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代精英在精神崩溃之后，使出的一些溢出常轨、违背常情的险招和歪招。

　　他们的精神崩溃，跟他们心中中国文化的崩溃，是互为表里的。

　　最简明、最准确地指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背景的，是鲁迅的一句话。1925年盛夏，鲁迅在《忽然想到》第十一节第八条写道：“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

　　鲁迅的意思是，五四之所以那么激烈地鄙弃传统文化，就因为我们被殖民者的枪炮打败了。这种文化无法组织我们进行自救，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古老文明尽是糟粕，唯应弃之如敝屣。

　　鲁迅的判断是否有依据，这种思路是否具有正常的逻辑、正常的判断？这就好比一个秀才被强盗打劫，秀才劫后余生，却将自己被打劫的原因描述为自己所学过的诗书文章。实际上，那帮强盗打劫过所有的人，有文化的没文化的，俗文化的雅文化的，甲文化的乙文化的，只要有人动手打劫，无论你持有什么文化都只能有一个相同的结果：失败。犹太民族是创立基督教的民族，可是他们在基督教国家的围剿中，接近种族灭绝。德国跟英美联盟不是同一个文化体系吗？可是德国在英美联盟的共同打劫中，一次又一次失败。

　　将中国的失败归结为文化，跟那位秀才的看法一样，没有起码的依据。

　　在精神崩溃之中，那一代人就中西文化关系所作出的判断，就中国文化前途及民族前途所作出的设计，都是不符合正常逻辑的。

　　他们抛弃了维新一代中西融汇、兼收并蓄的文化思想，而将中西文化完全对立起来，极其极端地排斥一种、膜拜另一种。

　　陈独秀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我敢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陈独秀的想法，堵住了中西兼容的发展之路，将中华民族的文化选择逼到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境地。他的真实意思，实际上并没有两种选择，而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对于“西洋”的选择。

　　像陈独秀一样，胡适也是把是否能够复制西方的道路，看作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主张西化的时候，显然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中愚昧、卑贱的位置上。他们接受这种思想当然极不乐意，甚至充满了屈辱感，但是他们大多数时候，是以强烈的自虐倾向来发泄那种屈辱感的。“百事不如人”的判断昭示了自虐的程度有多深，当然，也昭示了屈辱的程度有多深。

　　此后鲁迅一辈子坚持不懈地进行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现和发泄。

　　精神崩溃是危机导致的创伤，崩溃之后以漫长的、持久的精神自虐来修复创伤，无法起到疗救作用，只会让自己的精神病症状日益加深，最终病入膏肓。这种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较合适。

　　华夏秀才就这样按照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进行了文化转型，至于按照西方人建构的“社会图式”进行转型，虽然一直在努力，却无明显效果。

　　一个孔孟之徒，就这样被一群留学生及其背后的殖民文化改造为洋奴。

　　我们都认为洋奴一定比孔孟之徒好，因为我们认为洋种族比孔孟种族高贵。

回眸历史，断裂带上的思考，文化的根抵是怎样腐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