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陈冠任：蒋介石在台“二次创业”不易 [复制链接]

    蒋介石在台湾所做的一切，不过就是一个“二次创业”。相比之下，蒋介石的二次创业比我们许多人难，并且难得多。

    本文摘自 《蒋介石在台湾  第一部：危急中的台湾》   东方出版社 2013年1月版  

当下的趋势是人人想创业，人人想干出一番大事业，但不少人同时又感慨：“创业难，难于上青天！”

毫无疑问，蒋介石第一次创业，应该是1927年发动政变，建立蒋记南京政府。那时候他是北伐军总司令，天时地利人和。此刻他几乎是孤身一人，大败而逃到孤岛的处境要进行二次创业，可谓是真的难上加难！

虽然他后来终于成功，但迁台之始的处境远比现在我们现在一般人创业更难！

“当时有些海边地方，台湾人民的心理都已准备好，把村庄里的牛车都暗中编好列队，一待共军攻台登陆时，即列队驰往海边，帮助共军接应运输。有的工厂工人也暗藏武器，准备国军败退，要来焚烧破坏工厂时，可以保护工厂。还有的军官信心动摇，便私下准备了便服，以便共产党攻台时换下军服乔装老百姓。”最为艰难的，书中还说：他还完全没有外援。美国几乎是欺骗手法把亲美的吴国桢扶上省主席后还是不给军援。杜鲁门政府发布外交问题白皮书，细数蒋介石集团的贪污、腐化、专制、昏庸，蒋经国说：“说得难听一点，无异是宣布我政府的死亡证明书，同时暗示如何办理后事。”（《我的父亲》，蒋经国著，三民书局1975年版，第62页）1950年1月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将美国对台湾的意见公开诉之于众。杜鲁门说：“以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同时宣布，美国自台湾撤走侨民。于是乎，美国留驻台湾只剩下一位领事级的代表，最高级的武官不过是位中校。也就是说，美国不会介入中国内战，也个会军援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如果中共武力解放台湾，美国不会插手，蒋介石等人只有自求多福，听天命了。杜鲁门存心坐视“腐败无能”的蒋介石“自生自灭”了。陈诚说：“继此项声明之后，而前述之秘密通令又为各方所探悉纷传，人心惶恐，恍如大祸即将临头，岌岌不可终日。”

内忧外患，蒋介石率领残兵败将来到台湾，人生地不熟，生存都很困难，二次创业谈何容易！

   黄埔嫡系的汤恩伯都要走人，在机场被宪兵扭了回来，宋美龄派孔祥熙女婿劝蒋去瑞士流亡，甚至蒋介石复职视事任命的“国防部长”俞大维，宁愿不当部长也还是跑去了华盛顿……蒋介石的二次创业，比那些的富翁们生意失败再来二次创业难多了。富豪们至少还有人脉、商誉、品牌，蒋介石则一无所有，一个彻底的穷光蛋，连老婆宋美龄、连襟孔祥熙、大舅子宋子文都弃之到美国了，他几乎是真正的孤身寡人，没钱（外援），没人（众叛亲离），没资本（六十万败军闻共丧胆）。

蒋介石二次创业真不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后来能有这么大的发展，蒋还真是不怕挫折的伟人。蒋介石在台湾的二次创业，可以说是一个真神话！想创业又畏难的人应该想创业的人，是不是可以去学习一下蒋介石呢?

本文摘自 《蒋介石在台湾  第一部：危急中的台湾》   东方出版社 2013年1月版


1950年初，为了整顿台湾经济状况，美国建议蒋介石在“行政院”下成立一个财政经济小组委员会。“行政院长”陈诚指派自己的亲信、财政部长严家淦兼任小组召集人，结果，“台湾省主席”吴国桢赌陈诚的气，坚决不肯加入小组。而美国死活要求吴国桢在内，说吴如果在小组缺席，小组必然执行力不强。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也说：“省府如果在事前事后都不肯尽力合作，则这个机构即使成立了，恐怕也有困难，形同虚设。”

为了按照美国人的要求成立财政小组，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进行调解，分别约见陈诚和吴国桢两人沟通。

但是，调解时，双方僵持不下。陈诚再次告状，逼得吴国桢也反告状。2月14日，两人各写了一封密函，破例未经过“总统府”机要秘书周宏涛而直接呈给在高雄的蒋介石。

3月5日，蒋介石从高雄回到台北后，把陈诚的签呈交给周宏涛，嘱咐说：“你秘抄一份。”

陈诚在签呈中检举省主席吴国桢掌管的台湾银行未经“行政院”同意秘密发行巨额数量的新台币，违法不说，而且扰乱了市场，致使现在经济危机加重。陈诚一检举，吴国桢再上签呈，把陈诚任省主席任内旧台币超额发行的问题也拿出来，并且说自己不过是仿照前任的做法而已。

两人之争公开化。

这使得“行政院”与省政府的其他人都很不安，工作没办法开展。蒋介石不得不再次出面调解。如何去调解？只好去找吴国桢的亲信——台湾省财政厅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任显群来做工作。

接连两天，他两次召见任显群。

在蒋介石第二次召见任显群时，吴国桢送来了一份辞呈。因为陈诚已经把台湾银行秘密发行新台币事情拿到了“行政院”会议上大做文章。

因为财政极度困难，吴国桢不得已在主政期间多次增加发行额度的新台币来应付巨大的财政开支。可是，新台币的秘密发行，每次蒋介石都是知道的，并且还请示过他的同意。此事都是秘密进行，不能公开，连陈诚都隐瞒。因此一旦公开，必然影响市场，不但对新台币的信用是一个重大打击，而且还会致使台湾民心不稳。此刻陈吴冲突一闹，马上就把蒋介石本人也牵进来了。

怎么办？周宏涛建议说：“此事只能把责任归结于台湾银行。”

蒋介石便询问任显群：“另派他人担任董事长以回应行政院检举秘密发行台币一事有无困难？”
正想往上爬的任显群立即回答说：“台银改组不成问题，可以照总统的意思办理。至于挽留吴国桢方面，请总统向吴主席表达慰勉支持，就可以了。”

他不仅愿意来作此事的抵罪羊，还建议说：“请张岳军先生劝吴主席，要比我代为转达有效得多。”
蒋介石接受了任显群的意见，随即派周宏涛到“老好人”张群家求援。

周宏涛向张群转达蒋介石的三点指示：一、如吴国桢辞职，则省府必须改组，台湾银行秘密增发台币之事就没办法隐藏了，就只能交监察院或依司法程序处理；二、此举并非蒋介石所愿，但吴国桢如果能够不辞，则改组台湾银行为唯一的办法；三、希望吴国桢能够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为国继续效劳。

“老哥们”张群此时正因重伤风而卧病在床。周宏涛是在他的床边告知蒋介石的这三条指示的。张群说：“我已经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早晨也曾与吴国桢详谈过。”

一阵咳嗽后，他说：“建议三点解决办法。”

“请讲。”周宏涛说。

“一、台湾银行改组，人选由中央决定，任显群的财政厅长职务暂不调动，予以申诫处分；二、财政经济小组委员会召集人除严家淦之外，另增加吴国桢为召集人。吴当初任省主席，为的是要争取美援，现在却不获参加机会，对吴的心理影响至大，原本蒋公亦有此意，希望维持此案；三、由蒋公对吴国桢面加劝慰。”张群喘息着说。
周宏涛返回“总统府”后，向蒋介石报告了张群的意见。
蒋介石召集王世杰、黄少谷两位秘书长商讨。两人都同意这么办。蒋介石于是嘱咐黄少谷说：“向陈辞修说明，希望一个月来的吴陈之争能就此告一段落。”
“至于任显群所提的财经政策呢？”黄少谷问。
“依然支持。”蒋介石说，“但台湾银行董事长将改由徐柏园接任，总经理则是王钟。而行政院财经小组委员会，则以吴国桢为第二召集人。”

隔了几天，是“行政院”成立一周年纪念日。中午，蒋介石宴请“行政院”及省府委员。事先，蒋介石特地嘱咐周宏涛：“把吴国桢的席次提高，置于我的左手第二位。”

周宏涛说：“这等于是仅次于院长、副院长，与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平等了啊。”

蒋介石点了点头。

席间，吴国桢坐在蒋介石左边第二位，仅次于陈诚、张厉生和王世杰，自我感觉很好。蒋介石发表讲话，对一年来中央与地方施政颇多嘉勉，同时训勉说：“各政府人员，看到什么缺失就应在内部检讨改进，不能在外面自己攻击政府。”

怎么说起“自己攻击政府”之事呢？陈诚和吴国桢倒没干出如此之事。随后，听完蒋介石的话语，众人才明白，他这番话指的是台籍省府委员、民政厅长杨肇嘉于选举期间的言行。

原来台湾即将举行迁台后首次地方选举。在选举期间，接任蒋渭川的台湾省民政厅长杨肇嘉在台中、台南抨击政府贪污无能，并称之为“猪”。蒋介石听了很愤怒，说：“正值选举之时，又是国际局势动荡之秋，杨肇嘉身为政府要员，竟然以此来挑拨地方与中央的感情。”于是指示周宏涛转饬吴国桢彻查。周宏涛电话联系吴国桢，把整个情况告诉他。但是，在吴国桢维护下，杨肇嘉没事，依然续任厅长。

蒋介石此刻公开点名，指责杨肇嘉公开抨击政府，甚至以“猪”比拟。这让在场的杨肇嘉面红耳赤，感到惶恐。

散席时，蒋介石经过他身边时，杨吓得深深地鞠了一躬。

蒋介石旧事重提，突然拎出此事，敲击的还是吴国桢。为什么？因为杨肇嘉就是吴国桢的亲信。
经过蒋介石的亲自调解，陈诚和吴国桢的冲突表面上算是结束了，谁也不再闹下去了。财政经济小组委员会开始运作。3月14日，“行政院”会通过并指定财政部长严家淦及台湾省主席吴国桢为第一、第二召集人。

1950年元旦，蒋介石并没有在台北过新年。

　　已经覆亡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年前12月7日就迁到台北，旧时的总督府插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门上挂出“总统府”的牌子，却没有政府首脑。“有国无君”（实际是“无国无君”）的局面，已经很长时间了。李宗仁“代总统”于12月5日绝望地飞去美国，到纽约割治十二指肠去了，去后即滞美不返。台湾实际的最高统治者还是一年前已经下野的“老总统”、此时仅仅保留国民党总裁一职的蒋介石。

　　新年伊始，台北连个起码的大型茶话会都没有，一派朝不保夕的悲凉气氛。蒋介石正与长子蒋经国隐居在台湾中部日月潭的涵碧楼，寄情于山水之间，“兴叹英雄末路的悲怀”。

　　元旦这天，蒋介石去了一趟教堂。

　　做完祈祷后，他回到寓所，筹思应付对即将来临形势的对策。

　　过去一年政局的变化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事先料想不到的急遽。早在1948年元旦，国防部一个重要官员曾经在迎新酒席上大放厥词：抗战胜利一年半之后，士兵的信心全部打垮；胜利两年之后，连统帅部的信心都打垮了。事后蒋介石听说此言，发过大脾气，认为是没有志气的背时话。那时候，就是他本人也不认为此言有多少准确性，形势就这么糟糕。然而，过去的1949年更是惨不忍睹：1月10日，徐蚌会战结束，国民党56个师55万大军在淮海大地灰飞烟灭。21日，他本人不得不宣布辞去总统下野，回到浙江老家奉化慈溪。

　　自从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之后，南京政府的军事、政治形势稳定了三个月。但由于拒签国共和谈协议，随后局势急剧恶化。4月20日，解放军启动渡江作战，5月27日，上海失守，东南、中原各地犹如决堤的洪水，被“共军”席卷。从1927年就与蒋介石成为政治敌手的毛泽东，经过22年的艰苦作战，终于成为胜利者，10月1日，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始建于1912年的中华民国就此在大陆成为历史，多个国家不再视其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主权政府。12月8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阎锡山决定将“中央政府”迁离大陆。从此，台北成为国民党继广州、重庆后的第三个临时首都。蒋介石不得不再次出来拯危，从广州到重庆，从重庆到成都，最后还是一切成空。12月10日，在俞济时、黄少谷、周宏涛等一批亲侍簇拥下，蒋氏父子于凤凰山机场注视着满山解放军的逼近而黯然飞离成都，驻守台北。

　　后来，被解放军活捉的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是这样以现场亲历者回忆蒋介石等人最后离开大陆的那一幕仓皇场景和随行人员的恐惧之色：

　　10日清晨，我刚准备睡一下，俞济时突然派人把向我借的丝棉被子等送还给我。他从重庆匆忙逃往成都时，连行李都没有来得及收拾，到成都后才向我借了一套。我一看这情况，知道蒋介石马上就要逃走了。我想他总得对我有一个交待，不能这样一声不响就走，便顾不得整夜没有休息，连忙赶往军校。我的车子刚到军校门口，劈面就看到蒋介石等一群人的汽车鱼贯而出。他们看到我的车子停在旁边，也没有打招呼，直向大街疾驰而去。我便叫司机抄小路绕过文殊院先出北门赶到凤凰山机场。在机场，我看到蒋的座机和侍从机停在那里，连一个警戒兵都没有。本来机场是由保安团守卫，盛文接任城防后，另派有部队，但盛比蒋逃得更快，所以机场连一个兵都没有了。我下车只看到特务头子毛人凤一个人立在飞机下。我走过去和他打招呼，他脸色立即变得非常难看，表现出特别惊慌，好像生怕我会扣留他们。我一看他那副神气，也不愿和他攀谈，便一人等在那里。一会蒋等的汽车驶到，蒋介石下了汽车看到我也不打招呼，急急忙忙窜上了飞机。我看他先和驾驶员在谈话，我想一定是在问能否起飞。这时胡宗南也来了。蒋站在飞机门口向四面张望，看到没有什么动静，才装出镇定的样子叫我上飞机去，只简单地向我说了一句话：“你以后与胡宗南去联系。”我也只回答了一个“是”。因为已经到这种地步，彼此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刚一走下飞机，蒋介石的座机便立即起飞逃走了。

　　这是目前可查到记载蒋介石最后离开大陆时最为准确的文字记录。其中，俞济时是蒋介石的侍卫长。盛文是蒋介石不久前指定保驾的成都警备司令，已经弃职潜逃了。毛人凤是保密局副局长。胡宗南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顾祝同）副长官兼参谋长，代行军政长官职权。蒋介石留下他在西南统领大局，继续打游击；3月27日，他仓皇逃到台湾时大军全无，孤身一人，“光杆司令”连秘书都打丢了。这是后话。

　　蒋介石几乎是惊魂未定逃到台湾的。而此时，夫人宋美龄还在华盛顿向美国人哀求美援而不得。他身边只有蒋经国和几个奉化老家的贴身侍卫和总裁办公室的人员。除此之外，身边几乎无可信赖的人。

　　1949年最后一天，蒋在日记中自省：“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而最令他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乃是“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也就是说，尚存忠于他且可以指挥的部队，已不过为大陆时的十分之一。

　　这个元旦是台湾最凄苦又最看不到希望之光的元旦，全岛去年以来的混乱和惊慌似乎还在加剧。

　　元旦这天，蒋介石只去了一趟教堂，别无往年新年到来与军民庆贺的热闹。然而，时局的凄风苦雨，却完全还没有结束之意。如何应付危局，成为蒋介石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而他按照惯性思维略作思考，忧虑又袭上心头。

　　首先，国内政治人心总体崩溃，台湾也岌岌可危。

　　1949年12月5日，“代总统”李宗仁因其根据地广西失守，不满蒋介石和手下铁杆亲信们不放权和处处掣肘，便声称“胃病宿疾突发，便血不止”，经香港“赴美就医”。按照1948年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第36条“总统统率全国陆海空军”的规定，蒋介石下野后仅有的身份是国民党总裁，因为军队国家化的原则无法公开指挥军队，导致军事指挥名不正言不顺。当时滇黔川康渝尚算完整，但大势已去，高层无政府状态加速恶化，大西南的局势也已几乎失控，原来准备在西南建立的复国基地因高官陆续起义而迅速瓦解。滇黔川康渝城乡多数地区成为中共的天下，并且各地人民对解放军十里箪食相迎。

　　此时台湾也是危疑四起，人心思变，中下层知识分子和部分军政官员基本失去了对蒋介石及其政权的信心和期望。

　　按照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忆，由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民国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台湾民间开始产生一种台独思想。因为既然日本人不好，中国人也不好，那么最好的出路便是台湾独立，不受日本人管，也不受中国人管。但至民国三十八年，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此时台湾同胞有了第二次觉悟，……对于台湾的未来重新燃起希望，将希望寄托于大陆共产党，期待共产党来解放台湾”。 更有甚者，“当时有些海边地方，台湾人民的心理都已准备好，把村庄里的牛车都暗中编好列队，一待共军攻台登陆时，即列队驰往海边，帮助共军接应运输。有的工厂工人也暗藏武器，准备国军败退，要来焚烧破坏工厂时，可以保护工厂。还有的军官信心动摇，便私下准备了便服，以便共产党攻台时换下军服乔装老百姓”。

　　周宏涛与蒋介石家族为姻亲，但与蒋介石更为亲密的关系是，祖父周骏彦曾任奉化县龙津学堂学监时，正巧蒋介石正在此学习，与周骏彦有师生之谊。因为这层关系，与蒋纬国同岁的周宏涛幼时就与蒋介石有一面之缘。他就读东吴大学政经系，抗日军兴时转到武汉大学政治系继续就读，毕业后辗转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工作，担任侍从秘书，接替即将出国留学的俞国华。他侍从秘书的工作是为蒋介石把国外发来的电文译成中文，以及整理蒋下达的军政命令，再呈蒋签核，蒋介石认为需要特别补充的，即在手令上批示，深得蒋介石父子的信赖。他的叙述不可谓不准确。

　　失民心失天下，蒋介石在大陆失败的这一因素，在台湾这个孤岛照样存在，且隐患巨大。

　　其次，战略军事压力日渐增大。

　　随着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的解放，中共进军台湾的军事准备也在加紧进行。蒋介石还获知，早在1948年7月25日，毛泽东就已致电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请求苏联派苏联空军、海军的专家以及飞行员参加解放台湾的军事进攻行动；“中共二号人物”刘少奇向苏联报告，中共准备1950年攻占台湾。斯大林为此同意提供200架歼击机和80架轰炸机。但由于解放军在金门和登步岛的登陆战失利，毛泽东等人才调整战略，暂缓解放台湾。但是，毛泽东已经委派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将领肖劲光组建海军，与第三野战军部队进行渡海训练。尽管这些消息的准确性不得而知，但台湾上下谁都知道，毛泽东和中共解放台湾的军事进攻，不会太远了。

　　第三，国际地缘环境持续恶化。

　　1949年8月5日，杜鲁门政府发布外交问题白皮书《美国与中国之关系：特别着重1944—1949年之一时期》，虽然其代表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正在“惨遭一个以外国帝国主义利益为前提之政党所压制”，但仍坚持将蒋介石集团的贪污、腐化、专制、昏庸一一细数，说明蒋介石的失败是咎由自取，并保持于2月24日宣示的“对华政策，尚宜稍待”的基本方针，对中国现状不闻不问。这个白皮书让蒋介石和“忠贞军民”恨之入骨，有人甚至指出：“这是杜鲁门政府对一个曾经并肩浴血苦战的盟邦所作的最不公正的缺席审判。”蒋经国则说：“说得难听一点，无异是宣布我政府的死亡证明书，同时暗示如何办理后事。” 为了殖民地香港的利益，英国同样厌弃国民党。12月8日，该国大使弗兰克斯向美国政府抱怨，认为他们不应该重新援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不得不出面来打消他的疑虑，不仅否认了美国可能的“援华计划”，还对英国解释说：“福摩萨（即台湾）在战略上并不十分重要，美国不想动用军事力量阻止其落入共产党手中。”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北复职“中华民国总统”。10日，陈诚组成“行政院”，宣布“行政院”国防部长由俞大维新任。

俞大维是曾国藩的外曾孙、清代湖南督练公所兵务总办俞明颐之子，其大伯俞明震甲午战争时曾协助唐景崧据守台湾。俞大维，除祖、父辈在大清很有实力外，在民国也是实力家族的子弟，堂哥俞大纯曾任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亲妹俞大彩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妻子，堂姐俞珊是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戏剧家赵太侔之妻。他的其他兄弟姐妹不是科学家就是历史学家、文学家。他本人留学过哈佛，在大陆时期当过国防部兵工署署长、交通部长。他不是黄埔出身，也不是国民党员，这次居然当了“国防部长”，很罕见——民国开国以来，文人主军还是创举。虽然他的名言是“我前半生打铁，后半生打仗，我是蒋公手下一位埋头打铁的铁匠”，且人在台湾，但是，内阁名单公布后，他却一直没有去上任这个“国防部长”。

5月27日，台北《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承认台湾“已到了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蒋介石的中央日报董事长董显光则公开地说：“中国现已到达这样一个时日，惟有意志上的奇迹始能把它挽救。”至于蒋介石本人，决心倒是很坚定，对手下将领明言：“如果台湾不保，我是决不会走的。”据蒋经国后来回忆，当时蒋介石已下定“杀身成仁”的决心，并勉励其将领“要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候，选择最有意义的死”。

当蒋记人物个个怀着悲怆凄凉的末日心理时，5月31日，陈诚再次向蒋介石提出辞呈，理由一是“个性与才力，实不能当此大责重任”，二是本院各种施政和行为未能获得“立法院”一些持成见的立法委员的支持，“更使职无法继续负责”；并且还推荐陈立夫接任院长。他的辞呈再次被蒋介石否决。
这时，一些“私蓄较丰而意志薄弱”的党国要人更是准备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更多的要人以各种理由纷纷逃往海外，“自己放逐自己”。一直等候时局明朗的“国防部长”俞大维还是没有上任就职。他属于不属于“走族”，不得而知。但此时他“肠部绞痛的旧疾不巧复发，必须赴美治疗”，且已决定离开台湾去美国。“叛国”、“叛党”之徒大有人在。为此，蒋介石果断地把投共的“叛徒”陈仪拿出来了，杀一儆百。

陈仪是蒋介石在日本振武学校炮科的同学，可谓少年之交。抗日战争胜利时，台湾光复，他被蒋介石派去担任台湾省第一任主席兼警备总司令。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陈仪几乎就在同时指派潜伏身边的地下党携带他书有“五条件”的亲笔便条，到上海策动卫戍总司令汤恩伯投共起义。陈仪是汤恩伯的恩人，当年出钱送汤恩伯去读书，以后步步提携，才有汤恩伯今日地位。平时，两人关系亲同父子。但汤恩伯接信后，“大义灭亲”，向蒋介石告密检举恩师。2月16日，陈仪因此被免去浙江省主席职务，21日被捕，以后由杭州押至衢州关押，不久辗转到台湾，囚禁在基隆。

蒋介石要杀陈仪，急坏了他的另一爱徒，那就是俞大维。当初俞大维在德国求学时，曾得到访欧考察军火的陈仪的赏识和提携，一起为蒋介石采购军火，发过大财。俞大维回国后，由于陈仪的推荐，获得蒋介石的赏识，步入仕途，先后出任过兵工署署长、交通部部长等要职。陈仪培养过两位杰出的年青人，一为汤恩伯，一为俞大维。而在“报恩”上，深受陈仪提携之恩的俞大维、汤恩伯则分别扮演替恩师“求生”与“求死”的最极端的不同角色。

6月9日上午，“国防部”组织特别法庭，由顾祝同为审判长。法庭问陈仪：“为什么要勾结共产党？”
陈仪答：“为了保卫沪杭江浙人民不致遭受兵灾。”

法官问证人汤恩伯。汤言：“我对犯人陈仪，确实是一生受恩深重，难以言喻，正图报不暇，何肯检举他？只因我忠党情深，不得不忍痛检举，不能再顾到陈仪对我的深恩大德。”

最后，法庭以“勾结共党、阴谋叛乱”，判处陈仪死刑。

在陈仪被囚基隆期间，俞大维因为是未到职的“国防部长”，自觉自己的身份特殊、敏感，不便前去探监。获悉陈仪被判处死刑后，尽管他已决定要赴美治疗“肠部绞痛的旧疾”，行前还是决心不顾一切为陈仪求情，救恩师一命。

6月16日，俞大维以“辞行”为由晋见蒋介石。说罢自己即将去美之事后，他就向蒋介石为陈仪恳挚陈情：“陈公洽（陈仪字）为人清廉正直，一生功多而过少。现既已拘禁，就请比照张学良，关他而不杀他，给他悔过自新的机会。”

蒋介石支支吾吾。俞大维和他谈了将近一个上午，他仍未置可否。俞大维以为求情奏效，于是放心赴美。

6月18日，俞大维才抵达美国旧金山，一进驻所，就从台湾传来陈仪在当天清晨被枪决的消息。除陈仪外，蒋介石还把参谋部次长吴石中将、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陆军聂曦上校等牵涉“通共”案件的“叛徒”或中共地下党枪决。

蒋介石拿“叛徒”祭旗，而“国防部长”却去了美国，下面的仗到底该如何打？蒋介石没有想到竟然惨到“国防部长”都居然没人当！

早在6月15日，“行政院长”陈诚上书蒋介石，密陈当前险恶形势的看法，说：“近自中共势力扩张，东南亚局势日紧，美国现感觉亚洲及远东之危急，此刻正积极寻求补救之策……今后三数月中，实为我最险恶亦最宝贵之时间。”然后，提出对策：“除军事上必须严密部署，准备击败冒险渡海进犯之共党外，我内部尤须一面力求安定，一面力求进步。上至钧座下至全国军民，均能表现一种沉痛果敢、卧薪尝胆之精神，与协调进取、实事求是、去腐生新之作风，以迎接国际之新趋势。”具体措施，他指出：一是改善对美外交，重新考虑对美大使，以俞大维、吴国桢为“最理想最适宜”；二是“国防部长”从薛岳、郭寄峤、林蔚三人中择一派充。但是，对于陈诚的“密陈”，蒋介石一个都没采用，驻美大使还是照样由顾维钧担任；俞大维赴美后空缺的“国防部长”，一直由国防部政务次长袁守谦先生代行。

7月中旬，由于美国明确宣称第七舰队不会协防金门，解放军又在金门对岸加强军备，有进攻的态势。而“国防部”当家人俞大维还滞留在美国，月初，“行政院长”陈诚见势不妙，改变原来密陈蒋介石由俞大维当驻美大使建议，亲自发电俞大维，催促他回国主持“国防部”。但是，没有回音。14日，陈诚再次发电，说：“我国今后政策，及吾人应努力之途径，均待面商，希先生回国一行。”但是，去电杳如黄鹤。陈诚只好将一切军事重任压在参谋本部。

7月20日，美军在浦项登陆，直接出兵朝鲜，进行武装干涉，把朝鲜内战完全扩大化，弄成了一场国际性的战争。次日，俞大维终于从美国某地来电回复陈诚：“弟几年肠部又极不舒适，少愈拟先往华盛顿一行。如有要事，请电示由兵工署韩代表转。”之后，干脆不接陈诚的电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