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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党党魁 曾琦 本文拟介绍除国共两党之外当时中国其他党派的抗战活动与贡献，希望从侧面了解抗战，以得到一个较全面的印象。
延续14年的抗日战争，本应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原本如一盘散沙的中华民国，在空前国家危机面前出现了空前团结。无论党派、民族、阶层，几乎无不排除私见，戮力卫国。一个还未进入工业化的农业弱国，单独面对一个连第一军事和工业强国美国都头疼不已的日本的疯狂侵略，苦撑14年最终取得胜利，在当时的世界历史上，可说独一无二。相较而言，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其国力军力，与中国相比，天壤之别，却在德国进攻下迅速瓦解，以至于亡国。主宰地球近百年的大英帝国，在德国的进攻之下，仅靠英吉利海峡才得幸免，至于亚洲殖民地，日军一到，望风披靡，具体事件，无须赘述。
抗战以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为首脑和主干，其他各党派均有贡献，并均以“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为旗帜。“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当时也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世界二战史研究，对于中国战区甚不重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党派之间互相攻击，不承认对方的抗战贡献，当时其他党派，由于倾向不同，也卷入此纷争当中，抗战贡献也被“敌方”抹煞，埋没无闻。以至于西方学界，竟也分门别派起来:亲共者，便论述国民党腐败、软弱，消极抗战；反共者，便论述共产党借抗战发展，游而不击；持中间论者，综合两派观点，便以为中国抗战不值一提，远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流。数百万先烈抛头洒血，换得中国还存在于世界，竟然是这样的身后事，何其不公平乃尔！
中国青年党抗战纪略中国青年党在抗战时期，已经成为有着相当政治力量的政党，其自己所说“中国第三大党”，确实是实至名归，并非妄自尊大。
1924年4月，已经在德国、比利时、法国里昂等地建立支部，发展党员60多人的青年党，在巴黎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后被称为“青年党三巨头”其二的曾琦、李璜便分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青年党总部由巴黎迁至上海，1926年召开第一全国代表大会，“三巨头”另一位左舜生成为中央常务委员。其时，青年党党员数激增，在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安徽、山西、山东、江西等省和上海、武汉等城市，陆续成立了二三十个团体，并先后建立党部。1929年，在上海创办了“党校”——行知学院。而宣传其国家主义主张和募集资金的实体，便有上海的大陆书店、爱文书店，成都的国魂书店，重庆的肇文书店，沈阳的长城书店等。当时青年党的具体党员数，尚未见有资料，但从1947年时，湖南的青年党员达两万多人，预备党员1万多人，而湖南青年党党务在全国仅排第五来看，抗战时期的青年党员数绝不会少。因为青年党在东北和四川活动颇得力，所以很多地方实力人物被囊括入党，如东北军入关后，天津市市长、东北军炮兵司令、北平教育局长等，均是青年党党员，四川“其组织之庞大，党员之众多，与地方实力之雄厚，皆为不可否认之事实”。
相对而言，其他中间党派不但成立时间较青年党为晚，而且组织规模无一能与之相比。青年党对于抗战时期的政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从抗战期间四川实力派与国民党、共产党的交往、沟通，往往需要青年党居中牵线便可看出。
以“国家主义”为信仰的青年党，一向强调外抗强权、内除国贼，面对着国家空前的危机，表现出来的，是难得的相忍为国的精神。
在青年党创立之初，便以“反共”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而对于国民党，也因为其曾经联俄容共、后又一党专政而大加反对。因此在共产党眼里，是“最反动势力的结晶”；在国民党眼中，则是“少数无耻文蠹，思想封建，行为卑劣之反革命集团”，“鲜有知其为祸亦不减于共产党者”，可说都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
而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共两党都还没有提到停止党争、团结御侮的时候，青年党领风气之先，提出“国事至此，一切政见异同已成次要之问题，当前急务，唯如何团结全国已涣散之人心，共临大敌”。10月3日，在青年党机关刊物《民生周报》上发表《我们的主张》，慷慨言道:“我们很诚恳地忠实宣言，我们目前的忧虑，只有国难；我们的仇人，只是日本。我们在内政上一切政治主张，政治成见，都愿意牺牲。”在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的时候，便提出“（一）停止对国民党之革命活动；（二）停止对国民党之攻击言论”。而对于原本“反共必须彻底，不可再事敷衍……”的主张，也改变了方针，将“外抗强权”的目标从苏联改为日本，将“内除国贼”的目标从共产党改为汉奸卖国贼。
中国的历史上，不乏外敌入侵而内争不止之事，放弃自己的主张，主动愿意与斗争多年的敌人携手，无论如何都值得肯定。
有着较大组织以及相当政治军事实力的青年党，如果仅仅将抗战停留在口头上，很自然会让人想到“保存实力”。所幸，身为国家主义者，他们并非口是心非。
为叙述方便，以南北两方作简要介绍。 南方。1931年10月，左舜生和陈启天在上海组织“抗日急进会”，开展抗日活动。12月，李璜、左舜生、陈启天等与熊希龄、马相伯、沈钧儒和黄炎培等，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驻守上海闸北的是青年党员翁照垣指挥的十九路军第一五六旅。元月28日夜，军部命令翁照垣将防地移交宪兵团，由于民众挽留换防阻滞。不料驻沪日军发动突然袭击。翁照垣不待军命，奋起抗击，尔后转守吴淞，浴血奋战，蜚声中外。《申报》报道翁事迹时，称赞为“富于谋略，勇敢过人”。2月17日，章太炎在《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文中说:“旅长翁照垣直前要之，敌大溃，杀伤过当。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中国青年党还组织了铁血军（又称义勇军铁血团），由戴天人率领开赴淞沪前线，受翁照垣指挥，参加保卫吴淞的战斗，在潘家宅战斗中有4人战死。
北方。1932年4月，李璜受青年党中央派遣，携各方人士捐献的14万元巨款到北方，专门负责组织和支援东北义勇军。他在天津设立中国青年党抗日义勇军总部，由原张学良秘书王捷侠、原东北讲武堂政治教官王尧庐和王师曾3位青年党员组织野战抗日会，王捷侠任总指挥，分头活动。王捷侠率120余名青年党员到热河，与马占山余部联络，并打出了“热河抗日义勇军第八梯团”的旗号，其队伍在保卫热河的战斗中损失过半。
同时，青年党参与发起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青年党员、东北大学教授霍维周当选为该会常委兼政治部副部长。救国会组织了东北学生军，由青年党员苗可秀任大队长。
进入东北参加抗日活动的青年党员人数众多，据书报载有2000余人。其中很多是加入东北义勇军，仅牺牲在白山黑水的青年党员就达700余人，其中以苗可秀最为杰出。
1932年7月，苗可秀奉救国会命令出关，到辽东加入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深得邓铁梅器重，被委以总参议要职，并主持军官学校。1934年2月，苗可秀组织少年铁血军，提出“爱护老百姓，唤醒伪满军，团结义勇军，打倒日本人”口号，用游击战术打击敌人，日军井上中将惊为“神军”。同年5月邓铁梅被捕殉国后，苗可秀整顿自卫军余部，继续坚持战斗。1935年6月，苗可秀在战斗中负伤被俘，拒绝日寇诱降，于7月25日在凤凰城殉国，年仅29岁。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翁照垣愤然离开十九路军。经李璜引荐，翁照垣被张学良任命为东北军第一一七师师长，其中下级军官也多为青年党员。长城抗战中，第一一七师转战冀东卢龙、迁安、丰润、玉田等地，所部营长、青年党员胡钟麟在马兰峪战死。
至于在政治方面，参加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投身战时政府，推动宪政，都活跃着青年党的身影。因为涉及到“抗战期间是否要宪政”的论争，不易说得明白，因此不在此赘述。
相对于青年党的实力，这些作为已然是竭尽所能，无论规模大小，成败如何，作为后人的我们都该拿他们作为国家英雄来祭奠和怀念。有的论者说1934年后，青年党的抗日活动基本停止，说他们不再抗日，而专门反共。这些论点还有待商榷。其一，1934年之后，青年党已经加入到国民政府，将自己的抵抗运动纳入到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当中，既然拥护政府，那么与政府步调一致，不再独树一帜，便是顺理成章。否则，政出多门，军令不一，难免出现“事变”、“摩擦”之类的事件。在国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中的青年党员一直在战斗，只不过，不再是以青年党为标榜罢了。其二，青年党自从提出团结御侮的口号之后，对于共产党的态度在抗战结束之前一直是团结，而并非攻击。一直到抗战末期的1944年8月，青年党第三次省市干部大会上，一些骨干要求进行彻底的反共工作，却没有被大会通过，大多数青年党领袖仍然秉承相忍为国的精神。另外，民主同盟的建立，青年党的作用极为重要，此同盟的建立，是青年党和其他党派与共产党积极联系，寻求支持之下完成的。
中国国家社会党抗战纪略相对于青年党来说，中国国家社会党的规模虽小得多，但影响却并不逊色。虽然其正式以“国家社会党”为党名活动应该算在1934年，但历史却可追溯到清末，其领导人均为社会名流，如在1936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务委员为张君劢、张东荪、汤乡茗、罗文干、陆鼎揆、诸青来、卢韩昌，执行委员则有梁实秋、梁秋水、徐公勉、黄炎培。
国社党所遵循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在强调爱国的同时，一面反对共产主义，一面避免“重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弊点”，从而推行“渐进的社会主义”。张君劢一贯“反共”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同时进行。于是，国社党也如青年党一般，既被共产党敌视，又为国民政府所打压。北伐时期，北伐军占领上海，立即封闭国社党创建的吴淞政治大学，张君劢也曾被国民政府绑架，以至于一条腿受伤，终身残疾。
在抗战爆发时，国社党的党员据他们自称有1万多人，在全国除陕西和甘肃之外均有党部，其中以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四川等省规模较大。但作为党魁的张君劢虽然是宪政专家和学者，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和政党领导人，在提高本党声望和力量方面并不在行。如青年党一般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从而进行抗战，国社党力有未逮，因此，国社党的抗战主要是在政治层面。
所谓政治层面，国社党的作为主要为两点:其一，促成中国的政治统一，各党派团结，一致抗日；其二，积极推动国府行宪，实现战时宪政。
1938年4月13日，张君劢以国社党代表身份，致信蒋介石与汪精卫，言道:“……同人等更愿本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旨，与国民党领导政局之事实，遇事商承，以期抗战中言行之一致，此同人等愿为公等确实声明者也。更有进者，方全民族存亡，间不容发，除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而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表达了放弃以往政见和恩怨，服从政府，一致对外的态度。
七七事变后，张君劢作为国社党的实际领袖，参加了国民政府组织召开的庐山谈话会，后又带领国社党参加了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
至于推动战时宪政，功过是非，实难有个中肯评价，但其出发点绝非借国难而发展本党在朝势力。张君劢其人，极有原则与操守，即使是参加抗战后所召开的“伪国大”，因为对政府对宪政打了折扣，便不但本人不接受任何职务，还拒绝民社党（国社党和民主宪政党后合并为民主社会党）人接受内阁部长职位，仅仅派一人充当行政院政务委员，可见其并非争权夺利之人。推动战时民主宪政的原因，是认为只有宪政与民主才能真正凝聚全国人心，集合全国力量一致对外。
是不是国社党就没有人直接参加武装抗战呢？也不尽然，有一个公案，值得在这里一说。
前边有关青年党的抗战事迹，说到东北抗日铁血军司令苗可秀，而与苗可秀并肩作战的还有一位少年英雄赵侗。一般人认为，苗与赵都是青年党员，但据很多与赵侗共过事的共产党员的回忆，赵侗是国社党员。如在《杨成武回忆录》中记载:“高鹏同志和赵侗相处多年了，对赵侗深为了解。高鹏同志说，赵侗是国社党党员……”
赵侗与苗可秀一样，都是东北大学学生，九一八事变后与苗一起入关，后又一同出关参加邓铁梅的自卫军。邓铁梅殉国后，与苗可秀组建少年铁血军与日寇作战。1935年苗可秀殉国后，赵为铁血军司令。由于铁血军在战斗中损失太大而又得不到补充，赵侗不得不入关寻找救国会谋求给养，由白承润代理司令。然而，赵入关后不久，铁血军就在日寇的围剿下失败。赵侗于是在北平一带组织国民抗日军与日军周旋。其母赵洪文国也是位巾帼英雄，全力支持儿子的抗日事业，毁家纾难，四处购买军火，做抗日宣传，被誉为“游击队之母”。
赵侗的国民抗日军后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而赵侗始终未加入共产党，后脱离队伍南下重庆。在这里便出现了悬疑，共产党说赵侗是叛变，意图拉走部队而未得逞；国民党方面则说赵侗是奉国府之命南下述职。在重庆，赵侗及其母亲受到极高的待遇，赵侗被誉为“当代岳飞”，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
1939年6月29日，赵侗奉命率200人组成“抗日挺进队”北返河北抗日根据地。1939年12月，途经河北灵寿县陈庄时，突遭伏击，赵侗战死，时年仅28岁。其妹赵理智亦同时殉难，年仅20岁。这只是当时抗日敌后战场诸多“摩擦”中的一件事而已。
究竟赵侗的党派身份是青年党还是国社党，笔者手头资料难以最后确定。而无论其为何党何派，只要为抗日出过力、流过血、立过功的，都值得后人追悼与怀念。 中国致公党抗战纪略中国致公党的名头要比上述两党响亮得多，究其根本原因，是最后站对了队。其实，作为海外华人的政党，在国内的影响，应是比不上上述两党及其他很多党派的。不过，中国致公党在抗战期间的贡献，却在中间党派中数一数二，不可抹煞。
若论致公党的渊源，本应该和国民政府的执政党国民党水乳交融才是，但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到抗战爆发之前，致公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甚至可说是水火不容。
致公党的前身是洪门致公堂。洪门，就是人们熟悉的天地会。清朝政权逐渐巩固后，一些洪门人士为躲避镇压，纷纷移居南洋、美洲、澳洲等地。太平天国失败后，逃到南洋和美洲的洪门人士大量增加。而在海外的华人，无依无靠，备受压榨，洪门组织“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乎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使得南洋华侨“蜂拥从之”，美洲华侨参加者达“十之八九”。
而在海外募集资金、招收同志准备起义的孙中山，为了有助于革命大业，也在1904年1月在洪门大佬、三藩致公堂盟长黄三德的建议和策划下，在檀香山国安会馆加入洪门:“由三德先写介绍函，寄到檀香山正埠国安会馆各昆仲，许其加盟。孙文亲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愿遵守洪门二十一条例，十条禁。于是洪门封以洪棍之职，孙文欣然受之。”
从此，洪门中人称孙中山为“革命大哥”，在美洲的衣食住行、人身安全完全由洪门负责。在武昌起义前，由孙中山发动的10次起义所需资金，绝大部分是由洪门人士和广大华侨捐赠。美洲洪门甚至将温哥华、多伦多、维多利亚三地4所致公堂大楼抵押拍卖，为孙中山筹集急需资金。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重抵美国旧金山，为了缓解同盟会与致公堂的矛盾，更是命同盟会员全部加入致公堂。革命党与致公堂的关系此时最为紧密。
武昌起义成功后，各地致公堂竭尽全力为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造势:“连日筹划发电报，用各埠致公堂名义，各华侨团体名义，一日而发三数十封，电报之费逾千——谓临时总统非孙君莫属”。孙中山当选后，继而贺电如云。
然而，从此时开始，孙中山与致公堂的关系便愈趋愈远，以至于反目。
反目，自致公堂欲改堂为党而始。
为了应和新时代的政治需求，致公堂的领导人们，如黄三德、司徒美堂等都希望将洪门改为正式政党，在国内政坛某得一席之地，以维护海外华侨的利益。他们屡次向孙中山发电要求洪门在国内立案，黄三德更是亲自回国面见孙中山提出要求。可孙中山对此十分冷淡，要洪门通过广东都督胡汉民具呈。而胡汉民也拖延不办，黄三德等了一个月，毫无音讯，便屡次催促孙中山，孙中山仍以交胡办理推托。黄三德大怒，认为“孙推归胡，胡又推归孙，两人扯猫尾，有意压迫洪门，不准其正式立案。盖为其自己组织政党起见，欲消灭洪门而吸收之，不愿意洪门再成势力也。此种心事，真是对不起洪门”。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再次流亡海外，仍欲得到洪门支持。可嫌隙在前，南洋华侨在邓泽如的推动下尚能给予支持，而美洲致公堂则应者寥寥，筹款更无从谈起。黄三德直言不讳:“先生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避之若浼。今盛而复衰，又欲与洪门亲密。先生休矣。”
到护国战争时，美洲致公堂筹款甚为积极，但所有款项都汇往云南，不交与孙中山。孙中山也以不同意其再次提出改堂为党的立案要求作为报复。双方的裂痕进一步增大。
1919年，孙中山欲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要求海外致公堂全部改组为国民党支部，并要求黄三德发函。黄三德不从，两人大吵一架，一个说“你为洪门大佬，你有命令，当然要听，你不肯发函，是你反对我，不是洪门反对我”；一个言“民国时代，人人有自由权，三德不能强迫洪门人士服从我，此公函我断不发。你现在有权力，谓我反对你，你想将我枪毙吗？”不欢而散。自此，双方可说彻底决裂。 1925年10月10日，美洲、香港、澳门、上海等地的洪门代表在香港召开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改堂为党，推举孙中山死敌陈炯明为总理，唐绍仪副之。之所以推举陈炯明，其一，是陈与孙为敌人，所谓“敌人的敌人即我的朋友”是也；其二，陈氏在漳州、广东主政时颇有政声，为人称道，即使后兵败下野，仍不乏同情和支持者，致公党举之以自重；其三，陈在军事失利后，欲图政治上的再起；其四，则是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政策以及镇压广州商团的举动，大失致公党人心。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恩怨，应以政见不合论之，其中是非曲直，本文不再赘述，花费许多笔墨叙述致公党来龙去脉。是想说明，致公党虽在辛亥革命前与革命党荣辱与共，但在民国建立后便和国民党分道扬镳，直至正式建党，更是视国民政府和此时正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为敌。日后抗战军兴，致公党上下能尽弃前嫌，全力支持抗战，应是难能可贵。
陈炯明主政致公党后，推动党务，整理内部，使得致公党逐渐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并推出“建国主义、建亚主义、建世主义”的“三建主义”为党纲。仅从1925年建党到1926年2月，便有10万党员登记。到1933年陈炯明去世时，“除美洲原有机关外，已成立南洋群岛及国内各总支分部多起，尔时合计已登记之党员，当有四十余万”。
现在的致公党总是不提陈炯明为党魁的历史，似乎司徒美堂一直为党魁，这是政治原因，不可苛求。陈炯明对致公党贡献颇大，而司徒美堂在1931年10月10日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仅是美洲总支部主席。
对于陈炯明这样的人物，以及致公党这样的政党，日本人自不会放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派人收买陈炯明，为陈断然拒绝，并领导致公党开展抗日活动。陈炯明发表《敬告国人书》，呼吁“即由全国较有组织之职业团体、区域团体、宗教团体、慈善团体、武装团体、妇女团体及其他一切团体，基于自觉的决心，采取超越党派，实行国民自决主义，齐集救国旗帜之下，共赴国难”。1931年10月10日，致公党中央本部电告各埠，准备救国事宜，号召“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
淞沪抗战之时，司徒美堂在安良堂召开干事会，作出3项决议:“一、以致公党名义呼吁支持坚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二、迅速成立洪门筹饷局机构，发动募捐；三、组织华侨青年航空救国。”1932年3月，致公党又联合华侨建立“美洲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11月，该会召开全体职员大会，向东北抗日义勇军捐款10万大洋。1933年2月，致公党派遣美国华侨救国义勇军团至南京，支援国内抗日斗争。
致公党通过其在各国的组织，积极发动海外华侨捐款。据统计，南洋一带每年汇回的抗日专款达7亿多元，美洲华侨每年汇回的款额也有2亿至3亿元。仅以司徒美堂为首的领导人在抗战期间共捐款5400万美元，他们用捐款买了100辆救护车，交给中国驻纽约领事馆。
须知，这时候的国民政府，还是国民党为执政党，致公党此时已不再追究“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的旧账，数以亿计的血汗钱源源不断地汇向国内。
除捐钱捐物，致公党还组织人员直接回国参战。1938年年日本侵占大鹏湾，马来亚致公党负责人官文森组织“惠侨救乡会”，以人力、物力支援广东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他还用个人资金创建“文森队”，回国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同时，组织华侨青年接受军训，建立抗日武装，与日军作战。
菲律宾致公党主办“洪光学校”，输送了不少青年骨干回国参战，很多人参加了致公党原本并不认可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其中不少青年在对日作战中殉国。
第三党抗战纪略“第三党”这个名称，据说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对于参加国民参政会时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戏称，后来为人们所接受。现在的名称，便是名列八大民主党派的农工民主党。这是在1947年所最后确定的党名，其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称谓，但因为在其参加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时期，是以“第三党”闻名于世。所以本文遂以“第三党”称之。
如果上述三党可被划归“右派”的话，那么第三党便是不折不扣的左派，和共产党渊源极深，甚至难分你我。
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共”之后，与之分庭抗礼的武汉国民政府仍然打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旗号，其中心人物是著名的邓演达，此人既是国民党左派的最为坚决者，也是第三党的创始人。
为人们所熟悉的“宁汉合流”发生后，邓演达参加了共产党的南昌起义，并与宋庆龄、柳亚子、林祖涵、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等22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名发表《中央委员会宣言》，提出蒋介石、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是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的新军阀，是总理的罪人，表示要“一本总理创造本党之精神，与一切假冒本党名义者坚决斗争”。这是第三党的雏形阶段，已经和共产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邓演达1927年11月1日起草《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将之发表，标志这个新党的诞生，更是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总部——苏联。至于在国内进行组党工作的谭平山、章伯钧，均是被开除或是自动脱党的前共产党员。
虽然邓演达打出的旗号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但在国内的党员所决定的党名，是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创建的“中华革命党”。1928年春，这个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推定谭平山、章伯钧、季方、郑太朴、朱蕴山、邓初民、张申府、马哲民等组成中央主席团，以邓演达为总负责人，邓回国前由谭平山代理。6月13日，中央主席团发布《训令第一号》，开始联络被清洗出国民党的青年以及具有中共组织背景的黄埔军校学生组织反蒋活动。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后不同意用中华革命党党名，仍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党名。8月9日，邓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选举出中央干部会，邓为总干事，郑太朴负责组织，章伯钧负责宣传，黄琪翔负责设计，季方负责总务，李世璋负责民运，彭泽民负责侨务，决定出版机关报《革命行动日报》和机关刊物《革命行动》。在此之后，建立了北方和南方干部会，发展党员，成员达千余人。
临时委员会的政治纲领，总结起来便是进行“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而当务之急，便是坚决反蒋，并且动用军事在内的一切手段。 这自然不能为蒋介石所容，1931年8月，邓演达被捕，11月29日被秘密杀害。
邓演达的死，对于临时委员会打击甚大，虽然推举出黄琪翔为总负责人，但失去了在黄埔军校学生中具有崇高威望的邓，使得反蒋活动难以为继。
邓演达被捕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紧接着又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临时委员会开始了抗战活动。黄琪翔通过与蔡廷锴的老友关系，率领临时委员会成员参加了淞沪抗战。余力奎、何自坚率领一团在太仓与日军激战，李世璋、朱蕴山积极调集物资给予援助。
不过此时的临时委员会还没有产生团结御侮的想法，虽然坚决抗日，却也坚决反蒋。先后参加了福建事变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事件，尤其是在福建事变时，将临时委员会解散，参加了“生产人民党”。
福建事变后，临时委员会恢复组织，并在1935年11月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将党名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这便是通称的“第三党”了。重新建立后的第三党发表了《临时行动纲领》，恢复大革命时期的“联俄”、“联共”口号，宗旨仍然是“反蒋抗日”。
直到1936年2月，为了响应共产党的“十大纲领”，第三党才在《“组织反日阵线”提议宣言》中提出“一切革命的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中，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之下，形成巩固的联合阵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有条件地提出团结抗日。
这也许可以解释在1937年国防参政会召开时，李济深提议邀请第三党参加，蒋介石仍保持着敌意，说道:“邓演达被杀了，第三党已不存在。”但蒋最后恢复了谭平山、徐谦等人党籍，并邀请章伯钧担任后来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将自己纳入到全国共同抗战的轨道中后，第三党发挥了除国共两党之外最大的军事抗战能力。
1937年8月13日的淞沪第二次战役，黄琪翔担任了第八集团军副司令，后担任前敌总司令部副司令，9月下旬又担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全力指挥对日作战。9月底，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时，黄亲自赶到松江，指挥所有兵力与日军血战。第三党党员裘朝慎等在战斗中殉国。
在敌后，第三党党员刘春、何世琨、王一帆、覃汉川在河北，吴健东、张云川在安徽，均组织游击队与日军周旋。在晋冀豫一线，更是有6000多人的抗日武装。
在大后方，第三党组织“黎明剧团”和青年抗战工作团，主要进行抗日宣传和教育青年的工作，这两个群众团体一直活动到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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