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刚刚过去，就迎来了清帝退位一百周年纪念。在这特殊的日子里，回想大清帝国最后十几年走过的路，不禁感慨万千，令人唏嘘。
清朝的历史，从发端就与世界历史密切相关。满洲人入主中原创建大清王朝时，正值西方世界发生突变的前夜，大航路的发现，以及稍后蒸汽机发明、工业革命，在在使满洲人统治的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
对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国人应该说已有足够准备，如果不是明清易代，按照晚明中西交流惯性，中国应该在徐光启、利玛窦这批中西智者引领下，坦然踏上世界一体化道路，因为当时的中国已有接受外来文明的足够经验，也有文化上的足够储备。
然而遗憾的是，满洲人毕竟是来自周边的一个弱小族群，他们入主中原创建帝国后，面临着汉化和西方化的双重压力。权衡利弊，清代统治者至少在乾隆大帝之前，选择了汉化优先的政策导向。满洲统治者迅速认同了中国文明，成为中国文明的信仰者追随者。当然，也就中止了晚明以来公开且繁盛的中西文化交流。这是中国历史的遗憾，也是大清王朝的缺憾。
经济上的世界一体化是工业革命之后必然要发生的，是世界上只要人迹能到的地方都无法避免的。事实上，清代统治者尽管遏制住了晚明中西交流的潮流，建构了一个虚假的中国文化繁荣，所谓康乾盛世，所谓乾嘉汉学，所谓《四库全书》，如果放到大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与西方的差距真是不可以道里计。尽管如此，清代统治者的刻意封锁依然无法阻止住中西文明交流的潜流，特别是贸易上的诱惑，也使得中西之间文化交流在那时只是一种管制性的交流，不是无限度自由的交流而已。
管制性的交流也是交流，涓涓细流终究会汇成大河。中西文明在艰难环境中接触交流着，至十八世纪晚期，这种交流本身又构成了严重问题。西方人在对东方对中国的贸易推广中遇到了极大障碍，即中国的市场不开发不发育使中西之间的贸易严重失衡，西方需要中国大量初级产品，比如茶叶，比如瓷器，都已经成为西方人生活方式中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而在中国，西方工业革命形成了巨大的产能过剩，大量的纺织品急需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广袤市场。然而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太强大了，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中国人靠天吃饭收入低下，当土布可以替代洋布的时候不会超出购买能力去买洋布，当打火石还能打出火花的时候，也不会花钱去买洋火。中国市场的不开发当然不利于中国人生活品质的提升，但对统治者来说，统治秩序的稳定可能还是第一位的。于是当马戛尔尼率领庞大的贸易代表团前来谈判时，乾隆大帝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大清帝国物产丰富，无奇不有，我们不需要你们那些东西。
乾隆大帝的豪气引起了复杂的历史后果，中西贸易的不平衡引发了“罪恶的鸦片贸易”，也就仅仅三十年光景，一个原本算不上富庶但总算还能过得去的中国竟然被那个鸦片摧残得差点终结：中原已无可用之兵，国库亦无可用之饷。紧接着，就是以鸦片名义发生的战争。
鸦片战争将中国被迫拉上世界一体化，五口通商使中国人的观念、生活形态都在发生变化，到了1860年代，中国在经历了内乱外患多重打击后重新起步，踏上中体西用洋务新政的轨道，也就几十年时间，大清帝国元气尽复，又以世界大国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不幸的是，大清王朝的成功是因为行政主导的中体西用洋务新政，一场持续三十多年的大试验竟然在一场局部冲突中一败涂地。追根溯源，人们将责任归结为这场“跛足的现代化”，以为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只要西方之用，不要西方之体，失败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知耻而后勇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失败乃至惨败都不可怕。在经历了1894年的巨大刺激后，中国人很快重建共识，走进变法图强的“维新时代”，开始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注意参照东西洋成功经验进行体制变革。
遗憾的是，这场变革被1898年秋天的一场政变所打断，紧接着又是席卷大半个中国的义和团战争，直至1901年，中国重回政治变革的轨道，开始新政。又过了几年，开始君主立宪的预备。
君主立宪是那时中国人的普遍共识，正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既然君主专制不合乎我们的需要，既然民主共和超越了我们的社会发展程度，那么执其两端而用中，君主立宪就是合乎中国国情的理想选择。然而，当这个选择即将成为现实时，清廷的几个技术性失误使先前的努力前功尽弃，一个王朝在一百天的危机中走进历史。
历史无法遗憾，也不必惋惜，走过的就是走过了。只是一百年后回望大清王朝，特别是分析这个貌似强大的王朝为什么在一场危机面前不堪一击，这个过程究竟有哪些教训可以汲取？这是这本小书希望探究的问题。
感谢《新世纪》的徐晓老师和刘芳小友，如果没有他们的敦促和经营，这些文字或许不会写出，更不会用这种方式呈现给各位。
马勇，2011年1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