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是亚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合作，亚洲团结、稳定，世界就安宁；中日冲突，亚洲动荡，世界也不得安宁。这是过去近两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
相互不信任缘起 如果从历史渊源说，中日是东亚最重要的邻居，有着上千年的交往史。在漫长的岁月中，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而且是最好的学生。中国古典文明许多重要内容得以保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像日本这样的好学生。礼失求诸野。古老的中国应该庆幸。
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世界市场逐步一体化，中日两国都面临战西方的挑战。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犹豫之后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西方，从剿夷到抚夷，再到学习西方。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至少耽搁了两百年，中国原本应该坦然面对西方，回应西方，追上西方，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或者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增加工业文明的成分，从传统走向现代。然而，中国并没有这样做。
中国没有及时回应西方的挑战，或许与自己古老的传统有关，丰厚的文化积淀使中国很难在短时间认同西方。但是，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在过去千年毕竟只是中国文明的学生，他们从中国文明中学的确实不少了，但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不是老师，还是学生。所以，面对西方的挑战，日本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发誓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式”国家。应该承认，经过几十年努力，日本做到了，从1867年算起，至1900年义和团战争，日本就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一个重要成员；而此时的中国，却沦为被大国俱乐部处分的对象。
日本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发生跨越式的发展，除了日本转身向西，与世界一流大国和舟共济坦诚交往认同世界主流价值“通大道”外，还应该承认日本最好的继承了中国文明中的智慧。在过往岁月中，日本对中国文明进行认真的研究，对中国也进行了周密考察，尤其是对中国人并不屑的智慧比如《孙子兵法》，比如三国智慧，比如权谋，比如诈术等，中国人只是一般性地说说，并不信以为真，中国遵循孔子的教导，君子坦荡荡，不屑于阴谋，不屑于诡计，更不屑于诈术。日本则不然，或许是因为岛国生存的特殊忧患意识，日本对这些东西吃得很透，深入骨髓。
中国在过往很长历史阶段中是以王道主义立场看待世界，看待周边。中国信奉儒家文明“以夏化夷”，用王道主义主流价值观影响周边，用文明软实力使四方来朝，文明的疆域和政治的疆域都在这个过程中扩充，因而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国人不再屑于玩弄雕虫小技，不屑于阴谋，不屑于权谋。这是中国在两千年不断扩充不断强大的原因，也是中国在近代面对西方很难转型，面对外敌屡屡显得笨拙，显得有点像宋襄公。
应该坦然承认，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世界就是严复所认识的那样，是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要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活下去，就要寻求富强，就要既通人类文明的大道，知道人类文明的方向和未来，也要知道丛林法则，知道小计，知道中国文明儒家精神向来不屑的法术势，知道阴谋、诈术，知道借势发力。
对于这些，应该承认，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做的比老师好。
老师与学生 既通大道，又精小计。这是日本在近代成功的关键。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日本总是在拿中国做试验，用中国智慧对付中国，尤其是在每次重大交涉时间点的选择上，日本绝对不是听之任之随波逐流，总是牢牢把握主动权，甚至不惜以小计刁难、发难。
中日近代交涉第一次出故障，应该是1876年的《江华条约》。
朝鲜是中国的番邦，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自从中国不得不踏上学习西方的路之后，资本一直有撬开朝鲜大门，打入东北亚的冲动。怎样引领番邦打开国门，走上世界，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个问题。当美国资本准备进入时，中国确实不愿帮忙，也是事实。但是，相信中国一旦完成自己内部整合，一定会对包括朝鲜在内的诸多番邦有一统一规划。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利用清政府洋务新政无暇他顾，在外交上选择孤立主义的时候，曲解清政府宣布的“番国自主”原则，像美国对付日本那样，利用一次简单的事件，软硬兼施签订《江华条约》，与朝鲜构建了另外一种关系，挑战中国在东亚的盟主地位。必须承认，日本在这一次交涉中干的很棒，中朝宗藩关系因日本搅局面临转型。
中国拥有第一流人才和智慧，日本的挑战使中国人看到先前宗藩关系不可持续。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不能单兵突破，中国必须考虑周边那么多番邦的利益，这些番邦数百年来追随中国，寻求保护，但西方挑战东方，传统向近代转型时，中国一定要尽最大力量与这些番邦携手共进。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东北亚抵御日本，还有俄国利用地缘优势对中国的蚕食，对东北亚的觊觎。
此后，李鸿章那一代中国外交家为建构一个稳固的东北亚环境，下力气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引进朝鲜，用“大国均势”抵消日本因《江华条约》发展起来的日朝特殊关系，防止日本对朝鲜的独占，这一方面维护了中国作为宗主国的尊严、面子，对周边其他番邦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比较有效遏制了日本的野心，维持东北亚和平。如果说晚清几十年对朝政策存在巨大失误的话，必须承认这个时间段的“大国均势”构想及其实践，是最合理的一个阶段。
1882年5月22日，在中国帮助下，《美朝通商修好条约》签字。引美入朝是一个共赢的方案，如果说有谁受到一点损失的话，只是日本再也无法利用地缘优势独占朝鲜。
此后不到两个月，朝鲜分别与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的签订相同条约，一个全新的“大国均势”基本成型，日本对朝鲜的独占完全破局。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丁忧回籍守孝。日本人在朝鲜策划了一场兵变，杀害主导构建大国均势的朝鲜实际领导人闵妃，使刚刚成型的东北亚大国均势破局。而恰恰在李鸿章不在的时候，李鸿章的继任者张树声、老部下马建忠无法充分理解“大国均势”的意义，不知怎样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人斗智斗勇。马建忠识破了日本人的阴谋，看到了日本人的目的，但马建忠作出一个非常错误的决断，竟然以上国身份绑架了大院君。大院君确实罪大恶极，但他毕竟是朝鲜国王的生父。马建忠的做法挽回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权，但从此后，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大国均势不复存在，群雄逐鹿东北亚变成了中日对峙。
一千年的师生关系至此移位，由此注定12年后的甲午战争。
日本的小计 日本在李鸿章丁忧这个准确时间点达到了一个准确目标。日本这个中国文明的学生确实经此一变改变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从此对日既没有信任感，也没有什么需要谦卑的东西。无论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获得怎样的进步，在中国人的眼里都算不上什么成绩。中日关系从此踏上一条充满风险的路，中日迟早回发生问题，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看法。
两年后，1884年，中国因越南问题陷入南部边陲不得脱身，在战场上赢得了法国，但却不得不放弃越南。中国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距离北京更近的朝鲜又出问题。
这年12月，日本策划发动政变，启目的就是利用中国正在南部陷入战争而脱离中国，走上独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当然是这次政变的幌子，其真实目的让朝鲜投向日本，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为了化解这场冲突，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于1884年在天津进行了一次会谈。这次会谈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发展方向。作为中国的番邦一变而成为中日共管。这为十年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种子。
1888年，慈禧太后让小皇帝光绪即位，经过几年传帮带，慈禧太后定于六十岁时彻底退休，颐养天年，让光绪帝亲政。
慈禧太后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她的退休关乎国家荣誉和一个时代的结束。慈禧太后或许并不想大事张扬，但从国家、朝廷立场上，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就是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因此进入1894年，就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年”，中国所有的事情都必将围绕在这件事情转。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间点，日本利用朝鲜内部出现的小问题大事发难，清政府为了荣誉为了内部稳定，情报、决策、兵力布局调度、后勤保障，甚至国际沟通等，一律跟不上。中国既不能为了对付日本宣布中止、暂定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那样的话，中国必内乱。中国就在那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左右应对，日本却利用了这个机会猛攻狠打。战争的结局从开始就已注定。
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的根本转折。这个转折从根本上打乱了中国发展的步伐，中国原本可能在洋务新政基础上往前走，在解决了物质的、器械的完美之后一步一步踏上一条君宪主义道路，中国不可能不改变，但中国最不应该的是因外部刺激而改变。中国从此踏上一条激进主义道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经历了“二次革命”之后，国内严重分裂，在参战还是不参战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在这个混乱时期，日本义无反顾宣布参战。但它并没有立即出兵欧洲，而是发兵中国，抢占山东，从德国人手里夺取全部权益。这件事是现代中国的巨大转折，此后的外交失败、五四运动均与此关联。当然，日本发兵山东值得我们今天检讨的方面很多，中国无论如何不应该总是让内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可能是中国在建构现代国家时最值得注意的。
第二年（1915年），日本为了让中国政府确认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利用袁世凯萌发的帝制野心，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是中日撕破脸皮的开始。“二十一条”的关键不在山东，而是日本对满洲、蒙古权益的诉求。此时的中国，内政分裂，根本无法寻求共识，无法凝聚共同抵抗的力量。 经过十几年的混乱、重组，蒋介石在1928年大致统一了关内。然而就在这个时间点，日本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其目的众说纷纭。但从大历史观察，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清晰，此后几十年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都可以在这个重大事变中寻找到影子，中日交恶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结束。
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日本总是能巧妙利用时间点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时间点或是中国发展关键期，或是中国困难时，或是中国格外重视的节点。从国家立场上说，日本的这些做法对中国有极大伤害，也非君子所当为。但是从历史教训说，中国也应矫正自己的政治日程，不能以内政压外交，内政、外交应该建立一种良性联动，而不是恶性互动。不能将自己的软肋总是暴露在外，不能给对手留下可攻击的目标，更不能用党派的纷争、政见分歧为重，甚至利用外交危机实现党争的目的。
在外交上，中国在坦荡荡的同时，也应该适度注意“小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或许应该引起中国人的警惕，不要再以“倭人”视日本，更不能以阿Q心态蔑称“小日本”。日本是“大和民族”，是亚洲的伟大国家，是中国无法搬走的邻居，中日必须友好。中日之间只有重建正常国家关系，亚洲和平与稳定方才可期，中国重建辉煌方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