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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起源)神秘失落的巴文化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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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2-10-27
探寻巴人之谜

    大约4000多年前,在现在的重庆、湖北、四川境内曾经生活着一个远古族系,他们被人们称作巴人。古代巴人在长江流域创造了可与中原文化相媲美的古老文明。然而,在两千多年前,这个古老的民族却突然神秘地消失了,伴随着文献资料和种种神话传说,巴文化像一团云蒸雾霭的谜,留给后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随着三峡工程的正式启动,库区水位将到达135米,这意味着长江流域100多处古代巴人的遗址和墓地有可能被永久地埋藏。为了抢救发掘巴人遗迹,600多名考古专家聚集在这里,大规模地发掘工作是否能够解开巴人的千古之谜呢?



巴人之谜——剑

    从公元前十六世纪开始,巴人已在三峡地区频繁活动。他们在长江两岸种植水稻和小麦,在与外族的血腥搏杀中,书写着自己的历史。

    史籍中的巴人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民族,他们以刚勇尚武而著称于世。巴人没有文字,在过去的漫长时光中,因为缺乏相关考古学实物的证明,巴人之谜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悬疑。

    公元1996年,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在三峡地区破土。公元2001年,世界上最大的考古工地也出现在这里,在此之前,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的历次考古发掘,找到了巴人的一些功史线索。今天,大规模的发掘有望解开巴人的千古之谜。

    日渐丰富起来的遗存,正在使沉寂已久的远古故事渐渐复活。在三峡地区发现的巴人遗骸,巨大的骨架让人震惊,随葬的青铜兵器表明了他们的身份,这一切似乎印证着远运河的烈焰惊涛。

    2001年9月,长江支流彭溪河畔,四川大学的考古人员正在进行紧张的发掘,这是他们已发掘了多年的巨大巴人聚落遗址,巨大的遗址面积和丰富的文化堆积令考古界震惊。但仍有许多秘密藏在泥土中。

    公元1984年夏天的一个早晨,重庆云阳县李家坝小学的教师刘某到彭溪边打水,在河边的一块凹地中,他意外的发现了一块青铜器的残片。这个小小的发现,却带来了三峡地区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

    四川大学历史学系的考古人员在一周后赶到彭溪河边,大规模的发掘就此开始。发掘面在不断扩大,发掘持续了很久,一个未知的神秘世界在考古队员脚下出现。这就是后来被列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李家坝遗址。

    从李家坝出士的巴人遗物中,各式青铜器占了很大的比例,这当中有剑,矛,戈,箭镞等,它们仿佛从未经历过时间的黑洞,在我们眼中,更像是刚刚创作完成的艺术品,但它坚硬的质感却又透出一股难以名状的杀伐之气。

    面积巨大的李家坝遗址,在很长时间内令考古人员始终处于兴奋的状态中,正当他们为层出不穷的新发现而惊喜时,在彭溪河上游的开县余家坝,山东大学考古队又爆出惊人发现:一座面积达5550米的发掘面中,大片的巴人武士墓惊现于天下。惊异于其惊人的场面,考古学家称为战国士兵携械走出墓群。这些墓葬埋藏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这里发生过一场怎样的战争?这些巴人将士死于何时?史书上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从余家坝巴人墓中出士的同样是器形繁多的兵器。这一切都昭示着曾经发生在这时的惊天动地的厮杀。

    巴人也许是世界上惟一用战争书写整个历史的民族。一部巴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对巴人遗址的屡次发掘中,找到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以兵器为主,而其他的青铜器物也都与战争有关。

    历史的格局是,当时在巴国的东面有强大的楚国,北面是雄踞关中的秦国,秦楚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国力相对处于弱势的巴国靠什么与之抗衡?史书记载巴人相继与秦楚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并几度进逼楚国的都城江陵。从出士的巴人兵器中,我们似乎得到了答案。几千年前骁勇能战的的巴人,与他们相匹配的一定是同样优良极具杀伤力的兵器。在冷兵器时代,武器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双方的胜负。

  2001年10月,在湖北鄂州市博物馆,多年从事古青铜兵器复制的董亚为先生为我们演绎了青铜剑的工艺制作过程。这一切把我们带回到二千多年前的青铜时代。二千多年前的巴人工匠已具备了非常精湛的冶炼制作技能,同当时的中原和秦楚等大国相比毫不逊色。而巴人在兵器制作的种类上更为丰富,在纹饰上更为精致。

    二千多年前的巴人兵器已显露出相当系统的制作工序和精确的科技含量。青剑中各种金属的比例含量的精确度即使用今天的现代设备检测也出入不大。兵器中青铜的含量偏重,保持了兵器的坚硬和锋利。春秋战国时期,一代一代的巴人工匠凭着自己的经验制作兵器。他们没有任何用于参照,检验的设备,整个制作过程和金属调配过程都靠手工完成。

    从这些出土的秦兵马俑中,我们可以想象出当年强大的秦国,而与之相持不下,拥有半个中国的楚国,其武力的强大也可想而知,当时的秦楚两国,除了拥有精良的兵器和强大的国力外,还拥有非常精良甲胄防护设备。大量的实物证据表明,战国时期,秦楚两国已大规模的使用了金属铠甲。

    我们今天所发现的巴人武器,当时也具备了与秦抗衡的实力。而在有史以来的发掘中,考古学家对巴人军队防护装备的发现几乎是零.勇武的巴人显然不能仅凭血肉之躯与外敌抗衡,在连年不断的征战中,他们用什么东西保护自己的身体呢?

    当秦楚等大国庞大的战车队在平原上冲突酣战时,在三峡的峡谷沟壑间, 巴人的军队却仍靠他们强健的四肢翻山越岭, 跨江涉水.特殊的地形,巴地金属原料蕴藏量以及巴人有限的开采能力,使他们不得不放弃沉重的金属铠甲而另辟蹊径.古代巴地,畜牧业比较发达,山野中多有坚实的野藤, 巴人将藤条用烟火烤, 使之结实, 再将其编制成藤甲, 巴人选择轻便的皮革和藤条制成甲胄, 使他们能灵敏的活动在山谷地带。巴人的盾牌, 多用坚木制成, 这种木料具有很强的吸附力和韧性, 敌方的刀剑砍刺在上面, 通常难于拔出, 其结果可想而知。

    随藤甲一道消失的,是历史上武威赫赫的巴人, 很久以前, 巴国就已消失,很久以后,面对着这些巴人的遗骸和这些吸附着巴人魂魄的青铜精品,我们感到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二十一世纪,居住在南中国的许多地区的土家人,一直是史学界所认定的巴人后裔.今天的土家人,有着淳朴强悍的民风,歌舞似乎是他们讲述生活的惟一方式,当中充斥着浓烈的武风.从他们的歌舞中,我们找到了与历史的神秘联系.土家人的这些激情狂放的舞蹈,可追述到远古。

    因为巴人的赫赫武风,他们作战时的歌舞便长久的传下来.直到汉代,宫廷中仍流行这种名叫"巴渝舞"的歌舞。在巴人的心目中,歌舞的意义非比寻常,它是巴人强悍威武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专家考证,今天土家人的摆手舞正是由此演化而来,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转变为纯粹的欢庆与祭祀舞。

    在土家舞蹈的动作中,今天所表现出的仍是一种高度的协调性和自觉的群体意识.巴人在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群体意识和对死亡与恐惧独特的渲泻方式是他们勇猛无敌的关键,这是一种超越规律的力量.19世纪,在世界的另一端,非洲的土著祖努人凭着一种原始武力和群体意识,用弓箭和投枪屡次打退拥有现代火器和号称世界作战列队第一的英军.这是对古代巴人的最好诠释。

    1999年,在三峡地区出土的几县巴人遗骸被送到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庄孔韶教授的实验室。 到2001年, 庄孔韶教授对巴人遗骸DNA的研究已持续了两年。庄教授已从现有的几具遗骸中找到了类似的基因成份。这进一步证明了史籍中的一些记载和考古学的一些推论。从当今土家人体内采集的基因,也被送到北京庄教授的实验室,用以证明他们与巴族间可能的血缘关系,然而,因为年代的久远,这项尖端的科学实验尚未获得确切的结论.庄教授和他的助手们仍在作不懈的努力。

    历代的史书对巴人的记载,带给我们以语焉不详但尚可连贯的历史脉络。从春秋到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漫长时光中,战争对于巴国来说,几乎就是全部内容。对于每一个个体的巴国男人来说,血腥的搏杀和死亡的荣耀也贯穿于他们的一生。他们用浪漫的歌舞和顽强的生殖驱赶着死亡的阴影,延续着祖先的光荣。
[2 楼] 作者: 笑谈酒色    时间: 2003-8-21 10:24

巴人之谜——虎

    在中国古代的星宿学中,西方白虎七宿中的白虎星直接主宰着人间的兵戈和战争,是充满杀伐之气的战神。商周之际的灭纣兴周战争中,有一支勇猛善战的军队深得周武王赞誉,他们被称为虎贲和虎士,这是早期的巴人武士。虎后来也成为汉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后汉书》成书的时间较晚,当中有关巴人图腾、起源及巴人第一个君主廪君的记载虽含有很浓的神话成份,却仍被诸多史学家当做破解巴人之谜的重要依据。书中载道:"廪君死,魂魄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我们很难否认其真实性,巴人崇虎以白虎为图腾和祖先,已被近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更重要的发现在1998年的三峡地区考古中出现,书中记载的以人祭虎的情形成为考古人员眼中的真实图景。在一座巴式墓中,巴人武士的遗骸旁,除了随葬的青铜兵器外,脚底骇然放着两颗人头骨,很显然这属于人祭的牺牲者。另一个墓穴中的死者首身异处,作为祭品,他的身体曾被刀斧切割成数段。这些偶然与必然在几千年后被神秘的连在一起,许多疑团的破解和解释,也因此而有了可能。这就是现代考古学的力量。

    关于巴人先皇廪君的死因,书中并无细考结论。抛去神话的成份,我们可能窥见远古的真实故事。《后汉书》中的禀君时代,巴人已经拥有相当的渔猎经济、部落间的军事冲突与征服已十分普遍。书中记载的禀君部族杀人血祭,已透露出禀君死亡的蛛丝马迹,作为开疆拓土并得到血祭的军盟首领,他只能是死于征战,这是历史真实中的禀君,作为一个英雄,他被后来的巴族尊为他们永远的神祗--白虎。

    在古代巴人的精神世界中,白虎与祖先有着同样的含义,亲人死后就成了祖先,而祖先就是白虎、虎吃人血。所以在漫长的时光中,人祭的习俗便一直传了下来。

    清江,古称夷水,发源于湖北恩施县境内,上源与诸多著名的河流相交,流经利川、巴东、娣归、建始等地。峡谷纵横、神秘莫测。它所流经的地域都是历史上的巴文化区域,今天仍聚居着巴人后裔土家人。如果我们把这片神秘之地比作一个封冻的历史空间,似乎再恰当不过,巴文化的一些原生态图景,竟如同活化石般的存留下来。土家人在今天祭祀死去的亲人时,跳丧者仍仿照老虎的跳跃、摆尾、洗脸动作,而口中的歌词也是关于虎的内容。土家吊脚楼门前的装饰图案中,虎就有几种形象。以人祭虎的习俗据说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仍有发生,今天的巴人后裔只是象征性的在额头上划出血口子,以祭白虎。

    湖北长阳县境内的清江段,世居江岸的土家人仍时常在船中举行祭拜活动。他们的神祗就是咫尺之遥的巴人祖山武落钟离山。这些活动今天更多的带有浓重的象征色彩,而不再具有巴族先民中那种沉重的巫韵氛围。历史是一种深刻的记忆方式,许多古代民族的宗教观众、信仰、习俗具有超乎于想象的生命力,这正如他们种族繁衍的生命力一样。

    《世本》成书于秦汉之际,司马迁著《史记》多以此作为母本。《世本》这样记载:武落钟离山上有赤黑二穴、廪君诞生于赤穴。部族有五姓,廪君凭着掷剑准确和赛舟领先的优势,成为五姓的首领。我们在山上找到了传说中廪君诞生的赤穴和后人为他而立的寺庙,站在武落钟离山上,眺望一片沧茫的清江口,令人想到沧茫的历史。

    香炉石文化遗址,位于武落钟离以东,清江河谷的峡谷台地上,这个面积仅70平方米的遗址的发现,使《世本》中的有关描述得到了惊人的证实。

    从香炉石遗址中出土的器物来看,这几乎就是对史书记载的形象化再现。巨大的卜骨,大多用巨鱼的鳃盖骨和龟甲雕刻。这种鱼卜骨在其他同期类型考古中尚未发现,为香炉石所独有。这从另一方面展示出史籍中早期巴人生存的渔猎环境和"俱事鬼神"的远古景象。

    从巴人的发展轨迹看,对于他们,迁徙同战争一样,同样是生命中的主题。从古至今,清江一直作为长江的支流存在,但时间的漫长,却使一些故事变得模糊不清。在以往的许多考古认证中,位于三峡以下的湖北宜都的清江与长江交汇处,被认为是早期巴人进入长江的地方。这个推证被后来的一些事实推翻。古代长江的水量比今天更大,山体滑坡时常发生。即使到了今天仍多激流险滩。在遥远的时代,舟船简陋的巴人如何逆流而上,并穿过凶险的三个大峡谷,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溪位于瞿塘峡以东三十多公里的地方,今天的大溪已是一个干涸的河床。专家带着我们沿干涸的大溪而上。大溪在古代通往清江,并与清江连接。这在史籍中已有明确的记载。古代大溪与长江平行流向,它穿过长江与清江的分水岭而进入恩施境内。史书记载的廪君沿盐水之地迁徙,直到公元5世纪,清江以上到恩施尚可通航。春秋时,巴楚相争,巴的兵力时常出现在湖北枝江,松滋,江陵一带,就可证明巴人是沿大溪入清江东下的。

    古巴歌中唱出的情景,仍见于峡江两岸。长江是巴人生命旅程中一个新的起点。生性骠悍的巴人在长江两岸的纵深地带开始了他们田园牧歌似的生活。史书记载,巴人种植水稻、燕麦,采摘桑叶养蚕,用上好的粮食酿制特有的清酒。他们有着丰富的事物。农耕文明改变了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优质的稻米被制成脂粉,巴族女子在战争间隙,展示着她们短暂的美丽。

    考古学家证实,早期进入峡江地带的巴人,大多在长江的支流上建立他们的家园。这里有平缓的台地和肥沃的土壤,而这一切还与当初巴人势力的相对薄弱有关。春秋战国之交,巴人在与江汉楚国、川西蜀国的分合中日渐强盛,强大的巴国在这一时期可谓如日中天。他们在长江边的丰都、忠县,涪陵都相继建立过都城。考古学家仍在进行的探寻,把我们带进扑朔迷离的氛围中。

    这是中国西部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重庆。长江与嘉陵江在这里神奇交汇,勾勒出一座美丽的半岛。生活在这里的重庆人似乎仍沉浸于他们最初的氛围中。男人的热烈率直,女人的美丽都一成不变的存留了下来。两千多年前,这里是巴国最重要的都城--江州。上世纪,这些沿江而立的干栏式建筑,连结成片的船只,一眼望不到头的石级,或许能带给我们关于巴国图景的想象。

    两千多年前的巴人和今天的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半岛上,这是他们颠沛,搏杀生涯中一段宁静而短暂的生活。历史上,具有尚武精神的民族都与延绵不断的大迁徙连在一起。从殷商开始往后的千百年间,巴人的足迹遍及半个中国。重庆是巴人历史命运的转折点,在此以后不久,巴国陨落了。
[3 楼] 作者: 笑谈酒色    时间: 2003-8-21 10:25

巴人之谜——钟

    到2001年,在三峡沿岸的山野中,还流传着这些古老的歌谣。土家的这些山歌就是被巴人传唱了千百年的巴歌。

    瞿塘峡象一道门户,自古作为战事要塞。巴人在此设置关隘与楚军对峙。峡谷没能挡住楚军。古巴歌却在刀光剑影中被楚人唱到了他们的平原上。

    唐末,一个诗人在这里系舟登岸,他是一名被朝廷贬职的官员。他把自己的足迹留在峡谷周围的山水之间,他学会了吟唱巴人传统的古老歌谣,并将当中的内容仔细记在纸上。多年以后,一种令后来的文人争相效仿的文体诞生在诗人的行囊中。诗人名叫刘禹锡,那种新兴的文体叫做"竹枝词"。刘禹锡的塑像被后人立在了瞿塘峡边的庙宇中。

    古史记载:楚人宋玉与楚王有这样一段关于竹枝词的对话:"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可见当时的巴地歌舞对楚人的影响。

    作为一种传统,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竹枝词在楚地被长久地流传下来。时间过去了几千年,楚故地宜昌城中的竹枝词歌舞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古代巴人歌舞的原始状态,并被现在的歌舞家重新演绎。

    公元前278年,楚国的诗人屈原在汨罗江投水自尽。事实上,这只是两千多年前一个诗人无声的死亡。在两千多年前战争迭起,楚宫危在旦夕的时刻,一个激越的灵魂消失在漠然的天地间,就像水滴消失在激流中。死于两千多年前的屈原被后人反复记起,并不断提及,实在是因为他那些充满魔力的咒语般的诗句和充满神秘感的生命本身。

    屈原是最早解读巴歌的人,抑或他本身就是巴歌的创始者。他那充满巫韵氛围的话语王国,几乎就是古代峡江巴人习性和风物的生活写照。

    湖北省姊归屈原庙。这位伟大的诗人被人们供奉在寺庙中。姊归县乐平里。这里是屈原生命的起点,至今民风儒雅,香火旺盛。但1997年的一次考古发掘,一把洛阳铲打破了人们延续了千百年的对屈原身世的认知。在屈原故里乐平里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没有找到他们想象中的楚文化遗存。考古学家们几乎有些失望。考古学家林春把屈原戏称为外来户。屈原来自何方?出土在此地的巴文化遗存已使一切明朗起来。

    作为人们想象中的巴国诗人,屈原曾在他的诗句中流露出许多迹象。屈原作为才华横溢的诗人。曾一度受到楚王器重,但最终仍处于受排斥的地位。这可能与他的出身有关。资料表明,屈原的祖上应为巴地庸国的巫官。这就无怪乎屈原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神巫色彩。死去两千多年的屈原的身世被留在了历史的烟云中,但古老的巴歌楚韵却仍然被后人广为传诵和品味。作为一种前驱文化,巴文化毫无疑问地影响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原地区的文明进程。

    考古学和博物馆的意义正是为了人们真正地认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是远古楚地编钟的演奏场面,从这种盛大的演奏场面中,我们可以想象出巴国礼乐当年的盛况。

    涪陵城边的小田溪,谁也无法想象它当年的繁荣。出土的巴文化精品使我们对史籍中的巴王都城的存在深信不疑。从这里出土的器物以乐器为主。计有钟、钲、淳于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组14枚制的编钟。乐器在古时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很显然,乐器的主人应归巴国君侯。14枚制的编钟在出土武器中十分罕见,与楚式编钟相比,它们在形制和纹饰上风格各异。

    在制作工艺上,巴人编钟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音乐家证实每件单钟可测出双音,具七声音阶。14件编钟尺寸依次递减,从通高21厘米到8。6厘米,精确度极高。音乐考古学家已把它作为古典音乐的独立类型来研究。

    另一种造型奇特的巴人乐器,它们在战斗中被巴人武士用于作战。淳于是巴人最典型的乐器,至今只见于巴蜀地域,巴人在战斗时,敲击淳于肩部发声,淳于声大如雷,清响良久。作为巴人特有的青铜器,淳于一直未传到楚地和中原,作为技艺高超的青铜制品,淳于无疑是巴人崇虎的精神外化。淳于上的白虎造型有的极具现代艺术风格,繁者造型写实性强,虎的耳目清晰,张口露齿,能清楚地数出虎牙。编钟与淳于的形制,都在汉唐之际消失,他们在地底下漫长的沉寂着,到再次见到阳光时,它们恍若刚刚铸就。 巴人曾在长江和嘉陵江流域多次建都,大量的青铜制品和陶制品令我们惊叹,这确实是一个曾经光彩四射的王国,但我们却已找不到一座完整的巴人遗城。历史上辉煌的巴人城廓,同他们的历史一起沉入了地下。天性浪漫的古代巴人怎样修筑他们的城池呢?

    这个图形出现在巴人的青铜器上,被考古学家考证为"干栏式"图语,在今天的渝东南、鄂西、湘西北和黔东南地区,我们看到了大片大片的干栏式建筑,今天的土家人就居住在这样的"干栏"式吊脚楼中。

    古代巴人居住的地方多依山傍水,地形决定了他们的建筑样式。盛产林木的地域也为这种建筑物提供了条件。古代巴国的城市完全可能就是由这样的"干栏式"木楼构成的庞大建筑群,他们无需修筑坚固的城墙,周边险峻的峡谷和山地就已使他们城镇固若金汤。

    很久以前的巴城中,人们在这里生儿育女,平凡交往,这不是一些封闭的城市,一条大江和无数的溪河使城市变得鲜活,商贸活动日趋频繁,他们用本地的盐换取来自峡谷外的货物,用他们的织布换取羡慕的目光。

    灾难可能在一夜之间降临,汹涌的长江和难以计数的山体灾祸或许不只一次的摧毁过这些峡江居民的梦想,泥沙和浊流带走了他们的生活和城市。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峡江楼阁是否就是远古巴人城楼逼真的再现?这中间隔着神秘的时间黑洞。

    在古巴人活动过的地区,这些被称作"天街"的建筑格局仍随处可见,它们依山就势、层层叠建,象高耸入云的祭台,居民们保持着淳厚的巴人遗风和生活习俗。很久以前,楚宫和秦城都已消失,电影制作者依据现存的古代宫厥和资料将它们复原,今天存留下来的宋城、明城在建筑结构上与秦汉文化一脉相承,而楚城是这一切的源头。从今天土家聚居"干栏式"建筑中,我们尚能找到联结的语言链条。从考古发现看,黄河流域古代部族的建筑多用夯土建成,这可能是远古中原地区建筑的活化石,在我们能了解的古代建筑中,看到了夯土和复杂的木架梁架结构合一的样式,而木架梁结构后来无疑成了中国古建筑的主要内容。我们在当中看到的全是干栏式建筑的影子。

    我们的目光再次回到神秘的巴蜀图语中,这个符号是否有着某种同样神秘的暗示呢?
[4 楼] 作者: 笑谈酒色    时间: 2003-8-21 10:27

巴人之谜——盐

    战国后期,巴国内乱。巴将军蔓子许以三城,借师于楚,内乱平定后,为保住城池。巴蔓子拨剑自刎,用自己的头颅答谢楚王。

    当时的巴国,因为改革和社会经济的滞后,已是危机四伏。巴国发生内乱前不久,一个楚国的重臣被乱箭射死。这个楚国人名叫吴起,他因力主变法而招至杀身之祸。吴起死后,楚国因为他生前推行的变法改良而更加强大。此时,北方的秦国通过长久的变法,已奠定一统天下的基础,楚国成为他最大的敌人。

    这是战国后期的时候,九州在地上风起云涌。当时的楚和巴,因变法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差异已日趋明显,不久以后,中国的历史走向另一个方向。

    时间倒流,巴与楚已在长久的亲和交恶中,写下了三峡浓墨重彩的历史与文化。

    1998年,考古人员在忠县长江边的中坝遗址,陆续发掘出一些造型独特的陶制器皿。考古学家将它称为圜底罐。在后来的发掘中,这种器皿仍层出不穷,似乎总也挖不完。这些圜底罐后来堆成了山,数以亿计,考古学家开始惊叹,考古学界开始惊叹。

    今天我们见到的中坝遗址,处在两条河流的中间,形似孤岛。在这个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厚达四十多层的文化堆积,它的时代上限到周代。出土器物表明,这是一个罕见的巴人聚落遗址。当中已出现大量农耕文明的痕迹。

    考古学证实,陶器产生于农耕文明,而中坝遗址出土的陶器却罩着另一层神秘的面纱。 围绕着中坝遗址的河流被称为干井沟。地名,历来被史学界称为历史的活化石,这当中的"井"字耐人寻味。

    或许是一种巧合,甲骨文中盐卤的写法"卤"就与这种陶罐造型相似。这些数不胜数的圜底罐是否本身就是具有某种专用符号的意义?古代三峡地区分布着丰富的盐源,这在众多史籍中都有记载。我们今天在中坝附近已找到盐的痕迹,但大量的证据和史载表明,这个地方曾有过丰富的盐业资源,并构筑出远古时期的一幕幕生死故事。

    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的军队已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劲之师,罗马士兵们戴着漂亮的头盔,所向披靡。短剑,投枪和盾牌使他们走遍了世界的许多地方。当时他们随身携带的还有一个皮制的袋子,袋子里装着罗马帝国发给他们的军饷--食盐。在没有火器的古代,食盐使他们有足够的体力投掷投枪、挥舞短剑,摆脱死亡的阴影。

    在今天英语词根中,盐与薪水仍难以分割。早于罗马军团很长时间,中国三峡地区已出现了发达的盐业。从那开始的漫长时间中,盐几乎成了人们的生活准则,繁荣和战争同时介入人的生活。

    巴人所在的峡江诸地,当时都盛产食盐,巴人一开始就出自盐水,世代与盐密不可分。直到清末,巴地的人们仍将食盐用作货币,换取生活所需。今天的许多地区,人们仍把食盐叫做盐巴。

    离中坝遗址不远,与之隔江相望的崖脚墓地遗址,考古人曾在这里发现了一大批非常奇特的墓葬,在同一墓葬的几层中,分别具有巴楚不同的文化特征。考古学家推测,因为干井沟丰富的盐源,巴国与楚国之间的拉锯似争夺战持续了很长时间。

    战国时期,秦国被称为"虎狼之国"。作为天下霸主的秦依然信奉鬼神。在他们的祭祀礼仪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祭神"巫威"。

    巫峡,在重庆巫山县境内与另一条河流交汇。距此不远,是中华的祖山神农架。这是一个造就神秘的地域。 沿大宁河而上,就是远古传说中的"巫咸国"。巫威的本意为制盐工匠,因为食盐对于古人的非凡意义,便被赋予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与道神能力。

    我们毫不怀疑《山海经》中的"巫咸国"就在这里。这是一个来自远古,因盐而兴的集镇,它今天的名字叫做宁厂。清澈的盐泉仍在细细流淌,注入同样古老的大宁河。宁厂上了年纪的老人或许能说出千百年前炼盐的场景,因为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盐业仍是他们的生活中的全部内容。

    我们看到一口盐泉被插入了许多管道,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股份制。巨大的盐场被完整地保留至今。当中的炉室、巨桶、大锅、销蚀着一代又一代的生命。古时炼盐的男人们被称为兆丁,他们不事农耕,有着精湛的炼盐技术,他们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巫咸",他们的女人们在家中纺织,在集市交易,孩子们在河中嬉戏,看来来去去船只。很久以前的一天,这种宁静却被打破,一支来自东面的军队带来了杀声和金属的撞击声,但这种情形很快就结束了,幸存下来的人们继续他们盐场中的劳作。史载宁厂春秋时属巴,战国属楚,后属秦。

    宁厂以东的鸡心岭,与湖北、陕西接壤,三地交界处的居民们至今仍讲巴地方言:通往湖北、陕西的古驿道仍有结队的马帮。在宁厂西面的红池坝草原,发掘出了楚国的编钟与铜剐。

    大昌古镇是一个异数,在层层叠叠的绝壁峡谷中,它平坦得让人难以置信。大宁河在它的周围环绕出一个神秘的符号,将它同上游的宁厂古镇,下游的长江连在一起。从大昌通往宁厂的绝壁上,一个个方形孔洞令历代经过这里的人们浮想联翩。这是古栈道留下的痕迹,延绵几百里,它们可能被铺上竹管,用来输送盐卤。这些人类最早的工业管道,为我们勾画出大昌谷地早年的繁荣。这是一个更加庞大的制盐基地。当中隐藏着一个更加重要的秘密,是谁最先开发了这里的盐源?现代考古学使这一切逐渐明朗,在大昌古镇以西大宁河边的台地上,一个堪与中坝遗址比美的大型巴人聚落遗址"双堰塘遗址",浮出地面,是早期的巴人最早发现并开发了这里的盐泉。

    时间回溯几千年,在三峡地区,巴人、楚人、秦人因盐而起的战争持续不断。这种战争,客观上带来的是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尤以巴楚为最,波及秦地,古蜀和中原。这种文明交织的错宗纷繁,丝丝缕缕,我们今天尚不能完全梳理出头绪。

    学者张良皋先生,首作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他的推论中,甲骨文中的"东"字就是一个米袋形象,"西"字为一个盛盐的圜底罐,"南"字为巴人所独有的淳于乐器,北为两人靠背而座。 楚地的米、巴地的盐,加上人与音乐,这也许就是远古巴人心目中世界的轮廓。一种具有前驱意义的文化,很可能在它的继承者高度演化和发展过程中走向衰落,这正如努比亚文化之于埃及。

    考古学者一直在寻找巴人可能存在的文字,但至今一无所获。没有文字的巴人是否最先发明了甲骨文字?这一切仍然是一个谜。
[5 楼] 作者: 不周山石敢当    时间: 2003-8-21 10:30

很值得拍摄的一个主题
曾看过一些文物展,觉得当时发展水平很高的。。。
[6 楼] 作者: 笑谈酒色    时间: 2003-8-21 10:30

巴人之谜——船
 
  在一本名叫《神秘地北纬30'》的书中,作者以神秘的笔调描述了发生在地球上这个特殊区域的一系列凶险,奇异的超自然现象;百慕大离奇的飞机、轮船失踪案、金字塔中的法老魔咒……这一切都发生在北纬30度线上,这里是人类认知的黑洞。

    武陵山脉横贯南中国的几个省区,地貌错杂,其间山高林密,峡险水急,北纬30度线穿越当今土家人居住的许多地区。这里曾是古代巴人最后的家园,我们可以肯定,这里的土家人还保留了先祖最原始的古风。

    晋朝陶渊明在一篇叫做《桃花源记》的文章中,曾指绘出一群居住在奇山秀水间的奇异人,他们是一群生活在时间之外的人。早已作古的陶渊明不会想到,他所描述过的地域,今天依旧神秘。

    公元前221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灭掉了川西的蜀国后挥师剑门关,直取长江中游的巴国,几个月后,夹在楚秦之间被楚军逐到嘉陵江流域的巴国无声的灭亡了。

    在武陵山区的土家人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鲜为人知的习俗,“登刀树”是土家人沿袭已久的习俗。今天,即使是“刀树”的表演者尚不能完整的讲述仪式活动的来龙去脉。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们现在带有很强的娱乐性质。但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当中却包含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从一件出土的巴人淳于上, 我们发现了这些有趣的图语。这些图语非常神秘,当中的大部分至今仍无法破解。但许多符号作为一种象形的载体,却又带给我们许多可能的信息。

    船形符号常见于巴人的众多器物中,这件淳于上的船形符号却包含了非同寻常的内容。这个船形符号中,船头符号呈“中”字形态,这可能是巴人的傺祀符号,是祭坛与神树的合体。而上端的“十”字符号,被普遍认为是太阳的符号。


    “神树”是古巴人无界通灵的中介物,史籍中曾载有巴族“俱事鬼神”的习俗。对于古代巴人来说,祭祀活动有着与战斗同样重要的意义,燃烧神器使他们相信自己更接近天宇。

    这是古蜀三星堆文化遗存中发现的“神树”,竟与巴地淳于上的图案内容相似。两者图案上都有一根粗壮主干,直立通顶,顶端皆呈花苇形状,树上都有鸟,树枝弯曲下垂。史书记载:古蜀的最后一代君王开明氏为巴族。开明氏时的巴蜀,在文化上已经水乳交融。“神树”是否就是当今土家人的“刀树”?

    古埃及人认为,“死者的亡灵要是能够搭上太阳的大舟,便可避免妖魔的侵害,而得安抵乐土”。在古巴人的信仰和生活中,船具有多重意义。

    这是存放在博物馆中的古代巴人船棺,上个世纪50年代,考古人员在重庆的巴县东笋坝和昭化的宝轮寺同时发现了多达数十具的巴人船棺葬。当年亲自参加发掘的考古学家王家佑先生,对当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船棺发现时棺中骨骸均已朽净,仅存牙齿。但我们看到棺中情形却勾画出巴人当时的生活图景。兵器、木梳、陶器,各种水果的残迹,漆器,木盘等多达十余种,这一切仿佛是家中的陈设被有序摆放。

    古代巴人用制作独木舟的方法制作船棺,船棺是他们死后的家,他们是典型的江河民族,生与死都与水连在一起。

    从廪君之初的浮舟击剑,到征服三峡激流险滩的庞大船队。船正如战争之于巴人,构成悲壮巴史的重要部分。

    龙舟,一种游弋于今天与过去的远古符号,它带给我们的秘密暗示具有强大的力量。龙舟的真正含义及源起即为招魂引魂的仪式。今天,在三峡地区,这种龙舟竞渡的 场面仍随处可见。

    巴蜀铜器上的图语中,水陆攻战图中的画面,已显示出巴人水战船队的规模,已经不是用整木挖制的独木舟,而是能容纳许多士兵的战船。 在三峡长江支流大宁河中,与出土图形中的“灵舟”,发现的船棺形状相似的独木舟仍屡见不鲜。独木舟的主人不事农耕,舟船仍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之一。河流两岸的峡谷峭壁间,仍存留着许多高不可及的悬棺和船棺。我们自然会想到舟船的主人,几千年后,他们可能还在替祖先守灵。

    史载:(周赫王)七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

    此时的巴国都城,已成为秦王朝的巴郡,巴蜀强大的船舰和丰富的资源,为秦国扫除了统一天下的最大障碍--楚国。在后来的漫长时光中,巴文化渐渐消融在历史的尘嚣中。

    古巴人的一支,沿用他们最初的独木舟进入神奇的武陵山区,将先祖飘飞的魂灵带回到他们最初的山林,他们带走的还有关于古代巴人的最后悬念。
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文化认知,丰沛的文化精神,较高的文化品位,鲜活的文化生态,时尚的文化前瞻,灵性的文化体验,独特的文化风情,生动的文化特质,丰美的文化语言,是文化作文千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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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2-10-27
 早报讯(特派记者 杨翘楚) 24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巴人墓葬群日前在宣汉罗家坝重见天日。这24座墓葬群距今两千余年,墓主的身份从显贵的武士、深养闺中的贵妇、未及成年就夭折的少年到普通百姓应有尽有。而大批出土的墓葬品则向众人展示了两千多年前,古代巴国的勇猛武士血战沙场马革裹尸的征战场景,日常生活中工匠手持锉刀、妇女用陶甑蒸制馒头的劳作场景,以及贵族妇女佩戴精美的饰品顾影自怜的优美场景。据悉,如此大规模的墓葬群的发现不但在省内尚属首次,在全国范围内也极为罕见。


  主持发掘工作的省考古队队长陈祖军介绍说,由于罗家坝文物出土的大量和丰富性,国家已经把罗家坝列为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区,初步的发掘工作将在5月中旬结束,届时将对出土的大量文物进行整理和归类。

  这片墓葬群里至今为止共出土30余件陶器,十余件青铜器等等。还有部分的文物由于现场设备和技术的原因要留待运往省考古队总部去进行进一步清理和研究。

  包含三大类文化特征

  令人啧啧称奇的是,这些器物不但包含有古代巴国自己的文化特色,而且还分别具有相隔较近的楚文化以及秦文化的特色,甚至相距千里之遥的中原文化特征竟然也在出土的器物上显现出来。陈祖军说,这说明了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代巴国就已经和外界搭建了非常紧密的联系。

  在几件出土时还保持完整的陶器中,高8公分左右的陶豆保存非常完整,这种古代用来盛水和食物的陶器在今天已经不多见了。而中间有柄的陶甑则可以据此推断: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巴人妇女就已经用这种陶器来蒸制面食了。

  女性饰品不逊色现代

  在10号坑,一个长眠了两千多年的古代巴国妇女遗骨上安置着一颗雕琢得通体玲珑剔透的琥珀色石珠。陈祖军说从这块石珠的精美程度上来看,这个古代巴国妇女具有贵族身份。除石珠外,当时罕见的琉璃珠和打磨成长筒形的石珠、陶珠等饰珠也分别在墓主为女性的16号、19号和18号墓中出现。这些装饰珠所展现出来的打磨抛光的工艺水平,即便与今天的女性饰品相比也毫不逊色。

  4号墓的墓主则从遗骨的尺寸,以及陪葬的孩童青铜手镯可以判断是名未成年的小男孩。

  2000年前的战争古代巴人骁勇善战

  除普通器物外,各种出土的青铜武器还证明,骁勇善战的巴人曾经生活在春秋战国时代连绵不断的战火中。信奉巫术喜用朱砂

  与这种好战的天性带来的血腥和暴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抛撒在墓主四肢上和墓中各个位置里面的艳红朱砂,这些朱砂充分表明了古代巴人信奉巫术,向往吉利祥瑞的生活,即便是在死后也希望灵魂可以凭借吉祥的朱砂逢凶化吉的美好愿望。短戈宝剑陪葬千年

  在编号为5号的墓穴坑洞里,一块长1米5,宽约55厘米的黄色泥土长方体被整块的切割下来,装进一个长方形木箱中。泥土中,2把锈迹斑斑的青铜宝剑剑尖已经探出了头,而剑身还浅浅地埋在泥土中。6个木制的剑鞘鞘炳上的花纹依稀可见了,2个进攻敌人时用的青铜短戈也夹杂在这几把宝剑和剑鞘之中。

  主持发掘的省考古队队长陈祖军说,木制剑鞘在完全出土以后不利于保存,所以只能等把它运回省考古队后再进一步做处理。考古队每天要定时在这块长方体泥土上浇水,以保证它的湿润,避免里面的青铜武器和木制剑鞘发生龟裂。“武士”遗骨留有箭伤

  2号墓的墓主生前也可能是一名武士,因为从其遗骨可以清楚地判断出“他”是战死沙场的战士,在“他”的遗骨上大腿内侧还残留着致命的箭孔,而陪葬的器物也全部是各种锐利的青铜武器。

  2000年前的艺术铜壶花纹艳绝天下

  在所有出土的青铜器物中,高约35公分的楚式青铜圆肚壶上面的龙凤和柿蒂花图案精美绝伦,令众多见多识广的考古工作者们也叹为观止。据悉,这样完整精美的青铜铜壶在我国国内尚属首次出土。立体浮雕一气呵成

  铜壶上的花纹共分上下两层,壶颈上有铺首衔环的立体浮雕,8组龙风呈祥图案。壶身中间嵌饰有线条流畅优美的柿蒂花的图案。整个壶身上的这些图案一气呵成,互相呼应,令人惊叹。现场的宣汉县文化局的相关领导立即用数码相机拍摄下,以作为宣汉县某文化交流节的代表图案。青铜印章代表身份

  此外三枚出土的青铜印章也让人惊叹。这三枚青铜印章中,有一枚国内唯一的蝴蝶形印章,整枚印章通体呈跃跃欲飞的蝴蝶状,蝶翅和蝶身都刻画精美,印章上的文字由于锈迹的原因目前还不能辨认。这枚蝶形章出土于12号墓中,幕主身份不明。

  另一枚钱币形的青铜印章上的字迹则有清晰的汉字“王”,除此之外,印章上还有火焰和花蕾图案。这枚印章出土于10号墓中,看得出墓主也是当时社会中的一位“贵妇”。最后一枚薄青铜印章出土于身分为武士的21号墓中,但印章上的图案已经不可辨认。

  此外,出土的青铜挖刀和锉刀则代表了两千多年前的生产状况,匠人用这些青铜挖刀和锉刀进行造房修路等各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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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2-10-27
“巴乡清” 古代巴人的酒,以“巴乡清”著称于世。《水经·江水注》记载:“江水又迳鱼腹县(今奉节)之故陵……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此酒名贵,饮誉遐迩,以致秦昭王与板楯蛮订立盟约时,以此为质。清酒酿造时间长,冬酿夏熟,色清味重,为酒中上品。巴人善酿清酒,表明其酿酒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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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2-10-27
“巴渝舞”

“巴渝舞”,是古代巴渝地区民间武舞。

中国古代典籍记载最古老的音乐创作产生于巴地。巴渝舞来源于商末巴师伐纣时的“前歌后舞”。巴渝舞特点:舞风刚烈,音乐铿锵有力,属武舞、战舞类型。“剑弩齐列,戈矛为之始。进退疾鹰鹞,龙战而弱起”,“退若激,进若飞。五声协,八音谐”,由此可见巴渝舞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

汉初,巴渝舞被刘邦移入宫中,成为宫廷乐舞,既供宫中观赏,也成为接待各国使节贵宾的乐舞,还成为王朝祭祀乐舞,天子丧礼乐舞。那时巴渝舞几乎成了国家乐舞。三国曹魏时巴渝舞更名为“昭武舞”,西晋时将“昭武舞”易名为“宣武舞”。唐时,巴渝舞仍为宫廷乐舞之一,唐以后,巴渝舞便从宫廷乐舞中消失了。尽管如此,在民间,巴渝舞遗风犹存,川东巴人后裔的踏踢舞、摆手舞、腰鼓舞、盾牌舞,就是古代巴渝舞的流变,现在的薅草锣鼓、花鼓调、花灯调、莲花落、川剧帮腔、川江号子、船工号子、劳动号子、翻山铰子等都和巴渝舞曲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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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2-10-27
巴人风情
巴人有古朴凝重的民风,历来崇尚勇武。他们住干栏式房屋,楼上居人,楼下养畜,傍水而居;死后大多采取船棺葬、悬棺葬、幽岩葬、岩穴葬、土坑葬。賨人善织,家家户户能自己织布,衣物等所需布匹均能自给自足,“賨布”就是賨人织的麻布,秦灭巴后,令板楯蛮以交纳賨布代替户赋,由此賨布名传海内。

巴人神话
巴人自然神话有:“比翼齐飞”、“巴蛇吞象”、“白虎神话”。巴人英雄神话有:“廪君传奇”。巴人神女传奇有:“巫山神女”、“盐水神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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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5楼  发表于: 2012-10-27
寻找失落的文明-巴文化
(转自天虎生活网)

  神秘民族真相难寻
  从重庆出发坐船沿长江东下,船行百余公里后,在长江右岸会发现一座长达10多公里的高大堤坝保护起来的城市,这就是涪陵。在外地人眼里,涪陵只是有百年历史的榨菜之乡;而吸引考古学家眼球的是另一神秘所在--小田溪战国墓群。
  从涪陵沿乌江溯流而上15公里,乌江顺山势向左拐了一个大湾,左岸处汇入长江的就是小田溪,两河之间的一片低缓山坡就是小田溪墓群地址白涛镇陈家嘴村二社。山坡高处是错落有致的青瓦白墙,门前屋后分布着农田菜地,间或点缀着绿树芭蕉,青亮的乌江似明镜般投影出一幅田园风景。往来此间,人们称赞这里古朴的美景,但却少有人知道美景下隐藏的千古巴人之谜。
在中国古代浩如瀚海的历史文献中,巴人的记载可谓沧海一粟,信史中偶见叙述,但凌乱且相互矛盾。虽有晋人常遽《华阳国志》一书专述,但其时巴人作为一个民族消亡已久,记载可信与否一直争议不休。
  史籍记载留下的谜语,让史学家们伤透了脑筋。而峡江一带山高路险,考古工作也相对滞后,零散的考古资料使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绞尽脑汁,关于巴人的图腾、起源、民族构成虽然先后有许多学者提出诸多见解,但都缺少让人信服的证据,巴人及其巴国终成历史的千古之谜。


冰山一角初露端倪
  史籍上虽然提到巴国"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涪陵)。"但涪陵区域广大,寻找巴人陵墓好比大海捞针,几次大规模的沿长江调查都没有令人惊喜的发现。这一状况直到1972年一次偶然发现才有所转变。
  这一年,陈家嘴村砖厂取土时,工人们在土中陆续发现了数十件铜器,其中一个绰号"哑巴"的砖工肖文辉用箩兜挑了两挑铜去废品收购站卖,收购站嫌"烂铜罐"里面有泥不肯收购,"哑巴"就打碎了当废铜才卖掉。国宝级的文物就因为一群没有文物观念的人而变成一堆碎铜片,让人扼腕痛惜。
  白涛镇文化站的前任站长邹德阳当时还是负责放电影的工作人员。他听说这个消息后,将情况一级级汇报到了四川省博物馆。考古专家们迅速赶到现场。
  这次考古工作清理了小田溪的1至3号墓,出土铜器、陶器、漆器、玉器193件之多,其中就有最著名的14件套的错金铜编钟、错银铜壶、"廿六年"铭文戈等。后来出版的发掘简报中,发掘者对这批铜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诸多原因使小田溪墓群没有能及时的主动发掘,它从人们的视野中又消失了。
  1980年考古工作者又一次从烧砖取土场抢救了4至7号墓,1983年从盗墓贼手中抢救了8号墓。虽然1991年四川省政府将小田溪墓群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但对小田溪墓群的大规模发掘仍然没有能像期待中迅速进行。
  机会终于来临。1997年,在文物考古专家的强烈要求下,小田溪墓群幸运列入三峡库区文物抢救工程项目名单之列。

  一场大火带来契机
  2001年9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周家下院的房屋,长期关注小田溪墓群的涪陵区博物馆黄德建馆长捕捉到事故后面的契机。他迅速向重庆市文化局三峡办汇报,请求提前发掘原本属于三期发掘计划项目的小田溪墓群。
  2002年9月,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开始了小田溪墓群的大规模发掘工作。由于各方充分支持,小田溪墓群大规模发掘拉开了序幕,历时4个月,在以前发掘的1至9号墓周围陆续发现了13座墓葬。
对地层堆积情况的考察,考古工作者对小田溪的原始地形和墓葬分布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这里在两千年前可能是一座略呈弧形的小山脉,西端与大山相连,东端至小田溪与乌江的交汇口结束。
  目前发现的墓葬中规模较大、出土文物丰富的几座均分布在山体的北坡上,墓葬依山势顺江排列。
  这批墓葬中既有墓室长8米,宽6米的大型墓葬,也有长仅2米余,宽仅0.7米的小墓,墓主包括了巴人的高级贵族和一般士兵两类。

  璀璨文化撩开面纱
  在十几座墓葬中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当属12号墓,它位于周家下院东侧的一块水田内,两千年的沧海桑田使原本可能深达十余米的墓室只剩下1米多,深埋地底的随葬品几乎暴露在地表,幸运的是它躲过了盗墓贼的毒手。
  当考古工作者掘开覆盖在墓口上的像稀泥浆似的水田土后,发现一件高达55厘米的错银铜壶,意识到这座墓葬的规模会很大,当墓室全部暴露后,考古工作者为近年来三峡文物抢救发掘中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战国墓而激动不已。
  椁室内的棺木长3.5米,宽1.6米,墓主人的尸体因为南方酸性土壤的原因已经腐朽得只剩累累白骨。不幸的是木椁腐朽后,墓室内数百方土塌陷的力量将白骨压碎成齑粉,使考古学者失去了很多可供提取的标本,一些可贵的历史信息就此湮灭。
  在椁室内的棺外四周及墓主人的身体上摆放着数百件铜、玉、骨、漆、陶质随葬品。虽然无法与湖北发掘的江汉诸国国君的墓葬相比,但也足以让见惯了小墓寡物的考古学家们兴奋许久。铜器中既有过去巴国墓葬常见的柳叶形剑、烟荷包形钺等兵器及釜甑、鍪等炊器,还发现了许多代表墓主人高贵身份的玉璧、玉?、玉具剑、钲等随葬品。

  其中的两柄玉具剑颇为罕见,剑的剑首、剑箍、剑格等部位都是用玉制作,这种做法于剑的实用无益,更多的是凸显墓主的尊贵地位。剑身修长,达70多厘米,宝剑出土时表面因为经过处理的原因几乎没有什么锈蚀,发掘人员作了个试验,用剑刃轻轻划过纸面,数层纸张迎刃而穿。从剑的形制和铸造工艺看应该是楚国的产品,至于它是因为贸易还是战争的原因出现在巴国墓葬中的还有待考古学家们进一步的研究来回答了。

  除了丰富的随葬品,让考古学家们感兴趣的还有在众多随葬品上发现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以前在四川盆地各地也有陆续发现,被考古学者称为巴蜀图语,可能是战国时期巴国的文字。

  这次发现了更多更复杂的巴蜀图语,多数用錾刻的方式刻于柳叶形剑、烟荷包形钺等兵器及甬钟等乐器的表面,另有少量见于铜容器的盖上。从图语的形状特征看属于较规范化的图案,有时几组图案相互组合成一个复杂的图案。这些刻画符号更接近于巫师阶层进行宗教祭祀时使用的宗教符号,可能与鬼神崇拜或祖先历史有关。其中有几组复合图案在象征巴人的"虎"上有一条帆船图案,船的两侧是陡险的山体,山体间还有云形图案,就很像是讲述巴人的祖先乘船从三峡溯游而上的历史。
  虽然小田溪墓群的发现与研究为我们寻找巴国--这个迷失的王朝的历史开辟了一条小径,但又出现了更多的谜团等待揭示,要深入了解它的真实面貌,还需要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工作者们不懈的努力。 (《文汇报》 新华社供稿 方刚 杨磊)

  新闻背景
  千年之谜巴国

  巴是一个弱小的西南少数民族,生活在鄂西、川东峡江两岸的谷地和山坡上,以采集、渔猎为生,经济文化较之中原远远落后,分散的居住方式决定了它们的组织结构松散,难以形成强大的整体,因而在邻近民族的侵凌下向东迁徙。
  "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巴人或许参加了武王伐纣战役,后在汉江上游建立国家,部分更弱小的民族融入巴族。春秋时期巴国见诸于史籍的是与楚、邓等邻国之间的战争记载。最终巴国失败了,又开始了几百年的迁徙,向祖先的故地退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不断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周边文化,使巴人原本就不深厚的传统更难彰显。最终巴国被一路跟随而来的楚国逼迫,数易其地,"巴子时虽都江州(今重庆),或治垫江(今合川),或治平都(今丰都),后治阆中,"这段记载也许就是巴人当时的境遇写照。
  公元前316年,巴国最终被秦国所灭,结束了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但巴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直到西汉时期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巴国虽羸弱,但巴人却以勇武?悍留名青史。传说汉高祖立国后,为保持臣子们的战争意识,在宫廷内时常表演巴人临阵战前鼓舞士气之舞,名为"巴渝舞"。
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文化认知,丰沛的文化精神,较高的文化品位,鲜活的文化生态,时尚的文化前瞻,灵性的文化体验,独特的文化风情,生动的文化特质,丰美的文化语言,是文化作文千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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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6楼  发表于: 2012-10-27
巴人之谜(茶亭)(zt)

苑文


  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疑为巴国王陵的豪华墓葬的发掘,令考古专家们欣喜不
已。专家们希望这次发现能为解开巴文化中的一些谜团找到直接证据。
  巴人历史和巴人文化在更多意义上还只是一种传说,因为现有的文献中,关
于巴人和巴文化的记载少而零散。
  巴人大约4000年前就生活在重庆、湖北、四川境内。古代巴人以刚勇尚武而
著称于世,并在长江流域创造了可与中原文化相媲美的古老文明。但在2000多年
前,他们却神秘地从长江中上游地区消失了。
  巴人没有可分辨的成形文字体系,所以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考古专家们虽
然历尽种种努力,还是没有找到多少有价值的考古学实物证明。巴文化像一团谜
雾,留给后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从20世纪至今,史学界对“巴”字的含义和巴人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
有的认为“巴”指动物,如蛇、虫、蟒、鱼、蚕;有的则将“巴”解释为对山、
水、石头的称呼。近年有学者提出:“巴”就是“虎”,“巴”是巴人称呼老虎
的一种发音。据史书记载,巴人认为老虎是本民族的祖先或图腾,因此巴人自认
为是虎之族,以虎为崇敬对象,自称“虎(音巴)人”。于是,中原及与巴族为
邻的人皆称其为“巴人”。
  传统上认为,巴国的文化中心在三峡一带。所以,三峡工程开工前后,全国
考古界在三峡开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最集中的考古行动,试图破解巴文化之谜
。数百位考古人员历经近20年的苦苦搜寻,虽然找到了许多巴文化遗址、零星的
文物和许多小型墓葬,但从来没有找到巴国王侯一级的墓葬,巴文化和巴国仍然
深藏在历史的谜团中。
  历史上最早见于巴人的记载是殷墟甲骨文,称为“巴方”。文物考古工作者
过去在长江三峡流域、嘉陵江流域曾多次发掘出巴人文物。自从宣汉罗家坝巴人
遗址被发掘后,古代巴人主要生活区域被重新定义,即北至秦岭大巴山南麓,东
至湘西、鄂西(含三峡),西至嘉陵江流域。
  历史上传说,公元前221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灭掉了川西的蜀国后挥师剑门
关,直取长江中游的巴国,几个月后,被逐到嘉陵江流域的巴国无声地灭亡了。
而罗家坝遗址正位于嘉陵江的支流渠江岸边,墓群中出土了大量被砍杀、被箭簇
射死的士兵,这是否表明罗家坝与巴国的灭亡有某种未知的联系呢?
  考古专家说,罗家坝遗址出土的礼器、兵器、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中,有的
器物是多件套的,这都是巴文化的特点。此外,器物反映了巴文化组成的多元性
,有巴、蜀、楚与中原文化。在传统上认为比蜀还要落后的偏远的川东地区,能
够找到这样丰富的巴人遗存,的确是令人吃惊的,这表明巴人与外界的交往是极
为频繁的。通过初步勘察,罗家坝是大型墓葬群与遗址结合在一起的巴人遗存,
这对全面深入探讨巴文化内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文化认知,丰沛的文化精神,较高的文化品位,鲜活的文化生态,时尚的文化前瞻,灵性的文化体验,独特的文化风情,生动的文化特质,丰美的文化语言,是文化作文千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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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族源
(zt民族文化网)

土家族是居住在湘鄂渝黔边的一个古老民族,自称“毕兹卡”。对于这个民族的族源,研究者提出了众多的看法,如巴人后裔说、土著先民说、乌蛮说、江西迁来说等等。在这些观点中,巴人后裔说、土著先民说理由更充分一些,特别是巴人后裔说为大多数人所认同。自从潘光旦先生所著的《湘西北的“土家”和古代的巴人》发表以后,土家族的主体为巴人的后裔的观点一直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这一观点许多研究者都从文献考据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入手进行了详尽的论证,基本上廓清了巴人的来源、迁徙、流变情况。即是说早在商、周时代巴人就生活在鄂西南的清江流域,殷墟甲骨文中记载的“巴方”就是古巴族。商朝末年,巴人还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因功封为巴子国。春秋战国时期,巴人与东边的楚国时战时和,双方交往密切,文化相互渗透。后来,在楚国威迫下,巴国不断向西南退却,直到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

先秦时期巴人的历史经过研究者的研究考订所给予的定位,为近期的考古发掘所证实。清江隔河岩考古队从1987年起,对清江库区淹没地带进行考古发掘,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香炉石文化的发掘和命名。香炉石文化遗址位于长阳县渔峡口镇东南0.5公里的清江北岸,距传说的廪君出生地不远。经考古专家认定,香炉石文化距今最早为4000年,早期相当于夏、商、周时期,从第四期西周时期以前到第一期夏朝时期为早期的巴文化。其文化类型与其它夏商文化迥然不同。生活用具以夹砂褐陶或灰褐陶为主,约占80%,纹饰以粗、细绳纹和方格纹为主;“香炉石文化”的人们,一般都靠河流居住;这种文化的经济生活中捕鱼和狩猎占很大比重;“香炉石文化”地处较封闭的山间河谷地带,但文化并不十分落后。可见,香炉石文化与史载的巴文化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十分相似,因此,考古学界将“香炉石文化”定为早期的巴文化不是没有道理的。三峡库区也发现了多处巴文化遗址。

秦灭巴以后,巴国不复存在了,但巴人不断迁徙,广泛分布在武陵山区。秦实现统一后,在原巴人故地设巴郡、黔中郡、南郡。汉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史书把当时活动于武陵山区的少数民族通称为“巴郡、南郡蛮和“武陵蛮”。西汉时,被称为“武陵蛮”、“澧中蛮”、“溇中蛮”、“零阳蛮”中的向、田、覃等姓首领的活动已载入史册,《后汉书》、《晋书》、《华阳国志》等史书对其史迹均有记载。这些被称为“禀君种”、“板 蛮”的人已经有了共同的地域,共同的风俗习惯和经济生活,其活动地域基本与今天土家族所在地吻合。

三国时,“武陵蛮”又称为“五溪蛮”。“五溪蛮”中既有土家族的先民,也有苗、瑶、侗等族的先民。进入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的分裂,各族大混杂,巴人的迁徙也很频繁,东边一直扩迁到鄂东北和河南东南部,所以史书记载也很混乱,有“酉溪蛮”、“零阳蛮”、“溇中蛮”、“建平蛮”、“巴建蛮”、“酉阳蛮”、“宜都蛮”等称呼。

唐宋时期,把居住在渝鄂湘黔交界地的土家族先民以地名命族名,称为“夔州蛮”、“信州蛮”、“彭水蛮”、“施州蛮”、“辰州蛮”、“石门蛮”、“溪州蛮”、“高州蛮”等。杜佑在《通典》中概而言之“其在峡中巴梁间,则为廪君之后”。至宋代,史书上为了区别其他少数民族,则把这一带的少数民族冠以“土兵”、“土人”、“土丁”等名称,这些称呼的出现,标志着土家族这一人们共同体已初步形成。 元明清三朝,中央王朝在今土家族居住区普遍实行土司制度,规定“蛮不出境,汉不入峒”,使居住在渝黔湘鄂边的“土人”基本上稳定下来,加速了土家族这一人们共同体的形成。

“土家”作为族称,是在汉人大量迁入后出现的。宋以后,汉人逐渐迁入武陵山区,特别是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改土归流”后,汉族大量迁入,于是出现了“土民”、“客民”之分。为了区别外地迁入的人群与本地人的不同,“土家”一词开始出现。以汉语自称“土家”,称外地迁来的汉人为“客家”,称毗邻的苗族为“苗家”。《咸丰县志》载:“今就本县氏族列之,大指分土家、客家二种。土家者土司之裔……。客家者,自明以来,或宦或商,寄籍斯土而子孙蕃衍为邑望族者也”。虽然这种说法不够准确,但把“土家”与“客家”严格地区分开,正式把“土家”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提出来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清朝所修的方志中不少都把土民、苗民、客家区分开来,表明土家族这一人们共同体已经形成。

当然,土家族是多元一体,除了巴人的后裔外,还有长期生活在武陵山区的土著人、外面迁来的汉人及其它民族,他们长期生活在武陵山区,在共同与大自然和自己的敌人的斗争过程中,相互交往和融合,逐步形成了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的人们共同体——土家族。
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文化认知,丰沛的文化精神,较高的文化品位,鲜活的文化生态,时尚的文化前瞻,灵性的文化体验,独特的文化风情,生动的文化特质,丰美的文化语言,是文化作文千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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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楚文化:一个古老而崭新的话题
鄢维新

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当前,区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而对两种区域文化交融而生成的“第三种”边缘区域文化(如巴楚文化)的研究不多见。文章认为,巴楚文化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但又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它对于整个民族传统文化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土家族文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巴楚文化:一个古老而崭新的话题鄢维新内容提要当前,区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而对两种区域文化交融而生成的“第三种”边缘区域文化(如巴楚文化)的研究不多见。文章认为,巴楚文化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但又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它对于整个民族传统文化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土家族文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鄢维新,男,1958年生,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邮编430077。


对于楚文化和巴文化也许人们并不陌生,但对于“巴楚文化”人们会觉得既眼熟却又十分陌生。因为就文化现象而言,它已存在了数千年,而就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它还只是一个刚刚问世不久、蹒跚而行的“稚童”。所以,对巴文化、楚文化有所了解的人,乍一看会产生十分熟稔的感觉,可细一端详又眼生得很:“巴楚文化”到底是个什么涵义?!巴楚文化的母体是巴文化和楚文化。巴文化和楚文化是两个紧邻却异同互见而互相渗透、吸收,具有高度亲和力的文化圈,这两种文化经过长时间的相互渗透、覆盖、吸收与混融,便形成了一种既非纯粹的巴文化,亦非纯粹的楚文化,巴中有楚(当然是以巴文化为主调)、楚中有巴(以楚文化为主调)的混融性边缘次生型的地域文化:巴楚文化。概括地说,就是“非巴非楚、亦巴亦楚”。巴楚文化不是巴文化与楚文化的简单迭加,“巴楚文化从来是巴楚二元复合的文化实体。复合,始则耦合,继而融合。”①如果非要给“巴楚文化”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张正明先生的一段话是不能不参照的:“我们所讲的巴楚文化,既有考古学文化——主要是秦汉以前的,也有历史性文化兼地域性文化——主要是魏晋以后的。总而言之,它是从古到今存在于巴楚交错地段的人类学文化。”②


虽然巴楚文化源于巴、楚文化的交融,但它与巴、楚文化(包括其它一些文化圈)仍有着显然不同的特点:
1.从时态上来看,巴、楚文化均可细分为先巴、先楚和后巴、后楚文化,而巴楚文化却没有划分出先巴楚文化时段的必要。因为所谓“先巴楚文化”只能是巴文化和楚文化。而后巴楚文化则应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一是先秦巴楚文化的承绪;二是秦汉以后巴、楚文化余绪的相互影响、渗融。这种文化的融合凭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统治者的羁縻政策得以数千年一贯地延续、保存下来。


2.不论是中原文化,还是巴、楚文化都可以划分为公室(官方、统治者)文化和民俗文化两大块(当然这“二块”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对巴楚文化而言却不能这样划分。因为它没有政治实体可以附丽,故其不存在“公室文化”。如果说,二周时期的考古文化的主体成分是该时期的“公室文化”的话,那么,巴楚文化的“公室文化”只能通过巴、楚公室文化来表现,这一点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由此看来,巴楚文化的主体应在民俗文化之中,就在巴文化与楚文化相互“交错、交缠、互渗、互补,难分难解”③而产生的巴楚民俗文化之中。


3.从空间来看,巴楚文化所生存的地域似应与巴、楚国界相对应。其实不然,巴、楚之间几无定界,无法以此为据。倒是独特的地形地貌对巴楚文化的分布区域起到了莫大的影响。“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五岭”,④存在着一条积累深厚的古文化沉积带。这条古文化沉积带上的主体便是巴楚文化。虽然巴、楚文化的影响经常越过这一条古文化沉积带而深入对方的文化腹地,但几近完美的融合却以在这条古文化沉积带上的表现最为典型。


4.从巴楚文化的形成及其流变来看,它具有独特的过程,它是巴、楚文化反复覆盖、浸润、融合的结果。考古资料证明,在巴、楚文化诞生之前,作为长江中游的原生土著文化——屈家岭文化曾深入川蜀,巴、楚之域的文化基底是一样的。楚人南下之时,将所携带的中原殷商文化因子与楚蛮的土著文化因子结合,广采博纳,创造了风采独具的楚文化。相对于楚文化而言,巴文化里的土著文化色彩则更为浓厚。楚文化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既吸收了不少的巴文化因子(楚令尹子元的“振万”显然是受巴人乐舞影响的结果),同时又随国势西渐而向西“覆盖”巴文化之地。从沮漳以西乃至川东涪陵,本为巴地后入楚域,故郢都才有“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的盛事。当楚人“南有巴、黔”⑤之时,楚文化对巴文化的吸收与“覆盖”影响更是“方便”得很。魏晋以降,巴人后裔曾多次沿长江东迁、北徙(如江夏蛮,五水蛮名称的出现便是例证),将巴文化之遗绪(后巴文化)扩散到故楚腹地。“改土归流”以后,楚文化之遗绪(后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又涌入巴蛮之地。人口的迁徙伴随着的自然是文化的输出、吸收、融合。在这历次的文化“拉锯战”中,巴楚文化一次又一次地得以“增殖”、加强。
5.巴楚文化从诞生到余绪绵绵不绝至今,历时数千年,这在文化史上是罕见的。最初的巴、楚文化交流当在巴、楚立国之后。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证据有如下三类:在巴地或楚地有楚墓或巴墓之出现;在巴地或楚地某一具体墓地有同一时期的巴墓、楚墓的并存;巴墓或楚墓中偶有楚器或巴器的出土。⑥这只能算是巴、楚文化刚开始“接触”,由“不相干”变成了“相干”,尚不能称之为巴、楚文化融合的标志。而真正能代表巴、楚文化混融(象征巴楚文化问世)的文物证据,当推四川涪陵小田溪“巴楚编钟”的出土。据谭维四先生描述该套编钟有“青铜钟15件,1件为巴式,14件为楚式,是巴楚共存;而且钟架的建造亦如此,木质笋为楚钟所常见,青铜笋套以浮雕巴虎装饰,悬钟插销又以楚器常见类似饕餮形的云纹兽首为饰。其整套钟可以说是融巴、楚文化于一体而构成……堪称巴、楚文化混融的结晶”。⑦巴、楚亡于暴秦之后,其公室的礼制文化猝然中断,当然也就不存在直接交融的问题。但其文化意识并未完全消失,同时,作为后巴、后楚文化主体的巴、楚民俗文化依然存在,其交融仍不绝如缕。所以,巴楚文化仍以巴楚民俗文化为其主要载体在继续发展。从文化因子的构成来看,当今湘、鄂、川、黔毗邻地区的土家族文化主体实质上就是巴楚文化。由此看来,说巴楚文化历史悠久一点也不为过。
6.巴楚文化的硕果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巴楚文化的影响从空间来看,并不局限于湘、鄂、川、黔毗邻地区。在巴、楚文化融合的“前期,巴、楚文化因巴人和楚人邻居往来而互相渗透,而古老的巴文化对新兴的楚文化影响甚大。后期,随着巴土大部纳入楚国版图和巴人大部分成为楚国国民,巴文化基本上融汇入楚文化并且成了楚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中,“巴人的巫风巫习也与楚人的巫风巫习融合为一体了。”正因为“两地的巫俗早已合流会融,成为同一文化类型,同含楚巫文化的因素。”⑧所以,屈原《九歌》中不乏巴巫文化的因子。不仅如此,在当今鄂西南土家族跳丧中仍有《九歌》的遗响(还有的甚至直接把《国殇》、《招魂》作为唱词)。而其中的舞蹈动作更是融合了巴人白虎崇拜和楚人凤崇拜的因子,如“猛虎下山”和“凤凰展翅”等。正是在巴楚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屈原才创作了堪称开浪漫主义先河的千古绝唱。无怪乎有人说屈原的作品是巴楚文化的代表。
无独有偶,被唐代诗人刘禹锡推介到文人诗坛的“竹枝词”,实质上也是巴楚文化的结晶。所以,蔡靖泉先生说:“刘禹锡之所以会闻巴俞欠而感怀《九歌》,正说明其时的巴俞欠和楚歌在情调韵律上的近似。今日土家族的民歌,唱起来也大都徐而不迫,婉而有致,清亮悠扬,颇与楚辞的情调韵律相类。”⑨类似的例证还有许多,如楚人的漆器“虎座立凤”,“虎座鸟架鼓”,虎头“避邪”(根雕),楚人丝绸上的“凤龙虎戏斗”的刺绣图案,以及楚人建筑的“层台累榭”均可视为巴、楚文化交融后的结晶,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品,为中华文化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谈到巴楚文化的特点,就不能不涉及巴楚文化的成因。据谭维四先生看来,其“主要成因有如下几点:(1)民族融合的结果;(2)文化交流的结晶;(3)国家征战与结盟促成;(4)自然地理条件与生态环境使然。”①0可谓是一语中的。若从民俗文化的角度来看,还可补充二条:一是秦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对湘鄂川黔地区巴人后裔所采取的“羁縻”政策;二是在此封闭环境中巴人后裔土家族人承续了巴楚文化,较多地保留了巴楚文化中的民俗文化原貌。也就是说,正是得益于以上两点,后巴楚文化才得以在土家族民俗文化中传承。虽经“改土归流”的冲击,现今的土家族民俗文化中(包括与之接壤的故楚之地)仍保留着较多的巴楚文化因子。这为我们从民俗文化角度研究巴楚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也弥补了史籍中巴楚文化资料不足的缺憾。


综上所述,巴楚文化是一种古老的文化,而巴楚文化研究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笔者以为,当今之时,民族传统文化硕果累累,区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异卉纷呈,但对两种区域文化交融而生成的“第三种”边缘区域文化(如巴楚文化)的研究还不多见。而恰恰就是这种“边缘文化”的研究对于整个民族传统文化系统的研究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民族文化史链条中重要的一环。巴楚文化正是这种边缘区域文化研究不可多得的实例。它对于研究区域文化的辐射、扩张、相互撞击、融合及其演变轨迹、规律都具有积极的填补空缺与推动作用。对土家族民族文化研究的带挈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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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峡“千年兵书”
悬棺之谜被研究者破解



  中新社宜昌七月十一日电 (全安华 高秉喜)人称千古之谜的兵书宝剑峡,随着三峡库区的蓄水,悬棺谜底终被解开。今日,湖北秭归县文物工作者首次披露了悬棺内所发现宝物。

  据屈原纪念馆副馆长余波介绍,悬棺距今约二千多年,是战国时期放置悬崖之上的,悬棺内发现了青铜巴式矛、巴式戈、巴式柳叶剑、青铜刻刀、青铜凿子、青铜洗盘、古剑饰、玉珏、花布衣带、布块、箭菔、箭弓等数十件珍贵文物。一号悬棺棺内巴式矛上有虎面纹、回形纹,图似老虎奔跑状。二号悬棺发掘的巴式矛一面是虎面纹,另一面则是螳螂纹。三号棺内发掘的巴式柳叶剑则是素面剑,可能就是相传的“兵书宝剑”,约有四五十公分长。

  他说,最为珍贵的要数三号棺内发掘的巴人竹箭和箭弓。其箭杆头尾均有油漆涂制,上缠有丝线,箭弓还有漆彩绘纹。

  据悉,一棺两套、三棺重叠,悬棺棺木外漆彩绘纹装饰,悬棺棺木出现雕刻等都为中国考古史所罕见。

  兵书宝剑峡,是三峡西陵峡中一大绝景。由传说,诸葛亮西征入蜀,留下长剑一把,铁卷兵书两本,置于三峡绝壁而得名。

  今年六月三峡水库蓄水后,兵书宝剑峡沉入江底,文物部门将它移地秭归文物保护群屈原纪念馆内保存

从上面这则消息看,巴人的确是以悬棺为主要安葬逝者的方法.其中发现的青铜巴式矛、巴式戈、巴式柳叶剑、青铜刻刀、青铜凿子、青铜洗盘、古剑饰、玉珏、花布衣带、布块、箭菔、箭弓等数十件珍贵文物全部出自巴鼎盛时期,而且三峡地区活动的巴人主要是以白虎为主要图腾对象,现在悬棺主要分布在重庆\湖北\湖南一带,要拍摄还要抓紧,谁知道再过若干年会不会象兵书峡悬棺一样,消失待尽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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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0楼  发表于: 2012-10-27
汪仲翰《中国民族史.第二节 土司制度的崩溃和改土归流>>

第二节 土司制度的崩溃和改土归流


一、土司制度的腐朽衰落

  土司制度既是一种政治统治制度,又是一种经济剥削制度,它是在适应奴隶制和农奴制分散统治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它的初期和中期曾有过进步性,在推动南方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土司制度到了后期,随着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其落后性和腐朽性开始暴露出来,特别是到17世纪末其腐朽落后性越来越暴露无遗,成为南方各族社会发展的障碍,最后走上了崩溃灭亡的道路。

  土司制度发展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由于各地土司长期在一地自恃雄长,世有其土,世有其民,世有其政,在各自的辖区内独断专横,成为称霸一方的统治者,权利欲不断膨胀,生活上日渐骄奢,因而对境内的土民在政治上实行残暴压迫,经济上采取残酷掠夺,强暴恣横,为所欲为,充分暴露出土司制度的腐朽性和反动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肆虐土民。土司利用对土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暴虐淫纵,作威作福。“土司杀人,不请旨,亲死不丁忧”。明代云南永北人刘彬曾写道:“彼之官世官也,彼之民世民也。田户子女为其所欲,苦乐安危,唯其所主。草菅人命若儿戏,莫敢有咨嗟叹息于其侧者。以其世官世民,不得于父,必得于子孙,且数信蓗。故死则死耳,莫敢与较者,嗟此夷民何辜而罹此惨”。蓝鼎元对贵州土司的残暴淫虐有过深刻的揭露:“苗民受土司茶毒更极,可怜无官民礼,而有万世奴仆之势,子女财帛,总非本人所自有……土民一人犯罪,土司缚而杀之,其被杀者之族,尚当敛银以奉土司六十两、四十两不等,最少亦二十四两,名曰玷刀银。”有的地方曾改土归流,但“土司辇赂关税,又复改还土属,丁壮举家屠戮,妻、子没卖为奴,其他土部不得不吞声饮泣、忍受摧残”。土司还将土民当牲畜看待,动辄将土民买卖、转让或赠送。李心衡说四川土司“其有规避徭役,不遵土司饬遣者,例最严酷,籍没其家,将其人并家属分卖各部落为奴”。又如唐崖土司覃鼎夫人田氏在游玩峨嵋山时,将随身带去的百余名婢女,若家奴一样,沿途择配,随意送人。土司生活糜烂,宴会有女歌舞,“官舍下乡,令民间妇女歌舞侑觞”,云南百夷(傣族)土司“上下僭奢,虽微职亦系银花金银带”,土司“每出入,象马仆从满途”。土司如有嫁娶,土民则3年不敢婚姻。“其虐使土民,非常法所有……生女有姿色,本官辄入,不听嫁,不敢嫁人也”。甚至有的土民结婚土司还要享受初夜权。土司还私设公堂,严刑摧残土民更是司空惯见,“有事控于本官,本官或判不公,负冤者惟私向老土官墓上痛哭,虽有流官辖土司,不敢上诉也”。其刑法重罪者皆斩,其余刑法有宫刑、断指、割耳,即土司所谓的“盖奸者宫,盗者斩,慢客及失期会者割耳,窃物者断指”。土民往往冤屈受此酷刑,且无处申诉,或有上诉者,土司必派人中途追杀之,因此土民只好忍气吞声,受其践踏。

  (二)超经济强制剥削

  土司对土民的剥削,即超经济的强制掠夺到明末清初已经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土司肆意苛索土民亦为常事。土司往往借口向中央王朝缴纳钱粮(差发银)渔肉土民,如乌撒土司按规定只向王朝激纳钱粮不足300余两,而土司取于土民者却百倍,“一年一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民所输丁粮较汉民的多出10倍。1725年(雍正三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奏:云南姚安土府土知府于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以进京费用为名,派索马银5000两,土民拿不出,土司便令土目持械强迫土民写卖契,以充马银。土司还在各村设立土巡检,名义是经管地方,实际是暗察各土民、财产、子女,“任意取携,派累百端”。土司利用身为辖区内最高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将土地划分为庄田和份地(劳役田),强迫领种份地的土民(农奴)无偿为上司耕种庄田,同时土民还要为土司提供各种杂役。如广西土民要为土司提供禁卒、仵作、吹鼓手、画匠、裱匠、柴薪、马草、针线、管水沟、管厕所等杂役。云南车里土司向土民索取的杂役有106种,诸如为土司抬轿、划船、打旗、养象、养马、做饭、挑水,甚至要为土司家死人哭丧和为土司削大便棍都被列为应服劳役。土司还利用特权肆意苛索土民,如贵州册亨的岑、陆、依、王、周五姓土目对土民的苛索达10余种之多。土目过生日,婚丧嫁娶,生子满三朝,盖房子,甚至土目的儿子上学、应试等一切费用,从金银、油盐柴米到鸡、鸭、猪、酒,全部由土民提供。广西土官、土目向本地土民额外苛收的物品有棉花、苎麻、黄豆、蓝靛、辣椒、鸡、鸭、鸟、野兽等,苛派杂役之多,有如牛毛。

  (三)土司之间和土司内部仇杀侵扰

  各个土司之间往往因为争夺土地、人口、财产,绎常混战仇杀,“一世结仇,几世不休”,破坏了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容美土司田世爵指令土目田文祖、张琦、周万雄率兵出境,杀死巴余县应捕刘聪、火甲罗延瑞、吴鲜九数人,掳民百余家。1657—1662年(清顺治十四年至康熙元年)四川杂谷土司桑吉朋、阿日土司巴必太与瓦寺土司曲翊之间争斗,互相之间劫堡断桥,杀戮汉、羌人民,掳掠男女为奴,致使地方声息不通。明末清初,百户土司与卯洞土司力争夺人口土地争战不息,达数十年。

  1724年(清雍正二年)容美、桑植上司率士兵抢掠保靖民财,焚掠村庄60余处,抢走男女千余人。

  1726年(雍正四年)“桑植土司向国栋恃强负固,与容美、永顺、茅冈各土司寻衅仇杀,贪暴不仁,民不堪命”。容美土司向九霄每当外出,“民皆闭户,鸡犬无声”。土司内部因争袭之事而互相争斗亦累累发生。广西恩城州上司岑钦在明弘治年间先与他的叔父田州上司岑溥相仇杀,后又杀了岑应父子,不久岑钦父子又被岑应之弟接所杀,相互争袭仇杀多年。这种仇杀纷争,使人民遭殃,严重破坏了生产。

  土司制度的这些腐朽落后性,已经成为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侄桔,引起上司统治区内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愤怒,因而各族人民对土司的统治进行了强烈的反抗,土司制度在各族人民不断反抗斗争冲击下已经摇摇欲坠了。

二、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在某些发展不平衡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民族政策,是在适应这些地区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封建中央王朝建立土司制度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其最终目的是先将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稳定下来,然后创造条件,实行改土归流,最后彻底废除土司制度。随着土司制度的发展,它的腐朽性、落后性、不适应性逐渐暴露出来,越来越不适应南方各民族社会的发展了,改土归流的条件日趋成熟。

  改土归流是在两大历史背景之下进行的:

  (一)土司的存在已逐渐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障碍自16世纪以来,各地土司的割据、抗拒朝命,使中央王朝越来越难以制御,这就直接影响到中央封建王朝在南方各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深入和稳定,更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行政区划统一、完整的障碍。最初的土司统治制度是在封建中央王朝无力进行直接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地方政权形式,其本身就具有较多的地方割据性质,随着土司制度的发展这种割据性越发突出了。土司们“各长其长,各世其世”,“彼之官其官也,彼之民其民也”。世代领有其土其民其军,拥有政治、经济、军事大权,设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统治机构。如云南车里宣慰使司的统治机构,宣慰使(土司,傣语称为召片领)有似皇帝,宣慰司署有如中央王朝的国务机构,设有大小官员30余人,司署议事庭的4个官员(4大卡贞)犹如中央王朝的宰相。宣慰使的嫡亲兄弟犹如亲王,分封到各勐为土司(召勐)的犹如诸候,宣慰使派到各地的波郎则是钦差大臣,各勐以下的陇、火西、村的叭、鲊、先头人则是各级地方官员,这俨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小朝廷。“虽受王朝爵号,实自王其地”。各土司往往占有数十、数百上千里地方,并拥兵自恃。土司便以此为资本,邀功请赏,扩大割据势力,专事劫杀。鄂尔泰在奏疏中说:广西“思陵州土司邓横,强暴恣横,积恶多年……聚集凶徒,专事劫杀”。四川西阳土司擅自设5营、副将5人、守备5人、千总20人、把总40人,衙门大旗书写“崇文振武”4个大字,地分12里,恣意征派。土司抗拒朝命的事也时有发生。四川乌蒙土府“自康熙五十三年(1714)土官禄鼎乾不法,钦差、督抚会审毕节,以流官交质始出,益无忌惮”。湖北容美土司田旻如自造官室,自造武器,抵抗清军,违抗朝命。土司为乱之事更是史不绝书。然而由于这些土司的违法行为有世袭的特权,又无革职削地之罚,更使这些上司有恃无恐为所欲为,是为封建朝廷所不容。因此土司的这种封闭性、割据性不仅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实行统一行政区划的极大障碍,而且还严重地阻碍了各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很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可见废除割据一地的土司统治已势在必行。

  (二)经济基础的变化促使上层建筑随之引起变革

  明清以来,土司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封建领主经济发生了变化,土司在本民族中的影响也在逐步消减。明代中叶以后,大量汉族地主、官吏、兵差和商人深入到土司统治区及其周围地主经济的强大影响,也冲击着土司内部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使土司内部的经济结构日益发生变化,于是封建地主经济在土司地区应运而生,迅速改变了土司地区的经济基础。

  汉官和商人进入土司统治区后,使得土司统治区的商品经济开始兴起。最先兴起的商品生产是矿业的开采,如广西凌云、河池、南丹等土司区的锑、银、锡、铜、土砂(炼水银的原料)都得到开发,汉商到此设立专门的商号来收买,运输到外地。甚至广西的土特产八角、田七等亦有商号经营,转销外地,使一部分农副产品也逐步商品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了土司内部的封建领主经济。首先是土地关系的变化。明清以来曾在土司地区屯田,屯民将多余的屯田分给土民耕种,收取屯粮以供军需。后来还准许土民自由屯垦,每4亩纳银1两即可。在贵州还规定军屯以外的“余田”,由官府招募人民佃耕,或由汉族地主承领再转佃他人。这些佃田皆可自由买卖,政府发给田契,在广西大新县原8个土司区发现了大量的清乾隆年间的官发田契约执照。土地的私有和自由买卖,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土司垄断其辖区内全部土地的状况,导致土地兼并的剧烈。各地土司“往往以有粮田诡称无粮,卖与绅衿商民”。土官亦将土地出卖,南丹土司莫氏就将400亩产田典卖与邓姓人家,使大量土地流入汉族地主之手。乾隆年间,天柱县关、李、龙、杨4户大地主占地很多,仅龙姓1户所占土地竟跨越3县,遍及30多个村寨,年收租粮3万余石。安龙、罗甸、望谟等地收祖谷上千石的大地主也为数不少。在土司地区各民族内部,也出现了田连阡陌的大地主,湘西乾州厅的重阿寨苗族地主吴廷海、吴学仁占有的田地,遍布其家周围数十里;永缓厅紫儿寨苗族地主石季山占有土地达500余亩之多。说明地主经济已在土司区内逐步形成。土司占有土地的外流,这就是土司政治主权与土地所有制分离的开始,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土司统治的基础;其次是地租形态的变化。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冲击了领主制下的剥削关系,随着土司地区人口的增长,耕地面积的增加,生产力的提高,农民私田的增多,加上新兴地主势力的发展,于是原有的劳役地租形式已不能适应了,促使地租形态发生变化。各地土司不断将过去的劳役地租改为实物或货币地租。有的土司开始将土地出租给农民“按谷分花”,即收取实物地租,如广西龙州一带,“凡租耕田,田主不出谷种,不纳官粮,概归佃户负担,得谷仍是均分”;凌云县境土司的庄田多采用征收实物的办法;大新县境的土司还规定可以用钱来赎买“夫役”,用实物来代替力役,甚至有的土司超经济剥削的苛派也逐步改用实物地租来代替;再次是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由于劳役地租逐渐向实物地租过渡,过去那种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不断松弛,农民开始从繁重的徭役、兵役、劳役地租的剥削下解脱出来,农民可以稍许自由地支配和经营自己的土地,转化为稍有点自由的农民,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就为改土归流创造了社会经济基础。

  上述变化说明,随着各土司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土司地区的社会经济已逐渐与内地的经济相一致,土司制度的继续存在已经防碍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央王朝的统治,而且在社会经济基础发生变生的情况下,土司制度这个上层建筑就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变化的需要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废除土司制度已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了。

三、改土归流的经过

  改土归流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是有其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原因的。首先是封建地主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这就要求改变落后的封建领主制发展和确立封建地主制;其次是封建中央王朝也想要通过改土归流以便对边远地区和土司统治地区实行直接的统治;再次是封建中央王朝经过几个世纪与土司的斗争,实际上已取得了对不少土司的支配地位,并通过派遣“佐贰”、掌握承审权和对土司的各种限制,已将土司的权力大大削弱,为改土归流扫除了一定的障碍。此外再加上明清封建中央王朝的势力已经强大到足以对付那些不接受改土归流土司的反抗,因此明清王朝便利用土司地区人民群众反抗土司统治的机会,逐步实行有计划的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明清中央王朝的既定方针,它的实施是有目的、有计划、分步骤进行的。鄂尔泰在1726(清雍正四年)的奏疏中就对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的改土归流提出了具体的原则和计划。鄂尔泰说:“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指出改土归流必须进行,然后提出了对4省改土归流的计划:将原属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改隶云南,相机改流设三府一镇;广西的土府、州、县、峒、寨分隶南宁、太平、思恩、庆远4府,并将牂牁江以北的普安州划归贵州,牂牁江以南的西隆州划归广西,增州设营;云南以澜沧江为界,江内(澜沧江以东)的镇源、威远、元江、新平、普洱、茶山等地改设流官,江外(澜沧江以西)暂不改流,即“江外宜土不直流,江内宜流不宜土”的改流原则;贵州苗疆300O余里,1300余寨的改土归流,首先要开通黔桂道路,然后派兵深入“徧加剿抚”而后设立流官政权。关于改土归流的原则和方法,鄂尔泰在其奏疏中也说得很清楚:“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就是“剿抚兼施”,“恩威并用”的政策。

  明清王朝的改土归流是在各种机会和借口下进行的:(1)当地各民族起来反抗,被镇压后借机改流,如贵州的治古、答意二长官司、施秉蛮夷长官司均是因当地苗族人民反抗被镇压后而,改流的;(2)土司犯罪或叛乱被镇压后改流,如贵州金达蛮夷长官司土官何伦父子犯死罪而被改流,还有云南武定土司凤氏、顺宁土司猛廷瑞叛乱被镇压后均设流官(3)土司宗族争袭时被改流,如云南鹤庆土府因土司高氏宗族争夺土官职位“伏诛”后改设流官知府;广西的左州、利州也都是因族人争袭而改流的;(4)土司侵掠邻境被镇压后改流,如广西养利州、永康州土司侵掠邻境,“总兵官赵辅等擒诛之,因改流”; (5)以不系世袭为由改流,如贵州大万山长官司申世隆死后,其继承人因“不系世袭”而被改流;(6)土司绝嗣后无人承袭而改流,如贵州永从蛮夷长官司李瑛死后绝嗣,无承袭者而被改流;广西上石西州、土田州皆因土司死后绝嗣改流;(7)土民请求改流,如酉阳、保靖、桑植、容美等土司地区人民“迫切呼号,蛮皆改土”而被改流;(8)土司自请改流,如贵州金筑安抚司土舍金大章乞改流,遂改金筑安抚司为广顺州;(9)以新建州县或划州并县为由而改流,如广西的忻城、程县、镇安、西林、西隆州等地流官的设置皆以划州并县为由而实现的。总之明清王朝是利用一切机会,只要条件许可即实行改土归流。

  (一)明朝改土归流的经过

  明代的改土归流是明朝中叶前后才开始的,在一些具备改土归流条件的地区进行,一般改流的规模较小。

  在贵州地区的改土归流是从1413年(永乐十一年)开始,废思南、思州二宣慰司,并邻境之地设思州、思南、镇远、铜仁、石阡、黎平、乌罗、新化八个流官府;1415年(永乐十三年)因普安安抚司“土酋慈长谋为不轨”,改设普安州,归流官管辖。1431年(宣德六年)因永从蛮夷长官司土司死后绝嗣,无承袭者而被改为永从县。1444年(正统九年)因施秉蛮夷长官司地区苗族反抗被镇压后,改设施秉县。正统年间流官势力已深入控制了安顺、普定,这些地区实际上已经改流。1497年(弘治十年)由于金容金达蛮夷长官司土官“何伦父子罪死”,改设流官。

  1612年(万历四十年)金筑安抚司土舍金大章请求改流,改金筑安抚司为广顺流官州。1628年(崇祯元年)在贵州宣慰司的宋氏洪边十二马头(水东地区)地区设开州(今贵州省开阳)流官州,水西地区安氏势力已经衰落,流官实际已控制了贵州宣慰司土司地区。

  明朝在四川的改土归流是从弘治年间开始的。

  1495年(弘治八年)马湖“土知府安鳌有罪伏诛”,遂改马湖土府为流官知府,但知府驻地以外的泥溪、沐川、平夷、蛮夷4长官司仍然是土司的势力范围。1573年(万历元年)明军剿平山都掌地区的水都、山都后,改该戌县为兴文流官县。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明朝在镇压了播州宣慰使杨应龙的反叛后,“分播地为二:属蜀者曰遵义府,属黔者为平越府”,原属播州宣慰司的2安抚司、6长官司亦同时全改设流官。

  1623年(天启三年)由于永宁土司奢氏长期侵夺邻境,并发动叛乱,明朝在镇压了奢崇明的叛乱后,将永宁宣抚司改土归流。

  明朝在云南的改土归流是从正统年间开始的。1443年(正统八年)鹤庆土府土官高氏长期“屡逞凶恶,屠杀士庶”,并不断发生争夺土司职位的仇杀,于是明朝便宣布高氏领地内“户下人口收籍当差,止令流官管事”,改鹤庆土府为流官知府。

  1477年(成化十三年)由于寻甸土府土司统治势力的衰落,土官为保其统治而发动叛乱,加上土司家族长期为争夺土司职位而仇杀,导致土官统治的灭亡,明朝借机将寻甸土府改为流官知府。1481年(成化十七年)因广西土知府昂贵有罪革职,改为流官知府。

  1553年(嘉靖二十二年)元江土司那氏族人争夺土司职位,被明军镇压而在元江第一次设流官知府。

  1567年(隆庆元年)在平定武定土知府凤继祖的叛乱后,改为流官知府,但又象征性地保留了土司的地位。

  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顺宁土知府猛廷瑞与其兄争夺土司职位,被诬告为反叛朝廷,“官兵悉剿除之”,改为流官知府,并改大侯土州为云州流官州,隶属顺宁府。

  明代在广西改流较早,从洪武年间就开始了。据统计整个明朝在广西地区改土归流共16处。1368年(洪武元年)将忻成土司改为流官知县;1505年(弘治十八年)上思州黄姓土司“叛服无常”,被明军讨平后改设流官知州;嘉靖年间因思恩土府土官岑濬屡出兵侵掠邻境,明朝出兵征讨,杀了岑濬,改设流官知府。

  明朝的改土归流主要在贵州、四川、云南、广西4省进行,其它地区的改流并不突出。明代的改土归流总的说是不彻底的,并曾遭到土司的强烈反抗,因而出现了许多反复,在许多改设流官的府、州、县中,流官政权很不巩固,有的土司地区设流官后,因为各种原因而出现了复流为土的现象。这是因为明代土司制度还处在全盛时期,一方面土司制度对明王朝的统治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土司势力还比较强大,可以利用群众的力量起来反抗改流。同时明代改流的土司地区,大部分处于地主经济兴起的时期,还未能彻底战胜领主经济,就是说土司统治的社会基础还没有受到根本的破坏,明王朝也没有力量对改流地区进行完全的控制,决定了明代改土归流的不彻底性和反复性,改土归流就只有在条件完全成熟的清朝才能彻底进行。

  (二)清朝改土归流的经过

  改土归流贯通于整个清朝统治的全过程,大体可以分为3个阶段:

  1.初期阶段。初期阶段是从清初到1725年(雍正三年)。清朝初期,清军进入南方土司地区时即对有条件改流的土司趁军事胜利改流。1659年(顺治十六年)吴三桂在镇压了云南元江傣族土知府那嵩的抗清活动后,将元江改设流官知府。1664年(康熙三年)贵州水西宣慰使安坤起而抗清,被讨平后,吴三桂奏分其地为4府:以大方城为大定府,以利城为平远府,以乌撒为威宁府,以水西为黔西府,水西地区第一次改流。1665年(康熙四年)云南新兴州(今云南省玉溪)土司王耀祖和宁州土官禄昌贤联络嶍峨、石屏、蒙自、陆良、弥渡、维摩、王弄山、教化等大小土官共起反抗,被吴三桂镇压后,废除了这些地区的土官,改新兴、宁州为流官知府,在教化、王弄山、维摩等原土司地区设立开化府,委派流官管理。1723年(雍正元年)将云南丽江土府改流。1724年、1725年又将云南威远、姚安等地改为流官知府。在广西,清朝于1663年(康熙二年)将镇安土府改置流官通判;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废思明土司黄氏,改设流官。这是清朝改土归流的初期阶段。

  2.高潮阶段。

  1726年(雍正四年)鄂尔泰任巡抚云南兼云贵总督事后,向清政府提出了全面改土归流的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活动,改流进入高潮时期。在这一阶段清政府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和土司的不同表现,采取了区别对待的不同策略进行改土归流:(1)边远地区与内地的区别,认为在内地的土司可改流,虽在边远地区但实际和内地一样的也可改流,边远地区则暂时保留土司统治,即先改内地条件成熟的地区,后改边远地区;(2)在云南改流是以澜沧江东西为分界线,澜沧江以东必须改流,澜沧江以西的土司暂予保留;(3)奉法与不法的区别,清朝对罪大恶极违抗朝命的土司首先改流,对守法的能抚绥其民的与流官州县循良相同的土司则不改流,只使其向化。

  清朝在改土归流的高潮时期按照剿抚相兼兵威并举和3种不同区别的策略,采用以下几种方式改流:

  武力改流。清政府认为世代拥有土地、人民、武装的土司,要他们“去封号、徼兵械、纳土称臣,解甲归田,帖然受命改流,是不可能的事。故鄂尔泰受命之日,即移兵攻贵州广顺州之长寨,终于古州,首尾用兵凡五六载”清朝首先对东川、乌蒙、镇雄3地用兵,最后改置乌蒙、乌撒、镇雄、东川4流官知府。继后,对云南镇源、威远、恩乐、车里、茶山、孟养等处用兵,将这些地区改设流官。1726年(雍正四年)二月鄂尔泰出兵攻贵州广顺州长寨,长寨是滇、黔两省苗、彝杂处之地中势力最强大的土司,故鄂尔泰在贵州改流之始首先对长寨用兵,前后用兵3年,设流官统治地区计有1298寨,5978户,男妇35982口,地方600公里。1727年(雍正五年)闰三月出兵谬冲,谬冲是黔、楚之交界处花苗中最强大者,鄂尔泰攻下谬冲之地后,将其地一部分归黔省黎平府,另一部分归广西怀远县管辖。从1728年至1730年(雍正六年至八年)对贵州八寨、丹江、九股、清水江、八万古州等地用兵,尔后将这些地区改置流官。1728年(雍正六年)清朝出兵攻下广西八达寨改归西隆州管辖。1731年(雍正九年)清军又攻下广西邓横寨,将其地改流。以土司“贪劣”、“不法”而改流。这种情况以广西改流为最突出,如广西的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思城州土知州赵康祚、小镇安土巡检岑绳武、下龙司土巡检赵墉等人均以贪暴专横不奉法而被废除,改置流官。

  土司主动请求改流。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湖北、湖南两省土司中,原因是这些地区土司大都接近于内地,受到汉族地主经济的影响较多,而清朝在雍正年间西南地区的大规模改土归流对湖北、湖南的土司震动很大,在形势所迫之下,大部分土司皆主动要求改流。1728年(雍正六年)永顺“宣慰使彭肇槐纳土,请归江西祖籍”,遂改永顺司为永顺府。1727年(雍正五年)南渭州土知州彭宗和上溪州土知州张汉儒即纳土,施溶州土知州田永丰亦纳土,错若峒、麦著峒、田家峒、驴迟峒等长官司土官皆纳土,请求改流,清朝将以上各地归入永顺县。同年,白岩峒长官司土官亦纳土,将其地划归龙山县。

  以土司因互相仇杀,互争不息而改流。湖南桑植土司向国栋,长年与容美、永顺、茅冈各土司仇杀,民不堪命,于1726年将其地改为桑植流官县,属永顺府,广西上林长官司长官等人互相仇杀,被改设流官。

  到1731年(雍正九年)改土归流高潮结束,基本上完成了清政府予期改流任务,大部分土司地区皆改为流官统治,先后招抚讨平贵州苗瑶寨2000余,缴纳广西土司敕印和军器2000余件,云南澜沧江以东普遍设立流官知府,湖北、湖南大部分土司“纳土”,故史称“自四年至九年(雍正四年至九年)蛮悉改流,苗亦归化,间有叛逆,旋即平定”。

  3.改流的末期阶段。清朝改土归流的末期阶段,是从1732年(雍正十年)经乾隆最后到清朝末年的宣统年间。这一阶段是在原改流的基础上,对尚未改流的土司继续不断的改流。在云南对澜沧江以西沿边土司不断改流。猛缅长官司于1746年(乾隆十一年)改设流官通判。猛猛土巡检于公元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改设流官归顺宁府;四川、湖北、湖南在1731年(雍正九年)后改流的土司最多。四川酉阳地区土司从1734年至1736年全部改流;石柱土司区于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改流;川西的改流一直延续到清末,1775年(乾隆四十年)平定大、小金川开始改流,直到1911年(宣统三年)才最后完成大、小金川的改流;1909年(宣统元年)川督赵尔丰将德格、春科、高日、灵葱等地土司改流;1910年(宣统二年)将巴塘、甘孜等地的土司印信收缴,改设流官,四川改流到此全部结束。在湖北,1735年(雍正十三年)唐崖长官司覃梓桂、龙潭安抚司田贵龙“纳土”,将二地并入咸丰流官县;同年被改流的还有西萍长官司、施南宣抚司、忠路安抚司、沙溪安抚司、建南长官司等土司地区;此外东乡安抚司、忠建宣抚司、忠孝安抚司、忠峒安抚司、高罗安抚司、木册长官司、散毛宣抚司、大旺安抚司、卯峒长官司、漫水宣抚司、容美宣慰司等都先后在1733年至1735年改置流官。在湖南,1735年(雍正十三年)上峒长官司、下峒长官司、茅冈长官司皆“纳土”改流;继后石门天平所、慈利麻寮所相继请求改设流官。湖北、湖南改流全部完成,“合境无土司名目”。

  经过清朝3个阶段的改土归流,到1911年(宣统三年)民政部所奏各地改土归流的情况可作为清朝改土归流的总结,其奏云:湖北的施南,湖南的永顺,四川的宁远,广西的泗城,云南的东川,贵州的古州、威宁等府州厅县先后建置流官,渐成内地。乾隆以后征服大、小金川改流官。近几年(宣统前后)云南富州、镇康,四川巴塘等处先乒奏请改土归流,而广西一省改流尤多,所有土州县土司皆停袭,及撤任调省。四川尚有瞻对、察木多等处没有改流。除湖北、湖南已全部改流官外,广西土州县、贵州长官司等,名虽土官,实已渐同郡县。从整体看,大部分土司皆被改流,只在云南、四川偏远之处还有部分土司未改流。

  尚未改流的部分土司,到民国时期,民国政府继续实行改土归流。在广西,民国初年改流的有太平土州、都安、隆山、思乐、凤山等土司;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统治广西后,又继续改流,到1929年(民国十八年)广西改流全部结束。民国时在云南沿边地区继续改流,设县或设治局,1913年在西双版纳设“行政总局”,1925年又将“行政总局”改为“思普殖边总办公署”,在西双版纳地区设立车里、佛海、五福、镇越、象明、普文、卢山7个县。1913年在德宏地区设行政区,次年又设潞西、瑞丽、盈江、梁河、陇川、莲山6个设治局,将原土司置于流官县或设治局的管辖之下。同时又在双江、澜沧设县,在沧源、耿马置设治局,云南改流全部结束。

  4.改流对土司的善后处理

  清朝的改土归流分为两个步骤,即一为改设流官,一为对被废土司的善后安置,“一依流官之例,倘罪应斥革,即以流官代之……然后选用循良,善加抚恤”。清朝对改流土司的善后安置极为重视,鄂尔泰云:“今大局甫定,诸务须筹,安辑调停更非易事,若不用猛力,断难图成;若不具恒心,终难善后”。因此鄂尔泰建议清朝要下大力来做被革职土司的善后事宜,其目的在“要使已归者(改流者)无旧主之思,未归者(未改流者)生欣羡之意”。清政府对被革土司只有少部分罪恶极大者施以重刑,对绝大部分被革土司根据不同情况采用怀柔宽大处理,以便笼络人心,安定地方。

  对以罪革职者之土司的安置。《清史稿·刑法志二》载:“改土归流之土司犯,将家口实行迁徙,然各有定地,亦不限千里也。”对被迁徙的土司又视所罪之轻重区别对待,“有犯斩绞重罪者,其家口应迁于远省安插;犯军流者,土司于家口应迁于近省安插”。使其离开原居住地,目的是不让改流的土司东山再起,又复生事。所迁土司有一部分在本省安置,大部分迁入内地省分,如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河南、陕西等省。仅安徽1省就安置了广西、贵州改流土司21名。对被迁土司在生活上予以照顾,规定“每十人拨给官房五间,官地五十亩”。清世宗胤禛曾敕谕各地方官吏对被迁土司给以关照,以示“皇恩浩荡”,使其感恩戴德,消除思乡之情。清朝的这一措施割断了土司与原居地的联系,对安定改土归流地区的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

  对恭顺王司的安置。对自愿请求改流或自动交出土司印信者,清朝政府一般均给以优厚待遇。在鄂尔泰的奏疏中即明确规定对于投献者“但收其田赋,稽其户口,仍量以养赡,授以职衔冠带终身,以示鼓励”。湖北、湖南改流土司大都得到如此待遇,不少改流土司被授予千总、把总。永顺宣慰使彭肇槐还得到清政府赏银1万两,被授予参将职。这样的安置不仅安定了已经改流地区的社会秩序,而且还吸引了未改流地区土司主动请求改流。

  对改流地区的统治措施。清政府对已改流地区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统治: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采取设流官、戍兵、建城、编户籍、立保甲的办法。清朝选派了能力强同时又较廉洁的官吏任改流地区的官员,以便缓和与当地人民的矛盾。军事上在各地增设营汛,派兵戍卫以加强控制,同时又设保甲制度,稽查户口。经济上实施丈量土地,编丁纳赋。文化教育上,提倡立学校,设教职,劝各民族的子弟入学,并规定各民族参加科举的定额。这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改流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四、改流的目的和影响

  改土归流的目的,从表现来看好像是明清政府为了解除土司对各民族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然而改流的真正目的并不在此,其真正目的在于:“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赋税,以靖地方”。很明显,改流的目的有三:(1)在政治上废除土司的统治,打破土司分散割据的局面;(2)经济上在土司地区实行科田纳粮,变土司对土民的剥削为中央王朝直接进行粮赋的剥削,以增加经济收入;(3)军事上解除土司的武装和收缴土司的武器,以防止地方人民的反抗,加强对地方的直接军事控制。最终目的就是要对土司统治的各民族地区实行直接的统治。

  从改土归流的目的来分析,改流就是在政治上除去土司的世袭制,在经济上取消奴隶制和封建领主制的残余,这就是说改土归流是土司统治地区各民族政治、经济制度上的一种变革,对各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着较大影响,归纳起来其影响有4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改土归流消除了各地土司分散割据的封闭局面,各土司地区完全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交通道路的畅通,加强了各民族地区人民之间的来往,湖北来凤县“自改土后,披荆斩棘,行李往来,遂为三省之要衢,四冲之捷径”。湖北施南地区则是“商贾多江西,湖南之人”,“川、鄂、湘交界各族人民互通有无,密切交往,湖广、四川、江西、陕西、江、浙、闽、粤的商人和官吏皆来湖北,有的还定居下来,形成了一个多民族汇合的地区”。土司被废除后,清政府可以对原土司统治下的人民进行户籍清查,登记编册,转到清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并将原土司的庄奴释放为自由农民,如云南丽江土府改流后释放了原木氏土司的庄奴2000余人;湖广容美土司改流后,追释了原被掠保靖良民500余人。原来的那种依附关系不存在了,成为清政府的直接编民,这对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也就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和巩固。

  第二,革除了一些旧制陋规。改土归流过程中清政府对土司地区一些旧制陋规作了一些改革。首先是革除土司的苛派和特权剥削,诸如“火坑钱”、“锄头钱”、“烟户钱”、“年岁钱”、“鞋脚钱”、“修衙门钱”、“破收银”等一律予以革除。仅泗城府、西隆州就革除土司各种苛派银1517两,云南丽江府改流后革除各种苛派银2万余两。然后税收由清政府统一管理,按亩进行征收,并在一段时间内“科粮从轻”,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革除一些土司长期统治造成的流弊,对于改流前土司自定的刑律、私设的公堂一律废除,还禁止土目擅管地方,禁止仇杀、掠抢人畜和勒索抢掠商人财物等。这些措施有利于地方的安定和发展生产、繁荣商业。革除了某些民族的陋俗,如禁革“骨种之习”。和同族婚姻,还“禁止端公邪术”、“禁乘丧讹诈”、“禁轻生”等。这些措施虽难以被当地各民族所接受,但都有利于各民族的繁荣和发展。

  第三,促进了原土司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土司的废除,使奴隶制和封建领主制得以彻底瓦解,土民从土司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获得了较多的自由,再加上清政府在改流过程中比较重视恢复和发展生产,土民的生产积极性就高涨起来,结果使改流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改流后,清政府允许土地自由买卖,鼓励开荒和招农开垦,使大量有主土地得以耕种,大量无主土地得以开垦,耕地面积大幅度增长。云南丽江上府改流后的1725年(雍正三年)只有耕地790余顷,到1727年(雍正五年)新开垦了耕田471余顷,1729年(雍正七年)又新开垦55余顷,总耕地面积增至1318余顷,比明末清初时增加了3倍。鄂西大片荒地也被开垦,1754—1774年(乾隆十九年至三十九年),施南府垦出荒地55396亩。改流后,原土司地区的水利建设也有较大的发展,清政府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对以往常造成灾害的江河湖泊进行了治理,并修建许多新的水利工程。以云南省为最多,仅在雍正年间昭通地区就兴修水利工程10处,灌溉面积达2万余亩。据乾隆《云南通志》卷十三水利条记载,雍正年间云南省疏河、开渠、筑堤、建闸等各项水利工程达70项之多。水利工程的兴建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改流后,还将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农具输入到改流地区。鄂西地区“向来刀耕火种,不用灰粪”,因此鹤峰第一任流官知州即教民“积粪和灰”,“多收草粪”,引进铁犁、铁耙、铁镰等,使“高低田地,皆用牛耕”。其它省改流地区这种引进先进技术和农具的现象亦很普遍。改流后亦使手工业和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对改流地区清政府鼓励从事多种经营,鄂西地区改流后“女勤于织,户有机声”,木匠、铜匠、裁缝各业俱有;施南府“百工多系本地居民……有精于艺者,或居肆置物”。云南东川的矿业也有发展,“矿产税年收万金”。集市贸易更为繁荣,改流后水陆交通的开通,“水道可以安稳行舟,往来商贾称便……苗、彝土特产,借以源源输出,外地商品,如盐、米、布帛诸物亦得以大量输入”。湖北鹤峰州“舟楫之往来,连络不绝,商贾之货殖,各种俱全;人事之繁华,已至其极”。改流地区商业的繁荣可见一斑。总之,改土归流促进了原土司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促进了土司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改流前土司往往以“恐土民向学有知,不便于彼之苛政,不许读书”,“向来土官不容夷人应考,恐其入学,与之抗衡”。改流后清政府下令废除“禁部中夷人不许读书”的旧规,提倡在各改流地区广设学校,凡有条件办学的地方,均设立学校和教职,还规定取士名额。湖北鹤峰流官知州提出设立义馆,令民间子弟上学,7岁以上儿童必须上学,父母不得阻止。为了扩大民间子女入学机会,在施南府设了府学。各县大都设了县学、乡学,实行科举考试。清政府为了笼络人心,还在一些州县专设苗童名额。据不完全统计,雍正改流后建立的学校;在贵州有府州4个,在云南有府州6个县2个,在广西有府州5个县1个,在湖南有府州1个县4个,在四川有府州2个县1个。学校的建立,使许多民族的子弟有机会上学,“文教事兴,人皆向学。不独世家巨室,礼士宾贤,各有家塾,即寒素子弟,亦以诵读为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改流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综合上述,可以对改土归流的影响作如下的评价:改流是土司统治地区各民族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一次大变革。就经济变革来讲,改流以后,一些地区的封建地主经济取得了主导的地位,一些地区的封建地主经济则由此而发展起来。再就政治改革而言,土司统治时期,各民族中还分别存在着封建领主、奴隶主的地方政权,中央王朝只能通过各民族中的领主、奴隶主实行间接的统治,改流后领主、奴隶主政权皆被废除,而代之以流官政权实行直接的统治,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使各民族地区的基层政权与内地汉族完全趋于一致,各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政治上的统一向前发展了,巩固了中央王朝对各民族地区的统治,也使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其结果是促进了改流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是改土归流的进步性,应该加以肯定。但是改土归流又是建立在有利于大民族封建中央统治阶级对各民族人民进行剥削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中央王朝中统治阶级的剥削代替了各民族中土司的剥削,以流官代替土官的统治,各民族人民不可能摆脱阶级压迫和剥削,甚至造成有些地区土流双重压迫和剥削,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依然存在,使改土归流的进步性受到非常大的局限。
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文化认知,丰沛的文化精神,较高的文化品位,鲜活的文化生态,时尚的文化前瞻,灵性的文化体验,独特的文化风情,生动的文化特质,丰美的文化语言,是文化作文千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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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1楼  发表于: 2012-10-27
三峡探奥---原始民族选择三峡聚居的资源背景:
盐与丹砂构建先民生存发展的两大支柱  
原作者:刘不朽


“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几番风雨,三峡又进入深秋季节。这是触发诗翁杜甫诗兴的秋天,公元766年,杜甫在峡中写下了著名的《秋兴八首》,沉雄勃郁的吟唱,感染了千古江山。然而,“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潇森”,“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的潇森悲凉的情景已经不再。21世纪的三峡秋天雄浑壮丽、气象万千,无论是自然的三峡还是现代化的三峡都展示出一种令世人震惊的成熟美。三峡导流明渠截流的成功,标志着长江三峡已经进入了享受“秋实”的收获季节:高峡出平湖的喜期将至,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发挥即将造福三峡、造福中国。不再提“告别三峡”,但中外游客来三峡游览观光的热潮却一浪高过一浪。作者有幸寓居在三峡峡口这座随葛洲坝和三峡大坝一道蓬勃崛起的城市,不仅亲眼见证了万里长江的三次截流,且每日临江看惯了进出的船队、人流编织的壮丽风景,心情逐着江潮澎湃,感慨万千!每年以数十万计的游人来三峡一如匆匆而过的“过客”,留下他们难忘的足迹,留下他们惊奇地赞叹与热情地赞美!然而,他们有谁思考过世世代代生活在三峡大峡谷中人民的千古艰辛?有谁又何曾为一批批告别故土家园走出三峡的移民们掉下一滴眼泪?与那些从天南海北而来络绎不绝地蜂拥进三峡的游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三峡工程二期移民已有64万人无私奉献地为大家、为国家泪别自己祖辈居住三峡的家园,移居至祖国的四面八方。预计在三期工程期间,还将有50余万三峡居民忍痛离别故乡,走出三峡到祖国安排的省市去安家落户。十年前,中外人士曾预言:三峡工程之难在于百万大移民,而今这难关已被中国人成功攻破而获得重大胜利,它与三峡工程一道走进世界之最而为世界震惊!

有研究移民的学者指出:移民是人类文明演进的阶梯。纵观古今中外各国的每一次大规模移民,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和文化科技的大进步。民谚有云:“树挪死,人挪活。”活,就是经过人口重新组合、溶合后焕发出的强大活力。这是朴素的哲理。笔者在采访写作长篇纪实文学《三峡移民行》时,曾对三峡移民的祖藉作过一番考察,发现移民的祖藉主要由两大板块构成:一部分人的祖先原本就是古代的移民,最早的可追溯到宋代、元代,而大部分是明代、清代,是所谓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产物;另一个板块则是祖祖辈辈居住在三峡的居民,或者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作三峡的“土著”。考查资料表明,本土居民一直是三峡人口组成的核心。以秭归熊、屈两大氏族为例,据1991年新版《秭归县志》记载:熊姓现在秭归有3000处聚居点,1000余户;屈姓现在秭归有3000处聚居点,1200余户。这两大氏族的起源追溯至西周时代,熊姓源于周成王“土封熊绎于楚蛮……居丹阳”;屈姓与楚武王封公子瑕于“屈”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屈姓为楚国三大氏族之一,很可能就起源于西陵峡中的秭归,人们称秭归为屈原故里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

三峡地区的人口迁徙频繁,临江船来船往,流动性也较大。但自古以来,土著民族(本土居民)一直是三峡地区居民的主体。据古代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远在200万年前,这里就出现了人类活动的足迹,是中国人类的起源地之一。至原始社会时期,这里便有众多的氏族部落聚居于此,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尚书?牧誓》载:“庸、蜀、羌、?、微、卢、彭、濮人。”陈梦家先生在《商代地理小记》中释曰:“武王伐纣,誓于收野,其所率西南夷?庸、蜀、羌、?、微、卢、彭、濮八国……此八国见于卜辞者有蜀、羌、微、濮四国。”“巴方”亦见于卜辞,有学者认为“巴”即是《牧誓》中的“彭”、巴人不仅参加了武王伐纣,而且是其主力,《华阳国志》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史学家考证,这些西南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三峡以及周边地区。《华阳国志?巴志》对巴国境内的民族状况亦有具体记载:“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其属有濮、宗贝、苴、共、奴、犭襄、夷延虫之蛮。”宗贝,又称“板?蛮”,为廪君之后裔;苴,也是巴人的一支。左思《蜀都赋》曰:“左绵巴中,百濮所充。”学者们认为,峡中之民族多与“百濮”、“百越”有着渊源关系。三峡地区更是巴人、巫人的起源之山与发祥之地,他们在这里聚居的历史最为悠久。《山海经》中有关巫人的载述甚多: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出。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大荒西经》
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

《海内西经》
有截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截处,是谓巫截民。巫截民盼姓(可能就是十巫中的巫盼??笔者按),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

《大荒南经》
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

《海外西经》
有巫山者,西有黄鸟。帝药,八斋。黄鸟于巫山,司此玄蛇。

《大荒南经》
从以上载述可知,史前三峡巫山一带巫族部落十分昌盛,著名的十巫都聚居此地。生活已达到自给自足。巫山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神山,群巫在此上下,为天帝采集神仙之药。十巫中的巫咸,在史前的传说时代便是一个很有名气、很有影响的巫族酋长(大巫师),古书记载他先后做过神农、黄帝、帝尧时代的巫师,屈原在作品中也曾多次表达了对他的尊敬与怀念。现在全国县、市地名中,仅见有两个县名是因巫人命名的,它们便是巫山和巫溪。这两个位于三峡中的县,为历史保存下来巫人的珍贵遗迹,也保存着人们对远古时代巫人的记忆。有关巴人的最早记载见之于《山海经》:
西南有巴国。太?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海内经》
宋?罗泌《路史?后记》可能从其它古文献中获得资料,对此作了进一步表述:
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后?生顾相,降处于巴。
巴人为伏羲(太?)的后裔,可见其起源与历史十分古老。早在夏代,巴人的首领孟涂就做了夏后启之臣。《山海经?海内南经》载:
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
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清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
学者们根据甲骨文中“巴方”所处地理位置及春秋战国时期巴人活动之范围,认为巴人有多个分支,或根据其图腾信仰分出若干个“巴”。廪君巴(亦称白虎巴)的记载出现较晚,《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曰: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日覃氏、相氏、郑氏。皆出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于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
廪君巴人是巴人很重要的一个分支,他们起源于鄂西清江(夷水)流域,后来进入长江三峡地区,到了战国时代,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巴国,与楚国长期相互争夺,在峡中人口所占的比例迅速增长,所以《华阳国志》有“江州(现今重庆)以东,其人半巴半楚”之说。
现代考古发现也印证了古文献上曾有众多民族部落活动和聚居在三峡地区的记载。截止20世纪末,考古工作者共在三峡库区发现和发掘包括巫山龙骨坡“巫山人”遗址在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60多处;包括大溪文化遗址在内的新石器时代遗址80多处。在丰都高家镇发现了罕见的旧石器时代的露天石器制作工场;2002年11月,又在巴东县东氵襄乡发现了一个面积370多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距今5500年)石器作坊,从石器时代石器生产的规模,可知峡中聚居人口之繁荣。此外,还发现了100多处古代巴人的遗址和墓地,其年代为夏商周延至秦代(1)。三峡中已发掘的原始文化遗存各具特色,其文化内涵不尽相同,有的传承脉络不清,这表明它是多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遗存。段渝先生对此深有研究,他指出:“长江三峡地区的古文化面貌丰富而复杂,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这里曾经是多个古代族群的迁徙、栖息和纷争的场所,也是长江流域及其与黄河流域古文化彼此交流的边际文化区。”(2)管维良先生更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到新石器时代,(三峡)这一大片的山地氏族林立,部落棋布,呈现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3)考古学家还惊奇地发现:三峡先民们在峡江两岸所创造的文化遗存不仅内涵丰富、独具特色,而且具有久远的历史和连续性。在西陵峡的中堡岛和忠县中坝遗址的文化层被揭开之后,人们看到了上起新石器时代、夏、商、周、先秦两汉、魏晋、六朝,下至唐、宋、元、明、清的绵延不绝的文化堆积层,赫然是一部上下5000年的“中国通史”,这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均属罕见!
自然选择:对三峡先民生存环境之思考
研究三峡古文化,唯有溯滔滔长河求其源,掘茂茂山林而求其根。在全面考察与回顾了史前三峡地区曾有众多氏族部落在此长期生息、繁衍的历史事实之后,一个足以引起我们深沉思考和认真探究的课题,便自然而然地凸出在我们的眼前,这就是:南方长江流域拥有辽阔、肥沃的冲积平原,先民们为何要选择这山高水险而又相对封闭的三峡大峡谷中来聚居?古代三峡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何对先民们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要笼统地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亦即中国古人常说的“物竞天择”,或者如《圣经》所云:“上帝的旨意”。生命起源于生物进化。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指出:“生物的进化主要是通过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人类在经历从猿到人、从野蛮到文明的漫长演进的历程中,始终离不开自然界这亲密的朋友。《庄子?齐物论》曰:”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其意可解为:没有客体的自然,就没有主体的人。庄子不知真正主宰者是谁,其实真正主宰人类的不是上帝,而是大自然。三峡先民之所以早期出现在三峡地区并能长期在这片山林中生存和世代繁衍,足以证明古代三峡的自然地理环境具有适合其生存的客观条件,远古人类选择三峡作为他们的“家”,是自然法则决定的。三峡的祖先,乃是三峡古代自然生态环境孕育的必然产物。据笔者之思考与推想:三峡地区之所以成为中国原始人类的聚居之地,是诸多因素的自然组合,是天人合一之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选择也并非是以三峡祖先的意志为转移的。试述其主要因素如下;

其一,“巫山人”的发现表明,三峡地区是人类在亚洲的起源地之一;巫山,亦当是人类的摇篮,原始人类在摇篮里成长之后,三峡便成为他们的“天下第一家”。在繁衍壮大的过程中,当然不断出现过迁徙、转移、扩散,他们的大部分子孙在走向长江中、下游,走向中原和北方,但他们中的一些氏族部落仍长留在三峡生息繁衍,三峡是他们的“根”。民族学家和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证明:凡是早期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区,都与原始人类的起源和原始氏族部落的起源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

其二,在200万年前的“巫山人”时代,云贵高原还未形成,秦岭?大巴山脉也未达到现在的高度,长江与三峡还只初具雏形,整个三峡地区地势起伏不大,长江三峡一带的气候远较目前湿热,雨量十分充沛,两岸森林十分茂密,植被覆盖率很高,且具有一定范围的灌丛、草地存在,使“生活于热带和南亚热带的动物能够分布到目前属于北亚热带的长江三峡地区。”(4)这样的自然生态环境,最适宜原始人类狩猎与采集生活的需要。按照现代生态的观点,生物维持生命的过程也就是从自然环境中不断摄取各种物质的过程。美国人类学家D?匹尔比姆综合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指出:“大约在距今一万年以前,全世界各个人群的总人口数约为1000万人,他们全都是狩猎和采集者……实际上正是狩猎这种生产方式造就了人类,也可以这样说,狩猎使他们成为有大的脑和两足直立行走的人,使他们能够制造工具……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狩猎使人类产生了语言。”(5)三峡的现代考古发现充分证实了这一推断:在已发掘的巫山大溪文化遗址和西陵峡段中堡岛等数十处大溪文化遗存中,均发现了大量的鱼骨、兽骨,仅中堡岛一处便有一、二百个之多。可见距今6400~5300年的大溪文化时期,三峡先民们的经济生活来源主要依赖于渔狩和采集。《楚语》有云:“山林薮泽是以备财用,则宝之。”三峡之山林薮泽兼而有之,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是一般山区与平原不可比拟的。也许,正是三峡这种自然优势强烈吸引了三峡的祖先。

其三,三峡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它成为第四纪植物的“避难所”;由此推想,它也有可能是史前大洪水时期原始人类的“避难所”。关于这场灾难性的大洪水,先秦古籍有大量的记载,《尚书?尧典》记载说:“??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屈原《天问》也说:“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填之?”洪水规模之大可以想见。三峡地区流传的古代神话,如女娲炼石补天、共工触不周之山、鲧用“息壤以堙洪水”、禹疏凿三峡等神话传说,都是反映那场大洪水的。地质考古证实:在1万多年以前地球上确实发生过一场毁灭性的大洪水。三峡地区至今仍遗存有巫山“高塘”、西陵峡“插灶”、“箩筐山”、“覆船山”等尧时人们躲避大洪水的千古遗迹。人们在贵州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县发现了山崖有一处“红岩碑”,上刻着神秘的蝌蚪文字,学者推测与大洪水有关,可能是大禹治水时所立的禹碑;在湖南衡山的岣嵝峰上,也有一块刻着77字“岣嵝碑”,郭沫若先生曾表示碑上文字“秘不可究”,目前较普遍的认为是此碑也与大洪水相关,应该是大禹治水时所立的缨巾碑。衡山的最高峰为海拔1290米。有学者将已发现的大洪水遗址的海拔高度作了对比,发现“北起雁门、龙门山,经宜昌、枝城到衡山,这些地点都处于中国地形图上的第一个台阶边缘,标高都在1000~2000米之间,这个台阶往东往南,就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海拔都500米左右。这个台阶的西部,就是中国的第二个台阶……洪水的所有证据都排列在中国的第一个台阶边缘……”(6)长江三峡处于第一台阶边缘的地理位置,使它很有可能成为尧时大洪水人类的最佳避难所,有山崖的自然洞穴可以居住(少数民族多有逃入山洞躲避洪水的传说),两岸有可供采集狩猎的丰富资源。尔后,在发现与探索过程中,三峡地区蕴藏量丰富的盐与丹砂便最先进入他们的视野。三峡先民对盐和丹砂的开发利用,不仅满足了自身生存的需要,而且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与繁荣的两大重要支柱产业。管维良先生曾著有《巫山盐泉与巴族兴衰》(内部打印稿),他认为“巴国得盐而兴,得盐而盛”,“失盐国衰,无盐国亡”,盐乃巴族兴衰之所系。笔者从中深受启迪,经济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脉,从这个层面讲,管先生的观点可谓真知灼见。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衰亡,还有错综复杂的社会原因、政治原因与军事原因。笔者此文,试从三峡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资源背景之角度,论述三峡先民对盐与丹砂两大矿产资源之开发利用,及其促进生产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繁荣所作之历史贡献。(未完待续)


巴史杂谈  
高应勤


《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有巴国。……后照是始为巴人。”《左传?哀公七年》载:“禹聚于涂山,……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考诸上述古籍记载,说明巴的历史可追溯到上古的传说时代,即三皇五帝时代,大概立国于商、周之际,是我国先秦时代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因此,笔者拟在这里仅就巴史中人们想要了解的几个问题,谈谈一孔之见,以飨读者。

一、巴族称谓
据史籍所载,巴族的称谓因其时代与居住地区的不同,而称谓也随之各异,但通常不离一“巴”字。巴族被秦灭后,方不立巴之专名,或称为“夷”,或称为“蛮”。自蜀汉后,僚族自烊柯迁入,又以“夷僚”并称。晋人常璩所著《巴志》中关于巴的用词,多照古籍引用未改,如称曰:“巴人。”《尚书?牧誓》“逖矣?西土之人”。这也是《春秋》经传原来的称谓。称之为“巴氏”。这是源于《世本》,系指其族属而言。称之曰“巴国”,是以它是一个共同居住群体,并占有固定地域的独立部族。称之为“巴王”,这是指其首领。称之为“巴子”,或“巴子国”,这是依照周代礼制中的等级而称之。正如《巴志》所说:“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皆曰‘子’。”这是阶级社会的意识的反映。另外,殷墟甲骨文中则称之为“巴方”,这是商王朝对巴最早的称谓,意即指“巴国”或“巴邦”。

二、汉水“巴方”
早在商代,居于汉水中游的巴人,已建立起部落式的方国,殷墟甲骨文中称为“巴方”。巴方的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呢?唐兰先生在1939年12月发表的题为《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中考察在殷墟的西南,即汉水流域的黄金峡地段;顾颉刚先生在中华书局1963年2月出版的《史林杂识初稿》一书所附“收誓八国”图亦标明了巴方的位置,认为:“巴与楚在湖北,都为江汉流域”。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更明确标定巴方的地域范围在汉水与丹水之间,楚、邓二国之南、卢国之北,介乎于今湖北光化和襄樊境内。

巴方地处江汉平原北部,在商王武丁南伐江汉之役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对此,甲骨文有明确记载,《殷契粹编》1230载“壬申卜,争贞,令妇好从?盾戈(古戎字)伐巴方”。《殷墟文字乙编》2948+2950云;“辛未卜,争,贞妇好从其?盾戈伐巴方,王自在商伐重阱妇好立……”。全辞大意是武丁命令妇好统率?盾戈伐巴方,把溃败巴军歼灭在妇好埋伏的地方。据考证:商王武丁有妻妾六十四个,其中深得宠信的一个是妇好。妇好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女将,在武丁对外征伐,开拓疆土的战争中,她成了最得力的助手,经常代替武丁外出督师作战,且战功卓著,所以武丁对妇好带兵出征巴方就关心倍至,出师前,他反复就妇好此行是否会受到神灵保佑进行卜问。
巴方虽败,巴人犹存,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巴人顽强生存下来,并逐步勃兴发展,终于成为先秦时代的一个诸侯王国了。

三、廪君巴人
秦汉以后,相传巴为廪君之后。《世本?氏族篇》云:“廪君之先,故出巫诞。”范晔所著《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说:“巴郡南郡蛮共有五姓:巴氏、樊氏、谭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之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剩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女神,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原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于夷陵,四姓皆臣之。”
以上是有关巴族的传说,所述多有神话色彩,没有足资稽考的确切年代,虽不能视为信史,但仍可作为研究巴史的参考。

如果按照唐人章怀太子注所说廪君之后的活动路线,大致是:“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西都亭子山。”注中所指清江,古名夷水,源出利川县,经恩施、巴东、长阳、宜都而入长江。战国时代巴为楚所逼。退居于此。以后巴人就沿着这条路线而逐渐向西发展。《水经?夷水注》说:“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江水注》又说:“捍关、廪君浮夷所置也;弱关,在建平、秭归界,昔巴楚数相攻伐,借险设关,以相防捍。”捍关,史家原考定在长阳,其说有误,今考定在奉节。弱关:在今秭归县,即瞿塘峡、巫峡所在之地。捍关原为巴人所置,但旋即为楚所得。《史记?楚世家》说:“公元前377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捍关以拒之。’”捍关的属楚,当去此役不远。《史记?秦本记》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捍关既属楚,则远在捍关以东的弱关转入于楚就更不待言了。《太平寰宇记》说;“其在峡中、巴、梁间,则为廪君之后。”由此可知,捍关和弱关的属楚,应是宗主权由蜀转入楚,其居民仍属巴族。这一情况,降至唐宋时期,也还没有变更。

《华阳国志?巴志》述及巴的故都说:“巴子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新市里是也。其郡东枳,有明月峡、广德屿,故巴县有三峡。”这应是战国后期巴的旧都。其最东的平都,即今丰都县;枳,为今涪陵县;江州今为重庆市;垫江在今合川县;阆中今仍为阆中县。由此可知,巴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应在今四川、重庆境内。

四、巴人后裔
约在公元前三世纪,清江巴人由于没有和川东崇拜青龙的巴人杂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只保留了对白虎神的崇拜,称他们为“土家”,《国语?楚语》称“虎”为“于菟”,“于”读音为“乌”,“呜呼”古作“于戏”。“于菟”,急读则为“土”。楚人以其具有“虎”的崇拜,或长于“打虎”,故以土家称之,此乃楚语的称号。但土家固自称为“比兹卡”。“比兹”是巴人对白虎的称呼,“卡”是家的意思,或相当于族之义,此恐为土家的由来。下至宋仁宗之世,称“土家”为士兵,以后又叫“士丁”、“土军”、“土人”,以别于与当地杂处的苗族。

早在三国时代,据《三国志?吴志?黄盖传》记载:“武陵蛮夷反叛,攻守城邑,乃以盖领太守,……自春迄夏,寇乱尽平,诸幽邃巴、醴,由蜒邑侯君长,政操易节,郡境遂清。”这里所说的巴蜒,系指湘西五溪和清江流域居住之巴族。《隋书?地理志》:“荆州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江)人杂居者,则与诸夏不别,其僻处山地者,则言语不同,嗜好居住全异,颇与巴渝同俗。”唐杜甫有“水散已渝下五溪”之句。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贾耽所著的《四夷述》中也说:“故老相传,楚于灭巴,五子流入五溪,各为一溪之长。”这里所说的五溪,系指湘西的西、辰、巫、武、沅五溪,即今之湖南龙山县与湖北来凤接壤之处,其地适当今恩施之南。恩施在明、清时为施州府治,来凤和龙山为其属地,是清江发源之区,盖为古代廪君白虎之巴聚居之域。恩施近郊有都亭山,相传为战国时巴蔓子将军入葬之处。

今之土家犹保存其祖先打过白虎的传说,小孩如患急症,眼睛翻白,口吐白沫,四肢痉挛,就以为被白虎捉去,此与廪君之族所说:“魂魄化为白虎”是类似的。如今居住在湘西、鄂西和川东一带的土家族,至今仍流行“跳丧舞”、“摆手舞”、“踏蹄舞”、“盾牌舞”等民间舞蹈,就是源于古代巴人的习俗,所以说,今之土家族是巴人的后裔是没有疑问的。
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文化认知,丰沛的文化精神,较高的文化品位,鲜活的文化生态,时尚的文化前瞻,灵性的文化体验,独特的文化风情,生动的文化特质,丰美的文化语言,是文化作文千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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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第一赋:宋玉《高唐赋》之文化诠释
刘不朽


三峡之奇峰峭壁忽然间展现在人们的面前,难免给人以锋芒毕露和太过阳刚之感;然而幸有柔云轻雾飘渺其间,才使得峡山显得如此妩媚多姿。峡江之水自天上来,怒浪千层,惊涛拍岸,人们置身惊涛骇浪之中,难免有几许惶恐几许不安;幸而常有一阵阵江风西来,带来一阵阵淅淅沥沥的细雨,用潇洒的笑声和温情万种的韵律,抚摸着滋润着旅客、游子的心田。曾记得古代骚人墨客游历三峡时,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三峡的云和三峡的雨,唐代诗人元稹在《离思•五首之四》中这样吟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据说这是元稹为悼念亡妻韦丛而作,诗中以巫山之云比喻他对爱妻无限眷念之情——除却巫山之外,对其它的云不屑一顾。诗人之挚爱与真情可谓感人肺腑!唐代的另一位大诗人李商隐到过三峡,他对峡中的雨有着深刻的感受,在《夜雨寄北》一诗中写道:“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古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寄北是诗人在三峡途中寄给在北方的妻子或朋友的诗。连连绵绵的秋雨笼罩着峡江夜空,淅淅沥沥的雨水涨满了峡边的水池,对亲友的思念之情因巴山夜雨而愈加浓烈,期望有机会与他们相聚巴山剪烛夜话,一句“却话巴山夜雨时”,寄托了诗人对三峡雨的深情爱恋,读来韵味无穷。

诗人们为何对峡中的云和雨如此钟情眷念而难以忘怀?究其原因不外两点:其一、作为自然现象的云、雨,乃是三峡地区最具特色、最富诗情画意的自然景观。气象学“云”的概念为“悬浮在空中的大量水滴或冰晶组成的可见聚合体。主要由水汽在空中冷却凝结所致。”(1)三峡地理位置位于我国中亚热带湿润地区,空气湿度相对较大,达60~80%,因此云聚相对较多,上游的重庆因多雾而称之为“雾都”。有关气象调查统计资料表明:三峡库区的年降水量为1000~1300毫米,高于同纬度的中国东部地区。其二、三峡中多云多雨的自然现象,经古代骚客诗人们的文字渲染而形成一种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云雨意象”。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二》道出了其中的原委:“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然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诗中所写的“云雨荒台”,就是战国时代著名楚辞作家宋玉《高唐赋》中所写的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高阳台。“云雨”一词,源于赋中巫山神女那段“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的自叙。“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李商隐诗)。自宋玉《高唐赋》问世之后,三峡中的云雨已不再单纯是自然现象,有学者认为宋玉此赋奠定了中国文学的“云雨”经典意象。

笔者冒昧提出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为“三峡第一赋”之说虽属新说,但并非妄说。考查历史上最早在作品中反映三峡社会生活的当属出生在西陵峡的屈原,屈原的《桔颂》、《九歌》、《山鬼》等作品,多取材于三峡的现实生活、神话传说与民族习俗,但纪实性的以三峡为实体正面赞颂三峡的作品却未有见。宋玉出生的年代稍晚于屈原,传说为屈原的弟子,文学史上皆以“屈宋”并称。他所创作的“两赋”(《高唐赋》和《神女赋》),不仅完全取材自三峡地区流传的神话和自然生态环境,而且首次在作品中点出了峡中的地名巫山、高唐(观)、阳台和神话人物巫山神女。尤其在《高唐赋》中用华美的辞章铺叙了巫山一带的地形地貌、雄奇的峰山、险峻的流水以及丰富的植物,动物资源等壮丽的大自然景观,可谓开创用赋体正面赞颂自然三峡之先河,称之为“三峡第一赋”是当之无愧的。

宋玉“两赋”的文化内涵丰富而深厚,特别是其中保存了许多两千多年前三峡地区的自然信息与社会信息,对于我们研究古代三峡的自然生态环境、民族风俗与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继屈原而崛起的宋玉,被认为是我国赋体文学的开山始祖,对后来“汉赋”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古今学者对宋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本文不涉及对宋玉及其作品的评价,只是仅就其《高唐赋》中所展示的三峡地区的自然风物、动植物分布、巫山神女神话之内涵作一些文化诠释,以就正于方家学者。

《高唐赋》中景物描写之生态学价值及其它

宋玉的“两赋”是在内容上相互衔接的姊妹篇,两篇赋都是写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爱情故事,但侧重点不同:《高唐赋》以写景为主,大量笔墨用于描写巫山地区山水风物;《神女赋》主要写人,即塑造巫山神女的美丽形象。《高唐赋》虽在开头叙述了楚王梦中与巫山高唐神女艳遇之事,但篇幅甚短,主要篇幅用于写景,所以钱钟书先生说:“此赋写巫山风物……当入《游览》门。”这话虽是针对《文选》将其列入《情》门而说的,但却是道出了《高唐赋》是一篇用赋体写作的山水文学作品的实际情况。


杜甫诗云:“巫峡日夜多云雨”。作为自然现象的云、雨,与三峡山水溶为一体,成为峡中最富象征性最具特色的自然景观。《高唐赋》开篇即写巫山云雨,写“云气”之“变化无穷”,写云忽而“扬袂障日”,如驷马在空中奔驰,引来一场风雨交加……将读者带入迷朦神秘的境界之中。接着,宋玉用酣畅的笔墨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描绘了三峡巫山一带的峻山险水、佳木芳草、珍禽异兽,以及方士云集于此地而进行的狩猎、祭神活动的宏大场景。尽管在描叙中不免有文字上的渲染与夸张,但《高唐赋》仍然为我们描绘了2000多年前三峡巫山地区地理环境与自然生态的一幅真实图画,这对我们了解和研究古三峡气象学、生态学层面的人类生存环境、原始自然生态的面貌与历史变迁等诸多方面,有着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

宋玉是同楚襄王“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的。当然,在云梦泽即使是站在高台上,也无法望见巫山高唐景物的,宋玉的描述缘于他对三峡的熟知与深切感受。因此,宋玉用了极其精炼的文字和一系列极限性的形容词对巫山高唐地区的山水风物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高矣显矣、临望远矣。广矣普矣,万物祖矣。上属于天,下见于渊。珍怪奇伟,不可称论。”应该说,这种描述是符合三峡巫山一带自然地理的客观实际的。据《巫山县志》(1991年版)记载:“县境系大巴山、巫山、七曜山三大山脉交接部。巫山山脉矗立东南……大巴山山脉亘峙北部……七曜山山脉横亘中部……上述山脉组成了县境山地;山地总面积97%以上。”“县境1500米以上的山峰33座”;“巫山山脉在本境北起巴雾河……向南西绵延,直达湖北咸丰;东入巴东,西进奉节。山脊海拔1500~2500米。”境内大巴山之“最高峰太平山,海拔2680米。”这在江汉平原、云梦泽生活的人们视野里,真可谓“高矣显矣!”“巫山赫其无畴兮!”巫山县地质构造复杂,主要表现在“褶皱构造”、“断裂构造”和“节理裂隙”,因而形成山势陡峭、峰高岩陡、谷幽涧深、沟壑纵横,地形高差悬殊,正如赋中所描写的那般:“盘岸灒土元礻辰陈皑皑,磐石险峻,倾崎崖聩,岩岖参差,纵横相追……”水资源的丰富与多样性,是巫山自然环境的另一大特色。县志载:境内水域面积约占幅员面积3%,但河流切割密度大,“长江自西向东,横切县境中部,支流发育。”境内溪河密布,共有大宁河、马渡河等54条溪流,呈树枝状遍布全境,山间岩畔处处瀑飞泉涌,蔚为壮观。“登巉岩而下望兮,临大阺之禾蓄水。遇天雨之新霁兮,观百谷之俱集……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弗止。长风至而波起兮,若丽山之孤亩;势薄岸而相击兮,隘交引而却会……水澹澹而盘纡兮,洪波淫淫之溶氵裔;奔扬涌而相击兮,云兴声之霈霈……”正是巫山清幽秀丽而又雄浑凶险的自然水景观之真实写照。三峡地区的现代地貌形态,在距今约4000万年的喜玛拉雅造山运动后基本形成,虽然晚近时期仍处在运动状态中,但地貌形态同战国时代大致相同,两千多年来人类的活动和自然灾害尚不足以改变其基本面貌,因此,《高唐赋》中所描述的巫山山水自然景观,现代人读来颇有熟悉和亲切之感。

用“万物祖矣”来表述三峡巫山地区动植物物种分布之广泛与丰富,虽稍显夸张但不失其真实。三峡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它成为第三世孑遗物种的“避难所”和天然动植物园。巫山东北部与神农架原始森林毗连,有着保持较完好的原始生态系统,是许多原始珍稀物种的基因库。“玄木冬荣,煌煌荧荧,夺人目精,烂若列星……榛林郁盛,葩华覆盖。双椅垂房,纠枝还会……绿叶紫裹,丹茎白蒂,纤条悲鸣,声似竽籁……”这是有关各种树木和森林景色的描写。“玄木”当为四季常青之枝,其叶革质而富有光泽;“椅”系木桐子,果实累累;“榛”是三峡多见的树种,兴山高原上有地名“榛子岭”,因遍生榛树而得名;绿叶紫花,红茎白蒂的不知为何种花木,料想也是奇花异木之类。楚人对香草情有独钟,赋中展示了“芳草罗生”:秋兰、白芷、蕙草、江离、射干、揭车……在山地上丛生、一片片艳丽多姿的芳草香花世界。这说明战国时代巫山一带林木繁茂,满山花果,遍地芳草,森林与植被的复盖率很高,原始生态保持良好,优美的自然环境使宋玉“感心动身”,迴肠荡气……放眼现代之巫山,已难见这如诗如画的绿色世界,不免有今不如昔之嗟叹!

《高唐赋》中所描述的动物,主要为棲息在丛林中的禽鸟和“乘渚之阳”(江中的小洲)的鱼鳖之类。水中之鼋、鼍鱼亶、鲟等水生动物,在《楚辞》中多有所见,当是当时长江三峡之特产,惜现代人已难见其踪影。所述之鸟类皆是百鸟中之佼佼者:王睢、黄鹂、正冥、楚鸠、姊归、思妇、垂鸡……“正冥”为何鸟?古今注家均未能解;“王睢”、“楚鸠”当即《诗经•周南》中的“关关睢鸠”;“姊归”即“子规”鸟,与秭归县名的由来有关;“思妇”鸟之名缘于民间传说,《文选》注云:“昔有思妇,登北山绝望,愁思而死,因以为名。”猜想此鸟的叫声一定凄怆婉转。“垂鸡高巢”之垂鸡,可能属雏鸡一类,但筑高巢而居的雉鸡现代不见有传。赋中所述之飞禽皆为珍稀鸟类,可见古代三峡乃是珍禽异兽之故乡。据《巫山县志》载:境内现生存分布的各种禽鸟仍有百余种之多,但未见有《高唐赋》中所描述的珍鸟。荀子曰:“山林茂而禽兽归之”,“树成荫而众鸟息焉”;“川渊枯则鱼龙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2)两千多年来,由于人类缺乏环境意识而造成对自然生态环境、特别是对森林资源的毁坏,加之气候变迁与自然灾害,三峡地区的植被覆盖率与森林面积较之古代大大降低,致使许多珍稀物种随之消失、灭绝。现代人应从《高唐赋》中获得有关生态学方面的有益启示。

古今学者对《高唐赋》的艺术成就评价甚高,多认为此赋全面展示长江三峡自然景观极富独创性,堪称中国山水文学之祖。但也有学者认为宋玉作品的基调是“劝百讽一”,《高唐赋》明写山水风物,暗含“曲谏”之意。宋玉侈说巫山风物,其用意在于规劝襄王不要放弃巫郡、黔中郡。明•陈第在《屈宋古音义》中指出:“按《高唐赋》,始叙云气之婀娜,以至山水之嵌岩,激薄、猛兽、麟虫、林木、诡怪、以至观侧之底平、芳草、飞禽、神仙、祷祠、讴歌、田猎,匪不毕陈,而终之以规谏。”章炳麟《菿汉闲话》对此作了更进一步分析:“盖巫、郢一航可达,所谓‘朝辞白帝,暮宿江陵’,楚上游之险,惟在于此。怀王虽被留,犹不肯割以予秦;襄王既立,宜置兵戍守,而当时绝未念及,故玉以赋感之。”(3)


巫山、高唐观之地望小考

唐代诗人于氵贲《巫山高》诗云:“何山无朝云?彼云亦悠扬;何山无暮雨?彼雨亦苍茫。宋玉恃才者,凭云构高唐……”楚襄王梦中与巫山神女艳遇的故事是虚构的,但作为地名的“高唐”却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宋玉笔下的“高唐”、“阳台”究竟在何处?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学者们意见的分歧,源于《高唐赋》中“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这两句话的理解不同。关于巫山、高唐、阳台的地望,主要有两种观点,即三峡巫山说和云梦泽巫山说。现代学者赵逵夫先生可算是云梦泽巫山说的代表,他认为:“先秦时楚人所说巫山,非今日长江三峡中的巫山。当时的楚王不可能到今日长江三峡中去游览,也不可能在那里立朝云之庙高唐之观。”“战国时楚人所说巫山在云梦一带,故登云梦之台,可以望见立在巫山的高唐之观。”“先秦时楚国的巫山,即神话中说的(指《山海经》)南姑射之山,地处汉水以南,长江北岸。”(4)楚国的云梦泽地望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现代版《辞海》“云梦”词条释曰:“云梦,古泽薇名……后世说法不一:一说本二泽,一名‘云’或‘云土’,一名‘梦’,以因近故合称‘云梦’;一说本一泽,省文则单称‘云’和‘梦’,全称则为‘云梦’;一说楚人名‘泽’为‘梦’,‘云梦’就是‘云泽’;一说江北为‘云’,江南为‘梦’;一说江南江北随处都可以叫做‘云’或‘梦’。据《汉书•地理志》等汉•魏人记载,云梦泽在南郡华容县(今潜江县西南)南,范围并不很大……据今人考证,古籍中的‘云梦’并不专指以‘云梦’为名的泽薇,一般都泛指春秋战国时楚王的游猎区。此区大致包括整个江汉平原东、西、北三面一部分丘陵山峦,南则春秋时兼有郢都以南的江南地,战国时改为限于江北……”云梦泽区域那么捉摸不定,楚时的高祖、阳台又在何处?唐代汉川县令裴敬、林钟任等人断言在汉川县南,初里山峦幽深秀丽,因在汉水之阳,山形如台,故名阳台山,山上有神女庙、神女石,下有阳台渡。赵逵夫先生所说“巫山在云梦泽一带”大概就是这一带吧。

笔者反复研读《高唐赋》和战国时有关文献记载后认为:“战国时楚人所说巫山在云梦一带”之说是不能成立的。更与《高唐赋》所描述的山水风物不符。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证:

其一、赋云:“游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不能理解高唐观就在云梦之台附近而举止可以望见。若高唐观就在眼前,楚王何不亲自去登临,却要宋玉“试为寡人赋之”?文学作品中之“望”有虚实、远近之分,实望、近望为可见之物;虚望、远望为在远方不可见之物。屈原《离骚》:“望崦嵫(神山名)而勿迫”,杜甫《秋兴八首》:“每依北斗望京华”等,皆属虚望和远望。否则,杜甫在峡中夔州如何望见千里之外的长安?赋云“临望远矣”,足以证明高唐观远在三峡之巫山。至于那时楚王可不可以到长江三峡游玩?从战国时代长江交通条件来看是可以的,“千里江陵一日还”难免夸张,但上水也不过两三日航程,况且楚王是“梦游”,是梦中同巫山神女幽会,富有梦幻色彩,有学者称两赋为“性梦文学”。

其二、《高唐赋》所描述的巫山山水风物,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赋云:“高矣显矣,临望远矣。广矣普矣,万物祖矣,上属于天,下见于渊。珍怪奇伟,不可称论”。这般奇伟的自然地理环境,这般险峻的山水气势,这般尚处于原始状态的生态等等,唯有三峡中的巫山地区可以当之。汉唐以来,诗人们以《巫山高》的形式对峡中之巫山作了形象精辟的描写:“巫山高不极”、“巫山高不穷”、“巫山与天近”、“巫山高高半天起”、“高唐与巫山,参差都相望”……这与赋中所云“惟高唐之大体兮,殊无物类之可仪比。巫山赫无其畴兮……”正好相互印证。试问在江汉平原云梦一带哪处找到如此高大险峻的山峦?再说水:“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长江三峡为百川汇聚之地,巫山一带两岸溪河纵横、上有飞瀑流泉,下有险滩深潭,不尽长江滚滚而来,怒浪千层,惊涛拍岸……这等壮丽雄奇、气势磅礴的水势,又岂是汉江、长江交汇之处可以比拟的?

其三、“先秦时楚人所说巫山,非今日长江三峡中的巫山”之说,更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据《史记•楚世家》载:早在楚成王之世,已是“楚地千里”;“成王拓土益广,东近汝水,西抵巫山。”(5)《战国策•楚策一》载:“楚地西有黔中、巫郡。”巫郡郡治即在巫山。《史记•楚世家》载:“怀王至秦,秦闭武关,因留怀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怀王不许。及顷襄王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败,遂不复战……二十二年,秦复拔巫、黔中郡。”楚襄王时代,巫郡为秦、楚争夺的焦点,楚人所说之巫山怎么可能不是三峡的巫山而是云梦一带的巫山呢?所谓云梦一带巫山,根本不见诸史籍记载,只不过赵先生的推想而已。至于赵先生说:“《高唐赋》所说的‘巫山’,应即‘南姑射之山’。”尤其令人难以置信。《山海经》中多次出现有关巫山的记载,为何在《中山经》中将巫山改称为“姑媱之山”呢?于情于理皆为不合。关于楚人与巫山的关系,唐•杜佑所著之《通典》据史事作了这样的记载:“楚置巫山郡。秦昭王三十年,伐楚,取黔中、巫郡是也。汉为巫县,故城在今县北。有巫山及高郡山。即《楚词》所谓巫山之阳、高丘之岨也。”传说中的楚阳台、高唐尚有多处,除湖北汉川外,还有安徽濠州。宋•钱易《南部新书》载:“濠州西有高塘馆……有李和风者至此,又题诗曰:‘高唐不是这高唐,淮畔江南各一方。若问此中求荐枕,参差笑杀楚襄王。’”我们同样可以说:巫山不是这巫山!
综上所述,宋玉《高唐赋》所描写的巫山,当是长江三峡中的巫山无疑,而高唐观、阳台就在巫山之阳。三峡巫山一带是一个既具有独特自然地理环境的地带、又是一个具有独特民族文化风俗的地域,自从三峡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以来,它就鲜活地存在于古老的神话传说中,频繁地出现于先秦文献的记载中——这是任何一座山峦、任何一个地域所不能替代的。


“高唐”之由来及其文化涵义
人们知道“高唐”这个深藏在三峡中的地名,大概都缘于拜读过宋玉的《高唐赋》。一个流行了两千年的地名,可算是很古老的了。但学者们发现:“高唐”之名并非起源于战国时代,它的历史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古老,其由来可追溯至远古洪荒年代和图腾崇拜盛行的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它是史前人类防御大洪水的产物,而后演绎成祭祀神灵的神坛的高衤某社祀的圣地。“高唐”一词的文化内涵丰富而深厚,与原始先民们的宗教信仰、神灵观念、母神崇拜以及民间风俗习尚等均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关系,其文化涵义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剖析:

(一)高唐是史前人类防御大洪水的遗迹。我国古代神话和先秦文献中多有尧时发生大洪水的记载。“根据历史记载,尧时候有过一次长期的大洪水,时间经过至少有二十二年之久。”(6)这是我国研究古神话的著名学者袁珂先生根据《尚书•尧典》载鲧(禹父)治水“九载绩用弗成”与《史记•夏本纪》:“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这两处文献记载计算出来的。《孟子•腾文公上》载云:“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尚书•尧典》载云:“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史前这场洪水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可以想见。现代国外学者通过地质考古,证实了1万年前,地球上确实发生过一次毁灭人类的大洪水。这与尧的年代(距今大约5000年左右)虽不甚吻合,但史前中国境内的洪水发生频繁,留在尧民记忆里的大洪水可能是农业文明初步发展阶段的那一次。

传说中的“尧”帝并非是一个人名,而是一个经历大洪水时期氏族部落的名号或酋长。《说文解字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尧字的象形是三个“土”字壘成的高丘,“尧选择高敞就阳之丘,给部落生活带来安定丰足。”(7)尧因率领部落聚居高丘避洪水之患,而引伸的“高人”和“贤明之君”。“高唐”之名可能就起源于尧时的那场大洪水。学者们通过古文字留存下来的信息,认为“高唐”所反映的是一种洪水意象。高,就是“巫山之阳,高丘之阻”,亦即巫山向阳处的一座高丘和石台、山坪。唐,为现在“塘”字的古体字,至唐代时因避国号始加土旁。池塘,原本作池唐,《说文解字注》:“卂陂塘字古皆作唐。”高诱在《淮南子•人间训》“且唐有万穴”后注曰:“唐,堤也。”研究《说文解字》的学者臧克和先生指出:“大抵汉代以降才广泛使作‘塘’字,而‘塘’字在上古也只有堤防、堤坝之意。”(8)因此,在长江三峡中出现高唐、瞿唐这些地名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史前大洪水之遗迹。三峡中这些高大山峦正如天然的堤防,而山间向阳的高丘、高台(坪)便是先民们躲避洪水之圣地。

(二)高唐也是先民们祈神祭神之神坛。从“望高唐之观”得知,巫山高唐上建有神庙之类的建筑物。随着大洪水的消失,高唐从避洪水之地演变成祭祀之地——荒野上的祭坛。王逸《楚辞章句》曰:“昔楚南郡之地……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巫见作乐,歌舞以娱众神。”巫山一带是巫文化的发祥地,巫风更为昌炽,高唐观有可能也是举行巫术仪式的场所。

现在巫山仍保存有古代“三台”遗迹,所谓“三台”,即“楚阳台”(高唐观)、“授书台”、“斩龙台”。这三台都与巫山神女有关。楚阳台又称高唐观,位于巫山县城西的山丘上,相传为巫山神女自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岨”之外;授书台位于巫峡飞凤山麓的平台上,传说神女在此授予大禹以天书治峡;斩龙台在南岸之错开峡,神话传说有一条恶龙开错了峡,瑶姬在江边的石坪上将其处斩。宋•李昉等编著的《太平广记•女仙》选录了《集仙录》的一则记载,摘录如下:

“云华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真王夫人之妹也,名瑶姬,受徊风混合万景炼神飞化之道。尝东海游还,过江上,有巫山焉,峰严挺拔,林壑幽丽,巨石如坛,留连久之。时大禹理水,驻山下,大风卒至,崖振谷陨不可制,因与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敕侍女,授禹策招鬼神之书,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黄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助禹斫石疏波,决塞导厄,以循其流,禹拜而谢焉……其后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于襄王。王不能访道要以求长生,筑台于高唐之馆,作阳台之宫以祀之……有祠在山下,世谓之大仙,隔岸有神女之石,即所化也。复有石天尊神女坛,侧有竹,垂之若  。有槁叶飞物着坛上者,竹则因风扫之。终莹洁不为所污,楚人世祀之焉。”
古籍中有关载述和留存下来的古神话传说,证实了高唐观既有神女坛、神女祠,是巫山神女瑶姬施行神道(授天书、斩孽龙等)之地;也是楚王、楚人祭祀女神之祭坛。

(三)高唐还是高衤某——社祭圣地。高衤某,又称高媒、郊衤某,即古之媒神,《礼记》曾载帝王求子而祠于高衤某。高衤某女神为母神。爱神,掌管着人间恋爱婚姻与男女生育。在民间,社祭之地通常也是男女幽会与交合的场所。有所谓“云梦之会”之说,《墨子•明鬼》载:“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学者认为:“观”为先秦时期性交的隐语。“在楚国溪涧、山林、湖滨、江畔、水洲和郊社皆是男女期约幽会的场所。”(9)社祭之日,男女群聚,也正是青年男女期约幽会于高唐的大好时机。

(四)高唐即是唐阳,亦即楚之先祖高阳氏。闻一多先生指出:“现与说高唐即高衤某,不如说高唐即高阳,因为唐、阳确乎是同音而通用的字,卜辞成汤字作唐,《说文》唐之古文作畅,都是例证。“(10)《史记•楚世家》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屈原在《离骚》中也自述道:“帝高阳之苗裔兮。”闻一多先生认为“楚民族的高唐(阳)以先妣而兼神衤某”,可谓卓见。楚人在高唐逮台、观以祭祀先祖和祈神,正同楚俗吻合。《高唐赋》在最后一节对高唐观祭祀的场景也作了生动的描述:

“有方之士,羡门、高溪、上成、郁林、公乐、聚谷。进纯牺,祷璇室,醮渚神,礼太一……”

各地众多有名的方士(所谓方士,可能就是大巫师,祭神实际上是一种巫术仪式)前来参加祭神和祈神活动,其盛况可以想见。从赋中的描述可知,祭祀的主要对象有二:一是“醮渚神”,向众神祈祷;二是“礼太一”,向先祖“太一”祈福。“太一”即屈原《九歌》里所祀的“东皇太一”,传说楚人的先祖高阳氏为东方的太阳神,故又称“东皇”。现代许多研究楚辞的学者,多赞同“高唐即高阳”说,萧兵先生在《楚辞文化》中有专门章节论述,并摘录了一些著名学者的观点:(11)

“高阳,即是高明的太阳。”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
“颛顼就是高阳氏,也是崇拜太阳的部落。”
田昌五:《古代社会形态研究•中国古代的民族和部落》
“高阳即日。……《离骚》举高阳,或概括了诸日神。”
朱俊明:《楚人拜日说》
“颛顼即是高阳,高阳就是太阳。”
宿白:《颛顼考》
《高唐赋》中的“巫山之阳”和“阳台之下”两次出现“阳”字,决不是偶然现象。神女瑶姬在高高巫山的阳台上出现,意味着楚人已经把对先祖太阳神的崇拜和爱神、生殖崇拜紧紧地揉合在一起。

从以上论述可知,关于“高唐”的文化内涵与涵义,学者们有着各种不同的解说和见解。这些见解看似其说不一,但仔细思考却发现各家所说相互之间并无矛盾之处,只是探讨的角度不同而已。“高唐”的文化底蕴丰富而深厚,因此决定了其涵义的复杂性与多元性。《高唐赋》既反映了宋玉本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也折射了战国时代楚地楚人的宗教信仰、神灵崇拜、民间风俗、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史学价值,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笔者将在后文对宋玉的《神女赋》继续进行探讨。


注释:
(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2)章诗同:《荀子简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3)转引自吴广平编注《宋玉集•宋玉及其作品的评论资料》;
(4)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5)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袁珂:《中国神话传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7)(8)臧克和:《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宋公文•张君:《楚国风俗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0)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载《闻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萧兵:《楚辞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主要参考著作
(1)吴广平编注:《宋玉集》岳麓书社2001年版;(2)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3)臧克和:《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4)六臣注《文选》浙江古藉出版社1999年版;(5)萧兵:《楚辞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编辑:张立先)

摘录《三峡工程建设》
收稿日期:2003-07-17
作者简介:刘不朽,宜昌市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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