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知道“武昌艺专”的人很少了，知道“武昌艺专”在抗战期间迁到“大后方”江津艰难办学八年这事儿的人就更少了。
武昌艺专是中国艺术教育史上最早的四所艺术学校之一。抗战期间在江津办学八年，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文化艺术人才。武昌艺专是一所进步学校，校长唐义精和教授唐一禾的大妹唐义贞是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妻子，她曾任中央苏区卫生材料厂长，又后任红军卫生部医药处长，因叛徒告密被捕后被国民党残酷杀害。
武昌艺专于1924年在武汉创办，闻一多、蒋兰圃、张肇铭等文化名流均是校董，唐义精为校长。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次年，为“保卫大武汉”，艺专师生走出教室，将一幅幅抗日宣传画贴满武汉三镇，学校在三镇到处开展抗日歌咏会。洗星海、艾青等进步文化名人到学校进行抗日宣传，艺专成为武汉宣传抗日的主战场之一，学校成为当时潜入武汉日本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深知校长唐义精在文化圈内的影响，企图诱收他，邀请他到日本考察，又借购学校所珍藏的贺良模的墨迹，许赠重金，这些都被唐义精厉拒。在日寇第一次对武汉实施轰炸中，武昌艺专成为重点，学校被迫西迁到“大后方”。
对于一所经济拮据的艺术学校来说，搬迁谈何容易。幸好唐校长手中还有一笔当时陆定一交给他的钱。陆定一妻子唐义贞1934年牺牲时遗下一女陆叶坪，这钱是寻找和哺养陆叶坪的专款，当时兵荒马乱，外甥女没找到，学校搬迁租船等又急需费用，万般无奈之下，唐校长叫学校董事会写了一张借据，注明这钱用于迁校，将来还上继续寻找陆叶坪等等就动用了。几经辗转流离，武昌艺专终于1938年夏迁大后方“陪都”重庆上游近郊的江津。
武昌艺专在江津的什么地方？
我千方百计寻访到当年武昌专的学生、现已82高龄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刁焕文和重庆美术家协会会员76岁的吴平志。他们说，武昌艺术就在江津县城对岸德感镇长江边一个叫“五十三梯”的地方。刁老还送了一张《五十三梯之秋》山水画的照片给我，这是他10年前根据回忆画成的学校。在德感街道办事处二位朋友的帮助下，我问清了五十三梯的具体方位。
8月23日，我从江津城乘车到德感，在“江渝公路”（江津至重庆）德感岔路口下车，在一位老汉的指点下往前行走一小段，又爬上一个小山坡，很快就找到了这个叫五十三梯的地方。这是一条上山的大路，在坚硬而又平滑的斜面石滩上，凿有五十三步石梯，这些梯砍都被行人踩得很光滑，中间已明显凹下，说明这梯砍是很有历史了。在这里我连续采访了四位50至70岁的过路人，除了一人“听说下江人在这里办过画画的学校”外，其于都是一无所知。
当年“武昌艺专”就在这五十三梯下。实际上校园由挨得很近但又能单独成院的三部分组成：紧挨五十三梯的是刘家祠堂，叫二院，二院左边是学校自搭的茅草房和自平的操场与西画室。第二部分是李氏祠堂，叫本部，老师和部分学生就住在这里。最下面的部分叫邱家湾，是教室，湾前有一小溪直流到前面的长江。校园的西面有一棵很大的黄葛树和香樟树，整个校园都在竹木的掩映之下。
武昌艺专在江津办学非常艰苦。当时这里属德感镇海螺保（相似于现在的村），由于政府腐败，经济崩溃，前方抗战紧张，人民群众生活困难，国家早就取消对学生的贷金和对学校的补助。学校租用李氏祠、刘氏祠和邱家湾的房宅以及地主周治国的土地作为教室、宿舍、操场等，经费捉襟见肘。校长和老师带领学生自搭茅草房，建起了西画房、琴房等，他们点桐油灯，桐油没了，就点松明。师生以人工手织的粗纱布当画布，自烧木炭条作画。老师工资常常发不全，还要拖上二三个月，校长、教师和学生一起在食堂门前排队打饭，这饭是白水煮的青菜和红苕，很少有几粒米，米也是赊来的，更不要说油了。唐一禾老师留过“洋学”，爱喝咖啡，他发明了自制咖啡的方法，就是将胡豆在锅内炒糊，用石磨推成细粉，再用开水冲着吃，这还真有点咖啡的味道。他常常用这种方法请学生或同事喝咖啡。学校迁来这里，给这个山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琴房里飘出悠扬的琴声，三三两两外出在头村院尾写生作画的学生，使当地百姓的眼睛发亮。不几天全镇的人都知道五十三梯来了一群下江人，来了一群大学生……学校经费虽然极度困难，办学条件及具艰苦，但师生们精神意志强，思想境界高，豁达乐观。老师认真教，言传身教，学生勤苦学，立志成才。沦陷区的苏州美专、上海美专，甚至“大后方”成都美专的一些学生，都到江津来找武昌艺专，学校将他们一一收容。以刻讲义、当图书管理员等方式，让这些穷苦学生半工半读，不致失学。师生们裁花种果，将校园打理得干净漂亮。冯玉祥曾写了一首叫《武昌艺专》的“丘八诗”诗赞扬这所学校：武昌艺专在对岸/ 地方虽简陋/ 师生能苦干// 最好贤校长/ 真是英雄汉// 其弟曾留法/ 艺术高云汉// 内外都洁净/ 山野梨花都开遍……
60多年过去了，石滩上的五十三梯依然存在，一梯不少，但刘家祠堂、李氏祠堂、操场等等全没了，只邱家湾还有几间破房。经努力，我终于寻访到已83岁的王兴明老太和71岁的李远龙老汉。李远龙精神矍烁，很健谈。武昌艺专在江津时，他才八九岁，是个玩童，住在德感街上。李氏祠堂是他家的宗祠，因而他常和大人一起来这里吃“清明会”，有时也常约几个小孩到这里来玩，来看上课的学生，看他们画画、唱歌和弹琴等。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这里一间教室里安放着许多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石膏人体像，都用玻璃瓶罩着，非常的漂亮好看，全没有穿衣服。这些学生在田间地头画农民劳动或画妇女洗衣服，几笔就勾画起了，画得活灵活现。王兴明老太耳朵背，她从小就生长在这里，解放后担任过队长兼村妇女主任。她说，学校迁来后，小山村就闹热起来，他们唱歌、画画、出操、演戏、打篮球等等，使我们大开眼界。这些下江人都很有礼貌，说话客气，轻言细语的。头几天我们几个妇女还帮先生们洗衣服，得几个小钱，到后来他们的衣服都自己洗，好象是没钱了。学校和当地人的关系很好，一些农户办开春栽秧酒，都要请学校的老师，这些下江人对一桌人依次抱着一根竹管吸喝咂酒的事，觉得非常奇怪。王老太还说，她现在住的这房子的地基就是当年学校的厕所。她拄着拐杖出门，向我指出了校长唐义精和教授唐一禾的墓地。指出了那里是学校的西画室和操场，那里是刘家祠堂（二院），那里是李氏礼堂（本部）等等。可惜这些地方现在全成了长满椒树的荒坡，没有一点当年的痕迹。在李氏祠的地址上，有人建了二间预制结构的民房，有一棵很大的香樟树。民房下面早就修成了江津至重庆的高等级公路，路上车流不断……
武昌艺专是一所进步的支持师生进行革命活动的学校。早年学校就聘请了进步的或革命的艺术家如贺绿汀、吕骥、关良等任教，吸引了一大批进步学生来校学习。一些共产党人如张执一、安静、黄钢等先后以学校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之间有人暴露，国民党宪兵来校抓人时，唐义精等人一面在前稳住来人，一面示意派人将他们从后门送走，危险过去后又通知复学。他还以集邮为名，保护进步学生相互通信不受迫害。到了江津，武昌艺专欣然接受徐悲鸿推荐的刚由延安到江津的地下党员冯法祀（骆风）来校任教。皖南事变以后，学校更是小心地保护学生。唐义精让中共党员李家桢把一些马列书籍藏到自己家的小阁楼上，躲过了反动派的搜查，又在危机时刻和唐一禾巧妙地安排他撤离。1940年秋，地下党员李思源（张应铭、张金声）来江津时，将在武昌艺专工作的刘岱云的组织关系转来，中共武昌艺专支部成立，刘岱云任书记，党员有李明洪，丁温玉，以后又发展李泉珍、张友鸠、魏再乾等学生入党。武昌艺专支部直接与地下江津县委书记刘国定单线联系。因为头年江津地下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的严重破坏，县委刚恢复，所以武昌艺专支部是当时县委下设的二个支部之一。支部要求党员勤学、勤业、勤交友，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很有才华的青年学生如康师尧、金维诺等。党组织在学生中大力开展抗日宣传教育活动，组织成立进步的“新音乐研究会”和“几江书画社”等，举办延安木刻和苏联版画艺术展等……住在县城的国民党军警宪特对此非常惊恐，前后三次派军官驻校担任军训课，以监视学校。他们一来，食堂天天就办“盐开水煮胡豆”的伙食，这些人过不惯这样的生活，两三天就离去。这是内迁江津的近20所大中学校中唯一建立党组织的学校，为保存革命星火作出了贡献，为江津地方党史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民国33年（1944）3月13日下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步行到武昌艺专宣传抗日。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听他讲话。他没有一官腔，讲得很实在。他说：“我是一个丘八，没有多高的文化，今天来给大家讲话，请大家原谅。我是来宣传支持抗日的，但看到大家的条件太差，我不愿说什么了。但大家既然是画画的，就多画点，捐出来，我在上面题写一些诗句签上名，然后拿到城里去卖……”。冯玉祥又向师生讲了前方的战况，最后冯玉祥说：“今天看到各位很努力，我很高兴，这里环境设备虽然简陋，但大自然的环境太美丽了，看看你们背后，雪白的李花开满了山野，前面又是雄伟的滚滚的长江，希望各位奋勉，创作出许多抗战的艺术品来……”学校勒紧腰带，将仅存的两万元都捐献出了。师生们又捐出了200多幅画，对每个捐画的师生，冯玉祥都送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冯玉祥很有创意，他在每一幅画上题诗或题词并签上“冯玉祥”三字，这作品就身价倍增，第二天师生们到县城去义卖，重庆和江津的许多绅士纷纷购买，义卖喜获丰收。以后学校又在江津县城组织了几次类似的活动，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为抗战募捐立了一大功，冯玉祥对此非常满意。“冯玉祥签名卖画”的事传遍“陪都”和大后方。以后学校又多次组织师生到德感镇上和县城开展化装游行、歌咏比赛，进行抗战宣传，每次都吸引上千上万的群众来参加，江津“武昌艺专”名声大振。
“两位唐先生”当时堪称中国美术界的栋梁之才。1944年3月23日，校长唐义精和教授唐一禾在德感镇乘“民惠轮”赴重庆准备参加全国美术协会年会，超载的客船行至小南海，岸崖上山庙香火很旺，乘客纷纷挤向一侧观看，造成“民惠轮”翻沉，一代艺术家、教育家唐氏兄弟双双罹难，其时唐义精52岁，唐一禾仅39岁。消息传来，全国文化艺术界大为震惊，还未闭幕的美协会与会代表无不伤感流泪，他们仍选举唐氏兄弟为理事，会后立即举办唐氏兄弟画展。噩耗传到学校，全校师生在长江两岸奔走哀号，呼唤着他们的校长和老师。冯玉祥对此写下了“国家损失无法言、人人提起泪涟涟”和“痛心最痛心、眼泪湿我怀”的诗句。人们在整理唐义精遗物时，发现几张汇往江西的汇款单存根。这时人们才知道，唐义精始终没有忘记妹夫陆定一的嘱托，他一直在寻找烈士妹妹的女儿、自己的外甥女陆叶坪。
说起这次翻船事件，现仍住在邱家湾的90高龄的吴德荣老人表现出无限的惊悸和伤感。他当时名叫吴铸，26岁，住邱家湾，在“陪都”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第五处第五科任书记（文牍），这天早上他同唐氏兄弟一起在德感码头等“民惠轮”，他去重庆上班。上午九点“民惠轮”才从上游白沙镇慢腾腾驶来，本来在白沙就装满了，到这里又上，每个舱都挤满了。唐氏兄弟先买票上船，吴铸上船后根本就没座位。他到火舱盖顶上去座，这顶盖很热，一会儿鞋都烤热了，只好下船，按9折退了票。他站在码头上看着“民惠轮”摇摇晃晃地开走。不想在下午三点，就传来不幸的消息……
学校失去了顶梁柱，师生们痛心疾首。这时著名画家张肇铭和蒋兰圃出面维持校务，他们惨淡经营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终于 取得胜利，民国政府教育部批准张肇铭任武昌艺专校长。
1946年，武昌艺专迁回武汉，后发展成湖北美术学院、武汉音乐学和广州美术学院，1949年全国解放，三校又并入中原大学，后来校名几经变迁，直致1985年，校名又恢复到湖北美术学和武汉音乐学。武昌艺专在“大后方”江津县艰难办学长达八年，培养出不少的优秀人才。无论是美术还是音乐，都有相当数量的高材毕业生，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国美术和音乐艺术战线上的骨干，许多还成为大师和大家。
59年后的2005年，当年武昌艺专的学生从四面八方赶来重庆，举办“武昌艺专”建校70周年校庆。会后这些白发银丝的文艺家们又专程赶到江津，寻找他们的母校。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看不出一点学校的痕迹，刘家祠堂没有，李氏祠堂没有了，操场没有了……李氏祠下面修建了一条高等级的通往重庆的公路。站在五十三梯上，望着这公路、望着这长江，老人们嘘唏哽咽，他们想，如果当年有里有这一条公路通往重庆，两位堪称中国美术先驱的唐先生就不致于如此……
为了寻找武昌艺专，我电话采访了唐一禾儿子、已退休的原湖北省文联、省美协主席、湖北美术学院院长唐小禾和中央美术学院原美术史系主任、教授金维诺以及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系主任刘国枢等等一大批当年武昌专的学生，在与这些资深艺术家的通话中，了解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能在五十三梯立一尊“武昌艺专旧址”的纪念碑，碑上写上“1938—1946”等文字。不知艺术家们的这一心愿能否实现?（作者系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庞国翔）
来源：《武汉档案》2008年4期
《江津往事》连载：冯玉祥与江津“武昌艺专”
1938年，武汉被日军占领，武昌艺术专科学校被迫西迁，辗转千里来到重庆江津县城对岸的德感镇附近一个叫“五十三梯”的小村庄，在这里继续办学。武昌艺专是中国艺术教育史上最早的四所艺术学校之一，但此时办学非常艰苦，国民政府不给学校补助和贷金，老师薪水也常停发，师生们在校长唐义精的带领下，吃野菜，吃苕片，他们认真教，刻苦学，积极宣传抗战，在“大后方”很有知名度。它在江津办学八年，人们习惯叫它“江津武昌艺专”。
1944年（民国33年）3月13日下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来到学校，宣传节约献金，支持抗日。冯玉祥身材魁梧，穿的棉长衫和棉袄、袄裤、袄鞋都是土布缝制。他不骑马不坐轿，和三个勤务兵一起步行到学校，一个勤务兵还提着一个水壶，显得非常简朴。学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听他讲话。他声音宏亮，没有一官腔，讲得很实在。他说：“我是一个丘八，没有多高的文化，今天来给大家讲话，请大家原谅。我是来宣传节约献金抗日的，但今天看到大家的条件都这差，这样困难，我都不愿说什么了。但大家既然是画画的，就多画点，捐出来，然后拿到江津城里去义卖……”。冯玉祥又向师生们宣传了前方战场的战况，告诉大家前方非常紧张，我们缺少的就是飞机大炮等重武器。最后冯玉祥说：“看到诸位老师和同学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苦干，真有卧薪尝胆的精神。在苏联的博物馆中，我看见过许多老年的画家，在那里绘石膏像。我当时就想，什么时候，我们国内也能普遍地有这样高尚为艺术而努力的精神呢？今天看到各位的努力，我实在高兴，诸位的环境，设备上虽然简陋，可是大自然的环境太美丽了，看看你们的背后，雪白的李花开满了山野，前面又是雄伟的滚滚的长江，希望各位格外奋勉，创作出许多抗战的艺术品来……”
师生们都被他的讲话所感染。学校再困难，校长唐业精仍将仅存的两万元献给冯玉祥转交给前言浴血奋战的将士。师生们捐出了200多幅画，对每个捐画的老师和学生，冯玉祥都送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冯玉祥非常有创意，他在每一幅画上都题诗题词并签署上“冯焕章”三字（冯玉祥，字焕章），这使作品身价倍增，第二天师生们到对岸的县城去义卖，绅士们购买踊跃，义卖喜获丰收，为抗战募捐立了一大功，冯玉祥对此非常满意。此被传为佳话。
学校师生多来自敌占区，他们受冯玉祥将军话的启发，又组织了几次这样的活动，到德感街上和县城内开展美术作品义卖和歌咏比赛，宣传抗战，收到很好的效果，每次都吸引数以千计的群众来参加，江津“武昌艺专”名声大振。
江津武昌艺专校长唐义精和胞弟、教授唐一禾都是当时著名的艺术教育家，堪称中国美术教育先驱。早在武汉失陷前，他们就组织学生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唐义精还对日本特务对他的重金收买和提出的无理要求进行严词拒绝和无情揭露。武汉失陷后，他们不做亡国奴，为了延续艺术教育事业，为了莘莘学者，毅然决定将学校迁到大后方重庆江津，在这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进行着他们的事业。1944年3月24日，唐义精和唐一禾二人从江津乘民惠轮到重庆参加全国美术工作年会，船到江津下游小南海，因江岸山庙朝拜的人多，香火很旺，船中乘客纷纷踊上舢板观看，造成民惠轮翻沉事故。唐氏兄弟遇难。一代艺术家、教育家就永远离开了他们的事业。噩耗传来，武昌艺专的师生们在长江两岸奔走哀号，呼唤着他们的校长和老师。不几天，冯玉祥得到了这个令他震惊的消息，他以泪和墨，写下了一首叫《武昌艺专》的“丘八诗”——
献金来到江津县，武昌艺专在对崖。
地方虽简陋，师生能苦干。
最好贤校长，真是英雄汉。
其弟曾留法，艺术高云汉。
内外都洁净，山野梨花都开遍。
谁知两位好人才，不久南海翻了船。
翻了船，把人淹 ，国家损失无法言。
人人提起泪涟涟……
约20天，冯玉祥从泸州公干后溯江而下返回重庆，当他路过江津小南海时，情不自禁地想起江津武昌艺专，想起两位才华横溢的唐先生，于是又写下了一首情真意切的丘八诗《民惠轮》——
我过小南海，看着形势坏。
江水俞浅少，船须靠北歪。
水仄流很急，最易出灾害。
曾发两电报，政院和水会。
内言民命重，打滩把民爱。
不料几十天，船翻遭大灾。
死者四百几，许多好人才。
痛心最痛心，眼泪湿我怀。
两位唐先生，外国学回来。
谁想出大祸，哀哉真哀哉。
抗战胜利后，1946年武昌艺专迁回武汉。但冯玉祥与江津武昌艺专之间的这段往事却永远留在了江津人民心中，留在当时来自五湖四海的江津武昌艺专的师生心中。（作者系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庞国翔）
来源：《重庆晚报》2008年1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