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正在全国热映的《建党伟业》中，作为党的创建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陈独秀（冯远征饰）戏份极重。出生于1879年10月的陈独秀，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他高举科学和民族的大旗，倡导新文化运动。抗战期间，陈独秀于1938年8月迁居重庆江津，于1942年5月27日在江津去世。
给学生作最后演讲
陈独秀1938年8月来到江津，不久，应江津的社会贤达人士邓蟾秋和聚奎中学校长之邀，在学校礼堂给全体学生作演讲。
中等身材的陈独秀体形清矍，背微驼，下巴上留有几根山羊胡子。那天，他穿着蓝布长衫，倒背着双手，步履从容。他说话慢条斯理，带有浓重的安徽口音，显得很慈祥，使人很难把他和一个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联系起来。
他在讲话时，引经据典，抑扬顿挫，心平气和，就像摆龙门阵一样，很有学者风度，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他先从匡衡凿壁偷光讲起，劝年轻人要珍惜光阴，努力学习，为民族作贡献，接着又谈东洋小日本想霸占中国，全国人民要一致对外，争取抗战胜利。讲演大约进行了四十分钟。完后，他离开时，学生们站立两旁热烈鼓掌。
此时，恰逢邓蟾秋70大寿，在寿宴上，他对邓蟾秋赞叹道：“一个人聚财不难，疏财实难。像蟾秋60万家财，就以15万赠聚奎（中学），5万办图书馆……真不易矣！”宴毕，他还挥毫写下两幅篆字赠与邓蟾秋：“大德必寿”、“寿考作仁”。这次演讲是他平生的最后一次。
在江津石墙院居住期间，陈独秀把他在南京狱中写的文章加以整理，定名为《小学识字教本》。书名中的“小学”是指文字学，类似《说文解字》的内容。国民dag教育部设在白沙的一个出版机构准备将该书出版，并预支了稿费。对此，他曾自傲地说：“夫子曰，耕者，食在其中；学者，禄在其中。像我这样的人，随便写本书饿不倒饭。”后来，该书送审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要求改书名。陈独秀不同意，说：“一字都不能动。”很遗憾，当时未能正式出版。
这本书是他诸多著作中的代表作，付出了很大心血，目的是想改良中小学识字方法，提高语文水平，普及国民教育。他逝世后，《小学识字教本》出现了很少的油印本，分赠给专家，梁实秋有幸得到一册。1971年，梁实秋在台湾将《小学识字教本》公开发行，认为陈独秀的这本书：实在写得好，是其平生杰作，对中国文字有独到之研究，有很多新的诠释，发前人之所未发。
婉拒国民dag大员
陈独秀来到江津时已年近六旬，社交不多，生活清贫。在石墙院居住期间，更是深居简出，潜心著书。
石墙院周围有石头高墙，石砌的八字大门，内嵌石屏风，门外有石刻节孝牌坊，还有几棵大黄葛树，不远处有一家小杂货店。他在写作之余或是傍晚，常携着小他31岁的夫人潘兰珍去散步，和周围的百姓摆谈。偶尔，也步行去江津城里找人谈诗聊天。这时，他已经非常穷困，连订阅报纸的费用都困难，但他拒绝接受赠阅的《中央日报》，而托人设法订了一份《新华日报》。
陈独秀在江津期间，国民dag方面的戴笠和胡宗南准备了茅台等礼品去拜访他，被拒之门外。通过通融，他才会见，并表示：他是逃难入江津，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闻政治，更不愿有何政治活动，本人孤陋寡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引起喋喋不休之争，请转告蒋介石好自为之。使得戴笠和胡宗南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当时的江津县长去拜会他。在摆谈中，他认为国民政府立法院长主张的粮食公卖是行不通的。他说：中国的农民很分散，生产规模小，每年收获后，自己把粮食保存起来，连坛坛罐罐都是储藏工具，遇到需要钱的时候，就拿一部分去城镇卖，然后换回所需的日用必需品。美国有大农场，是机械耕种，生产规模大，办起来方便。后来，在他回访县长时，还给对方写了条幅：“穿花蝴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书稿被窃抱憾终身
陈独秀住房内的家具十分简陋，仅两张木床，一张书桌，几根凳子，以及几口装满书籍、书稿的箱子。
一次，他去江津城看病，回来发现家里被盗。也许有人认为他以前是名人，那箱子里一定装有金银财宝，也许有人不放心他整天写些什么，便发生了这次窃案。其实，他值钱的东西几乎没有，除了衣物，那箱子里面的“金银财宝”是可以见人的：费尽心血写出来的手稿和篆刻的“独秀山民”玉印章。这是他的心爱之物，失之痛心。
奇怪的是，经警察局追查，衣物居然物归原主，但手稿和印章却永远失踪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窃去衣被等十余件，惟失去印章及未出版书之草稿，甚为可惜也！由于书稿的遗失，给他带来心理上的忧伤，一时难以抹去。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又不愿意请人代写，便抱病继续写作。然而，书稿尚未完成，他便于1942年5月27日去世。
陈独秀的一生，经历坎坷，数次被通缉、数次被捕入狱。他那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政治生涯，是中国民族革命的艰巨性和曲折性的一种反映。他晚年的境况，为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先驱的坎坷命运提供了一份有血有肉的历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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