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野史）张宗昌大骂读书人是狗屁 [复制链接]

张宗昌大骂读书人是狗屁
   文@金满楼
    民国有两位军阀系土匪出身，一个是张作霖，另一个则是张宗昌。

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人，其父亲是个吹鼓手（农村婚庆丧仪中不可缺少的气氛制造者），住乡间一破屋中。某日，张父从外面做事回来，饥甚，就炉煎粥到老打不着火。这时，一贫妇路过看到，便笑道：“大男人怎么做得来这个，我来帮你吧！”粥做好了后，张父邀请这女子一起进食，由此常相往来，结成夫妇，并生下了张宗昌。

据说，张宗昌的母亲身材高大，力气过人，用一只手便可轻轻的挟起一口袋粮食，乡人常嘲笑她，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大脚”。由于张家田少家贫，有一年闹灾荒，家里揭不开锅，张父便外出谋事，张母在家饿得不行，于是乘着傍晚，拿了根棍子出去准备劫道搞点吃的。没多久，正好有一个人拿着烙饼十余枚蹒跚而来，这时因为天黑不能分辨是谁，于是张母当头一棒，将其打晕后抢了人家的烙饼奔回家了。

回家后不久，张父回来，连呼晦气，说自己在路上被人打晕，做事后人家给的烙饼被抢走了。张母大惊，说：“拿棍子打你的，就是我，所幸肥水不流外人田，饼我吃了几个，剩下的你赶紧去吃吧。”张父大怒，骂道：“我们家虽然穷，但怎么能做这种强盗的事情？你赶紧走吧，这里不能留你了！”张母大怒，后来便改嫁了他人。

因为家贫无计，张宗昌少年时便跟着别人闯了关东，曾在哈尔滨淘过金、修过铁路，也做过镖局的镖手。后来，张宗昌来到海参崴的华商总会中作了一名小协警，并在当地混得如鱼得水。因为经常和俄警打交道，张宗昌学了一点简单的俄语，但千万别小看了这个细节，这在后来可是帮了他的大忙。

由于张宗昌身材高大魁梧（可与冯玉祥相媲美），为人行侠仗义，加上工作性质的缘故，因而很快便在海参崴的黑社会中崭露头角，而辛亥革命党也有不少是混黑社会的，因为张宗昌多多少少交到一些这样的朋友。在武昌起义后，上海的革命党陈其美派人来海参崴招收革命义士，张宗昌这时也想投机一把，于是便代革命党招抚了一股土匪，随后坐俄国邮船到了上海去闹革命。

按之前的约定，这批人到了上海之后，应该由这股土匪的头子出任团长，但不知张宗昌用了什么手段，最后自己当上了团长，而那个土匪头子只混了个营长，这位老兄后来也不知道是不是为革命献身了还是怎么样，总之是默默无闻、未见记载，倒是张宗昌投机成功，由此顺风顺水，屡遇贵人，最终成就了民国的一段传奇。

在二次革命的时候，作为革命党阵营一方的张宗昌率骑兵团在徐州与冯国璋、张勋等部激战，但他们的队伍毕竟不是专业出身，结果一战即溃。张宗昌在这场战斗中也打得很惨，手掌受贯通伤，他在失败之后，身穿和服裹着伤，投降了冯国璋。冯国璋见张宗昌相貌体格皆属不凡，因而将之纳入麾下并令他去收复旧部，也借以宣传并瓦解革命党的军心。

由此，张宗昌便拜到了冯国璋的门下，后来还当上了江苏军官教导团的团长。冯国璋去北京代理大总统后，张宗昌也跟着出任总统府的侍从武官。每次阅兵的时候，都是张宗昌身着笔挺的将校服，骑着马在前面做引导，因而也引起了总理段祺瑞的关注。最后，张宗昌奉命回江苏成立第6混成旅，后来参加了湘鄂之战。

在1920年吴佩孚率军北撤后，张宗昌部慌忙退入江西，并最终被江西督军陈光远缴械，张宗昌仅以身免。回到北京后，张宗昌结识了曹锟军官教导团的教官许琨，于是想通过他的关系去走曹锟的门路（此时老领导冯国璋已死）。这时，他与陆军部结算的20万军饷拿到手，于是便打了八个金寿星送给曹锟作寿礼，这在当时可算得上是惊人之举。

曹锟是个非常随和的人，他收了金寿星后很满意，加上许琨在旁边说好话，于是便将答应将直皖战争中缴获的一批军械拨给张宗昌让他组织一批人马。但是，张宗昌当时有枪无人，而后来吴佩孚得悉此事后又坚决反对，使得张宗昌借机复起的愿望落空。

许琨在曹锟面前帮他说了几次话也不成功，于是愤而对张宗昌说：“此处不留爷，只有养爷处，咱们走吧！”于是张宗昌便与许琨到关东投奔了张作霖。在最开始的时候，张宗昌并未受到重视，而他的旧部一两百人也都陆续到沈阳投奔了他，因而有一段时间张宗昌十分困窘。

直到后来，张宗昌接受了一项剿匪的任务，张作霖和吴俊升分别给了他一些简陋武器，张宗昌带着他的旧部却抓住这次机会，一举端掉了近千人的土匪窝子，张作霖也由此对张宗昌刮目相看，并有心要培养他一下。

后来，张宗昌便被任命为绥宁镇守使兼吉林防军第3混成旅旅长，而这时他的好运气又来了，当时中俄边境上涌来了很多俄国沙皇的溃兵，这些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愿意把武器交给张宗昌，只需折算一点遣散费即可。由此，张宗昌在获得了大批俄国军械的同时，又编成了一支500人的白俄军，也就是后来的铁甲兵团。

张宗昌通过收编这支白俄军，获得了大量的俄国武器，计有六千支步枪、二十多门大炮和四十几挺重机枪，还有整箱整箱的手雷，这在当时可是不容小觑的。而且，在沙俄溃兵听说张宗昌收编白俄军后，也都纷纷赶来投靠，人数扩大到2000人左右，成为张宗昌手下一支能征善战的外国雇佣军。

虽然每次战争都会有损耗，但当时白俄有不少人在东北，因而张宗昌的这支白俄军也总能得到及时补充。白俄部队的士兵个个身材高大，作战勇猛，其中也有不少军械或者技术专家，因而很受张宗昌的青睐。特别是被这些人改装过的装甲列车，在战争中往往能起到奇兵的作用。另外，这支外国雇佣军使用的枪械武器都是俄国生产，他们的饮食也同张宗昌的其他部队不一样，平时都是吃面包黄油，拿的军饷也远比其他部队高。

有一次，张宗昌检阅部队，某司令部的官佐跑步不成样，举手也不习惯，张宗昌一开始就很不高兴，这时有个戴眼镜的军需官用左手敬礼，张宗昌怒不可遏，跳起来用主席台上的铜墨盒盖向他扔去，所幸只把眼镜打掉，并未伤人。更可笑的是，这个军需官是高度近视，眼镜被打掉后手忙脚乱，连自己的队伍都找不到了。

由于这支部队里很多兵是临时雇来的，这些人跑步不整齐，点名又不答应，或者同时两人应到。更夸张的是，里面还有跛子瞎子，单独行动不便，于是推推搡搡、拉拉扯扯，简直不成样子。张宗昌看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他站起来拍案大骂，停止点这支部队。

等到检阅白俄雇佣军的时候，这支部队虽然军纪不好，但精神饱满，训练有素，张宗昌这才转怒为喜。在白俄兵表演马术挥刀过堑的时候，张宗昌不住的用俄国夸道“好！”

张宗昌最后训话的时候，把被检阅的部队长官痛骂一顿，说：“你的司令部是狗屁。什么大学生、举人秀才，念书的人，都是狗屁。打仗不顶用。叫你们去送枪也送不到地方。我张宗昌没念过书，不识字，我是从血里爬出来的。你们要是占着茅厕不拉屎，就给我挪窝！”检阅结束后，张宗昌令白俄官兵每人赏四块大洋，其他兵只有两块，很多人还没有领到。

由于张宗昌对这支白俄雇佣军爱如至宝，所以有人将这支白俄师称作“张宗昌的白毛子队”，这些白俄官兵也自认是“张宗昌的老毛子”。白俄兵不会讲中文，只会说“张宗昌老毛子”这几个字。在作战的时候，友军问白俄兵口令时，他们就答“张宗昌的老毛子”，当时很多人就和他们开玩笑：“你爸爸是谁？”白俄兵就答道：“我爸爸是张宗昌！”一时传为笑谈。

后来，在与孙传芳的作战中，这支白俄铁甲兵团被断了后路，虽然这些雇佣军仍旧在铁甲车上负隅顽抗，但打到最后弹尽粮绝，伤亡殆尽，陷入了绝境。由于这些人平时军纪很坏，经常抢劫甚至强奸妇女，他们觉得如果被俘虏的话肯定是死路一条，于是最后将铁甲车点燃，全部自杀而亡。在经过这次打击之后，张宗昌的白俄兵团也一蹶不振，剩下的一些白俄雇佣兵也大都返回东北并陆续遣送回了苏联，这是后话。

阎锡山为何对段祺瑞心服口服？

文@金满楼

段祺瑞曾在北洋军中的多个军事学堂当过督办，后来也就有了“好为人师”的毛病，他有句口头禅便是：“全国的督军、军长、师长、旅长，有一半是我的学生”，由此，一些聪明的人便投其所好，譬如阎锡山不是他的学生，也给他具门生贴拜在门下，而老段也一向是来者不拒。

阎锡山原是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回国后在山西新军中担任标统并在辛亥革命中趁乱攫取了督军一职，当时的阎锡山还未满三十岁。由于阎锡山一向懂得韬光养晦，善于自保，因而在民国期间盘踞山西近四十年，人送绰号“不倒翁”“阎老西”。

阎锡山在当上山西督军后，他慑于袁世凯的淫威，在最初的几年对山西的军政大事一概不闻不问，政事付给袁世凯派来的巡按使（即省长）金永炎，军事则交给自己的同学兼盟兄弟、第十二混成旅旅长黄国梁，自己却只挂着督军的虚名，无为而治。

等到袁世凯一蹬腿，阎锡山便活跃了起来，他先派人将袁世凯的亲信金永炎赶出山西，然后又想收回军权，这便与黄国梁发生了冲突。阎锡山是个善于跑关系的人，他在日本留学回来后，曾通过拜访陆军部侍郎、山西同乡姚锡光的方式，获得姚家父子（姚锡光之子姚鸿法是山西新军督练公所总办，负责军校毕业生的分配）的好感。但是，阎锡山回山西后，他却先把同学黄国梁推荐给姚鸿法，先让黄当上了标统，而自己去去督练公所做练兵官，直到次年才当上标统。

由此，阎锡山自认为对黄国梁有恩，他曾对人说：“黄绍斋（黄国梁的字）这个人，只有他对我下命令，却从来不接受我的命令。他有多少事对不起我，我总对得起他。”原来，在阎督军韬光养晦期间，山西的军务都是由黄国梁负责，但黄国梁是个彻头彻尾的军人，阎锡山对他有什么指示，能办到的他就去办，不能办到的就一口回绝。因此，在当时山西的军界中，人都知有黄国梁而不知有阎督军。

在黎元洪接任总统后，原籍湖北的晋北镇守使孔庚与北京暗通声息，企图与黄国梁里应外合，夺了阎锡山的督军位置。这事被阎锡山暗中得知，他却暂时不动声色，直到山西军队扩编的时候，这才突然采取了激烈措施。

原来，在袁世凯时期，阎锡山为了表示自己无野心，一度将山西军队裁减到只有一个旅（黄国梁任旅长）。袁死后，阎锡山便让黄国梁拟一个扩军的计划，要将一个旅扩编为一个师。黄国梁在拟定计划的过程中并没有和阎锡山沟通，而是将一个详尽的计划书直接交了上去。阎锡山看到十分恼怒，他把计划书扔到地上，拍桌子大骂道：“绍斋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他要这样做，我这个督军干脆让他来做好了，何必还用我这个傀儡呢？”

原来，黄国梁在拟计划书的时候，将所有准备任用的营长、团长、旅长都安排好了，唯独剩下一个师长未安排，这明摆着是让阎锡山来填“黄国梁”这三个字。在军阀年代，军权无比重要，阎锡山这时已经无法容忍了，他随即致电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称“黄国梁桀骜不驯，不服节制”，随后立即召来宪兵司令，令他带人将黄国梁逮捕，并限即日离开太原。

由于命令来得过于突然，加上黄国梁是个相对单纯的军人，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盟兄弟会跟自己来这手，因而一时措手不及，只得乖乖的就范。在登上火车离开太原的时候，黄国梁愤愤的说：“我并是留恋什么旅长的位置，只是百川（阎锡山的字）要我离开，他可以预先和我说明白的，我也不会不同意，何必像这样押解出境似的，这未免也逼人太甚了吧！”

黄国梁被逼走后，孔庚里应外合的计划也就宣告流产。不久，阎锡山接到总统黎元洪的电报，要他入京议事。和见袁世凯完全不一样的是，阎锡山去见黎元洪没有一丝怕意（想必是年龄和阅历上去了），他回来跟幕僚哈哈大笑说：“黎元洪那个神气，望之不似人君，简直是个窝囊废。难怪辛亥革命时，他藏到床底下，人家把他拖出来，硬把个都督加在他头上，他还不敢干，深怕犯了灭门大罪呢！”

不过，阎锡山太小看黎元洪了。第二天晚上，总理段祺瑞突然派人将阎锡山请到自己的公馆，阎锡山去后，回来半天没有吭声。身边的幕僚知道一定是发生什么大事了，但他们又不好直接去问他。闷了好大一会后，阎锡山才开口说话：“黎元洪这老小子，竟然要端我们的窝啊！”

原来，段祺瑞把阎锡山找去是要告诉他一个重大内幕，说是在黄国梁被撤职之后，孔庚仍旧不肯死心，他再三鼓动黎元洪，用“调虎离山”之计将阎锡山调到北京，然后准备和黄国梁秘密返回太原，届时总统府发布命令，让黄国梁当山西督军，孔庚为山西省长。而这时阎锡山正在北京，想反对也来不及了。

这件事被徐树铮知道后，他私下便报告了老师段祺瑞，而阎锡山曾经给老段送过门生贴，他念及师生之谊，便把阎锡山找去，并给他指了条明路，让他即刻化装悄悄的离开北京，从间道回到太原。只要阎锡山回了山西，黎元洪、孔庚这些人就不敢贸然动手了。

阎锡山说完后，当即决定明日一早就回山西。他对幕僚说：“我明天坐京汉线的慢车动身，不过我不从车站上车，免得引起他们的注意。明天你们先去车站，跟扬旗手和火车司机说好，叫火车到扬旗的地方尽量开慢，让我能够设法上车。只要我离开了北京，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你们等我走了之后，谁也不要出门，总统府派人来找我的时候，就说我病了，要是他们派人来看我的病，你们就撒个谎，说我去哪家哪家医院了，尽量拖延时间。”

第二天，阎锡山和幕僚依计行事，他的幕僚在塞给了火车司机和扬旗手一些钱后，阎锡山顺利的上了火车，两天后便回到了太原。随后，阎锡山便给总统府打电报，声称自己已经回到了太原，而孔庚的计划也就再次落空。

由此，阎锡山对黎元洪极为愤恨，在后来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中，阎锡山始终站在段祺瑞的一边，并大力支持老段的“武力统一”政策。在段祺瑞派兵南下与西南军阀作战时，阎锡山还积极派了一个混成旅前去参战，以表示对段祺瑞的感谢。不仅如此，阎锡山还常在别人面前颂扬老段：“段先生正派，做事肯负责，是个爱国的军人”。

后来，阎锡山派出的这个旅在湖南战场上全军覆没，但也没见阎锡山对段祺瑞有任何的抱怨，也正因为如此，阎锡山这个原革命党也逐渐成了半路出家的北洋军阀了。

袁世凯的个人品质坏不坏？

文@金满楼

若抛开种种政治纷争，以普通人的眼光来看袁世凯的话，老袁这个人其实还说得过去。

袁世凯出身于耕读官宦世家，几代人聚族而居，这种传统的家庭最重“忠孝”二字（这也是袁世凯的弟弟袁世彤、妹妹袁书贞与他断绝关系的原因），所以袁世凯在借革命党来逼迫清帝退位时也一再以民意为借口，不到关键时候自己不出头，就是为了逃避“逼宫”、“不忠”的骂名。后来为了当总统、当皇帝，袁世凯也都是通过 “选举”、“推戴”、“公决”等方式来进行，至少显得在形式和程序上是合理合法的。

在孝道这个问题上，袁世凯也无可指摘。他的嗣母牛太夫人、本生母刘太夫人，只要条件允许，袁世凯必定晨昏定省，很能讨老太太的欢心（想必这也是袁世凯能得到慈禧太后宠信的原因之一）。另外，据袁世凯的女婿薛观澜回忆说，袁世凯非但事嗣母极孝，对其姐也是极为敬畏。袁世凯的姐姐在年青的时候，未嫁而女婿病死，遂终身不嫁，平日则凛若冰霜，永无笑容，袁世凯尊敬而畏惮之，就算当了大总统后，每次向姐姐请安也不敢坐下。后来，薛观澜称袁世凯“守礼甚严，秉性孝悌，私德无亏”，应当不是护人之短的溢美之辞。

在清末民初的时期，大户人家一般都是妻妾成群，袁世凯也不例外（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然是腐朽没落、反动至极）。袁世凯一生中有一妻九妾，子女三十二人，这样一个大家庭肯定会很多矛盾，但至少在袁世凯生前，全家人惟他是从，家庭基本维持了和睦的状态（死后姑且不论）。



袁世凯对子女的管教也很严格，他在自己家中设立了私塾，并分为男馆、女馆（男馆由严修指点，女馆也聘请多位才女，如冯国璋之继室周女士），不但子女都要入学，就连年轻的姨太太也要入女馆学习。袁世凯虽然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也没少责打他的儿子（哪怕是成家后也在所难免），但他对子女还是难免舔犊情深。据袁静雪在晚年所作的《回忆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说，袁世凯经常和她们讲故事，有时候还故意将银元放在不易找到的地方让她们去找，谁先找到就赏给谁；有时候她们实在找不到，袁世凯就提示她们，最终帮她们找到。

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袁世凯也是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多要求门当户对。当时与袁家结亲的多为晚清民初的高官巨户，如长子袁克定娶湖南巡抚吴大澂之女、长女袁伯祯嫁两江总督张人骏之子、五子袁克权娶两江总督端方之女，其他亲家还包括孙宝琦（内阁总理）、陆建章（陕西督军）、张百熙（邮传部尚书）、杨士骧（直隶总督）、薛福成（驻外大使）、荫昌（陆军大臣）、陈启泰（江苏巡抚）、周学熙（财政总长）、那桐（军机大臣）、黎元洪、曹锟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子女结亲这也是袁世凯扩展自己势力的一种方式。

袁世凯待人接物，虽然从来就是喜怒不形于色，但面色和善，双目炯炯，很尊重人也很注意听人说话，所以各方人才奔走其门如过江之鲫。袁世凯的身材并不算高，但多年的军旅生涯所养成的气质让人觉得不怒而威。

阎锡山曾跟人说，他见过袁世凯两次，但最后还是不清楚袁世凯长什么样，因为在接见的时候，阎锡山既敬又畏，不敢直视。袁世凯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总是挺直腰板，哪怕是坐在沙发上和人谈话，他也直着腰靠着沙发背，从来没有歪斜着，更不会陷进去。有意思的是，袁世凯在每次坐下的时候，总是鼻子先发出“嗯”的一声，然后一边摸着胡须，一边慢慢坐下。由于腿比较短，袁世凯坐下后一般是双脚叉开，两腿垂直，仿佛“骑马蹲裆”的姿势，从来也没有跷过二郎腿。

至于袁世凯的饮食起居，基本是常年不变，非常之刻板。他每天的作息一般是这样安排的：早上6点起床，6点半早餐（总是一大碗鸡丝汤面），7点下楼办公会客，11点半午饭（菜的花样也大都不变，他最喜欢的清蒸鸭子必不可少）；午饭后休息一个小时，下午2点到5点继续办公会客，然后带着家人去中南海各处散散步，晚上7点吃饭，9点归寝，十分有规律。

袁世凯的穿着打扮也很简单，从不讲究，除了上朝时穿朝服袍褂外，在家中一般只穿短装制服（练兵时的习惯）。袁世凯一般不喝酒，只有在过年过节全家聚餐的时候才喝点绍兴酒；烟除了雪茄外，其他如水烟、旱烟、香烟一概不抽，对鸦片烟更是深恶痛绝。

袁世凯生前为官多年，如果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标准应该置下不菲的家产，但袁世凯一生经手的钱财无数，但其“贪权不贪财、不以公谋私”的名声还是为人所公认的（比他有钱的部属可多了去了）。在袁世凯死后，徐世昌受老友之托给袁家分配遗产，他把袁世凯一生所积累的田产股票现金折为三十份，儿子与姬妾无子者各一份，未出嫁的女儿两人一份，每份八万余元，共计两百余万元。

大公子袁克定和二公子袁克文在袁世凯死后，很快便将分到的家财挥霍一空。袁克定在解放后靠着政府每月二十元的救济为生，而袁克文虽然风流一生，死后却未留一文，连后事都是他在青帮的弟子凑钱办的。这些公子哥儿，哪里是做皇帝的料。袁世凯的子孙中除了袁克文的第二子袁家骝和妻子吴健雄成为知名的科学家外，其他大多默默无闻。



人生如梦，不过百木一秋。各位，你说做皇帝到底有啥好处？你想那袁世凯袁皇上，从1912年12月12日接受拥戴到1916年3月23日撤销帝制，这洪宪王朝不过维持了八十三天。在这八十三天里，袁世凯既没有举行过登基大典，也没有戴过皇冠、穿过龙袍，搞个百官见面会还偷偷摸摸，胆战心惊，充其量也就是个关门皇帝，结果却落得众叛亲离，声名扫地，更有史书上如潮如涌的千古骂名，这又是何苦来哉？

皇帝啊皇帝，这从古至今，最难做的便是皇帝，你要做得好了，人人景仰，千古一帝；要做得坏了，那可就众叛亲离，身家不保。所以，皇帝的背后，他的名字也叫独夫民贼。与其去做个真皇帝，倒不如去做个风流快活的土皇帝，因为土皇帝没有名号，也就毫无责任与道义，亦不求传子传孙……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他死后洪水滔天！

有意思的是，袁世凯晚年常念叨的那个家族魔咒却在他的子孙中却基本无效，袁家的后代不仅大都活过了六十岁这道坎，而且长寿者也不乏其人，譬如袁克定就活了八十岁，袁克文虽然只活了四十三岁（应是与他长期放荡不羁的生活有关），但他的儿子袁家骝却是九十一岁的高寿，直到近年才去世（2003年）。如果袁世凯泉下有，会不会为自己的称帝决定而苦笑不已呢？

袁世凯被李鸿章骂得狗血喷头

文@金满楼

甲午战争爆发前，袁世凯在朝鲜知事无可为，随后便托辞返回国内。回津之后，李鸿章以袁世凯人才可用，委派他办理前敌营务，但袁世凯并不想从事后勤工作，因而在工作之余又背着李鸿章在京中托人找关系，另谋出路。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升迁，这与李鸿章提拔重用是分不开的，但令李鸿章不能容忍的是，袁世凯竟然求到了自己的政治死敌翁同龢的门下，这在当时的官场上可是犯了大忌的。由此，李鸿章开始疏远并冷淡袁世凯，而袁世凯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在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势之后，干脆就改投门户，另找靠山。

在经历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后，清廷中改练新军的呼声渐高，而袁世凯凭借自己曾经帮朝鲜练过新军的经验，也试图抓住这个机会，实现自己以西法练兵的计划。为此，袁世凯上下奔走，向权贵们推销他的练兵计划，并最终获得成功。

李鸿章从日本谈判回国后，便一直闲居京城贤良寺，对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十分不屑。当时的李鸿章，因为代表清廷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非当官居闲职、门前冷落，而且为舆论所不容，因而心态不免有些失衡。

时人刘体智在《异辞录》中记载说：“甲午战后，军机大臣李鸿藻用袁世凯为将，并令其在小站以新法练兵。李鸿章从日本马关回来后，李鸿藻曾对他谈及此事，李鸿章冷冷的道：‘我是败军之将，等着袁大少爷练成新军后打一仗试试看’。袁世凯听说后，心里十分不悦，引以为终生憾事。”

无独有偶的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当时入李鸿章幕府的吴永也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李鸿章从日本回到天津后，他与直隶的官员及候补官员一同进见，当时的袁世凯已被授予直隶按察使的职务，但并未到任而是专职练兵。直隶按察使是地方大员，自然在进见官员的前列。李鸿章到后，袁世凯便上前汇报练兵事宜，说初步的计划也已经部署，德国教习也已经聘请，日内便可签订合同，马上便可以正式展开了。

令众人没有想到的是，一向有风度的李鸿章这次却没有等袁世凯说完便勃然变色，他举起手中的手杖，砰砰的敲打着地面，厉声道：“嗐！小孩子懂得什么练兵！又订的什么合同！我治兵数十年，现在尚不敢说有什么把握。兵是这么容易练的吗？你雇几个洋人，扛上几杆洋枪，喊几个洋口令，便算是西式军队了么？”

袁世凯当年36岁，在遭此斥责之后，顿时面红耳赤，亦不敢反驳。周围的同僚们，从来没有看到李鸿章发那么大的火，大家都低着头，既不敢看李鸿章，也不好意思看袁世凯，场面十分的尴尬。在吴永看来，袁世凯当时已经有崭露头角之像，李鸿章看起来倒是有意要杀杀他的威风。

事实上，此时的李鸿章正处于个人政治生涯中最低潮，他对于袁世凯奔走于政敌翁同龢门下而始终耿耿于怀。有一次，袁世凯来拜访这位过气的老领导的时候，李鸿章终于再次爆发并痛斥了袁世凯一顿……巧合的是，这次吴永又在旁边耳闻目睹。

据吴永的记载，当他与李鸿章在贤良寺闲聊的时候，袁世凯前来拜见，于是他便避入别间。袁世凯在寒暄了几句之后，便为老上司的遭遇表示不平：“中堂当年铁马金戈，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朝廷只给予内阁首辅的空名，虽然每日随同上朝请安，实则无所事事，这样太不公正了。中堂大人不如暂时告假还乡，等到朝廷遇到难事了，届时必定会想到股肱老臣，这样中堂再次出山，岂不是名正言顺，而且能挽回昔日的声望？”

甲午后被权贵们排挤的李鸿章，此时却十分敏感，袁世凯的话音刚落，他就厉声呵斥道：“停，停！慰亭，你这是给翁叔平（叔平是翁同龢）当说客来了吗？我要是请辞出了缺，那他就可以依次升到协办大学士的位置……他想得倒挺美！你回去告诉他，让他想都别想！要是别人出了缺，让出一个位置给他，那我管不着，但要想让我空出一个位置来给他，这万万办不到！只有我有一口气在，就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决不会无故请辞，奏请开缺。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对朝廷哪能说三道四，计较这计较那的？你要是受他所托，在这里花言巧语，我是不会受你们愚弄的！”

袁世凯听后不敢反驳，只能向李鸿章道歉并唯唯而退。

袁世凯走后，李鸿章余怒未消，他把吴永招呼进来，问：“刚才那个人，你认识吗？”吴永说：“知道，但并不熟悉。”李鸿章恨恨的说：“袁世凯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人真是个小人！他为了巴结翁叔平而来这里做说客，嘴巴里说得天花乱坠，想要欺骗我乞假开缺，一边给翁叔平让出一个协办大学士的位置……哼！我偏不退！当年老师（即曾国藩）教我‘挺经’，这次倒可以用上！我就是要和他们挺着，看他们有什么招？我刚才当面训斥袁世凯，就是要免得他再来啰嗦，我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什么事情没有见过？我难道还会受这种人的捉弄吗？”

不过话说回来，李鸿章这次呵斥袁世凯却是错怪了他，因为按照翁同龢的作风，是决不会随便请一个人去做说客的，何况袁世凯和他还不算太熟悉。李鸿章之所以对袁世凯发怒，主要原因还是当时翁同龢得势，而李鸿章失势，在世态炎凉的感叹之余，正好赶上袁世凯说了不中听的话，结果把火全发他身上去了。

相对而言，袁世凯做人还算可以，他在李鸿章失意的时候还常去看望这位老领导，原因就是李鸿章对他有知遇之恩。相比一些落井下石的朋友，袁世凯已经是难能可贵。在被李鸿章呵斥之后，袁世凯并没有任何不敬的言语和举动，就这点而言，他的官场修为和涵养，甚至已经超过了李鸿章呢。

再说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李鸿章虽然暂时失势，但他多年经营的淮系势力仍旧存在，正如袁世凯说的，一旦国家有事，还得请老将出马，届时李鸿章为朝廷重用，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在庚子事变、局势失控后，当时清廷能想到的，还是被贬斥到广东做总督的李鸿章。可惜的是，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是油尽灯枯，他在主持完与列强的谈判后便一病不起，不日便撒手西去。

不过，李鸿章在临终前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向朝廷力荐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这也意味着袁世凯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此说流传甚广，不过据考证似无此奏）。此时的袁世凯，不过四十出头。

袁世凯的付出，最终有了丰厚的回报，而袁世凯做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也确实在清末新政和立宪中表现突出，为中国向近代化转型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可见，袁世凯有李鸿章这样识人善用的领导，幸莫大焉；而李鸿章能有袁世凯来继承他的事业，何尝不是“不幸中之大幸”？

“北洋之虎”段祺瑞为何要吃斋念佛？

文@金满楼

段祺瑞为人一向严峻，脸上几无笑容，连他的家人也都不喜欢和他呆在一起。好在老段在饮食上有个习惯，那就是他除了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外，一般是一个人单吃，不和家人同桌的。不过这样也好，他的家人也乐得躲开，免得受他拘束。

不过可千万别认为老段一个人单吃是要搞特殊化，事实上，他不和家人一起吃饭的主要原因是要避开荤腥，发展到后来，就干脆一口长斋……吃斋念佛了。

有人或许会觉得奇怪，老段身为军人，如何也会阿弥陀佛、变成个信佛的居士了呢？这事说来也属反常，因为按老段的人生经历及脾气禀性，他拜到关羽关圣人、岳飞岳将军的脚下倒是符合逻辑，但他最后却拜在了菩萨的门下，这实在让人觉得有点不可理解。

其实说来也不奇怪。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老段与曹锟、吴佩孚恶战一场，但最终以惨败而告终，老段由此心灰意冷，他搬到天津后，便开始正式吃斋，并在家里辟出一间佛堂，每日清晨便起来焚香念经，并成为他每天的功课，从未间断。

老段信上佛教，一则是与他在袁世凯时期曾在西山休养、接触佛学有关；二则是希望借此走出直皖战争惨败的阴影；三则是他认为身为军人，过多的杀戮于心不安，因而要每日诵经以超度那些在战场上丧生的亡魂。

譬如在反对张勋复辟的战役中，当时讨逆军抓了一些辫子军，其部下靳云鹏请求杀他几个以提振军威，段祺瑞听后很不高兴的说：“罪在张勋一人，这些官兵们有什么罪？杀几个人有什么用？你们总是好杀人，杀人者人恒杀之，哪一个好杀人的人有好结果呢？”

段祺瑞被人称为“北洋之虎”，但其人终究有虎相而无虎威，仁心宅厚可能是其原因。

段祺瑞信佛与当时天津的风气也有关系。在清末民初时期，天津的寺庙特别多，几乎可以用“无人不信神、无处不建庙”来形容。一些出名的寺庙，如海光寺、大悲院等，当时的僧人、居士数量都很庞大。一些在政坛上失意的政客、军人，还有前清的一些遗老遗少，他们在失势之后都纷纷来到天津做寓公，其中有很多人便热衷于宗教活动，其中尤以历史久远的佛教为盛。

事实上，在当时的军阀政客中不仅仅是段祺瑞一个人信佛，其他譬如曹锟、曹汝霖、靳云鹏、赵恒惕、孙传芳等人也是信佛的，更逗的是，唐生智做湘军第四师师长的时候，他不但自己信佛，还令全军礼佛，每次检阅部队的时候，要吹法螺，念佛号，人称其为“佛军”，与当时的基督将军冯玉祥倒是相映成趣。

段祺瑞在皈依佛教后，便起了一个法名叫“正道居士”，每到初一十五，段祺瑞都要亲自到庙里去做法事。由于段祺瑞是民国初年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和尚们都以段祺瑞来自己的庙里做法事为荣，每每奉承段祺瑞是菩萨转世，为普度众生而下凡的。

被奉承久了，段祺瑞也有点飘飘然。直奉战争爆发的时候，老段就在讲经大会上大骂：“这些军阀，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他们都是阿修罗王转世来造大劫的！”说到这里，他又不免沮丧的说，“我虽是菩萨后身，具有普度众生的慈悲愿力，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力虽大，难胜群魔！”

阿修罗是古印度神话中的恶神，也是佛教中的天龙八部之一，因为它经常与天神交战，因而战场也被人称为“阿修罗场”。老段把军阀们称作“阿修罗王”，但他自己当政的时候也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只不过他认为军阀们混战是穷兵黩武，而自己“武力统一”的目的却是为了“普度众生”罢了！

在直皖战争失败后，段祺瑞虽说已经吃斋念佛，但他并没有真正的看破红尘，做到四大皆空。每次有学生、旧部、朋友来拜见他，并说起国内战火纷飞、人民流离失所的时候，老段总是板着脸，一言不发。唯独他们说到“要收拾局面，非老师东山再起”之时，老段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才会多少露出点欣慰的笑容。这老段！

时隔四年后（1924年），老段再次出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重新回到了政坛。和从前一样，老段仍旧是上午办公，下午下棋或者赋诗，晚上打牌，唯独与之前不同的是，老段增加了一个内容，那就是早上必到公馆中专门的佛堂去诵经。

一年半后，在执政府门口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闻讯后赶到血案现场，曾长跪不起，为死者超度。不久，老段再次下野，从此彻底远离了纷繁多变的政治漩涡而只在家中吃斋念佛，或者下下棋、写写字，不再过问世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华北，并试图拉拢段祺瑞出来充当代理人。为防止段祺瑞为日本人所用，蒋介石在1933年1月21日派人将段祺瑞从天津接到南京，在浦口乘船过长江的时候，蒋介石率一批高级将领亲自前来迎接并执弟子礼（蒋介石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前系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统一送出，当时段为学堂督办）。随后，段祺瑞便定居在上海。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因胃溃疡引发大出血而去世，享年七十二岁。段祺瑞的病，据说与其常年吃素、营养不良有关，但之前医生和亲友建议他进点荤食以提高抵抗力时，段祺瑞坚决拒绝并表示：“人可死，荤不可开！”

老段在信佛之后，除了自己养几只母鸡下蛋供应外，荤食一概不碰。有趣的是，老段只养了几只母鸡，而没有公鸡，因为他认为这样下的蛋才是“素鸡蛋”，是可以吃的。后来他年老后身体虚弱，但仍旧不肯开荤，也足见其性格之倔强。

临终前，段祺瑞曾写下亲笔遗嘱，谆谆告诫后人：“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所谓自立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由于段祺瑞生前信佛，其葬礼也是照他的遗嘱以居士礼简葬。在各界名流的吊唁中，有几副挽联特别显眼，一副是冯玉祥的：“白发乡人空余涕泪，黄花晚节尚想功勋”；另一幅是吴佩孚的长联：

“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

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段祺瑞死后，由于其长子段宏业坚持要将其灵柩送往北京安葬，但因为日本侵华导致的时局变动，以至于十多年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下葬地，最后只能草草葬在段祺瑞三弟之前买好的坟地，位置就在人来人往的大道旁边。对此，段祺瑞的一些生前故旧忍不住叹息：“想不到老头子轰轰烈烈一辈子，死后竟然没有一块葬身的地方！”

直到1963年，在段祺瑞生前的好友章士钊、李思浩、曾毓隽等人的努力下，才最终将段祺瑞的遗骨起出，并重新安葬在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中。

“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吴佩孚曾是段祺瑞的老对头，但这句挽联何曾不是两人共同的写照？

乖乖，张勋狠扇了恭亲王一巴掌
文@金满楼

张勋复辟的那几天，最宝贵的莫过于脑后的那条辫子。去见清帝时，太保世续说辫子与时世不合，劝张勋将辫子剪去。张勋听后十分恼怒，便在清帝面前起而为辫子辩护，他说：“我手下的兵，个个都有辫子。这些兵之所以要有辫子，这在军事上关系重大。正因为我的兵都留辫子，所以奸宄之徒就难以混入。如今这些乱党奸徒，岂不个个都是没有辫子的？”

更绝的是，辫帅的好恶及用人标准……还是脑后的那条辫子。辛亥年张勋防守南京，那是见到街上谁没有辫子就要抓来砍头的。知道这个典故的人岂敢怠慢，纷纷想方设法收集毛发（譬如剪了老婆、女儿的长发），再做成假辫子安在头上，这才敢怪模怪样的到街上行走。

复辟的当天下午，当手下报告街上到处都是留辫子的人后，张勋听后乐不可支，拍腿掀须大笑道：“我说人心不忘旧主，今日果应其言。不然，哪里来这许多有辫子的人呢？这就是民心所向啊！”

说到辫子，这里还有个笑话，说刚做了半个月内阁总理的李经羲得知复辟消息后，急忙来找张勋，质问他为何不通知自己……且未曾安排自己任何职位呢！张勋笑道：“老九莫怪，论你资格，当然有做宰相尚书的希望。不过呢，你的前程，生查查是被没有一条辫子断送掉了，我替你着想，委实有些不值得。”

李经羲道：“真是这样吗？那李盛铎有辫子吗，他又为何做了农工商部的尚书？”张勋说：“他虽然剃了头发，但对复辟却很有点功劳，你若想再为清室大臣，快回去蓄发，那时我再给你设法。”李经羲愤然道：“只怕我的头发蓄成，那宰相尚书仍然挨不到我呐！”说罢，李经羲便出京跑了。

在复辟期间，倒是有一件事情颇值得称道，那就是满族亲贵无论有无辫子，张勋一概摈弃不用。比如贝子溥伦，在清帝退位后便剪去辫子并参与了民国政治，在参与朝拜的时候被张勋看到，结果被斥骂为爱新觉罗的不肖子。溥伦抗辩说：“宣统帝退位前已经发布了剪辫之上谕”。老张说：“就算如此，你也是违背了列祖列宗之命，我自己是个汉人，还知道恪守先皇遗训呢！”溥伦讽刺道：“不错，真可惜你不是清室子孙！”张勋听后大怒，声色俱厉的斥骂道：“臣子臣子，臣便是子！”溥伦见张勋发了蛮威，只能嘿然而退。

溥伦还是只是被张勋抢白一顿，恭亲王溥伟则更是撞到枪口上去了。据时人笔记《复辟之黑幕》上说，溥伟本是宗社党首领之一，常年往返于天津、上海等地，为复辟大业而辛苦奔走。这次张勋复辟，居然没有通知他，溥伟十分气愤，便找到张勋质问并指斥其专擅之罪。

张勋听后，反唇相讥道：“自古以来，建立大功大业的都要捷足先登，谁让你今天才来，还想得个好位置，世间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溥伟听后大骂张勋忘本，听得老张心头火起，突然起身扇了溥伟一个耳光。溥伟是前朝世袭的恭亲王（恭亲王奕訢之孙），猝然之下被张勋打了耳光，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你竟然殴打亲贵么？！”张勋狞笑道：“现在除了皇帝我最大，就是打了你，也没啥子稀罕的！”

对于张勋等人排挤满族亲贵的行为，原来宗社党的那些亲王、贝勒、贝子们十分气愤，他们随后便聚在一起商议对策，要找前摄政王载沣甚至宣统皇帝出来主持公道。帝师陈宝琛听说后，急忙嘱咐溥仪说：“本朝辛亥让国，就是这般王公亲贵干政闹出来的，现在还要闹，真是糊涂已极！皇上万不可答应他们！”

所幸的是，王公贵族们的牢骚还没有发完，讨逆军已经打到了北京。这下好，这帮人又像当年那样跑没影了。

张勋复辟竟是酒后胡闹！

文@金满楼

1917年6月，张勋打着调停“府院之争”的旗号来到北京，第二天便在帝师陈宝琛、梁鼎芬的引领下入宫叩见逊帝溥仪。据溥仪的回忆，他初次见到张勋的时候，“多少有些失望”，只见他“穿着一身纱袍褂，黑红脸，眉毛很重，胖乎乎的”，“他的辫子，的确有一根，是花白色的”。

张勋这次入宫并没有待多长时间，见溥仪大概也就五六分钟，随后便走了。不过溥仪的两位师傅倒是很高兴，因为张勋夸小皇帝“聪明、谦虚”，而且太妃们也随后给张勋赐宴，以示笼络。

半个月后，也就是7月1日，这一天，溥仪的三位师傅，陈宝琛、梁鼎芬、朱益藩一起进来找溥仪，他们脸色十分庄严，似乎有了不得的大事将要发生。接着，陈宝琛先开口了：    

“张勋一早就来了……”

“哦，他又来请安了？”

“不是请安，是万事俱备，一切妥帖，来拥戴皇上复位听政，大清复辟啦！”

十三岁的溥仪还懵懵懂懂，陈师傅急着对他说：“请皇上务必要答应张勋，这是为民请命，天人与归……”

溥仪这才明白，自己又要做皇上了！

陈宝琛又交代说：“到时不用和张勋说多少话，答应他就是。不过，不要立刻答应，而应先推辞，最后再说：‘既然如此，就勉为其难吧！’”

溥仪随后便到了养心殿，没多久，张勋便带着一群人进来，其中便有王士珍、江朝宗、张镇芳、雷震春、康有为等人。见了溥仪之后，张勋便先跪下，掏出一张奏折念道：“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容，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道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

等张勋念完了，溥仪按师傅之前教的推辞道：“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

张勋听后，先夸溥仪谦虚，然后又把康熙皇帝六岁登基的故事念叨了一遍。

溥仪说：“那个大总统怎么办呢？给他优待还是怎么着？”

张勋哂然一笑，说：“黎元洪奏请让他自家退位，皇上准他的奏请就行了。”

说到这里，溥仪也就不再推辞：“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

溥仪既然答应，张勋便率领一干遗老，跪拜磕头，山呼万岁；然后又拿出康有为起草的复位上谕，请溥仪“御览”后盖印。于是乎，民国6年便又成了宣统九年。



姑且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去，细看一遍。在康有为到京后，他立刻被接到了张勋宅中，而一群复辟人物也早已济济一堂，计有万绳栻、张镇芳、雷震春、沈曾植、胡嗣瑗、劳乃宣、阮忠枢、顾瑗等，这群人连夜开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复辟事宜准备妥当，譬如诏书、上谕、官职安排等等，只等张勋一声令下，便可改朝换代，旧梦重温。

这天晚上，恰好江西会馆召开堂会，张勋是个戏迷，这次又有梅兰芳登台演出，于是便受邀而去。晚上，张勋吃完夜宴后回到自家公馆，见家中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心里也好生奇怪。一进门，张勋便被万绳栻等人围住，并送上一纸考究的文书。张勋略看了几眼，问：“今晚就动手？” 他手下的亲信幕僚兼复辟同道万绳栻说：“大帅志在复辟，已非一日，如今乃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此时不图，更待何时？”

张勋本还有三分酒气，听了万绳栻的鼓动，心里也激动了起来，他一撸袖子，大声道：“有理有理！我老张就干这一遭罢！”

言罢，张勋便命人分头前去请京城中的几个著名大员，如陆军总长王士珍、步军统领江朝宗、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人来商议大事。等众人来齐之后，张勋跳上台阶，大声宣布复辟大业。当有人提出此事过急时，张勋嗔目道：“要干就干，不要婆婆妈妈！此事要是不成，自有我老张一个担待，今天谁要是不配合的话，休怪老夫手下无情呐！”

江朝宗是个急性子，原本对共和民主就无甚概念，当下便应承下来；王士珍对前朝有感情，自然也是无可无不可；至于吴炳湘等人，反正也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既然张大帅说要干一遭，那也就随大流罢。

当晚，张勋便命王士珍、吴炳湘将辫子军放入城内，待到晨鸡报晓，天色渐亮，张大帅请大家饱餐一顿后，便请在场的各位换上前朝袍褂，准备入宫行复辟大事。这时，张勋的手下统领过来报告说，辫子军已经占领城内外要冲，一切布置妥当，张勋听后一跃而起，大声道：“好，我等现在就进宫，请宣统帝复辟就是了！”

在辫子军的护卫下，张勋一行人来到清宫。由于之前没有交涉，清宫中的人被这些人吓得分头乱跑，里面的去报告瑾太妃、瑜太妃，外面的慌忙去报告清太保世续。待到两太妃和世续赶到，问这些人为何而来时，张勋便大咧咧的道：“今日复辟，请少主即可登殿。”

世续听后，吓得几乎从椅子上跌落，他颤声问：“这是何人主张？”

张勋上前一步，狞笑道：“有我老张做主，你怕甚么？”

世续听后磕头出血，大呼不可，两太妃见世续如此，心里也十分害怕，说：“将军，万一这事不成，岂不是害了我全族？”

张勋听得恼了，大声道：“有老臣在，尽可放心！”

世续还在那里磕头反对，张勋忍耐不住，厉声道：“到底愿不愿意复辟？！”

一旁的辫子军也鼓噪起来，统请皇帝登基。世续见这等莽夫一味蛮干，要是不从他的话，指不定要发生什么别的事，只好与两太妃进宫去请宣统小皇帝。

由此也就有了以上的一幕了。

随后，张勋通电全国，宣布复辟。在通电中，张勋指斥民国初年的种种乱象，称“名为民国，而不知有民；称为国民，而不知有国。至今日民穷财尽，而国本亦不免动摇”；而追究其原因的话，则是因为“国体不良”，实行了共和所导致。

以张勋这些保守派的理解，所谓的共和制度简直就是扯谈，“五年更一总统，则一大乱；一年或数月更一总理，则一小乱”；对此，张勋等人愤慨的说：“小民何辜，动罹荼毒！以视君主世及，同享数百年或数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啻天渊！”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自清帝退位后的便一直冷冷清清的紫禁城，立刻又变得喧哗活跃起来了。首先是遗老和前清官员们，这些人一拨接一拨的前来晋见皇上，请安的请安，谢恩的谢恩，一个个恨不能立刻官复原职；紧接着，清朝覆灭后逃散到青岛、天津等地满族亲贵们也都回来了，他们以为自己的好日子又要开始了！

热闹的是还不仅仅是在皇宫里，北京城也要有复辟新气象。就是宣布复辟的那天清早，警察们便挨户通知：宣统爷复辟了，立即悬挂龙旗！喜讯传来，民间的遗民们仿佛像中了六合彩一样，急忙把珍藏多年、压在衣柜最深处的前清袍褂翻出，穿上后便兴高采烈地满大街溜达去了。

这下好，市面上那些原本因为过时而滞销的旧式袍褂，立刻成了当时最抢手的商品。还没有到中午吃饭时分，这些前朝衣冠就已经被抢购一空。买不到的遗老们挖空心思，有的便上戏班子去出高价买唱戏用的前朝戏衣，有的人更是跑到寿衣店……因为寿衣店也有前朝衣服嘛。

这下好，北京街头简直就是群魔乱舞，各色人等都出来了。

前朝袍褂还好办，龙旗就比较麻烦了，因此此时离清朝覆灭已近六年，龙旗早就不知道扔哪里去了，怎么会晓得今天龙旗会重见天日呢？被逼得没办法了，那些店铺的伙计就自己拿纸糊个三角旗，然后画条小龙，涂成黄色挂出去。最可逗的是，有些人的绘画水平不过关，小黄龙被画得更条死蛇一样，实在大煞风景……但不管怎么说吧，这街道和胡同里一排排的纸旗帜迎风飘展，倒也“气象一新”，真的像是换了“人间”。

这时，倒是复辟元老严复说了句明白话：“张勋何人？康有为何人？徒以爱清室者害清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