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41101 吴淑艳 摘 要：魏晋是一个崇尚自由、个性风气盛行的时代，魏晋士人不拘一格、任情率性。受时代风气的影响，魏晋女性也追求自身的自由，保持着独有的品格。更重要的，她们给传统礼教中的“贤”赋予了新的内涵。
关键词：世说新语 ，贤媛 ，魏晋女性
从秦汉古朴典重的风韵中穿行而过，迎来的是魏晋士人的自风流。魏晋是一个梦醒了，双眸明亮闪动地看世界的时代；是一个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这些不仅表现在魏晋士人任情率性的风度中，而且魏晋女性也受其影响，显现出与众不同之处。从《世说新语贤媛》可鉴一叶。
“贤媛”故名思意贤德美好，对此中国传统礼教制定了一系列的要求。周代典籍《礼仪》中规定：“妇人有三从之义”，即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不过，作为一个具有美德的女子，仅有“三从”的品行是不够的，她还应具有“四德”。何谓“四德”？班昭在《女诫》中进行了这样的解释：“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已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词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简言之，引用郑经的注释就是：“德谓贞顺，言谓辞令，容谓婉娩，功谓丝 。以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从四德”，从中可以看出封建礼教对于妇女的要求主要集中在贞洁、柔顺、女红、寡言等方面。若达到这些标准，便符合“贤”这一字了。
《世说新语》专门列一门“贤媛”来记载女子的言行，那么这些被称作“贤媛”的女子是否是被“三从四德”塑造出来的贤妻良母呢？读过之后，便知魏晋女子赋予了“贤”新的内涵。
一、能言善辩
魏晋尚清谈，所谓清谈就是一种远离时务“谈尚玄远”的风气。起初清谈只是士人用来抚平亡国痛的麻醉剂，但痛过之后，渐渐趋麻木，清谈成了一种时尚，人们往往根据某一玄理而展开辩论，并以此评定个人水平高低。一次，刘惔到王蒙家“清谈”，刘走后，王蒙的儿子问其父：“你和刘惔谁胜了？”王蒙说：“韵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不难看出，魏晋的清谈与我们现代社会中的辩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受这样的社会风气影响，魏晋女子打破了女子寡言的界定，出现了许多能言善辩，富有思辩性的女性。如第三条：汉成帝宠幸赵飞燕，飞燕谗班婕妤祝诅。班婕妤辞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善尚不蒙福，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一席话逻辑缜密，思辩性极强，很具说服力。又如第六条：许允之妻长得很丑，许允很是厌恶，但她并没有悲观绝望，而是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当许允问：“妇有四德，卿有其几”时，她不卑不亢的回答：“新妇所乏唯容尔。”接着她不甘示弱的反问：“士有百行，君有几？”许允答以“皆备”时，她又进一步问道：“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条理分明，层层推进，说得许允面有愧色，最终赢得了应有的尊重。再如第九条：王公渊娶诸葛诞女，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 英杰！”诸葛诞女的这句话肯定让其夫刮目相看，不敢小觎妻子。而在第二十四条中，恒冲之妻一句：“衣不经新，何由而故？”便说服了固执的丈夫，才思敏捷让人佩服。
魏晋女子的勇于辩驳，能言善辩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而在当时开放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受到士人们的称赞，凭借自身敏捷的才情成为一代“贤媛”的标准更是难能可贵。
二、品人度时
在魏晋这个时代大背景下，女子有了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这导致她们更加的明理聪慧，因此也往往可以帮助家人出谋划策、避危趋安，在家庭中发挥主心骨的作用。如《世说新语贤媛》中的第七条：当许允被拘捕时，他的妻子告诫他说：“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在妻子的指点下，许允果然安全地被释放了。在第八条中，当许允被晋景王司马师杀了时，门生跑去告诉他的妻子，而他妻子神色不改，淡定地说：“蚤知尔耳。”可见她对时世的洞察。而当司马师派人去察看时，她又告诫其子说：“汝等虽佳，才具不多，率胸怀与语，便无所优；不须极衰，会止便止；又可少问朝事。”安然地度过了危机，免除灭门之祸。第十一条中，山涛的妻子窥视山涛的朋友，并对他的朋友做出了：“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的评价。而山涛也以：“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来肯定其妻的评价。与此相应的是《晋阳秋》中描绘山涛的不凡风度：“涛雅素恢达，度量弘远，心存外事，而与时俯仰。尝与阮籍、嵇康诸人著忘言之契。至于群子屯蹇于世，涛独保浩然之度”。由此可见山涛妻子的评价很中肯，并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妇人之见。
这类女性被列为“贤媛“，她们的“贤”并不在于传统礼教要求女性恪守的贞顺——“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而是在于她们拥有远见卓识，在危难之际可以指点丈夫，帮助亲人，拯救家族。而且她们拥有独到的眼光，品评人物正确中肯。不过女性可以参与时政，品评丈夫的朋友，并不是每个时代都被允许的。在追求人自身价值、人格独立的魏晋，女性不仅可以帮丈夫出谋划策，而且意见还被男性接纳采用并且被视为“贤媛”记入书中大加赞美，可以说是受时代的影响，赋予了“贤”新的内涵。
三、品格美好
魏晋是一个大动荡，大变化的时代，兵祸连结，政治混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保命哲学的兴起似乎是一种社会的必然。魏晋士人以谈玄论道来躲避可能发生的迫害，为保全性命而远离政治。他们追求：“既要活得了，又要活得好。”何为活得好？在魏晋士人的心里就是追求高雅，避免低俗，做一个有风度，有品格的人。在这样的理念影响下，魏晋女性也保有了许多美好的品格。
在《世说新语 贤媛》第二十条中讲道：陶侃年轻时做鱼梁吏，拿陶罐装的腌鱼送给母亲，他母亲看了一眼，把陶罐封好还给送来的人，并写信责备她说：“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这表现出了陶母贫贱不移的高尚人格，即使是小恩小惠也不贪图。而且陶母的为人准则也给自己的自己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侃别传》中曾这样提到：“母湛氏，贤明有法训。”再如第十条，当王经官至二千石时，其母告诫曰：“汝本寒家，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王经听了不以为然，做了尚书后，帮助曹魏，不忠于晋朝。后被捕，他向母亲忏悔，而他母亲完全没有悲哀的神色，大义凌然的说：“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孝有忠，何负吾邪？”其深明大义，宽阔的胸襟让人佩服。
在这里，“贤”不再是什么贞洁，刚烈，而是深明大义、贫贱不移。
四、气度不凡
魏晋士人对清谈的热衷，起始于清谈的形式，但慢慢的清谈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已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注重清谈的内容，清谈时的风度仪表等。因此魏晋士人大多追求做有风度的人。风度成为一代美的理想。当然不是指一般的、表面的、低俗的外貌上的风度，而是要能表现出人本质的、内在精神涵养的风度才能被人们所欣赏，所赞美。换言之，魏晋时代的人更注重人的内在修养，因此对美的界定也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如《世说新语容止》里裴楷评价王戎：“眼烂烂如岩下电。”再如嵇康风姿特秀，人们评价：“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岩岩若枯松之独立。”由此可见，魏晋士人在外貌与内在之间更加注重的是一个人的内在以及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气质。受其影响，魏晋女性也有着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不俗的风韵。
第十三条中，贾充的妻子郭氏想请贾充的前妻李氏搬回来住。贾充劝诫道：“彼刚介有才气，卿往不如不去。”郭氏不信，特地带了许多婢女盛装而往，到了后，一进门，李氏起身迎接，郭氏双腿不自主地屈下去，于是下跪拜了两拜。其威仪之气不必言说。再看第二十一条，桓温收李势的妹妹为妾，非常宠爱。其妻听说后带了几十个婢女拔了刀去袭击她，正好遇到李氏在梳头，面对此景，李氏神色闲正地说：“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临危不惧的风度恐怕会让很多七尺男儿汗颜。
这些“贤媛”之所以令人折服，不是因为她们有靓丽的容貌，而是她们有着不俗的气度。也正是这种气度使得她们成为“贤媛”的典范。
结语 中国的主流文化儒教要求女人“三从四德”。然而，到了魏晋六朝由于时局混乱，玄学、佛学、道教纷纷兴起，“独尊儒术”的局面被打破，对女性的思想束缚也相对减轻，其社会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世说新语》虽然以描写魏晋士人的言行为主，但它却专开“贤媛”一门来展现魏晋女子的风貌，书中的女性是与男性站在几乎平等的位置上来衡量的，已不再是男子的附属品。她们拥有独立的人格，或能言善辩；或见识独到；或人格高尚；或气度不凡，并为当时士人所欣赏、赞美。纵观《世说新语·贤媛》中众多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她们不是传统的贞洁烈女，也不是传统的贤妻良母。如以“贤”之标准：“贞洁、柔顺、女红、寡言”来评价，无一合格。然作者却将她们列为“贤媛”，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文化导向对妇女追求自由、人格独立的认可与肯定。并进而赋予了“贤”新的内涵。《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形象是光辉的，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相较于《烈女传》中的贞节烈女，《世说新语》中的女子形象更为鲜活，更为世人所理解。虽然她们所追求的自由最后并未真正实现，但她们的努力使中国女性形象又增加了一道灿烂风景。
参考文献
①陈引驰：盛韵注释,世说新语,[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版
②甄静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南朝士人的女性观[Ｊ],广州,2005
③骆晓戈：女性学,[M],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