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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抗战期间死于非命的国民党将领不少，如段朗如、张德能、陈牧农等因作战畏缩不前被枪决，酆悌、文重孚?湖南益阳人，长沙市警察局局长?因长沙大火被枪决，胡启儒（黄埔军校二期，教导总队２旅旅长），１９４２年夏因贩毒被处决。梅春华（少将，黄埔军校四期，１８军参谋长），１９４３年因私贩军队装备被处决。程泽润等死于渎职贪贿……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当时苦斗八年，空城计有之，苦肉计有之。至不得已时蒋枪毙自身亲信人员卸责”，又说蒋“是一个非常容易情绪激动的人。”（《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正是这种个人性格的偏执，造成一部分将领死于非命，他常常在公开场合叮嘱部下的“你们赶快地去死”，即是缺乏人性，至少是不负责的情绪话。
蒋介石（资料图）
本文摘自：《读书文摘》2008年03期，作者：伍立杨，原题：《抗战中死于非命的国民党将领》
抗战时期，重庆新民报副刊司马纡（程大千）的短篇小说《铁肺新郎》的开头是这样的：“ＸＸ部司令Ｋ，因惧敌误国罪被处死刑以后，有人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封没有付邮的信……”（见《重庆客》１９８３年重庆出版社）小说涉及一个具有旧文人笔下的“韵”，新文人所谓“爱娇”的女角，是一个哀惋而恐惧的故事。作者将高级军官被枪毙事件写得很真切，在那时更见其典型意义。
抗战期间死于非命的国民党将领不少，如段朗如、张德能、陈牧农等因作战畏缩不前被枪决，酆悌、文重孚?湖南益阳人，长沙市警察局局长?因长沙大火被枪决，胡启儒（黄埔军校二期，教导总队２旅旅长），１９４２年夏因贩毒被处决。梅春华（少将，黄埔军校四期，１８军参谋长），１９４３年因私贩军队装备被处决。程泽润等死于渎职贪贿……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当时苦斗八年，空城计有之，苦肉计有之。至不得已时蒋枪毙自身亲信人员卸责”，又说蒋“是一个非常容易情绪激动的人。”（《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正是这种个人性格的偏执，造成一部分将领死于非命，他常常在公开场合叮嘱部下的“你们赶快地去死”，即是缺乏人性，至少是不负责的情绪话。
（一）
段朗如之死，上官云相有不可推卸之责。上官云相原本是孙传芳五省联军第４师师长，北伐时效忠革命，后参加淞沪会战。抗战军兴，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俾依长才，调他出任第３２集团军总司令，负责第三战区浙赣线方面防务。其当旅长、师长之时，已养成功则归己、过则归他的恶劣品性。战况有利，则拼死追打，战况不利，拔腿就跑。段朗如也并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这次南昌反攻战，刚到达预定位置时，段曾建议立即发起突击，因此时日军立足未稳，兵力只有一个联队，尚未部署完毕。可是上官不同意，说是有你打的仗，等着。较早前的万家岭战役时任７４军军长的俞济时，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俞亲临前线时，段朗如师长表态一定坚守，俞夸赞道：“像这样勇敢应战，忘我牺牲的将领，实在可贵。”岷山一战，伤亡最惨重的是该军第７９师。
等到阵地前的日军已经增加到一个旅团，上官却下令强攻。段说“进攻是要进攻，但仗不是这样打法”。上官闻此大怒：“段师长，你说什么！你要负责的！”段不得已，组织突击队，但他手下的一个黄埔四期生临阵脱逃，不知去向，整个计划被打乱，突击队完全暴露在日军夹击之下而无还手之力。（参见《闽浙赣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南昌反攻部队很多，查阅当时的战斗序列，起码有近三十个师。其中，上官云相以集团军司令官名义指挥第２９军，军长陈安宝。阵容很大，竟有六个师的番号和实力。段朗如的７９师即属于该军主力。段组织突击队失手后即遭逮捕。陈安宝军长意图息事宁人，想以作战不力为由，将其免职了事。可是上官云相却以个人芥蒂决定杀其头推卸责任，对战区参谋处等高级幕僚的营救以耍赖应之，说是不杀段，他就不抗日了！于是段朗如死于非命，罪名是畏缩不进，谎报军情，贻误战机……
结果是陈安宝只有亲自指挥７９师进攻南昌附近的莲塘，遭遇强大的机械化装备的日军反击，很快全线溃退。陈军长卫士死伤散尽，他因为负重伤，又身材胖跑不动，日军追上后竟割下他的头颅带回南昌炫耀。几天后部队才在稻田里找到他的尸体。
陈安宝毕业于保定军校，资格既老，为人也实在厚道，天性不会耍滑头。他作战沉着大气，对下级也相当宽厚。段朗如死后，陈安宝亲自指挥７９师，牺牲得很窝囊。整个抗战期间，国军损失二百余将官，以陈安宝、张自忠、郝梦龄三位军阶最高；时间是１９３９年初夏。
（二）
长衡会战的衡阳方面。１９４４年夏，长衡会战（实际即第四次长沙会战）战至最后关头，无奈诈降的１０军军长方先觉引致物议纷纷。其实，他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就差点被蒋介石处决。据当时１０军预备第１０师政治部科长的回忆，部队从株洲向湘北移动，和日军全线接触后，被敌人以优势骑兵突击，很快败北。会战后的作战检讨，蒋介石要处理１０军军长李玉堂和１０师师长方先觉，幸亏看到友军缴获的日军作战地图上标示日人有近四个师团的兵力，他才转变语气说；“现在证明，预１０师阵地前有三个半师团的兵力，就是铜墙铁壁，也难以阻挡敌人的前进，能抵抗一天，还算不错。”（《原国民党将领抗战亲历记／湖南四大会战》，第１５６页）但蒋介石这样讲道理的时候还真不多?对部队将领的处理就全然视乎其心情，心情好，则情绪通达，有话好说；情绪受阻，他就草菅人命了。
同样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精锐部队，第７４军为王耀武所辖：５１师李天霞，５７师余程万，５８师廖龄奇；第４军欧震所辖：５９师张德能……其中，余程万后来在常德会战中几乎被蒋判死刑，张德能在第四次长沙会战后被蒋下令枪毙，廖龄奇即在本次会战后被判死刑。
本来７４军是抗日铁军，能征惯战，机警过人，也大胆沉着，可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正当他们向北移动的时候，日军倾全力做侧翼包抄。当时的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说“当然运动中的部队比占领阵地的部队容易打”。７４军还在行军中，日军的骑兵眨眼工夫就分几路冲来了，立足未稳就被日军打得落花流水。以廖龄奇第５８师垮得最厉害，从战区长官薛岳到大本营的老蒋均极为震惊，战役结束后立即召开检讨会议。战区的意思是要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第２６军萧之楚（属２７集团军杨森指挥），要求严惩。但蒋介石没有处分萧之楚，却把５８师师长廖龄奇枪毙了，蒋亲自在军事会议上宣布其死刑，罪名是临阵脱逃。黄仁宇先生说，“廖死留下遗书三封，一呈其母处理家事，一致表弟请结算师部账目，一嘱其妻改嫁。”并请将遗书送蒋备阅。黄先生说，这和蒋本人与其直系亲属的融融家庭欢乐“形成一个尖刻的对比。”（《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同期枪毙的还有９７师师长傅维藩，胡宗南的部下，罪名也是笼统的“作战不力，自动后退”。
长衡会战（实际即第四次长沙会战）的长沙方面。１９４４年六月中下旬，守长沙的是张德能军长。先是岳麓山（一个师）失守。守城的（两个）师见此，已经草木皆兵。城内部队失去依托，只好自发突围。某日一卫士醒来，见外面江边上，官兵纷纷往衡阳方向逃散，便赶忙推醒张德能，张勃然大怒，冲出去欲加阻止，对于彻底混乱的部队，其效仅如微风撼大厦。
兵败后，张德能与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一起被抓到重庆，虽有军法总监何成浚为之开脱说项，但无济于事。赵子立的命保住了，因他说自己受战区长官薛岳的排挤，实际被剥夺了指挥权——离开战区总部，无法指挥长沙守军。赵还向王耀武说，在守卫长沙问题上，他和张德能军长意见分歧，张军长固执己见，置主力于城内。他虽身为战区代参谋长，但并未履行职权，也未能指挥长沙守军作战。望王耀武千万将此情况报告蒋委员长。最后，上边给的结论是：在长沙作战中，赵子立被张德能架空，未负实际责任，薛岳也不能这样使用一个战区参谋长，因此赵子立无罪释放。而张德能就没有这样幸运了。赵子立、王光伦的《长衡战役》是这样解释的：衡阳失陷后，蒋要将部队拉向西边的重庆方向，为他保驾，薛岳要将部队向东边长沙方向拉。蒋对薛是一头火，逼迫军法总监判处张德能极刑。这样，张就做了薛岳的替罪羊。
衡阳会战的守军，第１０军方先觉军长得到的却又是不同的处理结果。他虽然抵抗了四十多天，最后却树起白旗，不久竟被日军安然释放，事多蹊跷，疑窦丛生。与其相比，作战失误的却被杀头，人们不禁要问，抵抗有期，就有资格投降吗？其实，这是老蒋指挥系统紊乱的结果。对作战失误以杀头处理，成为一种习惯，无形中，在其潜意识的心理层面，就以此作为一种标准，不杀反而奇怪。
胜败乃兵家常事，拿破仑尚有滑铁卢之厄运。方军长置身难以想象的残酷战斗中，打到几乎全军覆没，确实不应求全责备。但重庆的大本营的双重标准，事实上造成了部队将领的隔阂。第７４军抗战以来，打过多次苦仗硬仗，虽然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一触即溃，但这是有其原因的，失在战略，不在战术，可是却拿了一个很出色的师长（廖龄奇）来祭旗。这样的处理，在在表明大本营的心理脆弱，头脑混乱。
（三）
１９４４年夏秋之际的桂柳会战。日寇陷长沙，破衡阳，直逼广西，且其为了最后的挣扎，开辟大陆交通线，乃由湖南、广东两个方面，向广西发动大规模进攻。陈牧农的９３军守全州，为桂林门户。９月８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上将从桂林来到全州，与陈牧农军长一起，视察了黄沙河防御阵地：其正面的敌情是日军第１１军主力，很快推进到全州。该地区部队的部署，蒋介石用的是老办法，直接安排到军一级，当战区司令长官询问时，发现“这是委座所规定”并出示其手令：“死守全州！”结果，日军一个师团的先头部队向其阵地发起攻击，即轻易突破第９３军黄沙河防线。陈牧农做一象征性抵抗后即退出，全州一天后即告失守，城内火光冲天，部队溃散。张发奎异常震怒，要求蒋介石严办陈牧农。蒋先令扣留以待法办，但三日后即令就地枪决。桂林防守司令部司令官韦云凇负责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由总务处长韦士鸿带人前往第９３军把陈牧农抓捕，押解到桂林枪毙。能征善战的黄埔一期生陈牧农就以“放弃全州”罪，毙命于桂林。（参见《粤桂黔滇抗战》）
据当时第四战区参谋处长李汉冲的回忆，蒋介石确有密函致陈，“在桂作战……以我的命令为依据”。张发奎了解此内情后，反而向蒋要求宽大处理。可是该军副军长为扶正，陈情于蒋，蒋恐暴露其私，乃迅速灭口。另外一种说法是长衡会战时因长沙失守被杀的张德能系张发奎旧属、远亲，张发奎为了报一箭之仇，借机枪毙一中央军军长。李汉冲对此矢口否认，认为张决无杀陈之意，只是想将他撤职查办而已。
可是据当时桂林防守司令部副参谋长覃戈鸣说，陈牧农死前（由桂林防守司令部负责枪毙）曾哀叹：“张长官害了我！没有什么话可说。”（《粤桂黔滇抗战》）所以覃戈鸣认为这是蒋和张发奎共玩的把戏，牺牲一个中央军军长，来震慑桂林地方部队。
老蒋这样做的目的是诱导地方领袖加入他的抗战计划。这一带有很多白崇禧的桂系和张发奎的粤系部队，威慑的作用是有一些，可是对整个战局或民族心理的凝聚，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四）
７４军历史上，两个极为出色的学生师长，一个在蒋介石的批示之下，做了枪下鬼；一个也是在蒋的批示之下，命悬一线，黄泉惊魂，其经历叫人扼腕。他们就是廖龄奇和余程万。
７４军从淞沪战场撤出后，又匆匆投入南京保卫战，南京沦陷后，５１师奉命突围，全师撤至浦口仅存４０００人。经补充先后参加徐州、兰封等大型会战，在兰封会战中予日军第２师团重大打击。１９４１年３月，７４军参加上高会战，重创日军第３３、３４师团。战史誉为“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１９３９年６月俞济时升任第１０集团军副司令兼８６军军长，５１师师长王耀武升任军长，７４军下辖５１师（李天霞）、５７师（余程万）和５８师（廖龄奇）。
１９４３年８月，日军纠集七个师团约十万人进攻常德，常德城的外围战于１１月１８日开始打响。日军进而纵火烧城，火势蔓延，又放毒气。５７师近万人在一片火海孤军奋战坚守常德城半月，以血肉之躯抗击了日军陆、空的协同攻击。日军将常德街道逐排、逐屋地层层爆破，篦子一样向城内推进压缩。５７师在日军猛烈炮火甚至释放毒气的情况下仍死战不退，日军不得不围三阙一，放７４军一条生路。十几天后，余程万偕二百余残兵，突围出城，其余官兵与突入城内的日军近身肉搏，全部壮烈殉国。
常德会战后，蒋介石以常德失守，余程万最终撤出阵地为由，指责他没尽到守土保民职责，下令撤职、扣押，送交军法处审判，并指示要将余判死刑。蒋在其日记中扬言将亲自审问余程万。后经军委会高层力保解释，蒋介石才将死刑改成撤职，令其回前线戴罪立功。
６天后余程万又随各增援部队反攻常德，即收复之。大作家张恨水先生以常德之战写成第一部正面战场抗战长篇小说《虎贲万岁》。常德百姓为纪念忠魂，自发募捐，于１９４４年３月在市郊东侧修建占地达３００００平方米的阵亡将士墓地，作为永远的纪念。
程泽润之死，则与上述将领略为不同。负责征兵的兵役署长程泽润，原属湘军系列，参加过江西剿共。他在抗战初期，编写过抗战训练教程之五的《兵役概论》，３２开，１３８页，用重庆草纸印刷，内容涉及征兵制与募兵制、各国征兵制之概况、我国兵役制度之沿革、国民兵役等等。孔祥熙给四川袍哥范绍增透露的消息说，蒋介石嫌四川袍哥势力尾大不掉，拟杀一二龙头老大压制之。不久，蒋介石就恰好在重庆郊区目击新兵被绳索捆绑的悲惨际遇，于是问罪于兵役署署长、四川袍哥程泽润。蒋介石枪毙了程泽润，意在敲山震虎，但不料四川甚至湖北、云南、贵州等省的袍哥都动员起来，几十万袍哥试图闹事，经范绍增与杜月笙出面斡旋，并以抗日危局相威胁，很费周折才摆平此事。
民国大事记显示，１９４４年８月，兵役署长程泽润以不理于众口，免职，由徐思平继任。１９４５年夏，程被执行枪决。
（五）
抗战初期的“长沙大火”后被诛杀的酆悌，其人格具有多面性。他一度跻身十三太保系列，外间视他为老蒋的内层亲信。可是他在“四一二”清党时节，放走共产党要员；也曾包庇“刺汪案”的策划者，中共地下党员华克之。
１９３８年底，国军军警奉令在长沙城内外纵火，实行所谓的“焦土抗战”。大火既起，老百姓慌不择路，争相出逃，拥挤践踏，死伤甚巨。十几万间民房商店也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寇锋未到，而阵脚已大乱，国内舆论哗然，重庆当局极深愕然。在国人的痛骂声中，蒋介石便拿酆悌作替罪羊。１２月１８日，蒋介石下令枪毙“长沙纵火案”的三个当事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团长徐昆和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以稍平民愤。蒋介石在酆悌的判决草案上批道：“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
通常以为，“长沙纵火案”的幕后指使者即蒋介石本人，解放后张治中披露了这个特急电文。（见《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而黄仁宇先生否认，认为蒋当天离开长沙，当晚就发生火灾，总策划乃张治中本人，执行者正是酆悌，所以他死得并不冤枉。酆悌等人若真是对纵火有看法，完全可以抗命或出走，或等民众迁移出逃后再执行也可。但他们，急躁无知误信流言。也许这些人理解“焦土抗战”全然是就字面意思来诠释。他们的灵魂让失败主义弥漫占据。
当时的社会结构确乎没有支持现代化军队的能力，但在统帅本人，其性格、指挥方式仍有很大转圜余地。此种镇压更多在显示主官的行政威权。此类行动如事实昭然，事主实有公愤，行止背叛家国，杀之当有正面效果。反之，必在同行中造成潜在逆反心理，隐然生抗拒或阳奉阴违之心；结果往往是给对方或第三方诱导利用之，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大开方便之门。所谓“攻守之势异矣”，国家、政权的运势，就在这当中流变、逆转。
攻、守之势，说来应变之法多多。在桂、柳会战之时，美军派来观察的联络组就对四战区的高参说过：“死守在城里，等敌人来围攻，我们美国没有这种战术。”
陈铭枢曾经是反蒋的先锋，后来他也到了重庆。他在对美国观察员诉说心迹时表示，自己依然敬重蒋公，但对蒋不经开庭审判就判处将领死刑，始终无法接受。
有一个笑话：甲、乙二人商议合本做酒，甲对乙说：“你出米，我出水。”乙说：“米都是我的，如何算账？”甲说：“我决不昧良心，到酒熟时，只还我这些水就算了，其余的都是你的。”老蒋为人，对别人或有收敛；而对他的这些“学生”，他的这种“甲方出水”心理，就像涌地之泉，想掩饰都难！这些事情叠加起来，也就影响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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