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500年》系列之三
中国具有较为典型的大陆文明的特征，文化发生发展的过程明显受制于大陆地理环境的影响。 中国东面是大海，西面是绵延的沙漠与高山，地理环境上的天然阻隔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的广大空间，即大陆腹地。由于空间广大，中国对于古人来说是“无边无际”的，于是自然产生了处于世界中央的那种唯我独尊的优越感。历史上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地理空间，而是以中原乃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为中心形成的。这些地区成了中国人心目中世界的中央——“域内”，而难以控制的边缘地区就被称之为“方外”。所谓“中国”，其实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大陆国家，各民族共同生活在同一块大陆上。从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看，中国在三代以前，部落众多，较早的古籍《尚书·尧典》提到了“协和万邦”；《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齐策四》中有“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的说法；《吕氏春秋·用民》也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新书》中也提到：“大禹之治天下也，诸侯万人。”对于“万邦”、“万国”字样，我们当然不可能完全相信，但建立在部落文化基础上的“邦”、“国”对于地域辽阔的大陆国家来说，显然不在少处。
生活在这块大陆上绝大部分的人口都无法与这块大陆之外的其他民族进行文化交流与融合。由于交通等自然条件的限制，中国人很难走出这块大陆，因而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大陆地理环境的显著影响。什么是大陆文明？大陆国家、海洋国家和陆海复合国家的区分，是麦金德（英，1861—1947）和马汉（美，1840—1914）以来的地缘政治学、军事学和战略学等学科中的基本概念。岛国和海岸线明显长于陆上边界的半岛国家，是海洋国家；没有海岸线的内陆国家和虽然频海但缺乏开阔的出海口或海岸线显著地少于陆界的国家，即为大陆国家。陆海复合国家的地理特征则是：既有广阔的陆地版图和很长的陆地边界，又有漫长的海岸线或与开放的海洋相邻。地理上，中国是陆海复合国家，但从文明的角度看，传统中华文明始终是大陆文明而非海洋文明。中国很早就拥有海岸线，但中国人从来就不要求了解海洋，不去征服海洋。
大陆文明究竟有哪些主要特征？封闭性。古代的中国大陆有一个广泛到无法认识的空间，仿佛有着无边的腹地，给人以没有边界的感觉。一个普通人绝不可能走出这个边界，他们也不知道大陆的边界在哪里。作为统治者来说，他们理所当然地做着天朝大国的迷梦；作为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外界的变化漠不关心——当然也不知道如何“关心”，因而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思考能力，往往缺乏与外界进行交往的内在冲动。
单一性。中国虽然有漫长的海岸线，也与北面的游牧民族有着很长的文明冲突与融合地带，但海洋文明与游牧文化都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造成实质性影响。相反，大陆文明是海洋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共同腹地。商朝以贝壳为货币和装饰物，就说明海洋在远古时代也是“中国”的边缘。无论是海洋文明，还是游牧文明，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选择的价值取向。
同一性。大陆文明作为文化硬环境的核心，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成长期逐渐硬化成为核心的构造体，如同人的脊椎骨一样，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从此很难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总是以单一化的大陆文明为基础，逐渐构建成为博大精深的宏大结构，这个结构的“主体工程”完成之日，就成了推进大陆文明高度同一化之时。佛教是汉代以后传入的，但佛教文明显然无力冲击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从佛教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的强度与广度来看，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期，即处于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大规模传入中国，结果则难以逆料；还有一种假设是，如果中国与印度两块大陆之间没有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两块大陆之间的人民很容易实现文化上的交流，其结局则同样不可言说。
排他性。排他性具有两种含义。一是完全排斥，凡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相冲突的外来文化往往会被完全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二是选择性。对于其他民族文化，往往只是吸纳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用的部分，成为附着于“体”之上的“用”。但一切外来的文明都很难从结构——“体”的方面来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也是一样的难以改变，很难想象用中国传统文化去“改造”西方文化或是印度文化，相反亦是如此。
大陆文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首先，由于大陆文明的空间无比广阔，中国传统文化选择了 “集中式”的方式建构起来。由于物质匮乏，土地等物质资源往往不能满足人们正常的生活需要。如何解决生存问题是任何一个部落首先要考虑的大问题。
如果把分散的财富集中起来，总会有一些部落生活得很好，或者总会有一些人会活得很好。那么，军事征伐就成了解决生存问题的最有效手段之一。这就是对物质资源的集中式占有，通俗地说，就是暴力占有。在夏朝以前，以原始氏族部落为基础的大大小小国家有“万国”之多。但“万国”间的平衡发展与相安无事在中国的远古时代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军事征战的过程就是文化传播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建构的过程。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国家数量逐渐减少，而国家规模却在不断扩大。占有能力的高低决定国家的大小与强弱。因而，国家并不是一个确定不变的概念，而是与国家拥有的实力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在军事征伐过程中，逐渐由部落文化发展到酋邦文化，最后发展到王权文化阶段。春秋战国500余年的军事征战过程又逐渐发展到更大规模的集中——从王权向皇权文化的过渡。战争让任何人都无处可逃，任何集团能都难以幸免。弱肉强食的集中式野蛮文明迫使每一个部落、酋邦、诸侯国要么变得强大起来，要么被迫退出历史舞台。
有没有可以不通过暴力占有而实现“全民共享”的文化？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每个人都去“节欲”、“节用”，都去减少对物质资源的占有，也许更多的人都能够生存下来，而且用不着去杀人。这就是分散式的文化建构过程。在中印两块大陆上，虽然文化表现不尽相同，但文化发生的基础都是相同的，比如部落之间以什么方式交往？如何面对可能发生的文化冲突？如何对待 “神” （“天”）？如何处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连大陆上的人如何生存之类的问题都是惊人一致的。在史前时代，自然神崇拜和巫术在印度已经相当流行。它们成为后世印度众多宗教的滥觞。印度成为宗教王国并产生独特的宗教文化与印度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那样的环境特别适于宗教的产生和流传。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等印度宗教的诞生就远早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众所周知，耆那教中有一个派别被称为天衣派。他们主张过简朴的生活，反对积蓄私财。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500多年中，一定有很多的中国人都在思考如何“非攻”的大问题，而印度文明已经通过宗教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大自然有限的物质供应能力，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以优先确保一部分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权贵集团的生存为解决方式，墨子式的“节用”思想只能由无比贫困的底层人民自己去选择了。其次，集中式的专制主义文化直接导致“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由于“九州”之大，自然有了“中央”与“地方”。中国幅员广大，局限于中原地区的王权政治集团难以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控制与管理，于是，到了周朝就采取了“分封制”。分封制是利用血缘关系作为天然的政治纽带，“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即授权给功臣至亲在被征服区域建立封国，藩卫王室，控制和管理那里的小邦及其人民；从受封者而言，则得到了许多土地、人民以及礼器。这种关系的内部有一种自然的和谐，所谓“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这是西周王室以分封制实施政治统治的现实原因。春秋战国时代，中央王室实力衰弱，诸侯势力增长，“单极”世界逐渐走向“多极”化。“中央”难敌“地方”，“中央”甚至已处于虚设状态。与此同时，各诸侯国征战不止，人民生活空前痛苦。
周王室权威的丧失是诸侯争霸的缘起。由于控制力的减弱，国家存在的合法性逐渐丧失。齐桓公执政以来，在管仲的辅佐下，经过了内政、经济、军事等多方面改革，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实力，适时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服。 “尊王”，即尊崇周王的权力，维护周王朝的宗法制度。“攘夷”，即对游牧于长城外的戎、狄和南方楚国对中原诸侯的侵扰进行抵御。这种局面如果能够长久维持，也能使春秋时期的中国变得很像今天的联合国那样。然而，历史毕竟只是历史，齐桓公对于国家权威的重建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做法，私欲重重的诸侯怎么可能放下军事征伐的屠刀？
周王室权威的丧失，也开始了中国从王权时代转向皇权时代的过程；国家也从周代王权专制主义的不完全占有状态转向秦至清代的皇权专制主义的完全占有状态。由于可以改变的空间太大，大陆文明系统内部一旦发生崩溃，后果将变得不可收拾。中国式王朝总是兴于强权，毁于内乱。每一次社会动荡，特别是王朝更迭的数年至数十年间，都会有无数人头落地。也许，这正代表了中国大陆集中式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特殊性。第三，大陆文明由于规模庞大，外来文明很难征服中国传统文化。大陆民族由于大陆空间的广大，往往具有一种文化上的大纵深心态。外来文化可以改变一些人，可以改变一个特定的时代——即使改变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和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但绝对改变不了一个民族长久形成的文化积淀。由于大陆文明影响的空间十分广大，如同一张大网，游牧文明的冲击力最终完全消解于大陆文明这张大网的巨大空间之中。游牧文明后期，如元代、清代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人口规模的扩大，也只能征服属于大陆文明的土地和人口——即大陆文明的物质部分，但却改变不了大陆文明的精神属性。这正有力地说明了大陆文明的空间对于文化传承的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