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中的哲学《春秋战国500年》系列之六
除了种族之外，信仰是一个民族最难以改变的文化特性。信仰，如同现代计算机操作系统一样，人的一生几乎所有的行为都被信仰的“程序”所操控——信仰以其近乎固定不变的程序不断地复制着相同的人，相同的思想，相同的文明……人类各民族的不同文化形式是通过其不同的信仰区别开来的。改变不了一个民族的信仰，就改变不了组成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人对于民族文化的归属感。信仰像是隔离带或是防火墙，将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类各民族割裂开来。信仰将人口与土地牢牢地锁定在特定的文化区域，没有什么比信仰割据更难以突破。“无神崇拜”则意味着隔离带与防火墙的消失。中国人的自然崇拜以实有的实体为对象，而不是以某个独立存在于一切实体之上的人格神为对象。也就是说，“神”无法决定人的全部行为或是部分行为，只有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实体本身才具有决定中国人全部行为或是部分行为的能力。厘清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认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中的“神”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神”的影子而强调“有神论”的一面，这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无神崇拜”的文化——“无神崇拜”更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概念上也显得更加确切。人是信仰的主体，中国式的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都是为“人”服务的。实际上，现实中的中国人都没有把自然崇拜放到很高的位置上。也就是说，自然崇拜远没有祖先崇拜那么重要。以家族历史主义为中心的祖先崇拜，是中国人真正的精神支柱。中国与印度文化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神”、“人”关系上。中国的“神”未能被“完美”地创造出来且被传承下来，而是在中华文明的早期就已经衰落了。相反，在“神”倒下去的地方，崛起的是“人”的力量——祖先神受到顶礼膜拜，血缘关系得到了加强。由于没有“神”的指引，中国人的精神空间表现为私有的意志，人与人之间没有共同的精神空间，没有公共通行的“路径”可以选择。因而，社会的每一个人，他的内心深处都有一堵高墙。每一个人获得生存的手段，就是不停地占有，更多地占有，无休止地占有。人们通过各种途径，比如将权力等公共资源用来满足占有欲的需要。中国是“私有的”，只能被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集团私有。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她所创造的文明，必须从一个“家”的空间里走出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实只能容得下一个“家”。我们只能从“家”的“铁屋子”里一步一步地艰难地走出来。走了一百多年了，我们还是觉得走得不够远。也许永远也走不了多远。这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我们的精神家园——中国传统文化。 说到信仰，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 “神”。 “神”，会意字。从“示”、“申”。“申”是天空中的闪电形，古人以为闪电变化莫测，威力无穷，故称之为“神”。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有没有类似基督教的“上帝”、佛教的“如来佛”或是伊斯兰教的“真主”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真神”。
众所周知，中国人崇拜“天”，不是具有人格意义上的“天神”，而是天的实体——一种自然意义上的“天”，客观存在的“天”，而非虚幻的“天”。譬如人们所“崇拜”的土地神，其实真正的崇拜对象还是土地，而非某个被人们认为一定存在于某处的“神” ，土地与神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人的自然崇拜中过多地保留着远古时代万物有灵论与图腾崇拜的影子。中国人所崇拜的“龙”，虽然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形象，但“龙”的超自然力主要是与“天”有关，与皇权有关，而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并没有多少实际的联系。中国人很讲“风水”，安葬亲人要讲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安葬才能对下代有利。因而，“风水”的超自然力量仍然来源于大自然本身，而不是独立于大自然之外的某个人格神。
中国人的自然崇拜以实有的实体为对象，而不是以某个独立存在于一切实体之上的人格神为对象。也就是说，“神”无法决定人的全部行为或是部分行为，只有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实体本身才具有决定中国人全部行为或是部分行为的能力。厘清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认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中的“神”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神”的影子而强调“有神论”的一面，这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无神崇拜”的文化——“无神崇拜”更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概念上也显得更加确切。那么，中国式“无神崇拜”的文化是如何产生的呢？世界各民族在远古时代的思维都是惊人一致的，只是由于各自所走过的路径不尽相同，才在后世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差异性。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逐渐失去了人格一元神，具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
首先是民间“神学”话语权的丧失。传说五帝时代的颛顼对原始宗教实行了一次重大改革。颛顼当政于原始社会之末、氏族社会即将解体之时，国家即将诞生的前夕。早在颛顼之前，各部落都有各自的原始崇拜对象，巫术相当流行。民间家家都可以有巫祝，人人都可以行祭祀之礼。无论哪个氏族成员随时都可通过占卜祷告祈求上帝的旨意，人人都可传达天意。这就容易造成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带来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当社会处于新旧交替之际，需要加强神权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治理。颛顼毅然实施“绝地天通”，反对天地不分、“民神杂糅”，将祭神活动和治人活动决然分开，有专人专行祭祀占卜事宜。
民神分开的实质就是实行神权的垄断。经过这场意义重大的宗教改革，“民神”被取缔了，政治元素进入了宗教领域，只有“官神”才有存在的可能。民间造神运动的历史进程被迫中止，由民间孕育“上帝”、“真主”、“如来佛”在中国逐步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其次，政治元素主导了宗教的发展。政治元素一旦进入宗教领域，宗教便成了强势政治集团统治人民的手段。政治强势人物的主观意志很自然地主导了宗教的发生、发展过程，宗教因而成为表达政治强势集团及其代表人物意志的工具。于是，原始社会后期，将政治人物与“天”的意志联系在一起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我们看到，黄帝死后，其后人把他作为“上帝”来祭祀。而到殷商时期，上帝崇拜与祖先崇拜甚至是不分的，殷人的卜辞中没有祭祀天的记载，只有祭祀祖、帝的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殷人相信，他们的祖先是上帝的子孙，上帝是殷人的保护神。殷人拥有的土地和人民代表着上帝的意志，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商纣王认为自己“有命在天”,统治权是由最高神上帝授予殷人祖先的,他的统治只需向上帝负责而不需要顾及其他。到周武王开始公开伐商时，纣王也不放在心上，直至灭亡。
第三，“神”所拥有的绝对权威逐步丧失。周人与殷人并不是同一个部落，拥有着不同的神话系统。既然殷人的祖先神与上帝关系的那一套说法在殷周权力更迭过程中已经被推翻，那么主流的宗教文化又要如何重建神人之间的关系呢？周人在殷人的神学基础上提出了“以德配天”的说法。统治者的道德状况成了衡量神与人之间关系的新标准。
道德品行归根到底完全属于人的行为，是人能够把握的，而“神”的行为是人所不能把握的。因而，周代的“以德配天”说从根本上推翻了神的绝对地位，“道德”标准成为人权对神权的替代与否定。大量史料记载，周代对神的膜拜已经淡化，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神”（《论语.先进》）以及“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说明了人权思想逐渐占据了主流文化思想的上风。由此可见，商人的宗教气氛更浓厚、更虔诚，而周人的宗教色彩较淡薄、较理性。商人的宗教更多地体现为“巫”的特色，而周人的信仰更多地体现为“礼”的特色。
这样，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元神在中国存在的土壤就不复存在了。西方式的“上帝”早在距今3000年前的上古时期，就已经死了——甚至不能说它死了，而只能说它很早就夭折了。人是不能没有信仰的，信仰是一个人生存下去的精神动力。那么，中国人究竟信仰什么呢？由于民间造神运动进程受到遏制，政治元素主导了宗教的发展，中国失去了产生一元神的可能。中国人在宗教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它们交织在一起的自然与祖先之间（神秘）关系的崇拜模式。自然崇拜的对象是“天”、“地”等，主要有太极、八卦、阴阳五行等学说。其衡量标准为“道”： 天地万物的自然和谐为之“道”，代表着天地自然的客观规律性。
祖先崇拜的对象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内部亲疏远近的关系，也可以引伸到“君”、“亲”、“师”。其衡量标准为“德”，即人伦、品德等。儒家认为的“德”包括忠、孝、仁、义、温良、恭敬、谦让等。
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交织起来，构成了中华民族蔚蔚大观的自然主义、理性主义、实用主义精神世界。自然崇拜的“天”与祖先崇拜的“人”之间的合一，是中国人追求的最高境界。上自皇帝讲“天人感应”，下至普通百姓讲究“风水”，都是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交织起来的一种表现。“天人感应”既能体现出皇权统治合法性的一面，也能通过“天”降灾难（灾异）而表明皇权政治的危机。中国百姓的“风水”意识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有人认为谁家出了“大人物”是由于他家的住所或是祖坟葬在了“风水宝地”上。
人是信仰的主体，中国式的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都是为“人”服务的。实际上，现实中的中国人都没有把自然崇拜放到很高的位置上，也就是说，自然崇拜远没有祖先崇拜那么重要。以家族历史主义为中心的祖先崇拜，是中国人真正的精神支柱。无神崇拜对中国传统文化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无疑，无神崇拜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特色，是主导中国历史变化的文化基因之一。人类各民族的不同文化形式是通过其不同的信仰区别开来的。改变不了一个民族的信仰，就改变不了组成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人对于民族文化的归属感。信仰像是隔离带或是防火墙，将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类各民族割裂开来。信仰将人口与土地牢牢地锁定在特定的文化区域，没有什么比信仰割据更难以突破。“无神崇拜”则意味着隔离带与防火墙的消失。我在多篇文章中反复说明，“神”所代表的是一个民族的公共意志与共同信仰。由于没有“神”的指引，中国人的精神空间表现为私有的意志，人与人之间没有共同的精神空间，没有公共通行的“路径”可以选择。因而，社会的每一个人，他的内心深处都有一堵高墙。每一个人获得生存的手段，就是不停地占有，更多地占有，无休止地占有。人们通过各种途径，比如将权力等公共资源用来满足占有欲的需要。春秋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征战不止。每一个诸侯国如同一个个人，主导这些诸侯国的一切行为都出自其自私的欲望与利己主义的选择，国与国之间没有可以长久共存下去的利益区间。这正是春秋战国时代“无义战”的根本原因。
而此时的诸子百家都在做些什么呢？面对旷日持久的诸侯争霸，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试图以他们的学说终止战争。孔子与墨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孔墨并称“显学”。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自然不会造出一个至上神来。墨子却是尊神的。但墨子的“神”思是稚嫩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非战问题。没有一个超自然、超人力的“神”，墨子式“非攻”学说只能是一种幻想。
印度为什么与会表现出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情形呢？与中国有很大相似之处的印度，在部落文化基础上，印度各民族就形成了对人的占有欲进行控制的宗教，神的力量成为部落融合的文化基础，从而造成部落间的非战状态。公元前6至4世纪是次大陆的列国时代。根据佛教文献记载，公元前6世纪初，次大陆北部有16国。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列国为摩揭陀所统一。又因为佛教产生于此时，故在史学上亦称为“早期佛教时代”。在这个时代之初，次大陆西北部被波斯帝国所占领，当地居民为外族所统治。次大陆历史发展的重心转移到恒河流域。
在16国中，拔只和末罗两国是贵族共和国，其余都是王国。在16国以外，还有许多共和国，例如佛陀的故乡——释迦等。当时的共和国大体有两类；一类是由单一的部落组成的，例如释迦国就是由单一部落组成的；末罗国分两部分，也是由两个单一的部落组成的；另一类是由比较复杂的部落联盟组成的，例如拔只国就是由毗提河、梨车、弗栗恃等8、9个部落联盟组成的。共和国没有一个世袭的王，有的有一个称为“罗阇”的首领（相当于希腊、罗马的执政官），长老会议和公民会议在政治生活中起很大作用。例如释迦国有行政、司法方面大事，都要召集全体老幼在一个只有顶棚、四面无墙的会议厅里开会，作出决定。在较大的王国里，一方面王权在加强，但也有一部分人惧怕民众的反抗也很激烈。同时，列国之间不断发生兼并战争，在战争中出现了伽尸、居萨罗、摩揭陀等几个强国。后来摩揭陀越来越大，逐渐发展为统一次大陆的大帝国。印度所谓的统一其实是短暂的，相对的，松散的，与中国式的大一统有着本质的区别。
印度是一个宗教历史十分久远的国家，由于长期处于分散的发展状态，各民族内部能够自由地发展出不同的宗教，而这些宗教的教义都十分强调如何抑制人的欲望，也就是说，在佛教产生之前，就有了一群印度式的“神学”大师。与中国宗教、哲学统一于政治的专制思维模式不同，印度能够从容实现哲学、政治统一于宗教的“神学”思维。中国与印度文化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神”、“人”关系上。中国的“神”未能被“完美”地创造出来且被传承下来，而是在文明的早期就已经衰落了。相反，在“神”倒下去的地方，崛起的是“人”的力量——祖先神受到顶礼膜拜，血缘关系得到了加强。由于没有印度那样的文化大师，中国人无力产生强有力的并且带有普遍性的“非战思维”，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只能陷入多灾多难之中。当然，即使有印度式的“神”学思维，也未必能解决中国的战乱问题。这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始终是无法根除的大患。北方游牧民族不断袭扰中原，中原人试图安分守已地生活下去只能是一种幻想——人们必须拿起武器，随时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争之中，因而，中国式的“无神”几乎完全是一种现实的选择。“神”是远离现实的，不能满足于占有欲的现实需要，印度式非战思维在中国终究是行不通的。
不同民族因为信仰不同，往往进行着残酷的宗教战争。但同一个民族内部，则很难发生内部战争。同一个民族一致对外，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发生过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无数次征战的结果，使得一个个弱小的民族被征服，强势宗教文化于是借机将信仰文化传播到弱小民族，直至最后完全同化这个民族。但是，宗教的文化传播功能在中国则表现出另外一种情形。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神崇拜”则相对抑制了中国人进行宗教战争的欲望——中国人只是潜移默化地以和平方式传播着自己的本民族文化，中国人只对土地、人口等现实利益感兴趣，而对刻意传播文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中国是“私有的”，只能被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集团私有。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她所创造的文明，必须从一个“家”的空间里走出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实只能容得下一个“家”。我们只能从“家”的“铁屋子”里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出来。走了一百多年了，我们还是觉得走得不够远。也许永远也走不了多远。这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我们的精神家园——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发展的初期，由于城邦文明、海洋文明、游牧文明的结合——由于本身具有不同文明的血液，西方文明获得了城邦文明的平等性、海洋文明的开放性、游牧文明的攻击性。文明的冲突正是文明进步的阶梯，城邦文明、海洋文明、游牧文明的结合成就了西方文化。中国的大陆文明从部落文明、酋邦文明一步步走来，每一步都将血的纯洁度作为文化发展的参照物。一切都以占有为目的，大陆文明的每一个成员在占有与被占有关系中，总有一方被迫屈服于另一方。一个家族能够控制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平方公里的一大片土地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也是古代中国人不愿“外战”而爱好“内战”的根本原因。设想一下，中国的古代统治者不是一个“家族”，而是全民信奉好战思维的民族，那么，世界版图会在很早的历史时期就被改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