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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药招来西方列强
丁启阵  众所周知，历时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基本上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耻辱史。西方列强、东洋盗寇，在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后，把中国当成了蛋糕、羔羊，屠宰、瓜分、蹂躏、掠夺，忙得不亦乐乎。 中华民族这一段血泪斑斑的耻辱史，一般人大概都以为祸起于鸦片烟土。即，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利益在中国受到抑制，导致了1840年中英之间的大冲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鸦片战争。而实际上，西方列强用以敲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除了鸦片，还另有他物——一种名叫“龙涎香”的药物。比起鸦片，龙涎香是西方强盗使用得更早的敲门砖。 所谓龙涎香，就是抹香鲸肠内分泌物（粪便）的干燥品，是抹香鲸吞食墨鱼之后，肠胃道分泌出的灰黑色蜡状排泄物。龙涎香味甘、气腥、性涩，具有行气活血、散结止痛、利水通淋、理气化痰等药用功效，因此被当做药材使用；由于干燥后具有持久的香气，也被作为香料、熏香使用。龙涎香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东西方各地，使用方法不尽一致。 在中国明朝嘉靖（1522-1566）年间，因为几位方术之士的蛊惑，龙涎香被当成制作“不死药”“万岁香饼”的主要材料。所谓“不死药”，实际上也就是春药。于是，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集此物。 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如此重视这味春药的配制，事出有因：为了巩固自己偶然得来（明武宗朱厚照31岁上猝死，因为没有子嗣，根据“兄终弟及”的规定，年仅13岁的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就成了皇帝）的至尊宝座，他要尽早生个儿子立嗣。但是，事与愿违，尽管他先后册立过三位皇后，10年之间，仍然没能生下一儿半女。情急之下，这位朱厚熜皇帝一面皈依道教，一面下令寻访各种奇效药物，希望出现奇迹。 皇帝尊口一开，当然是大数目。嘉靖三十四年（1555），下令让户部“取香百斤”。龙涎香虽然是中国最早发现的，发现的时间据说可以上溯至殷商时期。但是，这是一种稀罕之物，国内数量十分有限。“遍市京师不得”之后，又下令由龙涎香主要产地广东藩司负责采买。尽管朝廷为了采买龙涎香，开出了每斤一千二百两银子的天价。但是，收效甚微，东拼西凑，不过十几两。距离百斤之数，遥不可及。 中国难得觅见的龙涎香，葡萄牙人手中却有不少。葡萄牙人对龙涎香很早就有认识和应用，1265年已经出现了alambre（ambre的定冠词形式，ambre是龙涎香的葡语名称），大航海期间，葡萄牙有关东方的书籍中就有多处提到龙涎香。龙涎香在葡萄牙的用途主要有两个，香料和药物。葡萄牙人十分重视龙涎香，将其与黄金、象牙、犀角、海马牙等一同列为贵重货物。16至18世纪，葡萄牙人一度垄断了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龙涎香贸易，葡京里斯本成为龙涎香的欧洲集散中心。 中国皇帝急需大量龙涎香，葡萄牙人手中拥有大量龙涎香。产需关系，促成了这样一个事实：葡萄牙人得以在澳门居住下来。 关于葡人入居澳门的原因，中葡史学界有过“受贿说”、“霸占说”、“驱盗说”等不同理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理论都暴露出了各自的局限性，皆有扞格难通之处。相比之下，“龙涎香说”显得颇有道理。最早提出“龙涎香说”的是台湾学者梁嘉彬（1910-1995），早在1968年，他就在《明史稿佛郎机传考证》一文中发表过如下一番感慨： 葡人始通中国时，布政使吴廷举以缺上供香故，破例准其贡市；至是以缺香物故，准其入居濠镜；至于清代以鸦片烟税故，又准其永管澳门。余谓：“澳门之失，一失于龙涎（香），二失于鸦片（烟）！”
梁嘉彬之后，澳门学者金国平、吴志良继续阐发其观点，写成多篇论文。其要点是：广东官员之所以胆敢、愿意把澳门租借给葡萄牙人居住，并非因为明着能够替朝廷收取“夷饷二万”和地租500两，暗着自己能够得到葡萄牙人的若干贿赂，而是要向葡萄牙人采购世宗皇帝亟需的春药配料龙涎香。有这把尚方宝剑在手，当时的广东官员海道副使汪柏、布政使吴廷举等人才敢于顶撞上司，允许葡萄牙人居住澳门之地。当然，他们在指出龙涎香为葡萄牙人得以居住澳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的同时，也认为背后还有制度上的渊源（见金国平、吴志良《早期澳门史论》，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假设历史没有意义，但是，感慨一下也并无妨碍：倘若世上没有“对同妇女交欢具有特效，可健脑补胃”（见于葡萄牙人1563年4月刊文章《天堂及印度香药谈》第三谈）的龙涎香这种东西，或许，中国近代史会是另外一番模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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