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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余秋雨
大家听过各个领域的讲文化，让我来讲文化，我给自己一个使命，我的任务就是帮大家做减法——用最简单的方式把握文化的脉络，让我们面对中外文化时不显得外行，可以和世界各地的文化人在这个问题上对话，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大小失错、轻重颠倒，懂得文化中到底什么最重要，这才谈得上继承与创新。因为现在讲文化的话题非常多。 这些年，我们一直重视文化，却突然发现，即使我们活几辈子也听不完那么多文化细节、文化故事，背不完那么多历史经典，太多了，而且还在不断产生。我们渺小的生命如何担起如此沉重的担子呢？在文化的大山面前我们很卑微吗？我们明明是领导干部、文化工作者，是担负起一定工作责任的人，如果对文化总处于这种非常被动的迷失状态、忙乱状态，就不太好了。有时候，多不见得好，容易造成混乱，就好像我们迷失在长白山森林里面，走不出来：这棵树叫文化，那棵树也叫文化，如何能面对世界呢？聪明的哲学家要求我们做减法，把握最本质的东西，把最精干的东西记住，就像一棵树，抓住树干，上面的枝叶才能支撑住；或者像你搬家的时候，书还没有上架时，乱成一团，什么也找不到，一上架就能找到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让文化上架，变成一个清晰的结构。这样，人的文化才能由少变多。 一、文化的概念和含义 什么是文化？大家都在讲，一般意义上是文化部门所从事的一些工作就是文化，比如音乐、舞蹈、诗歌、散文、小说，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古典文学里有诗词、经典作品、国学等等。这是不是文化？这算文化的范围，但这样就把文化看小了。前不久我在两岸文化论坛上，作为大陆方面的首席演讲员，我对台湾的学者、同行们讲，一个成熟的人，他的第一身份和最后身份都是文化身份。改革开放以来，有许多跨国婚姻，中国人嫁给了外国人或娶了外国人，过后很大部分离婚了，调查发现，离婚最常见的理由是文化差异。但是夫妻两人完全不是从事文化工作的，与写诗、唱歌，与文化无关。这意味着什么？文化可以让两个热恋的人日子过不下去，这是不是比我前面所说的文化不仅仅是行业要大得多？我的一个朋友嫁给外国人，外国人无法理解她每年都要回来扫墓，这就是文化差异。 文化比我们理解的范围要广。广义上说，每个人都是文化人，文化不仅仅是行业里的职业。我给文化下一个定义：文化是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现在世界上对文化的定义有两百多个。我的定义比较简明扼要，比较完整地将那两面多个定义都概括了。比如扫墓，这里面就有精神价值，但每年都扫墓，就成了生活方式，加在一起就是文化。我们从事的文化职业叫小文化，而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这个概念叫大文化。大文化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 文化工作为什么有时做不好？这是因为我们把文化看小了，做小了。为什么我们对文化工作那么迫切？因为在社会经济前提下，我们的精神价值严重地失落了。所以各位首先要明白作为精神价值的文化。法国有位学者说了句让我们听起来不大愉快的话：“中国威胁论在文化上不存在，因为中国到现在还没有精神输出，没有让其他国家的人都能接受的输出”。这话让我们警觉，他所讲的文化是精神价值，而不是我们哪出戏、哪个杂技团在伦敦受到欢迎。平时我们去做的都是一些行业性的文化，中间的“辽阔地带”无人掌管。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对比性的例子：中国在世界上是个大国的形象，我们的GDP和外汇储备都让人惊叹不已，但为什么总有那么多反华言论？我们做了再多的好事永远被人误会？永远遭到恶言恶语，说三道四？另外一个国家做了，完全没事。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精神价值还没有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沟通，就是文化工作没有做好。大家知道，德国是一个两次发动世界大战的国家， 20世纪给世界带来了多大的灾难和血泪？可是大家对于接受这样一个国家的文化为什么没有障碍？中国人可能会认为他们道过歉了。不完全是这样，不只是道歉的问题。就像我们生活中一个坏人做了坏事，道歉后我们就对他有好感吗？不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尽管这个民族有那么多坏人，做了那么多坏事，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家有贝多芬、巴赫、歌德、康德，这些人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是全世界人的导师，所以我们会觉得希特勒只是他们民族的一个败类，我们不会对德意志的精神产生怀疑，因为文化强有力地灌输到全世界、灌输到未来。哪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欧洲各国的人还没找到自己的亲人、还衣衫褴褛的时候，他们就进入被毁坏的音乐厅，去听贝多芬的交响乐，恢复自己沧桑的灵魂，他们谁也没有去想贝多芬和希特勒是一个国家的人。这就是强大的、让人感动的文化，文化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文化直接影响到我们和其他民族的交流。 前年，我和杨振宁先生到日本在一个世界性的大会上作演讲，他讲中国科学，我讲中国文化。我说，世界上许多人对中国不了解，感到恐惧，这就像在闹市区突然来了一个巨人，巨人走过很长的路，他的身体很大。巨人就像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GDP、外汇储备，遗憾的是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他的脾气和性格，于是产生了恐惧。巨人的脾气和性格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文化就起这个作用：让大家了解他的脾气和性格。通过贝多芬、康德等人，让全世界了解了德意志民族的脾气和性格。所以即使有人创造了不好的历史，但人们对它的脾气和性格有了解，情况就不一样。而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不被外国人了解，同样也不被我们自己的下一代所了解，我们缺少文化传播的力度。 文化最早是一个一般词汇，比如考古学上的河姆渡文化，讲的是人类活动的痕迹，但这种痕迹产生某种共同性。随着活动向前发展，人们发现，人类打渔、采果子、居住，这都和部落的精神价值有关。精神价值决定生活方式，组成了共同体，我们叫它文化。这不仅指的是原始人的，现代人也一样。所谓文化就是一个人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的共同体，不管你在美国还是欧洲，只要你是中国子民，就有一个共同性。用这样一个高度了解文化，我们的文化观念就会比较健全。 >领导干部不要以为不分管文化就与己无关，不管你分不分管文化工作，你本人和你所分管的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文化人。因为我们遇到的各种问题——突发事件、群体事件等，其实都和我们集体的文化心理有关，说到底是文化问题。所以，不管在海峡两岸、在全世界，只要是中国人，其文化本性就是相通的，即所谓同文同宗。用这个话题谈海峡两岸的文化是很好的，我那次在海峡两岸论坛着重讲的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思维——君子哲学、君子之道。这是中华文化对世界的一个重大贡献。世界上不同的国家都有自己人格理想，有的是绅士理想、武士理想，有的是英雄理想、先知的理想，而中国是君子思想。可见，文化结构不一样，理想也不一样。 二、中华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历史走向 了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关键点，也要做减法，否则文化量很大，许多关键点就被模糊了、埋没了。糟糕的是，我们讲历史，往往根据从古代朝廷的史官所写的结构、留下的书，只是把文言文变成了白话文。我们古代的史官和世界的距离非常远，和现代的距离也非常远，和当代人的繁忙也不相适应。 第一，中华文化的源头。 中华文化的源头，即中华文化跨进成熟文化的门槛是420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21世纪。有人随口讲中华文化五千年、六千年、七千年甚至八千年，前不久，袁隆平先生也讲水稻也可以延续到九千年前。各地都在祭祀祖先黄帝、炎帝，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文化年代。按照现代全世界公认的国际标准，中华文化的起点根据我们不断的考古新发现，中华文化跨进成熟文化的门槛确定为4200年前，即公元前21世纪。这是前些年我国“断代工程”中全国的专家们集中起来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正好是公元21世纪，像折纸一样。这是根据国际的三个标准：一是要有文字，它不是粗浅的符号文字，而是可以完整的表述文字；二是必须出现城市，有聚居的方式；三是必须出现金属器具，比如青铜器、铁器等。中华文明在那时就具备这三个标准了。 我的家乡浙江河姆渡遗址有七千年历史，但它没有文字。尽管有干栏式的建筑，但没有聚居也没有金属器皿，只发现了石器、骨器、陶器。所以我们把河姆渡文化说成史前文化。史前文化的标准比较低，就是人类生存痕迹。史后文化要符合上面三个标准。我们承认，伟大的黄帝、炎帝、尧、舜、禹，他们为中华文化跨越这个门槛做出了重要的奠基。黄帝、炎帝的作用特别大。炎帝是农耕文明的祖师，是“农业科学家”，发现了许多农业中的东西。黄帝比他们年纪轻一点，更代表社会发展的先进力量，因为他开始创造文字，尽管还不太成熟；他开始冶炼金属、考虑国土的整合、如何发展手工业，等等，是个“社会改革家”。我们是炎黄子孙，但炎黄两位却打了起来，打得很残酷。我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作为后代拉不住他们的衣袖，他们打得血流成河。”这是社会前进过程中的磨合。黄帝后来选择的继承人尧、舜、禹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他们的奠基，中华文化在<FONT face="Times New Roman">4200</FONT><FONT face=宋体>年前跨越了，按照中国的纪年是中国的夏朝。大家不要认为这只是黄河长江流域的事情，还有中国的北方，内蒙古的红山文化、辽河文化等，在当时都有很多文明的遗迹。 第二，我们文明的跨越在世界上是第三名。 世界文明的跨越中，第一名是现在状态不太好的地方——伊拉克。当时叫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我们教科书上学到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文明，又叫两河文明，只是它的范围小一些。这是人类最早跨越文化门槛的地方。不要出于对中华文明的热爱就说我们一定是最悠久的，他们至少比我们早一两千年，当我们还在蒙昧时期时，巴比伦已经有了成熟的数学、天文学，甚至还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学：汉谟拉比法典。第二个是金字塔下的埃及。第三、第四名是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考古成就卓著，新考古发现证明，中国的文明长于印度，稳稳地站在第三名，然后是印度。以色列、伊朗都很重视考古发现，他们认为我们的历史够长了。 还在许多古老的文明为什么没有排入名次，如希腊文明。希腊不比中华文化晚，而且它是欧洲文化的源头，希腊的克里特岛不是很早吗？世界上第一流的学者经过长期考察发现，希腊文化虽然灿烂悠久，但其本质是巴比伦文明和埃及文化在海上的相遇，之后它有自己的创造，但本性上不属原创文明。与此情况差不多的是波斯文明，它是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和雅利安人的组合，就是现在麻烦很多的伊朗。它们都不能进入四大原创文明的行列。 我们是四大文明原创文明的第三名。大家不要因我们是第三名难过。我们有一点非常骄傲，就是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和湮没的只有一个文明，就是中华文明。这方面，我们独占鳌头。巴比伦文明肯定湮没了，我在《千年一叹》时记录了我在那个地方冒险考察时候的触目惊心。什么叫文明的湮没、文明的消灭：整天一片混乱，巴比伦古城全是假的。不仅假而且全是新的水泥建筑，并已成为公共厕所，大家都在那随意小便。从约旦进去的时候，我们想带些小礼品，沿途送送人。伊拉克人的自尊心很强，你不能送钱，我们就带了一些圆珠笔，想送给那的孩子。但是，我们错了，因为那很少有小学，很多孩子不识字。我曾经把两支圆珠笔送给两个拉板车的孩子，一个13岁，一个9岁，他们很惊讶地看着圆珠笔：这是什么？因为他们没上过学，所以不知道笔是什么。我当时心里边说了一段话，都写在书上了。我说，孩子，这叫笔。我很想告诉你们，你们的祖先是全人类最早创造方字的人。我们是来自于后来只是跟在你的祖先后面创造了甲骨文的那个中华民族。可他们湮没了，他们古代的文明谁也看不懂了，只有考古学家能猜出一点来。去过埃及的人比较多，譬如埃及的卢克索，太阳神庙里石柱上的那些文字，却谁也不认识，不知道讲的是什么。金字塔干什么用的，也不知道。说是法老的墓，但最大的金字塔里边，并没有找到法老的木乃伊。一切都是不知道，这就是文明的湮没。 印度文明还存在，但由于他们没有很好地记载，印度文明中断过很多次。最近的一次中断是13世纪。阿拉伯人、成吉思汗等的种种力量进入后，印度文明没了，标准就是连他们最高贵的精神财富佛教也没了。现在他们的佛教是从大中华地区倒传过去的。在尼泊尔，释迦牟尼的出生地，有一块牌子用当地的文字写着：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认为是释迦牟尼的出生地呢？根据公元7世纪中国旅行家玄奘的《大唐西游记》记载，应该是这。根据这本书的记载，挖出东西来，文字弄不懂，也不知道他们古代有多少种文字。 什么叫没中断呢？比如我们在座的各位，包括我们的孩子和学生，现在拿起2500年前孔子所说的“有朋自远方来”这句话，我们还觉得是大白话，每个人都看得懂，这就是文字没有中断。文字没有中断是文化没有中断的一个技术性的标志，还有其他很多标志。所以唯一没有中断的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 我前些年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国去演讲的时候，世界各国对中华文化都有巨大的误会，觉得吹嘘的多，总说自己了不起，人很难相信。我说，你们可以不听我们的，但有一点肯定，几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是我们的中华文明，他们知道并承认。那么，中华文明为什么没有灭亡呢？这就是它的生命力所在。这样讲，他们觉得很符合生活逻辑，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他们逻辑的思维来思考问题。 第三，公元前5世纪中国参与了人类智慧的大奠基。 公元前5世纪时，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全人类最聪明的人同时诞生了。从公元前5世纪，延续到公元前4世纪、3世纪。释迦牟尼比孔子大14岁；孔子死后10年，希腊的苏格拉底诞生；希腊最有学问的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12岁，比庄子大15岁；韩非子和阿基米德差7岁。还可以排出很多名单来。几千年中他们只差7岁、12岁，并且都在一个地球上，我们后面的人再聪明，也只是他们的学生。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知道他们为何同时产生。有的美国科学家说，那时好像是地球的运行轨迹发生了变化，所以智能大爆发。这个没有太多的证实。这时，好像人类在前进过程中一定要有一次智慧的整体开掘，世界各个地方都到了这个时候了。当然，中国没有缺席。 公元前5世纪、4世纪前后，被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说成是轴心时期。汽车不是有轴心吗？轮子有轴心。这等于是人类智慧文明的一个轴心时期。非常奇怪的是，这些智慧的头脑他们的思考好像有一个很好的比较显然的分工。谁分工的不知道。例如，希腊人在希腊的海边思考着人和物的关系，其哲学很发达；印度人在恒河边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印度宗教很兴盛；中国的聪明人在黄河岸边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中国儒道传承。他们各有一个重点，非常明确。希腊哲学特别重点思考人和物的关系，所以西方后来自然科学比较发达；印度思考人和神的关系，这个神有的是在天国，有的指灵魂，指灵魂的解脱，人和神的关系。而中国的哲学家尽管百家争鸣，但更多的思考是人与人的关系，我们中国人际关系比较发达。这些决定了几大文明后来的走向。当时的思考对全人类都很重要，可结果不太一样。中国在这方面即是财富也是负担。 第四，在轴心时代快要结束时，全世界进入了帝国时期。 我们现在的文化人往往看到帝国，看到皇帝，处于一种否定的态度。直到现在，好多历史书经常讲到帝国、皇帝，都是好像有一种先天的仇恨。这错了。在古代，帝国是必须的。你们以为在河边上我们诸子百家的思考就那么重要吗？是重要，但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思考一有风吹草动就随风飘散，他们的生命有限，讲给学生听，学生也会死亡，记录下来的竹简也会烧掉，智慧的头脑构不成一种传播的力量和遗传的后延力。同时，野蛮的力量已在四周窥伺，要对机智的思考进行毁灭。文明要捍卫自身的延续，只有一点，就是要让自己强大起来，建立帝国。帝国有了辽阔的国土、完整的军队、统一的意志，才能跟野蛮的力量搏斗，才能让文明延续。如果没有帝国，文明就灭亡了。那么，对于公元前5世纪那些在海边、水边思考的智慧也是一样。你们聪明的思想只有通过行政力量的选择和加固，才能成为国家意志，并把民族的力量延续下去。诸子百家再好，如果没有秦始皇下令，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如果没有汉武帝独尊儒术，那这些思想完全就随风漂散，所以这个时候帝国很重要。这点我们要转移一个思维方式，不要那么仇恨我们古代伟大的君王。在很长时间内，辽阔的大地期盼的就是美国电影《指环王》里的一句话“王者归来”，期待着伟大的君王来搜集、整理和领导文明的力量，抵抗野蛮和邪恶。 所以所有的民族都建立了帝国，不只是中国，埃及法老建立的帝国、波斯帝国，印度的孔雀王朝。到了世纪前后，这个地球上有两大帝国同时存在，很长时间他们压住了地球的分量，而其他帝国先后灭亡了败落了。西半球是罗马帝国，东半球是中华帝国，中华帝国当时叫秦汉帝国。由于朝代的更替，我们叫中华帝国比较好。两个帝国做了很多很多事，捍卫了文明。他们首先要抗击野蛮：罗马帝国遇到的是北方蛮族，以日耳曼为主体的北方蛮族不断靠近。中国所遇到的主要是匈奴，当时也是属于北方蛮族。秦始皇造长城，汉武帝不断领导卫青、霍去病打匈奴，都是为了抗击蛮族，保护中华文明。当时，北方有一个基本思维，譬如匈奴，侵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废除耕地，恢复牧场，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争议就一点，是让汉人放牧，还是全部杀死？温和派主张让汉人放牧，残暴派是让汉人全部死亡，如果是后者，书籍就不会流传了，文字也一定废除了，中华文明就不存在了。游牧民族要读诸子百家的书非常困难。所以，帝国一定要花大力量抗击北方蛮族。这是帝国的力量，它采取了一系列的行政手段来进行文明的延续。 秦始皇统一文字非常重要。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河北有河北的文字，河南有河南的文字，河北的郡王有一天把河南打掉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河南的文字废除，不废除河南就有复国的野心。等识字的一代人死了，文字就没有了，而后河南的历史就没有了。然后，山东的再把河北的打败，山东宣布废除河北的文字，河北的历史也没有了。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谁灭亡谁都不会灭亡文化，因为我们的文字是统一的，方言虽多，但有国家的语言前提。 我在《千年一叹》里谈到，在埃及的芦苇荡中看到那些不识字的农民，我就特别的想念秦始皇，尽管他也做过坏事，但是他通过努力将文明保留下来，这一点非常了不得，他有预见，他的目的可能是有效统治，但实际效果是使我们有了一个完整统一的文字。此外，他还实现了郡县制，这在今天还是相当厉害的，李斯给他出谋划策。那时的郡，比我们的省小一点，郡下面是设县，县下面还有统治机构，所有郡县官吏都由中央下派，不由地方选举，要是由地方选举就会造成分裂，就不可能对中央负责，只能对自己的选举人负责，而且互相会打起来。中央派的人不要紧，两个地方有矛盾，中央把两个地方的首领换一下，矛盾就没了。这就是帝国的巨大魅力。 现在中国又遇到了分裂问题，分裂分子在闹事，但秦始皇、汉武帝就为统一定下了原则。德国海德堡大学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讲过一段话：“中国必须统一，理由很简单，中华文明的根基是大河文明，长江黄河流经那么多省，如果哪个省想独立的话，第一它没有能力治理长江黄河，第二如果它们要危害下游省份的话太容易了。所以，中国为了保卫它的母亲河就必须统一。我不了解中文，但我知道他们统治的‘治’和治水的‘治’是一个治”。这就说明，为了两条大河——中华文明的根基，我们必须统一，否则连河都治理不好。这话很有逻辑。世界上很多民族过去很强大，现在却像一个瓦盆被打碎了，里面的水就流光了。瓦盆是国土，水是文明。 我们在批评、嘲笑、揭露君王的同时，首先要看他们的伟大之处，没有他们，中华文明很难延续。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文化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其本质不错，但必须有帝国的力量、行政的力量把它统管起来，必须有国家的权力使文明得以延续。我们文化人更需要明白这点，因为文化的力量是有限的，再聪明的力量也构不成被别人和后人接受。 到公元5世纪，这时中华文明遇到一大灾难，险些灭亡。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被日耳曼族灭亡了，曾经伟大的罗马城荒草遍地，欧洲陷入了中世纪，希腊、罗马的辉煌毁于一旦，罗马的最后一个皇帝是罗慕洛斯大帝。那些伟大的学说都在阿拉伯骆驼队的皮囊里藏着，谁也不知道这块土地曾经藏着怎样的文明。同样在公元</FONT><FONT face="Times New Roman">5</FONT><FONT face=宋体>世纪，中国也遇到了匈奴入侵的灾难，汉武大帝把匈奴打得很惨，赶走匈奴的中华帝国也疲惫了。匈奴到了中亚、欧洲，也有可能到了南亚，我们身上也可能有匈奴的血。这时，匈奴的一个支脉——鲜卑族迅速崛起，它统治了中国北方很大的土地。 鲜卑族如果也像欧洲的日耳曼民族一样，用对付罗马文明这种方式来对待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也会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但是没有想到，鲜卑族里面的统治者，有些极英明的人物，特别是拓跋宏，中国的历史上称其北魏孝文帝，这个人很值得我们怀念。因为，虽然他掌权的时间很短，只活了33岁，但他做的事情很多。首先，他的统治集团不准讲鲜卑话，全部学汉语，三十岁以上的官员，偶尔说几句鲜卑话要受到批评，三十岁以下的官员如果说鲜卑话就撤职。其次，官员不准穿鲜卑族服装，要穿汉服。第三是迁都，先迁到山西大同，又迁到河南洛阳，迁都到农耕文明的核心部位，而且规定所有的官员填自己的履历，不要再填大兴安岭部落，要填河南洛阳，目的是为了对农耕文明的投入。最后，鲜卑贵族要和汉族通婚。这一系列措施实行后，使中华帝国的命运和罗马帝国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走向。罗马帝国灭亡了，罗马文明和希腊文明随之一起灭亡。汉文化却获得了大大的弘扬。第一，她保留下来了，而且弥补汉文化里边诸子百家缺少的气魄和天苍苍野茫茫、马背上的雄健之风。鲜卑族把马背上的雄风带给了汉文化。我有一篇文章专门讲到用诸子百家的思想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伟大的唐朝，答案是不可能，因为它缺少气魄，需要有北方民族的雄风的介入，汉文化才可能建立一个伟大的朝代。所以鲁迅先生说过，唐朝大有胡气，就是指马背上的雄风。由于孝文帝要求通婚，结果隋炀帝的母亲是鲜卑人，唐太宗的母亲是鲜卑人，唐太宗的皇后也是鲜卑人，所以武则天的丈夫已经是有四分之三的鲜卑血统。一个小小的民族，创建了一个伟大的朝代，这是鲜卑所做的一件非常大的事情。由于魏文帝认认真真的成为了汉文化的学生、印度文化的学生，他也做了希腊文化的学生，因为印度文化里边由于亚历山大的东征，带来了许多希腊的文明，所以，他一方面朝拜中华文化、印度文化，又朝拜希腊文化，也包括在北方的中亚文明，结果他成了所有大文明的组合者。这一来，一个非常开放的、世界等级的文明唐朝的出现，一定要有北魏孝文帝这样年轻的皇帝来。他没有很深的学问，但他有很好的心态、很好的素养，他创建了大学问、大文明。就像一个大学里，几个教授都牛牛的，谁也不理谁，突然来了一个年轻的心态极好的办公室主任，他拜访这个教授、拜访那个教授，把这些教授拉在一起，时间一长，教授们之间就交融起来了，北魏孝文帝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所以他的功劳很大。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一进去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希腊的味道，罗马大柱、佛像鼻子高高的、眼窝深深的，完全是希腊雕塑，佛教本来是印度文明，雕塑是希腊文明，这是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带来，成为几大文明组合。所以，我讲，从云冈石窟到洛阳的龙门石窟，这条路是通向伟大的唐朝的路，出发地是东北是鲜卑族。在内蒙古境内发现的嘎仙洞，是鲜卑族的石室，是他的祖庙。这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33岁的孝文帝是在公元五世纪的最后一年死的，即公元49年，而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灭亡了。就在东西方时间差不多的时候，北魏孝文帝和他的幕僚一起把中华帝国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中华文明开辟了一个极其辉煌的时代。 每年中国黄帝的故里总是祭拜黄帝，摆仪式、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上半年，我主持时开玩笑说，如果我们站在黄帝的立场上，要表彰在他的后来，对中华文明的弘扬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几个人的话，我想孔子、秦始皇、汉武帝可以进去，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孝文帝，他年纪那么轻，对中华文明免除了一次重大的灭亡走向辉煌，起了关键的作用。 公元五世纪后，又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整合，在公元七世纪时，中华文明走向了空前的辉煌，而且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辉煌，在中世纪欧洲非常黑暗的时候。公元七世纪之后，包括八世纪、九世纪、十世纪，中华文明一直非常辉煌，辉煌的程度我们今天难以想象。 真正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感到由衷骄傲的是唐代。和唐代差不多的时间，亚洲还有一个辉煌点，就是渤海国，一部分在黑龙江的牡丹江一带，一部分在吉林，他们把辉煌延伸到东北亚。公元七世纪的罗马城，人口不超过五万，当时的欧洲，一万人就是一个不错的城市了。长安城内就是一百万，丝绸之路日日夜夜运送着大量的经济、文化方面的人员和物资来到了长安，长安城里的人们，完全是一种国际化的存在。我曾经在《寻觅中华》一书里写过，长安到底到了什么程度，那时外国的留学生都可以考中国的科举，中举后可以成为高官，这是唐代的长安。长安的市民吃的是阿拉伯的面食，穿的是波斯的服装，用的是罗马的艺术，住的是拜占廷式的房子，一切都是开放的，他们最好的酒吧叫胡姬酒吧，是中亚的一些美丽的女孩子开的，像李白他们下午就骑着雪白的马到胡姬酒店去喝酒了。世界各地的宗教在长安都有他们的教堂、道场，哪怕是波斯两个灭亡了的宗教，在那里都能复活。他们不仅仅接待各国元首、嘉宾，而且接待世界各国的精神流浪者。我指的是宗教，这个长安是比较惊人的。有的有钱的人家用仆人是黑人，叫昆仑奴。长安人服装极其时髦，波斯帝国灭亡后，服装传来，紧身、低胸，经常更换，那就是长安美丽的景象。这和我们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比，完全不一样。记得我在北大讲学，有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竟提出，中国人去看奥运会必须穿汉服，不能穿西装。对此，我的回答是，唐朝已经不穿汉服了，不要说现在。唐朝是非常开放、自信的一个时代，不提倡国学和国家哲学，它是自由的思维。开始时，唐朝的帝王相信道教。我前面讲到，北魏孝文帝在汉族统治区域里要找到一个权威来表示的祖先，想来想去，最有权威的就是老子，他们就信道教了。玄奘从印度取来了佛经，唐太宗亲自迎接，谈话口口声声称玄奘是老师，他也相信佛教。武则天对佛教的信任更是空前，其后唐朝的皇帝对儒家学说也非常喜欢。有用的统治思维他们都囊括了：道家的东西可治身体，佛教可以治心灵，儒家的东西可以治社会。在这个思维中，大家自由、开心、放松，不极端。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叫幸福指数极高，标准是每个人几乎都在写诗。全唐诗上到皇太后下到船夫，都在写，而且写得很好。 这是一个中华文明把他们的生命力发挥到最辉煌的时代。 历史上有几个世界性的大都市，唐代的长安、十九世纪的巴黎、现在的纽约，但和唐代长安相比最大的缺陷是他们缺少诗意。我曾经在一本书里讲到，到埃及参观一个古迹，这座城市古代很辉煌，但必须加一句，除了长安，因为这是世界共识。长安城里面有108个坊，商业发展到两个大市场，西市和东市。西市最繁华，东市稍小一点。一个日本和尚的日记记载，他住在长安不太发达的东市。他写道，在某月某日失火，东市场门外烧掉了2200多家店铺。我很吃惊，在一个不太繁华的市场一个门外火灾，可以烧到2200多家店铺，那长安的商业发展到什么程度。唐朝时，中国除了长安还有几个地方比较繁华，有渤海国、洛阳、扬州以及现在的成都。所以我们在讲中华文明的时候，这一段不能忘记了。我们不能永远站在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辉煌过，一种失败者受欺负的立场上。当时中国很惊人，这个文明是世界级的文明，我在世界各国给别人讲课的时候说，7、8世纪的中国是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今天的西安，刚刚提出要修复大明皇宫，日本国提出他们来完成基础工程因为日本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来自唐文化。我是大明宫修复的顾问，我看他们的基础工程做得很好，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所在。 五代后，建立了宋朝。大家对宋朝有点儿误会，认为宋朝很不好，老打败仗，从开封跑到杭州，两个皇帝还被俘虏到了东北。宋朝按照戏里说，有一个国防军叫“杨门女将”，由一个家庭管理着宋朝的边防，家庭里的男人死的死跑的跑，是一群女人在管理，还是一个老太太挂帅，这个是戏。这只是一种精神，不需要符合历史。大家对于宋朝比较有意见的就是逃之后还把岳飞杀了。还是打不过，文天祥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按照历史学的观点讲，不是如此。我们的历史观一定要从朝廷兴旺史转移成全民生态史，这个观点现在没人反对。朝廷兴旺史，写历史的是每个朝廷雇佣的人，他们把一个朝廷的兴旺当成很重要的事情，弟弟把哥哥杀了、两个妃子吵架等重要。在现代人按照现代历史观来看，这些小事情对于民族的发展一点不重要，有关系的是全民的生态，就是当时的中国人过得好吗？就是什么时候中国的人口达到了一亿，什么时候中国的外贸达到了何种程度，何时我们的米价达到了多少，我们的水运多少？这些都没有很好的记录，史官却把注意力转移到宫墙里发生的事情上。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全民的生态，关心全民的生态。这之前孙中山先生讲过，我的“三民主义”最重要的就是民生，民生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就是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观念十分重要。 讲到民生，宋朝一点不差，看“清明上河图”就知道宋朝是如何从事商业的。据记载，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宋朝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GDP</FONT><FONT face=宋体>超过唐朝一倍。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李约瑟先生《中国科技兄长》说，在宋朝，全世界的科学技术发明主要集中在中国，而且领先世界其他地方很多。因为当时欧洲还是中世纪，宋朝就已经往前走了。宋朝还有一点非常了不起，自建立起，宋太祖赵匡胤就立下誓言，并把誓言刻在太庙的柱子上——太庙铁卷：本朝不杀任何一个提不同意见的文官。漫长的宋朝基本上做到了，这在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都没有做到。如果岳飞是文官他不会被杀，像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范仲淹都做到很大的官，都被流放。宋朝还规定选择官吏主要是考文化，文化大师王安石、司马光、范仲淹都做到了宰相，待遇空前绝后。 关于打仗这一点，我为宋朝讲一句话，就是在冷兵器朝代，农耕民族很难打得过游牧民族，几十万匹马队浩浩荡荡南下，让在农业社会中抓壮丁抓来的这些人抵住几十万马队，这很难。战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你即使是浩荡的气节也解决不了成败这个问题。宋朝最后灭亡在蒙古部队的手里，就是成吉思汗军队。成吉思汗那时已经已经去世，是他的后代把宋朝灭了建立了元朝。成吉思汗的军队，没有打得过的，它们占领了大半个亚洲，半个欧洲，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埃及法老的日记，说成吉思汗的蒙古部队要渡过地中海打来了，想投降，他们没有想到过抵抗。一方面马队的雄壮、完整、整齐，一方面马队不以占领为目的。杀人占领后，他们继续往前走，羊群都成了他们的后勤部队。所以他们的部队是人类战争史上最简约、最有效的，打到后来就把上一个城市的俘虏放到了第一线，这很难抵挡住。如果历史上都没有人够抵挡得住，为什么让宋朝抵挡得住呢？用这来鄙视宋朝是不对的。其实宋朝的文明程度、文明生态等发展程度是很高的。 蒙古部队进入中国之后，建立了元朝，成为我们民族的一个部分。按照我们过去的史书说元朝比较邪恶。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的对立面是元朝。元朝是不是很糟糕呢？我们不能完全从汉族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元朝时间不长，但也很辉煌。有两个理由：一是历史上有一本十分有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它曾刺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麦哲伦要去航行的驾驶台上都有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哥伦布到死都不知道他发现了南美洲，以为发现了印度，离中国不远了。马可波罗写的是中国，中国太美丽、高贵了，说这些话的是威尼斯人。威尼斯在欧洲是十分美丽的城市，由威尼斯人来说世界上有一个最高贵美丽的地方叫做中国，这很刺激欧洲人。他们纷纷登上了当时还不是很成熟的航船去冒险，开创了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新时代，也促进了欧洲的文明。马可波罗描绘的如此美丽的中国，刺激了全世界冒险家的是元代的中国，这说明它不是很差。 还有，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外交部的声明常常在说，西藏、新疆从元代开始就在中华帝国有效统治的范围。为什么元代总出现，因为成吉思汗的马队太厉害了，横扫千里的雄风把本来我们只能用和亲方式、派官员去睦邻友好的方式，或者是名义上的统治关系，变成了有效统治的范围了。西藏、新疆、广西、贵州、云南都是在元代进入了有效统治的范围。凭这两点，我们对元代应表示尊重，不要从汉族的立场上，认为是少数民族的政权就不予尊重。 无论是北魏孝文帝还是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对于中华文明都有巨大的推动，我们要用宏观的思维来看待这一问题，而不能用宫廷的汉史官的立场来谈论历史。这是我们很多史学家、国学家常犯的错误，他们的观念越来越狭隘，钻进了学术的泥塘，不知道国土、统一的重要，让全世界都激动的美丽的生态的重要性他们都忘记了。 所以我说唐代非常伟大，宋朝也很优秀，元代也不错，问题出在明和清两代。欧洲在中世纪沉睡了很长时间，终于醒来了。欧洲睡的时间、黑暗的时间太长，所以对于黎明具有十分深刻的认识，这就是文艺复兴。而我们好日子过得太久，繁荣、兴盛、发达的时间太长，所以对黑夜和黎明的感觉不深刻，这是明代在文化思想界遇到的大问题。欧洲在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统治之下，这时突然发现真正珍贵的是人，是人本、公民，是维纳斯所能代表的女性和大卫所能代表的男性，他们从形体和精神都是美丽的，应该赞赏他，而不能让他成为宗教裁判所的奴隶。这个基础上大量的画家描绘了人的美丽、人性的灿烂，我们认识了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我们知道了文艺复兴时代。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朱元璋为代表的文化专制主义，兴办文字狱。朱元璋过生日时，别人送诗歌歌颂他，不可避免的出现“生”字，但是朱元璋认为这是在讽刺他，与唐僧的“僧”同音，讽刺他做过和尚，就要杀人。这样通风报信的人越来越多，被杀头的人越来越多，这等于鼓励了鹰犬、打小报告的人。以王安石、司马光为代表的君子政治没有了，小人政治、文化专治主义兴起来了，明代魏忠贤、严嵩就得志，文化专制主义和小人政治就流行。同欧洲相比，尽管明朝的国力还不弱，但繁荣的势头就往下走了。 到了清朝，文字狱出现。康熙好一点，雍正、乾隆的文字狱就变本加厉，治汉人知识分子的方法就是科举惨案，通过考试作弊，流放到现在黑龙江的牡丹江的一带的宁古塔。当时的科举考试由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所主持，一个考官的远方外甥来参加考试没有报告，就是作弊，<FONT face="Times New Roman">20</FONT><FONT face=宋体>来个考官全部杀头，要不就全部流放。科举惨案一直延续，江南的知识分子受苦受难，而他们是全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鲁迅先生的爷爷曾经也因为科举惨案被抓起来了，幸好慈禧太后过生日没有被砍头，如果当时被治罪，我们就看不到《阿Q正传》了。 明清两代有个界限，乾隆皇帝死在18世纪的最后一年。乾隆皇帝时中国的势头还不错，到了19世纪时，中国的好日子完了。这时，中国倍受西方文化侵略，这是两种文化的较量，中国搞不清楚西方是怎么回事。西方根据《马可波罗游记》觉得世界上有很多好地方，并把中国当目标。喝上了中国的茶叶，我们的外贸不平衡了，所以他们用鸦片这种贩毒的方式来平衡外贸逆差，造成了一次次的领土战争。 开始是茶叶战争。不断打仗，中国一次次失败，汉代的荣誉、唐代的光辉、宋代的骄傲全部付之东流。当时中国痛心疾首，更痛心疾首的是远方的列强把我们打败也就算了，而我们的邻居、曾经的学生——日本，也将我们打败了。所以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前期，中国到了被灭亡的边缘，列强瓜分我们的国土，圆明圆被烧、首都被占、皇帝逃到西安，当时还签订了屈辱条约，中国即将灭亡。 我为青年歌手大奖赛做评委时，正好是这个条约签订100周年。我说条约规定中国要赔偿白银4亿5千万两。为什么是这个数？因为当时中国人口是4亿5千万，我们每个国民，都要赔偿1两白银，无论他有没有见过白银。当时欧洲的很多思想家说，无论是哪个国家多么富有，它也将万劫不复，会永远贫困下去。中国当时十分绝望。但毕竟我们有汉唐文明，所以过去了100年，我们没有万劫不复，我们的外汇储备全世界第一。当时我讲的时候，我看到现场很多评委是大学的校长在擦眼泪。我们意识到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十分伟大的文明。种种原因，我们承受过屈辱，但是屈辱的时间不是很长，我们辉煌的时间非常长。这个文明的荣誉和曾经受到的委屈现在落在我们肩上了，所以我们要为这个文明多做一点事情。 三、中华文明的长处和弱点 关于中华文明的长处和弱点，我们应该认真的思考，完完全全来看这个过程，它的长处、短处在哪里？因为没有一个文明没有短处，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这才是当代文明的理性精神。我们中华文明长处很多，短处也很多。 中华文明的长处，就是它在其他文明灭亡之后依旧没有灭亡，它在今天依旧生机勃勃，让我们骄傲，这是它的长处，文化的长处，我们在讲长处时不要总用四个字的形容词。这已经成为我们的灾难了，已经成了我们本本主义。我们在讲自己勤劳勇敢、地大物博时，外国人觉得可笑，他们觉得谁不勤劳了，谁不勇敢了，西方打仗的时候还多。地大物博，地是大，比我们地大的还有很多，物博一般也不是很多。所以我们讲中华文明时不要用人家都有的，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文言文反它翻译成外文，每个宗教都有这种思想。只不过我们是用文言文讲的，我们也不要把全世界的东西都说成是我们的。或者人家也有，但是灭亡了，总讲没有说服力。中国不灭亡的原因，就是中华文化的优点。 中华文明第一个不灭亡的原因是我们不喜欢远征，不喜欢打外国。不管秦始皇、汉武帝多么雄才大略，不管唐太宗多么勇敢、威武，但是他们从没有想过攻打希腊、埃及。他们的世界地理知识是不太多，但当时世界上打得热火朝天的皇帝的世界地理知识也不太多，只要听说远方有土地、强权、财富，就骑上马背去打。 中国的皇帝、老百姓对于远方的土地兴趣不大。原因是我们属农耕文明，这种文明使人们对脚下的土地有着强烈的兴趣。另外的是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他们或多或少都带有侵略性。海洋文明的思维是我从这里出发，彼岸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一定要到达彼岸。所以哥伦布找到新大陆，就宣布我是这里的总督。游牧文明也一样，哪里水草丰美，哪里就是我的家。那不行了，继续骑上马远行。农耕文明完全不是，中国的农耕文明是精工细作，它必须聚族而居，世世代代，一年要完成无数复杂的生产程序。所以它有熟土和生土的强烈对比。热爱熟土，就是所说的厚土意识，非常在乎自己脚下的土地。这种思维使中华文明对远方的的土地不想侵略。我们也打内战，但是不会影响我们文明的命运。曹操和刘备打仗，曹操写漂亮的诗，刘备手下的诸葛亮写漂亮的散文，他们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他们谁掌权都不会灭亡中华文化。如果远征到另一个国家，如果另外一个国家来报复或者第三国趁虚而入时，他一进来就会灭亡中华文化。曹操、刘备、诸葛亮上台谁也不会灭亡中华文化，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华文化得以保留下来。不喜欢远征是我们中国的核心起点。 郑和下西洋走的地方不少，郑和与他的水手，对于到达地都没有领土要求，这是文化本能，这不关朝廷政策。这种本能说明了中华文化的本质。为什么有这种本能？世世代代遗传？我在联合国的世界文明大会上批评当时世界上所流行的中国威胁论，我说中华文明有很多毛病，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对于远方的土地从来没有发生过兴趣，有人说成吉思汗不是到达过那么远吗？但是当时成吉思汗还没有到达中华文明。当时中国还是被侵略的对象，这个要搞清楚。成吉思汗身边出现过两个人，一个是耶律楚材，他到达过吉林，原来辽国的人。另一个是金庸写过的长春真人。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旁边不断的同他讲儒家学说和佛教，长春真人在成吉思汗旁边不断的同他讲道教。本来成吉思汗让耶律楚材每次战争前给他看气象和风水，但是他却研究过儒家学说和佛学，他不断地给成吉思汗讲。长春真人、丘大师不断地给成吉思汗讲道家学说，成吉思汗实际上是让丘大师给他看身体，让他能够长生不老，丘大师说长生不老我没有办法，我知道道学观念。这样，中国学问的核心儒家、佛家、道家学说包围着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遗嘱是戒杀戮，所以中华文明拉住了成吉思汗的缰绳，或者说是控制了他的屠刀。元朝基本上说是按照儒家格局建立起来的朝代。这一点，不能用成吉思汗来说明中华文明是远征的，这恰恰说明中华文明是不远征的，不仅自己不远征，对于原来远征的人我们也有能力把他拉回来。这是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长处，也是我们现在有充分理由认为讲我们和平、和谐的重要的历史原因。 不仅是皇帝，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到远处去旅游、做生意可以，但如果说侵略，我们和我们的祖辈从来没有想过。利玛窦曾说过，中华文化不支持中国军人远征，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外面没有我们好，我们对外面的世界没有想法。这是中华文明长盛不衰、一直保持自己势头的第一个原因。 中华文明第二个不灭亡的原因是不喜欢极端。中华文明也有极端的时候，比如，义和团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但是时间很短，它很快就一个庞大的中心思维控制，即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乍一看是你也好我也好的好人哲学，面面俱到，没有立场，这样看完全错了。对中庸之道进行深刻的解释，是在反对极端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弹性哲学。认为在两个极端的世界是辽阔的，我们应对它负责。中庸之道认为两个极端的的人也在我们关心的范围之内，要把他们拉过来，极端是很危险的，两个极端之间一定有合适、恰当的路，我们没有找到是水平低，但这条路一定是存在的。中庸之道有这个理念非常了不起。中庸之道认为要走合适的、恰当的路，绝对不要进入任何形式的极端。极端主义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听起来很痛快、很吸引人，特别是年轻人。在“文革”初期，造反派起来了。做造反派的头头就是讲话做事很极端的人。可以做造反司令的就是最极端的人。老百姓往往十分盲从，越极端越可能成为一个群体性事件的引路者。如果这促思维有宗教外衣的话就更严重了，现在中东遇到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极端被宗教裹卷，变成极端宗教主义。中国历来不相信这一套，极端主义会快速被消灭的，老百姓也认为这不行，治国更不行。极端主义为什么在中国长不了？因为我们有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中国是农耕社会，冷到一定程度，春风来了，热到一定程度，秋风到了，这是农民的智慧。没有极端到底，冷到底、热到底的时候，农民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很有道理。农民相信这一点，形成了我们的周易，再发展成孔子的中庸之道，这变成了非常好的哲学观念，根据这个哲学观念，要尽量避免追求表面上所谓的立场鲜明，刺刀见红。 我举个事件来说明中庸之道在中国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在7世纪，就是中国历史的全盛时期——唐朝的时候，中国的好邻居波斯帝国遇到了阿拉伯帝国的侵略，波斯帝国求中国唐朝的皇帝能够出兵，避免自身的灭亡，这是很多国家在遇到侵略时常常的做法。那么唐朝呢，初一听很不痛快，但是唐朝的回答是这样，我们两国是很好的邻邦，很好的兄弟，对于你们的遭遇我们深表同情，让我们的军队越过喜马拉雅山到遥远的土地作战存在很多技术上的问题，不如你们搬到我们唐朝的土地上，我们会保证你们拥有很好的待遇。波斯帝国打不过阿拉伯帝国，没办法搬到了中国的边境，后来又搬了一次，确实代代世袭。 波斯帝国时阿拉伯文明进来后，他们非常聪明的阳奉阴违是采用了阿拉伯文字：用阿拉伯的拼音，语言还是波斯语言，所以波斯文明得以局部的保留。这样波斯人很高兴，过着高兴的日子，唐朝也高兴，波斯的金币、服装都传入了长安，另外阿拉伯帝国也高兴，他们原来以为唐朝要出兵，所以阿拉伯帝国和唐帝国也成了朋友，而在中国国内阿拉伯和波斯的关系又好了，两个仇家和好了。这里最重要的是这三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军事集团、三支力量——唐帝国、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如果打起来，那是一次世界大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要血流成河，不知道哪两个文明要彻底灭亡。唐王朝的中庸之道避免了这场战争。所以孔子讲中庸之道是最高道德，他可以一次次的回避危机。 一次，我到德黑兰，地铁没通，正好国际招标，中国中标了，中国的几万工人给他们造地铁。他们在报纸上看到我和我的朋友要去，就来找我们，我就给他们讲历史故事。我们中华文明，当时唐朝的时候和波斯帝国曾有过友好交往，波斯文明快速地进入了大唐文明，这使中国没有走上整体极端，保全了文明。我走遍了世界，感到世界文明极端主义是好多文明灭亡的重要原因。除了外族人入侵之外，极端主义是他首先自己灭亡，极端到最后连他自己就打做一团。极端主义的特点就是一定会把自己的战友看成是修正主义，认为你改变了，他一定要讲求极少数的所谓真理、所谓教义，结果他们打做一团，就走向灭亡 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亨利先生在1994年提出一个观点叫做文明的冲突，就是21世纪不会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了，也不会再是三个世界的划分了，以后的冲突就是文明的冲突。他认为21世纪有八大文明会产生冲突，在八大文明中有三个是主角中的主角，一个是西方文明，也叫基督文明；二是伊斯兰文明；第三就是中华文明，又叫儒家文明，即三种文明的冲突。尽管他站在西方的立场上，但是中国学者看了后还有点高兴，因为当时中国还有点被人看不起，却被亨利说成是三个主角之一。他刚讲不久，911事件爆发了，那两大文明打起来了，这时突然发现我们祖先的处事方式出来了，就是美国的单边主义也是极端主义和中东的极端主义，这两个我们都不喜欢，都反对。但是再反对你们也是我的朋友，反对你们的极端主义，但是我们不用极端的方式反对，你们还是我的朋友。我们可以做中间人，你们要到这来谈判我们也欢迎，这就是中国古代处理危机事物的方法。唐朝这么处理，现在基本上也这么处理，以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和谐原则来处理事物的方式，这被刚刚去逝的季羡林先生说成是这是中华文明送给世界的大礼。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中庸之道，有的人提出中和之道也是一样的，基本思路差不多。任何一种用极端的方式来处理事情一定是灾难，而且对别人、对自己都一定带来灾难。中华文化历史上是不支持的。所以“文革”长不了就在于此。“文革”时，农村没怎么玩，我是农村出生的，农民好像不太会靠近这个东西，农民很少参与这个极左的东西，农民不玩，这个极端主义的范围就很小了，而且一般市民也不喜欢，一些大学生、中学生在玩，大学生很快上山下乡了，所以时间又很短了，在农村就没法玩极端了，在农村玩怎么种地，怎么收获？所以这是中国文化的第二个优点，也是外国文化所没有的。 中华文明第三个不灭亡的原因是不喜欢无序，不喜欢没有秩序。中华文明从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到颁布施行郡县制，而且颁布了税收要施行户籍制。这之后中华文化就一直比较有序。也乱，但乱是为了建立秩序。区别是，秩序是建立在你手上还是建立在我手上，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特点。曹操也想建立秩序，刘备也想建立秩序，只是想建立在自己的手上。这些中华文化的特点都是想建立秩序，中华文化如果没有建立秩序，一定是一个大灾难。凭心而论，我这辈人，在改革开放时叫建立新秩序，替代旧秩序。开始没感受，后来我考察时发现，没秩序时太恐怖了，我走的大多数地方是没秩序，考察埃及文明，埃及算是有秩序的地方了，但是已经让我们中国人瞠目结舌了，首都的大街上人在走、车在走、马在走，马背上骑着人，人的肩上再有两支羊，公共汽车不停站，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大爷都跳上跳下，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一个首都里面有一半房子都是没有造好就住人了，钢筋水泥都在天上，我问为什么住这种房子，他说这样我感觉永远都在住新房子，这是乱讲，好多人说是为了逃避税收，首都的中间有个死亡之城，中间本来是墓地，人间的法律管不到，结果很多越狱的罪犯都在里面住着，没有人管理。我们从埃及出发到卢克索要走过<FONT face="Times New Roman">7</FONT><FONT face=宋体>个省，但是每个省都要装甲车和坦克保护，不是我们重要，是因为他们经济的第一收入就是旅游，旅客被恐怖分子射杀，导致他们的经济临近崩溃，所以他们的国防部队就是要保护外国游客，每个省都要换，警察很多就觉得非常奇怪，进每个旅馆都需要安全检查，他们听说我们这批中国人要到伊拉克去，在金字塔下开一个欢送会，欢送中国英雄，说你们胆子太大了，这里都已经乱成这样了，那伊拉克会乱成什么样。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路两边都是垃圾堆，很多年没有清理，上面站着几岁的小孩到几十岁的老人，除了眼白和牙齿，浑身上下都是泥土，一个个城市都是如此，我们好多记者和领导到了他们首都，开车5分钟就是这个景象，我几千公里几千公里地走，我们想什么叫管理。如果我们叫他们弯下腰把垃圾弄走，政府给他一点点钱，让他们洗个澡，然后把堆垃圾的地方变成一块地不就好了吗？中国人的想法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跟踪的话，一系列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无序到有序难度极大，跟踪的农具、种子、化肥、水源、灌溉系统在哪里？这些不具备。如果你有一点点想建立秩序的念头，完全不能成立。这样一想，我们国家不管是哪个统治者，他建立比较有序的社会，真是不容易。所以我写到：我在那样的土地上站了很久，觉得我们中国历代的皇帝都比较负责。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处于完全没有人管理的状态。没有被管理的地方没有通讯社，基本也没有被报道，所以我们不知道，所以出现恐怖主义。我们常听到中国两个工程师在哪个国家突然失踪了，总统下令也救不出来，因为是地方武装，酋长管着，酋长和国防军对立，这样地方的恐怖主义产生是太容易了，比较下来，尽管我们的有序管理也曾让我们的祖先失去了很多自由，但是利大于弊，因为无序对文明造成的伤害是无与伦比的，无序是产生恐怖主义的地方。 说起来每一个文明都想有序，特别是建立文明的最早创始人，但遗憾的是大文明他的体量比较大，要有序就需要庞大的管理队伍，当第一代建国的元勋都死亡后，在能够覆盖到他们文明的辽阔土地的一支管理队伍从哪里来，世界每一个文明都没有得到解决，他们就缺少辽阔的土地管理者，只有中国靠科举制度创造了一个奇迹，就是在中国土地上只要是男性，通过科举考试，就能成为各级官吏，每3年有大量的文官被选拔出来，这使中国真的完成了有序管理，而且科举制度考试是以儒家学说为主，是“治国、平天下”的学说。更奇迹的是这些男性公民，他读的经典为了考试和做官，没有别的目的，但是有那么人背下来，这些经典也就火了，就不会灭亡了。科举制度保证了中国任何地方都有管理者，3年一批。这些管理者有统一的管理思维，也保证了古代学说能够代代传下来。这是中华文明的一大优点，要管理而不能无序。世界文明史告诉我们，没有管理就没有秩序，没有秩序就没有文明。中华文明过去确实管的多了一点，但是我们把那些不应该管的去掉，把好的留下来就好了。什么是不应该管的？比如对于女性有好多规范是管得太多了。对于国家，对于每个地方有效的管理是必须的，否则文明很快就没有了。另外，按照老百姓自然的欲望的话，人口都管理不了，历史文物、社会秩序都不能保全，所以必须管理。有序的管理是我们世界文明延续的重要理由。 中国不喜欢远征，不喜欢极端，不喜欢无序。这三条是世界其他文明没法比的，看上去美国、欧洲的国家也比较有序，但是他们时间短，能够把几千年都管下来，只有中国，即使打仗的时候文明还保全着，曹操和诸葛亮都在表达着同一个理想，追求同一种王道，始终没有乱。这是中华文明长寿的秘诀，也是他的优点。中华文明的弱点在哪里？ 第一，中华文化太不在乎公德——公共道德。这话有点重，但不是对人民的批评，是文化的毛病。中华文化非常有效的建立了国家责任和家庭责任，简单说就是一个家庭、一个朝廷的秩序和责任，中华文明论述得非常完整，对朝廷是忠，对家庭是孝，忠孝两全。但是完全没有想到在朝廷和家庭中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对于这一点，中华文化缺少论述，缺少关注，缺少体验。 古代县官出去上街就到公共空间了吗？不然。他举两个牌子，一个叫肃静，一个叫回避，公共空间又变成了他的私人空间了，又变成官方空间了。直到今天我们好多人，可以对官方负责，也可以对家庭负责，对公共空间的概念比较薄弱，老百姓也是这样。所以，在欧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也是法兰克福派提出的公共空间，这个概念在中国缺少普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文化缺少这方面的认真的论述。现在到世界各国，有好多人说，对大陆的旅游者既爱又恨，爱高消费，恨缺少道德，如随地吐痰。我上次在台湾讲我不是为我的同胞辩护，你们看到随地吐痰的内地妇女很可能收养了2个孤儿，在一般的道德意义上也有她的闪光面，她随地吐痰、大声喧哗主要是对公共空间缺少认知，这个责任不在她，在于文化，我们中华文化在这方面一直缺少论述。公共空间没人管，按照康德的说法，公共空间应该由知识分子管，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有个信条，“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官员偶尔也管一点公共空间，经常被贬，苏东坡在杭州修一条堤坝，但非常有限。有的还管得过头，像对女性。孟子讲过要关心老人的时候想想别人的老人，关心小孩的时候想想别人的小孩，这个想法不错，但中心坐标是在自己家里，没有把社会作为一个中心坐标。现在街上的标语：为了家人的幸福不要酒后驾车，而不是想到被撞人的家庭，很少考虑到公共空间是怎么回事，所以公共空间的责任就落到我们在座的官员身上了，由你们重新来挑起这副重担，大量公共空间需要你们重新调理，这个责任在中国文化上。我们的老百姓是不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不能说的，有些鼓动是不可以爆发的，有些暴力事件是不应该发生的，这些原因正是缺少普及造成的。 公共空间的分界线我们没有确立过，这是中华文化的毛病。尽管普及了好多法律意识，公共空间还不明白。朝廷里面包含很好的东西，这确实要关心，讲家庭、亲情，这是我们的优点，但还需要明白的是在家庭和朝廷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需要打理，我们的幸福生活和公共空间直接有关，这是中华文化的缺陷。欧洲文艺复兴，所有的文章都作在公共空间，米开朗基罗在弗洛伦萨的大街上雕塑，达芬奇在公共空间的教堂上画壁画，弗洛伦萨的居民就看着画和米开朗基罗的建筑，大家去学习、普及、批评，他们的水平提高了，最好的建筑就被普及了，而中国没有经历这个阶段，对于艺术创造，想到的就是收藏，宫廷收藏、私人收藏，博物馆是后来的事情。 公共空间始终是一个比较冷漠的话题，在这个问题上特别要引起我们警惕的是或者引起我们羞愧的是，我们的知识分子永远没有对公共空间担负起应该担负的责任。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曾经讲过一句话，知识分子是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来论述运用理性的人。遗憾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只知道他们很有学问，完全不知道他哪两句话被老百姓记住了，完全不知道他对公共空间起过什么作用。他学问越深和公共空间关系越远，没有出现法国启蒙时期像伏尔泰他们起过的作用。有人说伏尔泰的伟大就在于他的每一句话整个法兰西民族都听到了，这就是优秀的知识分子。我在德国有个很好的体会，为什么半夜完全没有车也没有人，你还不能闯红灯，是欧洲的知识分子对公共空间的谈论出来的。车祸最严重的受害者是少年儿童，少年儿童学习交通规则的第一现场是在自己家的窗口看马路，他看到有人闯红灯很安全等于上了一堂负面的课，正面的课一定要闯红灯被撞死。所以唯一教育少年儿童交通规则的就是在十字路口，没有车，是红灯也没有穿马路的话，就是一个好老师，否则就是一个坏老师，因为你不知道路边哪个窗口有孩子在看。这个就是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对公共空间讨论的结果，我们的知识分子不讨论这个，好像是公安局、交通局管的，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媒体也很奇怪，老是说上媒体的知识分子是作秀、卖弄，好不容易到公共空间讲一点话，大家全反对，敢于在公共空间发言的人却被看不起，说这个层次很低，这个思维一定要改过来，因为你不能把公共空间的责任全交给我们的干部啊，这本来是文化人的事，文化就是对大空间负责的行为。现在由于大家的不负责，就出现了网民的热潮，网上是个公共空间，但是知识分子是敢于在公共空间运用理性，如果知识分子运用理性的人不出来，大家就乱作一锅粥了。这就出现好多突发事件产生在公共空间，而我们的文化在公共空间一直缺乏发言权，发言了人家也不信，也就是长期的文化弊病造成的结果，这是中华文化的第一个毛病——缺少对公共空间的认知和责任，这已经是个道德问题，所以我说它是公德问题。 第二个问题，它太不注重实证。太不注重实证，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毛病。什么是实证呢？中国人讲究忠和奸、是和非，中国文化专讲这些大道理，讲得很多，却缺乏实证：真和假却很少讲，就是真和假很少辨别，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毛病。按照现在已经过世的一个历史学家、美籍的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写过一本书叫《万历十五年》的说法，中国历史有一个大毛病，他用一句幽默的现代语来讲，说整个中国历史缺乏数字化管理。他指的是我们历史上不管发生哪一场战争、哪一件事件，很少有大臣讲，我们现在国库有多少钱、多少部队、多少武器，没有人讲，讲的都是慷慨激昂的大道德、大是非，没有人讲这个数字，没有人讲这个实证，数字是实证的基础。所以黄先生说，他翻阅了明代的国家档案《明实录》，研究以后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关数字，只要数字记录在里面就很难相信。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朝有一天写了金明造币局造了多少钱，这应该是国家经济命脉当中的一件事，但黄先生说，这个数字你一看吓一跳，明朝276年，一天24小时天天造这个钱也造不出那么多，都是乱写的。但是乱写的数字还年年重复，而且写的人不在乎，校对的人不在乎，抄的人不在乎，读的人也不在乎，审查的人也不在乎，大家对数字全都不感兴趣。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毛病，就是缺乏数字化管理，对数字化缺乏概念，所以的来产生了很大的弊病 我小的时候，就会看到报纸上哪里亩20万斤，有人说亩产30万斤都有，随便乱写，还是我们的正规报纸。有一次我在台湾演讲，我说这个你也不能完全怪共产党，国民党也这样，抗日战争以后宣布三年消灭共产党，后来说这个时间太长，说要八个月消灭共产党，每一次转变都缺乏数字化的实证验定，结果情况就不一样，共产党没有被消灭。所以说国共两党都犯了一个毛病，都对数字缺乏实证，这个高产多少，亩产多少，都是拍拍脑袋，需要多少写多少，实际的证明没有。黄先生说他认真的看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从政府工作报告看他们的经济工作已经数字化管理，但是文化方面还是缺乏数字化管理，还缺少实证。我们中国假酒、假烟、假药、假奶粉特别多，假的东西特别多，原因何在？我想是整个民族的文化思维对于假缺少防范。对我来说就是盗版特别多，我的书10倍以上是盗版，但我们几乎对假的东西完全不在乎，只讲好与坏，不讲真与假。所以十几年前，我还比较年轻时，我的书被告大量盗版，我曾经去找一位我尊敬的老领导，说我的盗版书这么多怎么办呀？尽管当时我已经是正厅级干部，他还是拍着我的肩头说：“小余呀，就别去追究了吧，好书多印一点怕什么。”这就是他对盗版的想法。他是个好人，至今我还很怀念他，他想到的只是好书和坏书，而没想到这个书的真与假，这是中国很善良的人的共同思维，真假不管。 中国历史上愿意相信谣言，现在网上也是这样，特别愿意相信触目惊心的谣言。虽然是在“文革”期间，但是大家想一想，整个民族突然相信我们的国家主席是叛徒和内奸，这很奇怪，但是中国人几乎当时都相信了，所以我们的这个防线是太脆弱了。“文革”期间没有平反过一个谣言，这也证明实证意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确实是个严重的问题，也是我们文化上的一个毛病。直到现在，不论你是多大的干部，多有名的学者，你如果遇到一个谣言，设想一下，你有破除这个谣言的程序吗？你找不到，即中国文化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破除谣言的程序。破除谣言应该是有程序的，其他文化都提供了相应的程序，可我们没有。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谣言，网上报纸上的谣言都很多，谣言应该止于智者，但在我们这里却说“无风不起浪”啊，谣言甚至能成为我们精神食粮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中华民族应该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我非常希望能有一批知识分子站出来，有一批优秀的人站出来，用理性来解决公共空间的问题，解决谣言止于智者的问题。 第三，中华文化太不在乎创新。现在国家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显而易见创新的问题是个挥之不去的大问题。我们总觉得过去的一切都很好，也确实很好，但是我们继续前走，一定要立足于当代的创新，这一点千万得注意，这一点我们真的做的不够。因为我们过去太辉煌，所以这个毛病就根深蒂固。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乾隆皇帝时期皇帝召集纪晓岚等一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编《四库全书》，编了9年，编成了文化的万里长城，这个工作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就在我们编《四库全书》的9年里，其他国家发生了什么？一对比我大吃一惊，同样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就在纪晓岚他们编《四库全书》的9年里，在欧美，是第一条铁轨被冶炼出来，第一座铁桥造好了，水分子被化解，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了，热气球飞行成功了；在人文科学方面，社会契约论被创立，人性论被创立等。就是说，在我们搜集、整理、挖掘、注释古籍的时候，他们却在考察自然和社会，在向未知世界前进。所以说，明代以后，我们创新的势头大大减弱了，使我们在现代文明的创造上、创新上贡献很小，越来越小，这一点我们必须更正过来。我很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我不能不指出，这些年来，特别是这五六年来，我们又进入了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泥坑。热爱、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创新并不矛盾，文化一定要往前走，中华文化的辉煌全部在于创造。我们曾经有过了不起的背景，这个背景鼓动着我们往前走，而不能一头扎在古代的梦幻中，我们一定要鼓励一切创新。 中国现在在鼓励创新的时候，有个思想障碍，叫做“无争议的机制”。就是你不管什么东西要通过，都要没有争议，干部选拔没有争议当然好了，但在文化艺术和科技上，一个东西要是完全没有争议的话，那我可以坚定的认为，这个东西一定不是创新的。因为任何创新都是对原有成果的挑战，都是对原有规则的突破，都是对原有权威的一定程度上一定意义上的否定，所以它一定会有争议，如果没有争议，一定不会是创新，而只能是一种组合。创新是一种新的东西，是一种大家感到陌生的东西。 中国古代曾经有过非常优秀的文化遗产，但即使再聪明的孔子、孟子，他们也没有遇到过几大文明的较量，也没有遇到过我们所遇到的复杂问题，也没有遇到过世界格局的改变，更没有看到别的文明的优点，所以如果我们要一头回到那去，肯定就不能轻松的往前走。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国家确实很英明，提出了自主创新是我们的前途，而且多次提出中华文明的前途全部都在于创新。我们尊重过去，但一定要创新。所以在讲文化的时候，一定要强调创新创新再创新。在谈到创新时，要强调转变观念，譬如我们过去讲到的朝廷兴亡史观，要改成全民生态的史观，那么我们的文化也要从文本文化，更多的转变到生态文化。我们不要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不要生产文化垃圾，要做生态文化。我们现在的文化课题非常多，包括环保、绿色文明，包括反恐、防止自然灾害等。我们不能再像汶川大地震一样，文化没有发言，文化突然失语。大爱本来就是文化的课题，然而中华文化掉在“术”里的太多了，大爱就灌输的比较少，生态文化特别需要灌输。 前几天看到吉林卫视评选吉林八景，我很高兴，我们的文化人应该转到生态保护、旅游文化保护中来，而不是始终钻到文本文化中转不出来。我们生活在美丽的土地上，美丽的土地需要更多人的认知，需要有更多人的享受，我们要保护好这美丽的土地，这是文化的课题，不仅仅是旅游局的事。 文化还需要转移，从过去的官方事业上真正的变成社会的文化产业。不能停留在文化投资上，应该变成一种文化产业。法国政府就曾花很长的时间和好莱坞斗争，因为电影是法国人创造的，但是现在好莱坞的电影覆盖全世界，所以法国政府大量的努力，要复兴法国的电影业，抵抗好莱坞，但法国失败了，好莱坞胜利了，这不是美国政府的胜利，而是文化产业的胜利，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文化要走产业化的道路。 有一段时间，韩国的电视剧和歌舞至少在亚洲很风靡，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也是韩国文化产业的胜利。所以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兴起，也应走文化产业化的道路，也是中国文化产业的胜利。这一点我的好朋友东北的赵本山的文化产业在中国走到了前面，他多次让我到东北作二人转评委会的领导，我去几次都看到了吉林的二人转，很是高兴，他的文化产业做得很成功，希望吉林能够在文化产业上创造吉林文化新的优势。即使我们在文化上有过很好的积淀，民间文化或者是优秀的其他文化，也要在文化产业上让全中国、甚至是全东北亚都接受我们的文化。产业是一条路，离开产业化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文化的大概念上、大爱观念上、基本格局上，文化的观念转变上，吉林文化都要承担新的使命。我们过去有很多优秀的文化，但是中国文化要往前走，一定要有新的格局，所以我希望吉林在这方面走出新的步骤来，不能再掉到老的框框当中去。我曾经讲过吉林这一带出现过像孝文帝、耶律楚材这样了不起的人物，他们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不要一不小心掉到文化复古或者文化保守主义的泥坑。我看到过伪满洲国皇宫里面的一些材料，大家应该引起警惕，皇宫里的一些人，有很多很多都是国学水平极高的人，但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为中华民族做出应有的贡献，守住应有的道德底线。所以仅仅是在这种原来的传统文化上翻跟头，它并不能解决不断发展的历史课题。这些人后来受到审判的时候，我真是为他们难过，因为我看过他们的书，知道他们的学问，但他们受到了民族的审判，受到了正义的审判。文化本来不应该承担这种责任，但是文化应该在大“道”上起作用，在全民的生态上起作用，你怎么可以钻到一个小泥坑里，忘记当时中国的全民生态，结果就成了历史的负面人物。所以我们在大“道”上讲文化，在大概念上讲文化，文化的具体内容尽管讲得很少，但文化的要害被我们抓住了。（根据录音整理，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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