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基因）信仰与中国文化的特性 [复制链接]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信仰有自己的特点。孔子有名的话是“祭神如神在”，这句话包含了对信仰对象的一种假设。意思是说，在祭神的时候要在内心保持一种庄严和崇敬。怎样才能保持呢？不妨假设有一个神在那里享受你的祭品。但孔子可能没有想到，这种假设本身，包含着给信仰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因为真正的宗教信仰是不允许假设的。既然孔子如此假设，我们也可以做另外一个假设，即神是不是也可能不在？如果祭祀时神不在，怎么办？孔子没有说。

    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也有同样的问题。它没有单一的神，带有泛自然的倾向。道教的信仰层面其实也不是很坚牢。佛教是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它走了两条路：一是往人文知识分子层面走，成为禅宗。如果仔细分析禅宗，会发现它显现的信仰因素也不是很坚牢，特别是禅宗的一些“话头”，如问“如何是禅心？”，回答竟是“镇州萝卜重三斤”。这是禅意，跟信仰无关。禅宗流于了智辩。但禅的境界对人类的内心调适作用，也不可低估。佛教的另一流向是往民间走，形成世俗性的人间佛教。佛教在民间香火很旺盛，但信仰的层面也不无为我所用的情形。有人炒股票，先许下愿，说如果炒赢了，将重塑金身。结果炒输了，牌位都砸掉了。

    在中国人眼里，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天”。中国人对天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甚至有一种皈依感。但是这种感情不是信仰，而是崇拜。中国人感到天的浩渺，无限苍茫，不可测量，有一种不可琢磨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但对天的态度有两重性，有时候信任，有时候不信任。中国民间有两句话，一是“苍天有眼”，可是委屈老得不到解决，也会抱怨“老天瞎了眼睛”。

    中国人的这种信仰的特征，是好还是不好？不能简单做价值判断。好处是它使中国没有宗教战争。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就跟中国文化对信仰的这种态度有关。东汉时佛教传入，没有引起大的文化冲突，几乎是静悄悄地传入的。儒家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对外来的佛学采取了包容的态度。倒是道教的信徒对佛教有批评。例如南北朝时期写《神灭论》的范缜，就是道教的一个分支天师道的信徒。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天师道是范缜的家世信仰。为什么儒家能够包容道教甚至佛教？因为儒家不是宗教。在民间，中国文化也有很大的包容性。即使穷乡僻壤，也不排外，对陌生的文化现象采取的是理解的态度。中国人文化思想的取向，趋向多元，对不同的文化都能表一中欣赏。这个原因，由于中国文化本身是多元的。儒家、道家、佛家，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思想主干，它们彼此相处的很好，甚至是合一的，所谓“理一分殊”、多元一体者也。

    不仅中国文化思想是多元的，中国文化的发生也是多元的。可以认为，中国文化也是两河流域的文化。黄河文化是它的一元，长江文化是它的另一元。过去讲中国文化，说中国文化是黄河文化，是黄土地文化，是内陆文化，现在看这样的讲法未免失之偏颇。因为长江文化有黄河文化所不具备的特征。长江自古航运便利，东面有直接的出海口，已经不不完全是内陆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海洋文化的一些特点。

    中国文化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多元一体，是长时间形成的，不像有些国家那样很晚才形成，所以才容易出现这个要解体那个要解体。中国怎么可能解体？它是命定地连在一起的华夏圣土。举例来说，广东广西跟湖南湖北、跟武汉，是分不开的，湖广一直连在一起。广东广西离开两湖，就没有后座了，有了湖北湖南的大后院，广东的意义才能够凸显。因此可以说，岭南文化是湖湘文化的延伸，湖湘文化是岭南文化的后座。同样，黄河流域的文化有长江文化为伴，才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整体。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缺一便不成其为中华文化。

    中国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我们学历史，大家会知道“汉承秦制”。这是告诉我们，秦朝和汉朝是中国制度文化的成熟期，秦汉形成了完整的帝制时代的政治制度的架构。所以你要谈秦汉，会发现它是制度文化的典范。可是到了隋唐，隋朝短，主要是到唐朝的时候，当时的文化是多元繁荣的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像唐朝那样，跟四面八方的文化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特别是跟中亚各国的文化，往来密切。很多带“胡”字的东西都是在这个时候传到首都长安的，然后又通过长安向中华大地乃至东北亚蔓延。

    在唐代，胡人可以到朝廷做官，长安的大街上，到处是各种奇装异服。如果你看《东城老父传》——一本笔记性质的书，书里就记载有“长安少年有胡心”的话。这有点像现在的青少年喜欢西方的新奇事物一样。正是在唐代，由于跟西域的交流，形成了有名的丝路文化。更不要说唐代诗歌的繁荣，那么多的诗人，那么多的流派，那么大的气魄，真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唐诗毫无疑问是中国诗歌的高峰。到了宋代，你会发现又一个高峰，就是宋代的思想高峰。宋代产生了理学，以朱熹为代表，他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宋代的濂、洛、关、闽四大家，濂是周敦颐，他是湖南人，家前面有一条溪水叫濂溪，所以他的学派称做濂学；程颢、程颐“二程”，河南洛阳人，称做洛学；张载是陕西人，他的学派叫关学；而朱熹出生在福建的龙溪，所以后人称朱学为闽学。

    宋学的濂、洛、关、闽四大家，把中国思想推向了一个高峰，其标志是他们既承继了先秦以来的孔孟儒家思想，又吸收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还吸收了道家和道教的思想。所以宋代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思想大汇流，而朱熹也例外地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国的学问是不追求体系的，这跟西方的学者动辄要建立自己的体系不同。你看西方的思想家，不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康德、黑格尔，他们都有自己的完整的体系。中国的学问，文学思想方面，南北朝时期的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有完整的理论体系的，这和受佛教的义理影响有关，刘勰晚年正式出家做了僧人。刘勰是一个例外，朱熹的理学的哲学体系也是一个例外。朱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可谓集大成，如同孔子是集大成一样。

    那么明代的文化有什么特点呢？当然明代的学术思想有王阳明，有心学，儒学的新的流派。再就是明代的中晚期城市生活相当发达，城市文明达到很高的程度。高到什么程度？高到生活、饮食、艺术都极为精细考究。商业化、世俗化相当严重。甚至由于过份追求生活的享受而出现了腐败。《金瓶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明式家具的高度审美特征，也可以作为一个例证。大家都知道明式家具现在是珍贵的收藏品了。它的线条，它的式样，它的审美特征，几百年过后，仍然不感到过时，因为它已经带有现代性的因素。清代文化的特征，不好简单概括，但清代中叶的学术，那是很了不起的，一大批大学者出现，形成不同于以往的朴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各朝各代，都有不同的特征。

    当我们对文化中国的辉煌的过去作了一番梳理和回顾之后，不能不承认一个事实，即晚清的时候，当西方文化大规模进入以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发生了危机。所以发生危机，一是和国势的衰弱有关，当时已经是请朝的咸丰、同治以后了，国势衰弱到了极点。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阵脚慌乱，手足无措，出现了剧烈的文化振荡。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那是静悄悄的传入的，未能动摇中国文化的主体，因为汉朝当时强大，对外来思想采取以主迎宾的欢迎态度。明朝天主教入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早期的传教士，他们对中国文化采取的是尊重的态度，传教的同时也把西方的科技文明带给中国。早期的传教士不忘执宾礼，是有礼貌的客人。利玛窦很尊重中国的习俗，把自己打扮成中国的一个儒者，他们是文化交流的使者，不是居高临下的强权的代言人。

    本来天主教的教义精神，跟儒家思想是不同的。可是，利玛窦这些人宁愿在礼仪方面和中国文化做一个调和，而没有和中国的传统习俗发生冲突。后来由于罗马教廷的干预，不准传教士对中国的传统习俗作妥协，要求跟中国的拜天祭祖划清界限，于是产生了中外接触史上的有名的礼仪之争。争论的结果，是康熙末年和雍正乾隆时期，传教士很多都被驱逐出去了。清代的闭关就是此时开始的。闭关的原因，西方的的责任当然有，但主要不在西方，而在于自己。康熙和乾隆，他们的统治时间过长，两个六十年，一百多年的所谓“海宴河清”，就是相对比较安定罢。他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看不起外人，看不起西方，认为西方有的只是奇技淫巧，是些杂耍玩意儿而已。而我中华天朝胜国，礼仪之邦，四夷小邦怎能跟我们相比？只知有中，不知有西。中国落在了西方文明的后面。

    中国文化有很多往昔的辉煌，但中国文化也有天然的弱点。譬如由儒家思想而产生的重农轻商，就是一个显例。在我看来，这也是中国人不善于和外界的商业社会打交道的一个潜在的宿因。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访问中国，时值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乾隆皇帝打算接待，但围绕用什么礼仪来见面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论。中方提出要英国特使行三跪九叩之礼，对方不同意，说他们对女王也只是屈一膝而已。为这个问题，双方争论了一个多月。最后究竟是谁妥协，有不同的说法。总之是英国特使最后在承德避暑山庄被乾隆接见，带来的礼物收下了，但一件协议也没有达成。乾隆送一个有八百年历史的玉如意给英使，请他转呈给英国女王。《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一书里记载，马戛尔尼说，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皇帝所犯的错误再没有比这次更大的了。当时英国人是想建立一种有条约保证的商务关系，而不是要诉诸武力，占领中国领土。但中国商业文化的观念匮乏，不懂得国际贸易的重要，直至自己的大门被列强的船坚炮利打开。西方已经是走向现代的国家，而中国依旧是老大的体制，固有的文化根本无法抵挡。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最后一个皇帝被赶下龙椅，几千年的传统社会走到了尽头，现代社会的进程于是开始。

    以儒教文明为基础的文化，其核心思想是“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它用血缘的纽带将人们连接在一起，而西方社会是用契约的关系将社会拧在一起的。因为是血缘的关系，就会产生家国一体的思想，所以“三纲”当中，君臣，这是朝廷的方面，而父子和夫妇都属于家庭伦理的范畴。辛亥革命使得皇帝退位，皇帝没有了，“三纲”还能继续发用吗？还能用“君为臣纲”来规范这个社会吗？同样，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父亲难道可以讲，儿子必须听自己的吗？夫妇之间更不用说，现代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丈夫是妻子的“纲”的时代，无论如何无法继续了。这一变化，实际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变化。

    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是在非常规的急迫的情况下在颠簸中走过来的。五四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是现代文化运动的旗帜。当时一大批知识精英一起站出来，大胆批判挑战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很多人都认为，既然要新文化，旧文化就是要不得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傅斯年，都是这样的主张。1917年《新青年》从上海搬到北京，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胡适被蔡先生聘为北大教授，以《新青年》为园地，以北大为基地的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他们对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礼教的批评，是彻底而毫不留情面的。陈独秀就讲，你如果认为欧化是对的，那么中国这一套就是错的。胡适之甚至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有人批评他，他才解释说，中国的传统太沉闷了，即使是“全盘西化”，经过折中也还是个“中体西用”。所以五四时期，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批人，一大批社会的精英人物，几乎用同一个声音向传统发起了总攻。其结果，传统在民众当中受拥护的程度大为减弱。可是，传统的是否受到民众的拥护，是传统传承的一个必要条件。

    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检讨和批评，主要针对的是文化的大传统。按照人类学家的理论，文化传统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大传统”指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小传统”主要是指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包括民间宗教、民间艺术、民间习俗等等。“小传统”跟“大传统”的关系，是“大传统”借助于“小传统”才能形成社会的文化辐射面，而“小传统”因为有了“大传统”的导引，才能使得文化精神得到提升。中国传统社会的“小传统”特别发达，这是因为中国长期有相对完整的民间社会，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诸多的文化空间。儒释道三家思想互动互补的结果，使中国的知识人士总是有路可走，而不必走上绝路。所以对于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不能简单用“专制”这个词来一语概而括之的。

    五四知识精英对传统的批评和检讨，目标主要是“大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和社会的礼教，对“小传统”的伤害并不是很大。五四时期的一些文学作品，有的写觉醒的青年离家出走，悲剧常常会发生在出走者的身上，他们的家庭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十年动乱”时期中国社会的“小传统”遭到了巨大的毁坏，几乎到了无法弥补的程度。所以，从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文化传统出现了大面积的流失。流失到什么程度？流失到在现代中国青年身上几乎看不到多少传统的踪迹。

    近三十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由于传统的重建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出成效。直到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跟自己的传统脱离仍然是一个待决的问题。好消息是很多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个人认为，文本的经典阅读和礼仪的重建，是两个比较行之有效分途径。中国文化的最高经典主要是“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乐经不传，为“五经”。而“四书”，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则是“五经”的简读本，他们的义理都是一致的。近年我特别强调“敬”的概念，它是“五经”的基本义理，也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的概念。“敬”不只是体现对他人的尊敬，主要是一个人的精神意志，是人的人性尊严。礼仪的核心也是一个“敬”字，所以孔子说“无敬不成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