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传入巴渝地区的时间和路线
（东汉、蜀汉时期）（一）
“早期佛教”，指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又有两个阶段，前为东汉、蜀汉时期，后为南北朝时期。关于佛教由西域传入中国北方地区的时间和路线，学术界是比较清楚的，但此时期的西蜀、巴渝、云南的情况却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巴蜀地区有早期佛教吗？何时、何路线传入？云南有早期佛教吗？由蜀入滇还是由印度经缅甸传入？滇、蜀早期佛教有联系吗？等等。探讨佛教传入巴渝地区的问题，必然涉及蜀、滇以及荆州地区，所以实际上是在探讨蜀、渝、滇早期佛教的一些问题。
巴蜀地区早期佛教不见于文献记载
《三国志·吴书·刘繇传》：“笮融者，……乃大起浮图祠，……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可见吴地佛教声势之大。吴地有“浮屠祠”，即佛寺雏型，当时尚未称佛寺，同上：“綝意弥溢，侮慢民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又坏浮屠祠，斩道人。”
《三国志·魏书》没有佛教记载，曹魏是禁止佛教的，魏中期后，禁令松弛。魏收的《魏书》有魏地佛教记载，其《释老志》云：“魏明帝曾欲坏宫西佛图。外国沙门乃金盘盛水，置于殿前，以佛舍利投之于水，乃有五色光起，于是帝叹曰 ：‘自非灵异，安得尔乎？’，为作周阁百间。佛图故处，凿为蒙汜池，种芙蓉于中。后有天竺沙门昙柯迦罗入洛，宣译诫律，中国诫律之始也。”昙柯迦罗译《僧祗戒心》，在曹芳嘉平二年（250年），见《高僧传·昙柯迦罗传》。曹植本人即佛教信徒。
三国时期的蜀呢？《蜀书》无片言只语，佛教典籍也没有蜀地早期佛教的任何记载，更莫言三国以前。
东汉时北方洛阳已是佛教中心，魏、吴皆有佛教，蜀地不可能是空白。《蜀书》无“浮屠”、“佛”字，其实《三国志·魏书》也无这些字，但这不能说明蜀中无佛教，只是不发达、未记录下来而已。考古发现，方志、文献的蛛丝蚂迹，学者的研究成果等，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思索。
巴蜀地区早期佛教遗物的考古发现
2001年，重庆丰都县槽房沟出土覆斗形陶摇钱树座及摇钱树残片，残片中有一汉式衣帽的“铜佛形象，为摇钱树的一部分，残。头后应有硕大的项光，火焰状发饰，高肉髻，蒙古人种面形，无口髭，圆领，袒右肩，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提袈裟，下部残。残长5厘米”。最重要的是，摇钱树座阴刻有隶书“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九字。（1）此“铜佛形象”与1986年四川乐山西湖塘出土的立式施无畏陶俑（今藏乐山崖墓博物馆）的上半身如出一辙，可确定为佛教遗物。
重庆忠县：1981年5月，重庆忠县涂井卧马凼崖墓群出土有铜摇钱树，共14节，树干上均有人像，学者认为是佛像，考古学者定该崖墓为蜀汉墓。（2）
四川乐山：乐山麻浩墓佛教石刻造像，“端坐者图。刻一坐佛，通高37厘米。高内髻，头绕圆形顶光，身着通肩大衣，右手似作‘施无畏印’，左手似握大衣衣角，似结跏趺坐”，“该墓年代上限当在东汉晚期”，“坐佛的年代可能为蜀汉时期”。（3）
“蜀汉时期”的乐山麻浩墓、忠县涂井崖墓，没有出土有纪年的遗物，是考古学者的推断，也有学者认为是东汉（4）。此外，绵阳何家山、什邡皂角乡及彭山、乐山柿子湾、宜宾黄塔山、西昌等地也发现了东汉末及蜀汉时期的具有佛教性质的遗物。
对忠县涂井崖墓出土的有关文物，有学者指出"这14尊人像全部具有佛像的特征"。（5）涂井5号墓还出土有陶房，陶房内有胡人吹箫俑，“当时的佛教徒皆是外来的胡人，主持佛教宗教仪式”，“它极可能也是一件涉及佛教内容的随葬品。”（6）
丰都槽房沟佛教遗物，是巴渝地区乃至全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东汉佛教遗物，为巴蜀地区早期佛教的研究带来了重要信息。“专家认为，槽房沟佛像的年代还早于文献有关佛像铸造的最早年代记载，而且其重要意义可能还在于把印度佛像的起源至迟上溯至1世纪”。延光四年（125年），在明帝后数十年。该摇钱树座与常见的摇钱树座不同，素面，无西王母之类的造型，纪年文字应是当年现刻上去的。
学者关于佛教传入中国及巴蜀的论述
1、佛教入蜀的时间和路线
探讨此问题，必然要涉及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与路线问题，诸多学者各有论述，有助于本文的探讨。
A、北传入蜀：
穿越青海道入蜀，“四川早期佛教遗物，除绵阳一处外，均分布在岷江和长江一线，基本走向是由岷江上游沿江而下……。岷江、长江以南的川南地区及比邻的云南全境早期佛教遗物罕有发现，所以直觉上很难给人一种由南向北，由印度、缅甸经云南向四川推进的印象。”“四川早期佛教及其遗物的传播途径或者说路线，系由西北印度、中亚经西域，穿越青海道进入蜀之西界，复沿岷江向东发展。”（7）“乐山、彭山崖墓的佛教造像固可能从川缅入印度道传来，更大可能则是取由羌中通西域道的第三条路线”。（8）“五斗米道等道教以蜀为中心蓬勃展开，也许道教性的佛教是从西域直接传入四川的。”（9）汤用彤：“佛教入华，主要者为陆路。……西汉虽有海上交通，然当不盛。及至东汉，日南徼外从海外贡献。会稽、交趾均有海上交通。安世高之徒，陈惠，乃会稽人。而交趾之牟子，着论为佛道辩护。则佛法由海上输入，当亦有其事。然佛教东渐，……其交通多由陆路，似无可疑。即在两晋天竺僧来华，亦大多数不取海程。据此则梁任公（启超）谓汉代佛法传入，先由海道，似不可信也。”（10）
B、南传入蜀：
“关于四川的佛教，东晋之前缺乏文字记载。四川佛像的发现，给佛教史学界提出一个问题：四川的佛教是从什么途径输入的呢？是从西域经敦煌直接输入的，还是从长安、洛阳输入的？我们认为更大的可能是通过云南输入的。对此，虽史书无证，但从这些考古发现，至少可以证明，在三国以前，四川已传入佛教”。（11）
C、南北两路入蜀：
“巴蜀早期佛教的来源比较复杂，可能有两条路线：一是南路，即由印度，经缅甸、滇，再传入巴蜀；二是北路，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再传入巴蜀。”（12）
2、关于滇缅通道问题
汉以前有滇缅通道吗？任乃强：“蜀西南经滇缅是与印度有一条原始的商道相通的。”（13）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认为汉代四川和印度之间，通过云南、缅甸有一条商路。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印之间有一条秘密古道，在中国境内由灵关道、五尺道、永昌道组成。灵关道“由成都经临邛（筇崃）、灵关（芦山）、笮都（汉源）、邛都（西昌）、青岭（大姚）至大脖弄（祥云）、叶榆（大理）”；五尺道“由成都经僰道（宜宾）、朱提（昭通）、味县（曲靖）、滇（昆明）、安宁、楚雄到叶榆（大理）”。“灵关道与五尺道在大理会合后一路往西，称为永昌道，永昌道出大理，翻博南山，经永昌（保山）、滇越（腾冲）到缅甸、印度等地。在古代，这条路是川、滇、缅、印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14）
吴焯：“若滇缅道，则有大谬不然者。”“在西汉初年，甚至包括整个东汉，也并不存在这样一条由川西南经云南、缅甸而至印度东部的完整的路线。”他认为存在另两条路线，“牂柯道与蜀交址道皆由四川东南出，它们最初的某些地段可能重合，自曲靖和晋宁以下即分股：一由牂柯江（盘江）、红水河和西江去广州；一由红河或盘龙江、明江去交址。它们在汉代为四川通往南海和交址，亦即同海外联系的两条根本路线。”（15）温玉成：“商业通道和宗教传播之路是不能简单等同的"，"就目前所知的文献和文物都不能证明这条佛教传播路线的存在”。（16）
疑古派学者顾颉刚先生认为滇缅路的问题是个“哑谜”。（17）
（二）
综上述有关问题，笔者提出以下意见。
1、早期佛教主要由北路入蜀，先至蜀西，东渐巴渝
早期佛教由北路传入中国时，教徒有僧人、商人等，其来中国，先至黄河流域。佛教入蜀，当在明帝之后（详后），故其传入，应自长安、汉中方向来。秦汉时期，甘、陕至巴蜀通道，有阴平道、陈仓道、褒斜道、金牛（石牛）道、傥骆道、子午道、洋巴道、米仓道等，其中以褒斜道、金牛道一线为最重要之通道。《三国志·魏书·曹真传》：“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陈群传》：“太和中，曹真表欲数道伐蜀，从斜谷入。”《史记·货殖传》：“巴蜀……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东汉永平六年（63年）曾整修褒斜道。此乃“大路”，佛教入蜀，大致应经上述路线，过米仓山西七盘关至广元明月峡，南下昭化，过剑门关，至绵阳、什邡、成都等。绵阳、什邡、成都、彭山、乐山在盆地西部边缘——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山脚”下——北、南方向的直线上，不在阿坝至青海的路线上。
成都平原是富庶之地，文化、经济发达，佛教由汉中方向入蜀，自然先在川西发展。巴蜀与中原的联系，毕竟比与云南的联系要密切得多。巴渝地区是偏远山区，文化、经济落后，佛教传入晚于川西。巴渝地区有三峡水路，而由此路入巴渝是艰难的，峡区陆路亦艰难，荆州佛教晚于巴渝（详后），故早期佛教由荆州西渐巴渝是不可能的。
三国鼎立对峙，战事频繁，不利于佛教传播。北方、吴地佛教难以正常入蜀，所以蜀地早期佛教不如北方、吴地发达。正因为三国鼎立，所以蜀地早期佛教应是东汉中期入蜀并在巴蜀缓慢发展。
川西佛教的东渐，水路交通起了重要的作用。丰都、忠县在长江沿岸。重庆境内长江南北的偏远地区佛教事业皆晚于长江沿线地区，如《南川县志·佛教》（1991年版）说“佛教在隋唐时期传入南川”。尽管有学者认为乐山麻浩墓、忠县涂井崖墓等为蜀汉时期，但丰都有纪年的佛教遗物证明了至迟在延光期间佛教已传入巴渝地区，故将佛教初入巴蜀地区的时间定在明帝之后的东汉中期应无问题。
《蜀中名胜记·浦江县》引《纪胜》云：“南十五里，莫佛镇，相传汉文帝时有莫将军征西南夷归而学佛于此。”王象之《舆地纪胜》在明代已残缺不全，现存世的《舆地纪胜》本缺成都府内容，无《蜀中名胜记》所引文字，故曹学佺所引《纪胜》文字可补所缺，但谓西汉初文帝时莫将军学佛于成都地区的浦江，岂敢轻信之？
四川、重庆早期佛教遗物主要发现于墓葬之中，乐山有墓室石刻造像，而墓室不是教徒顶礼膜拜的地方。东汉、蜀汉墓出土的随葬品"摇钱树"陶座及树上的佛像，也不是教徒顶礼膜拜之物。但它们出现在墓葬中，应是祈祷神灵保佑、“侍死如侍生”的表现。丰都、忠县的佛教遗物是迄今为止巴渝地区发现的仅有的两件早期佛教遗物。目前有关巴蜀地区早期佛教的出土文物还太少。
本文主张早期佛教主要由长安、汉中方向入蜀，是因为目前关于佛教南传入蜀的考古材料还太少。以往考古发现的摇钱树主要出现于中国西部地区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市的东汉墓葬中（当然不是所有的树上都有佛像）。四川、重庆出土的摇钱树上有佛像（绵阳、彭山、丰都、忠县），从有佛像的“摇钱树”这一点来看，可以考虑早期佛教主要从长安、汉中方向入蜀（而不是来自中原）。
需提及的是，1999年，南京大学考古队在秭归台子湾东汉至三国的一座石室墓中发现一株鎏金摇钱树，树上有“戴冠持幡的道士”像，“为研究当时三峡地区的社会状况，特别是宗教、神话、民俗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18）是“道士”像，而不是佛像。但在摇钱树上做宗教人物造型，我们可以与长江、涪江上游地区的绵阳、彭山、丰都、忠县联系起来考虑。秭归摇钱树“道士”造型，与巴蜀摇钱树佛像造型是同样的宗教信仰现象，这一表现手法在当时应是由巴蜀经长江通道东渐荆楚的。
东汉、三国时期，是佛、道融合期，佛教依附于方术、道士。“东汉社会上一般人所理解的佛教，有神通，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穷，无所不入。……汉末、三国，社会上一般人心目中的佛教，不过如此。”（19）
汉末张陵之孙张鲁，凭五斗米道雄距巴、汉三十年。成汉时，賨人板楯蛮多信五斗米道，賨人领袖李特就是五斗米道徒。外来的佛教要与土生土长的五斗米道较量，争取信徒，当然是有困难的。
“蜀地只留下佛像或者类似佛像以及祝祷冥福一类的佛教最感性的最通俗的外表形式，还未及形成一种宗教信仰，故而来的快，去得也快。”晋有益州后，“晋武帝司马炎即下令禁止民间宗教的活动。无疑对以巫祀姿态出现的佛教的发展形成限制，这或即蜀汉以后，四川佛教遗物逐渐消亡，造成时间断裂的原因所在。”（20）笔者同意这一观点。
2、胡人不等于胡僧
当时在蜀中的胡人是传播佛教的人吗？有学者持相反意见，“胡人形象在汉代的画像和陶俑中经常出现，因此不能认为胡人的出现必然与佛教有直接的联系”。（21）
笔者认为，“胡人”与“胡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古代中国人对西域来的人及匈奴人等皆称“胡人”，即北方、西方的外国人，其中有商人、艺人等，当然也有佛教徒。隋末的王世充就是西域胡人，唐代的安禄山也是胡人。而胡僧一般是指唐以前来华的西域或印度的佛教徒。
《广弘明集·对傅奕废佛僧表》：“遣胡僧二人传示胡法。”这是传法的西方佛教徒。是“遣胡僧”。《后汉书·陈禅传》：“永宁元年（120年），西南夷掸国（健按：缅甸）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 。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禅独离席举手大言曰 ：‘昔齐鲁为夹谷之会 ，齐作侏儒之乐，仲尼诛之 。又曰：‘放郑声，远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设夷狄之技 。”晋干宝《搜神记》:“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其人有数术，能断舌复续，吐火，所在人士聚观。”这是艺人胡人。是“献幻人”。
巴蜀汉代陶俑多胡人俑，但多为艺人形象，不能认定它们就是胡僧造型。某地出土有胡人俑，并不说明胡人当时就到过此地，但巴蜀之民是知道胡人或胡僧的。
顺便说一下，东汉时期蜀中是有随葬品商品出售的，丧家如需随葬品，如陶俑、陶鸡、陶狗、陶房、陶井、陶灶、陶摇钱树座、铜摇钱树、胡人俑、画像砖等，可以到窑坊去买，不是丧家自己烧制的，也不会到很远的地方去买。那么，在商品上出现佛像造型，说明佛教在东汉中晚期的巴蜀地区有较大影响。
3、早期佛教与巴渝原始宗教的关系
巴渝地区的原始宗教有“巫术”，民众信鬼神，多占卜。至唐代，仍有龟甲占卜之事，近年云阳出土的唐代卜甲即是证明。巴渝地区的佛教至唐代仍不甚繁荣，道教、鬼神崇拜是其对抗力量之一。至明清，做“巫术”的人被称为“端公”。
两汉时期是巴渝“土着”（并非指巴人进入川东前的“土着”）与汉民族融合时期。佛教西渐巴渝，“表明当时佛教对土着巫术及其灵魂观念等，采取了一种适应的态度”。（22）反过来说，也是“土着”居民容纳了佛教。下层百姓对佛教的理论并不感兴趣，只对佛教的“因果报应”感兴趣。
4、东汉巴蜀地区有“佛寺”吗？
东汉早期，中国已出现雏型的“佛寺”，当时称为“浮屠祠”，《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诏报曰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楚王英乃明帝时人。又，《后汉书·襄楷传》：“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时在桓帝延熹（158-167）间。
诸种志书有关于巴蜀地区早期佛教及建佛寺的记载。
四川：
成都石犀寺（即圣寿寺、石牛寺），明天启《成都府志·祠庙》、清嘉庆《四川通志·寺观》皆谓建于汉代。大邑有雾中山寺，即开化寺，明人杨慎撰《开化寺碑》：“至汉永平十六年始建（寺），住持则摩腾、法兰两尊者。”《四川通志·寺观》：三台“香林寺，……东汉年间建。”
重庆：
《江津县志·宗教》（1995年版）：“据板桥（今茨坝乡）妙胜寺明崇祯年间所立碑记载，该庙建于汉代，其时佛教传入江津。”《蜀中名胜记·忠州》引“《志》云：东北三十里，大成寺，汉初平（190-193）建。”《忠县志·佛教》（1994年版）：“相传，佛教在东汉开始传入忠县，永平年间（58-75）忠县就修有佛教寺庙--龙兴寺，为国内兴建得较早的一批佛教寺庙之一。”
东汉中晚期、蜀汉早期巴蜀不会有“佛寺”，出土的东汉画像砖、石等也无“佛寺”形象。诸志书、寺碑记等谓某地佛寺初建时间在东汉明帝永平（58-75年）年间，此乃沿袭长期以来流传的明帝永平年间因梦见佛陀而派人至西域求法之说，而佛教传入巴蜀地区应在明帝之后。桓帝延熹间（158-167年）北方建的是“浮图祠”，而当时人们心目中的“浮屠”尚且与黄老无大异，“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并行祭祠，更莫言此时蜀中建“佛寺”。志书将某佛寺的建立附会到早期佛教入蜀的时期了，臆想有佛教就有佛寺。寺志的撰写，其依据是寺碑记、僧人传等。方志中“佛教”的撰写，也是依据寺志、寺碑记、僧人传等，往往是照抄。寺志、方志记载的可信程度，要根据考古发现及可靠的历史文献来决定。笔者认为，巴蜀地区佛寺的出现当在蜀汉晚期，但很少。
《蜀中名胜记·云阳县》引李焘《曲水留题》云：“岩巅有永和三年（138年）及六年刻字十五六行，剥落已不可读，细辨其文，但昔人捐金以事仙佛，识金数于石耳，殆非禊饮处也。好事者因年号，遂增饰之，当时必置屋庐像设。”“仙佛”、“屋庐像设”，可见当时巴渝地区佛教信徒将黄老、浮屠并行祭祠，宋人李焘的分析是对的，是重要的巴渝早期佛教史料。
荆州地区佛寺的建立，据《嘉庆重修一统志·荆州府·寺观》记载，最早为三国时期，如宜都传庆寺、石首吴封寺，皆为"三国吴建"；枝江县在长江边，据《枝江县志》云，该县最早的佛寺为唐代建。而巴蜀志书多谓某寺东汉或永平建，虽夸张了些，但有可能荆州地区早期佛寺的建立比巴蜀地区略晚，吴政权据荆州时，佛教影响到该地区。可以这样理解，佛教由长安、汉中方向入蜀，比吴地佛教西渐荆州时间稍早。
5、关于云南早期佛教和滇缅通道
哈威《缅甸史》认为，公元前二世纪以来，中国以缅甸为商业通道，“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弥诺江经曼尼坡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1938年，缅甸掸邦出土有青铜器，着名考古学家莫里斯认为其铸造技术由中国传入。季羡林先生认为，至迟在公元前四世纪，印度的梵文里已有许多与中国丝有联系的字，如“Cinamsuka”（丝衣）等，字首冠梵文“Cina”，即中国。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出土琉璃，而云南并不产琉璃，琉璃产于印度。缅甸考古学家杜生诰在缅甸浦甘发现由青铜制成的“诸葛鼓”，相传是诸葛亮南征至永昌时传入缅甸的。（23）
前述任继愈先生认为三国以前云南已有佛教。《嘉庆重修一统志·大理府·寺观》：“感通寺：在太和县，……相传汉时摩腾、竺法兰由天竺入中国时建。”此乃缅甸入滇说，可供参考。唐代樊绰《云南志》：“孟获据佛光寨。……诸葛武侯南征，……破佛光。”
商业通道和佛教传播路线没有什么不同，佛教由从南方陆路、海路都可能传入中国，佛教由南北两面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相当。前述吴焯"若滇缅道，则有大谬不然者"，但又认为"乐山、彭山崖墓的佛教造像固可能从川缅入印度道传来"，看来吴先生并没有彻底否定滇缅通道。
前引“翻博南山”，有汉代古谣，《后汉书·西南夷附哀牢夷传》：“永平十二年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它人。’”此乃商旅、行人所歌。
佛教由缅甸入滇，东汉以前滇缅通道是存在的，但南方的早期佛教影响范围有限。贵州唐代才有佛教，“佛教很早就传入我国，但它进入贵州的时候，是在唐代。”（24）东汉的统治中心在北方，由于皇权的信佛，所以早期佛教在北方发展较快。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有商代晚期大量玉器，据说其中有与越南同时期玉器“同样”者。看来，吴焯先生所论证的"蜀交址道"在商代就存在了。四川盆地先民与越南、缅甸的交往远比文献记载的要早得多。
佛教由南北两路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相当。我们可以参考一下《鸡足山志·寺院》文字：“野史氏曰，滇南古属西域天竺界内，目西汉以后始通中国。前此，帝王之化不及，而彝俗愚悍，赖佛教化导，兴起善思。《郡志》载，兹地旧有三千兰若，鸡足元旦僧俗烧香散花，远近至者万计，自汉迄今无虚岁，可知滇南崇信佛教殆先于中国。今村野土民多有不畏王法，而谈及因果报应则凛然敬信者。”鸡足山在云南宾川县，靠近缅甸，蜀汉时期时已有佛教。
6、滇、蜀早期佛教有联系吗？
《嘉庆重修一统志·楚雄府·寺观》：“平南寺：在府城西南一里，相传诸葛亮南征时建。”看来，滇、蜀早期佛教不可能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我们期待今后的考古发现来证实这一关系。
滇、蜀早期佛教应有来往。东汉末确有天竺僧人法兰来中国传法，三国初避居吴地。前述法兰在云南、四川大邑传法，这是传说，但说明当时蜀中已有佛教。也就是说，“北传”、“南传”佛教都在向蜀中渗入，我们不必拘泥于佛教只能从某方向入蜀，不能从某方向入蜀。近年来，学者关于巴蜀早期佛教由南方传入的文章不少，但还值得深入讨论。巴蜀早期佛教主要应是从长安、汉中入蜀。东汉有196年，蜀汉有43年，共239年，这时间不算短，佛教以不可阻挡的力量由南北两路渗入中国内地。
佛教在大致相当的时间从北方、南方传入中国，在东汉中期、明帝之后从长安、汉中方向南下入蜀，先至川西，东渐巴渝。胡人不等于胡僧。巴蜀地区早期佛寺的出现当在蜀汉晚期。佛教入蜀，比吴地佛教西渐荆州稍早。东汉以前滇缅通道是存在的。滇、蜀早期佛教应有来往。
注：
（1）《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5日一版《重庆丰都槽房沟发现有明确纪年的东汉墓葬》。
（2）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7期。
（3）乐山市文化局《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墓》，《考古》1990年2期。
（4）（12）（22）《四川通史》第二册：罗开玉，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
（5）赵殿增、袁曙光《四川忠县三国铜佛像及研究》，《东南文化》1991年5期。
（6）（7）（20）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11期。
（8）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9）日本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10）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汉代佛法之流布》，中华书局，1955年。
（11）（19）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13）任乃强《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
（14）《西南丝绸之路考察记》，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15）吴焯《西南丝绸之路的再认识》，《文史知识》1998年10期。
（16）温玉成《“早期佛教初传中国南方之路”质疑》，《四川文物》，2000年2期。
（17）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18）2003年7月23日湖北《楚天金报》报道《三峡考古新发现：湖北也有"摇钱树"》。
（21）杨泓《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年。
（23）参见汪前进《中缅科技交流的历史足迹》，《文史知识》1993年5期。
（24）周春元等《贵州古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