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佛教的繁荣时期
（宋元）
宋代，主要是南宋，是巴渝地区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足地区密宗造像的发达，二是禅宗的发达。禅宗发达，是全国性的现象，巴渝亦不例外，而大足的密宗造像则是“个案”，它只在大足及安岳一带兴盛，而在整个巴渝地区并没有兴盛的密宗事业及造像。大足密宗造像的辉煌，挽救了密宗在北方几近灭绝的命运，这是巴渝地区佛教的骄傲。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国佛教之辉煌的尾声也来临了。
唐末，昌州刺史，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韦君靖在大足建永昌寨，后于景福元年（892年）在此造像。经五代至南宋绍兴间，历250余年，大足有石刻造像6万余躯，遍及大足全境四十余处，以北山、宝顶最为集中。有佛、道、儒三教造像，以佛教为主。
一个地区的佛教繁荣应有五个标志：一是有着名高僧，二是有着名佛寺，三是有精美造像，四是有发达的寺院经济，五是有众多的信徒。而这五个标志的背后，离不开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稳定。南宋时期大足佛教的发达，这五个标志都具备了。南宋大足石刻造像艺术的繁荣，与当时巴蜀地区的石刻艺术发达有关，它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成熟的、高水平的石刻造型艺术的必然结果。大足密宗“奇谲幽怪”的造像，为明人所不解，故《蜀中名胜记·大足县》引旧《志》云：“宝顶寺，唐柳本尊学吴道子笔意。环崖数里，凿浮屠像，奇谲幽怪，古今所未有也。”南宋，三教并存，大足妙高山宋代石窟“三教合一”的释迦牟尼、老君、孔子造像，为这一历史事实作了形象的注释。宝顶三教造像，体现了不同宗教的宽容与融合，造像的平民化、市俗化、生活化，迥然别于北方造像的“神圣化”。佛教在唐代是鼎盛期，至宋及宋以后是所谓“世俗化”期，大足佛造像即佛教世俗化的物化表现。
大足石刻的兴盛，有其历史经济、文化的基础，我们可以看看文献。《舆地纪胜·昌州·风俗形胜》引李宗谔《图经》：（昌州）“户晓礼仪”；又引谭用之《修昌州记》：“实则巴丛之饶，山堆阜叠，溪交水横，列岫罗巘，瓜瓞不断。”又引蒲宗《孟学记》：“（昌州）与大府通邑争强取胜，遵道而重学，孳孳以事圣人为急。”又引杨子谟《显惠庙记》：“静南（静南军）山水奇秀，士大夫避地者多居焉，仙灵逸迹，尚有董、葛之遗风。”又引赵雍《题学宫》诗：“昌元古佳郡，比屋谈经史。”但是这个“繁荣”只表现在重庆的西、北部的一小块地方，而东、南地区是谈不上繁荣的。
北山以佛湾最为集中，佛湾长里许，造像石岩约300米，造像4360余尊，南段多晚唐、五代造像，北段多宋代造像。宝顶大佛湾被誉为“我国现存唯一的规模宏大、内容完备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场（漫荼罗）”（1）大佛湾有孔雀明王经变相、毗卢洞、柳本尊行化图、柳本尊正觉像、十大明王等；小佛湾有毗卢庵洞、华严三圣洞等。其南宋摩崖造像《柳本尊十炼图》，即《柳本尊行化道场》、《柳本尊行化十迹图》，是研究地方密教发展的活化石。柳本尊的影响不仅在大足，安岳毗卢洞北宋《柳本尊十炼图》即早于大足的《十炼图》。
川西北摩崖造像在唐末、五代后凋零，入宋后，川东、川南摩崖造像发达，如安岳、大足等。密宗及其造像在北宋时期的大足稍稍“歇息”了一会儿，终于有一个人接上了密宗的“香火”－－柳本尊、韦君靖死后两百多年－－赵智凤诞生了。无疑，赵智凤在大足北山是见过毗沙门天王等密宗造像的，这对他日后的造像事业肯定有影响。他从成都学成佛法回大足后，要把北山密宗的造像事业延续下去，于是选择了宝顶这块地方，开始了辉煌的密宗传教及造像事业，也就是说，赵智凤在南宋时期发扬密宗传统是有历史基础的。一个地区的佛教事业发达与否，除了经济、文化因素以外，个人的作用极大，赵智凤就是一个例子。
宋代的大足、合川、潼南、铜梁是巴渝地区造像的主要地区，与邻近的四川安岳一并是当时巴蜀地区佛教造像的中心地区。与唐代一样，巴渝多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等造像。大足多三教造像，潼南大佛由道士建造，说明当时佛道之争的熄灭，三教相互容纳。
两宋巴渝地区佛寺约130座，平均一县约3－4座，尽管与江南地区相比在密集度上是不及的，但却在唐代的基础上是大大增加了，这是巴渝佛教逐渐兴盛的表现。
两宋有320年天下，由于儒家理学的兴起，佛教被视为异端学说而逐渐走下坡路。由于佛教的部分理论被理学吸收，于是知识分子往往参禅佛寺，与僧人谈佛学，南宋学者晁公遡《中岩文老和予游字韵见寄用韵为报》说“我虽券内士，常思方外游”。重庆地区当然也不例外，苏轼、黄庭坚、赵拚、晁公遡、王十朋等在重庆时，多与僧人来往，为我们留下了诸多诗文。
宋代巴蜀禅宗在全国处于绝对优势，佛学界有“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之说。但宋代禅宗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创建，“不立文字”成了“不离文字”。合川涞滩佛祖与禅宗六祖群像，把禅宗诸祖形象地体现出来，使信徒在“顿悟”之外、在文字之外有具体的祖师形象可顶礼膜拜，别具匠心。该群像是禅宗在中国佛教中取得全盛地位后的纪念性的、里程碑式的写照，在全国享有盛誉。
与禅宗、净土宗在唐代盛行的情况一样，此两宗在宋代的巴渝地区亦是全盛期。宋代诗人、学者晁公遡《嵩山集·恭州报恩长老宣公以四偈见别用韵为谢》有“莫道巴儿不解禅”句。四川荣县出土建炎元年（1127年）《宋故清河张氏夫人墓志铭》：“夫人喜诵佛书。”重庆万盛区出土绍兴十六年（1146年）《宋太夫人陈氏墓志铭》：“晚年尤喜佛书。”两夫人喜诵佛书，应是禅宗信徒。但在大足一带，则有其特殊性，即密宗事业发达，兹不赘述。
宋代，佛、道之争平息，“我国家，……崇道教，兴佛法”。（2）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诏于京师及诸路共设戒坛72处，其中川陕7处。（3）北宋，全国有佛寺约4万所。由于朝廷的扶植，宋代寺院经济发达。大足石刻造像业的发达，是赵智凤的功劳，也是当时大足寺院经济支持下的结果，我们可以在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大足《宝顶常住田产》碑中找到依据。该碑是大足寺院经济最早最珍贵的史料，刻于《唐柳本尊传》碑阴。
因年久蚀泐风化，该碑仅存以下文字：
“宝顶常住田产（额）。古迹宝顶山佛祖岩，正是赵智宗……已妄说□□祈乞风调……国泰……一千田……天下大不祥……八大五通，三千大千世（界）……外堂分水，东北……圣旨三道，免……拾伍……□□□年三月初九日，山门立通……白众：本山诸□田土，不许典当……父母，堕地狱，若无出期。古云，受□常住……善恶若无报……必□私……龙，若私……”。（4）“赵智宗”，即赵智凤。
赵智凤在宝顶弘法七十年，大开道场，开凿造像，必然要有经济力量支持。绍熙元年时，宝顶山佛寺已有田产“一千田”（亩），且曾有“圣旨三道”，免交地租；“本山诸□田土，不许典当”，正是宝顶佛寺的经济来源，也是石刻造像得以持续发展的基本经济保障。
而贫困山区的夔州地方政府，搜刮民利，也在佛寺、度牒上做文章，“夔峡之间，大山深谷，土地硗确，民居鲜少，事力贫薄，比东西川十不及一二。……峡中之民，散居山谷，生理单薄，憔悴饥饿，殆如猿猱。……（官方）根括百姓绝户之田，根括寺观常住之田，又监僧道验度牒钱。”（5）如此，夔州佛教如何有大的发展？
关于元代时期的巴渝佛教，我们能见到的材料不多，但可以肯定地说，元代巴渝佛教是在两宋时期的基础上持续发展的，虽然藏传佛教得到了统治者的扶持，但汉地佛教仍在蓬勃发展，此时巴渝地区的佛寺仍在增加，遗憾的是，我们尚未发现此时期的造像。
两宋
佛寺
巴县有罗汉寺、崇因寺、缙云寺、北碚温泉寺、青木关温泉寺、南岸觉林寺、夜雨寺、广福寺、宝轮寺、海会寺、慈云寺、报恩寺等；江津有石佛寺等；壁山有东林寺、大林寺、天竺寺等；永川有普照寺等；长寿有定慧院等；荣昌有碧云寺等；万州有勒封院、石宝寺、治平寺等；奉节香山寺、白马寺、龙兴寺等；云阳有下岩寺等；云安有净戒院；合川有净果寺、濮岩寺、万寿寺、护国寺、东岩寺等；铜梁有寿隆寺、金钟寺、计都寺等；潼南有安稳寺、明峰寺、普德寺等；大足有报恩寺、圣寿寺、圣水寺、佛惠寺、惠因寺、罗汉院、东禅寺、琼林寺、西禅寺等；綦江有青莲院等；忠县有宝华寺等；涪陵有普净院、千佛寺等；彭水有集福院、景星寺、咸宁院、长寿寺等；秀山有复兴寺等；南川有报恩寺、白鹄寺、遍福寺、普顺寺等；巫山有龙华院等。
两宋时期，巴渝地区新建佛寺近百座。加上唐代佛寺佛寺40余座（但有些唐代佛寺到宋代已毁），两宋时期巴渝佛寺约130余座，是佛教兴盛的表现。
造像、经幢
巴县：浮图关宋代摩崖造像，有一佛二弟子、观音、如来法身像等。《蜀中名胜记·重庆府一》：“《志》云：‘治西十里，石壁绘佛像，一径仅容舆马，即佛图关也。’”《嘉庆重修一统志·重庆府·关隘》：“佛图关：在巴县西十里，即李严欲凿通汶涪二江处，为重庆要津，上有石佛像，故名。”渝中区罗汉寺古佛崖石刻造像255尊。北碚缙云寺相思岩造像，刻有舍利塔，有北宋元佑三年（1088年）、五年题刻。
南岸南坪古佛造像，为一龛一佛，弥勒佛高12米。木洞有北宋淳化二年（991年）《慈光寺经幢》，僧楚琳书，见《三巴金石苑》、《巴县志》、叶昌炽《缘督庐日记》。
合川：宋代摩崖造像主要分布在龙多山、濮岩乡濮岩寺、涞滩乡、思居乡普陀岩、南屏乡铜梁洞、沙金乡两头寺摩崖、合阳镇白塔坪摩崖、钓鱼城摩崖。濮岩寺有天禧三年（1019年）《三身佛龛记》题刻，庆历四年（1044年）《弥勒变相记》题刻；北岩有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张夫人梦佛记》题刻。
合川涞滩二佛寺，在城东北90里渠江边，有上下殿。宋代开凿佛像，有造像42龛，1613躯造像，分别刻在下殿的北、南、西三面摩崖上。北岩释迦牟尼说法图，是涞滩造像的核心部分，佛高12.5米，即合川大佛，寺内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碑记云：“全蜀大佛有三，而宕渠涞滩镇日鹫峰盖其二佛也”，为当时蜀中第二大佛，二佛寺因此得名。西岩释迦牟尼与禅宗六祖组合群像是国内少见的禅宗造像，释迦牟尼右为禅宗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左为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该群像有造像题记，时间为南宋淳熙丙午（1186年）。涞滩造像多为南宋淳熙、嘉泰间造，还有泗洲大圣像、目莲像、罗汉群像、弥勒像、须菩提像、水月观音像、龙女像、善财像等。达摩像，形同女尼。涞滩造像群是巴渝着名造像群之一，在全国也享有声誉。
合川南屏乡铜梁山有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3年）摩崖造像。两头寺摩崖造像4龛19尊。白塔坪摩崖造像存44龛、窟，202尊，有释迦、千手观音等，又有乾道八年（1172年）题记。钓鱼城摩崖造像，10龛18尊，其中释迦涅磐像长11.5米，宽2米。
大足：宋代造像，主要分布在宝顶乡大佛湾、小佛湾、岩湾、牛王庙、佛祖村，新利乡普和寺、明星乡观音坡及佛耳岩、天宝乡菩萨岩及石壁寺、高升乡前进村、三溪乡八角村及双河村、玉滩乡响水村、灯塔乡朝阳寺、天山乡潮水寺及桂花庙和峰山寺、元通乡佛耳岩、龙石乡新生村及龙门村、转洞乡舒成岩、麻扬乡观世村、邮亭乡佛耳岩、弥陀乡古佛洞、铁山乡福星寺、石桌乡石篆山及兴隆庵、石马乡石门山、城东乡群力村、中敖乡板昌沟、季家乡妙高山、金山乡陈家岩、高坪乡老君庙及石佛寺、柳河乡灵岩寺、宝兴乡三教寺等处。造像内容分别有佛、弟子、文殊、普贤、地藏、天王、送子观音、千手观音、千眼观音、净瓶观音、罗汉、武士、供养人、玉皇、孔子、老子、判官、王母、九天玄女等，儒、释、道三教内容皆有。佛湾有北宋至道年间（995－997年）、大观元年（1107年）、宣和三年（1121年）等造像题记。舒成岩有南宋摩崖造像，妙高山有南宋摩崖造像。
梁平：石大悲像，《舆地纪胜·梁山军·仙释》：“石大悲，军西二十里赤牛山觉林院之东有一石龛，琢石为大悲像，四十二手，皆有所执。龛前柏围一丈七尺，石壁间有字，曰‘兴国八年重修’”，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值得注意的是，“四十二手，皆有所执”，四十二臂观音，是密宗造像。《舆地纪胜》的这条记载很重要，它告诉我们，在南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之前，梁山军已有密宗观音造像了，该造像的年代当早于赵智凤（1159－约1249）活动的年代，说明密宗在传入巴蜀地区后，在巴渝地区是有一定影响的。又，黄庭坚经三峡入蜀，游“三游洞”，有“大悲院”：“绍圣二年三月辛亥，次下牢关，同伯氏元明、巫山尉辛紘尧夫傍崖寻三游洞。绕山行竹间二百许步，得僧舍，号大悲院。”（《黔南道中行记》）
涪陵：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涪陵出土大量金铜佛像，《宋史》志第十九“五行四·金”：“天圣元年三月庚辰，涪陵县相思寺夜有光出阿育王塔之旧址，发之，得金铜像三百二十七。”此金铜佛像当为唐代会昌灭佛时埋藏在地下之物，应与2002年丰都出土的数十尊唐代铜佛像历史背景相同。
垫江：五龙桥乡佛崖村摩崖造像，8龛，其中6号龛为主龛，龛高1.8米，为观音像。除7、8号龛外，均为佛像。永平乡金光村千佛崖摩崖造像，分为六组，造像约1000尊，其中6号龛为东方三圣造像，主像下刻有“药师佛”三字。
铜梁：太平千佛岩有宋代摩崖造像，现存造像630尊。盘龙寺内有宋代石刻造像。
潼南：大佛寺，南宋名定明寺、南禅院，明代为大佛寺。寺壁大佛高18.43米，头饰螺髻，袒胸，着双领下垂外衣，左手放膝前，右手平置胸前，佛上建七重飞阁。石壁上现存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严禹撰并书《题定明大像诗》及乾道元年（1165年）遂宁人居士冯楫撰、赵泝书《南禅寺记碑》。大佛的最初开凿时间，当在唐代，但只完成了头部，至北宋末靖康元年（1126年）大佛才建造完工，据冯楫《南禅寺记碑》云：“有岩面，古来有石镌大佛，自顶至鼻，不知何代开凿。……靖康丙午，……有道者王了知自潼川东江来化邑人，命工展开身像，与顶相称，身高八丈，耳、目、鼻、口、手、足、花、座，悉相称。”二年，佛寺大殿完工。绍兴五年（1135年），“道者蒲智用协力曾建佛阁，通为五层，尽用琉璃，以覆护百尺像”。至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佛寺建成。清同治间重装金身。王了知、蒲智用二人皆为道士，由道士建造佛像是罕见的，说明两宋之际巴蜀地区的佛道之争已熄灭，儒、释、道三教相互容纳。
潼南南刊寺摩崖造像，现存4龛18尊，有一佛二菩萨，有绍兴（1131－1162年）题记。
江津：江津龙登山摩崖造像8龛，有西方三圣像、阿难、迦叶，有熙宁五年（1072年）题记。二溪乡千佛岩摩崖造像3龛3尊，像高1米，有观音像及宋代题记。圣泉乡石佛寺摩崖造像4龛28尊，有观音、如来、地藏、九龙浴太子等，有绍圣四年（1097年）、元佑（1086－1094年）、绍兴壬申（1152年）题记。石佛寺有宋代摩崖造像。
永川：仙龙乡佛爷石包摩崖造像，2龛8尊，有一佛二弟子像。陈食乡佛岩寺摩崖造像700余尊，其中有宋代造像。东山摩崖造像有两处，一处1龛3尊，有佛、供养人像；一处5龛25尊，其中2号龛有7尊佛像。来苏乡梳妆台摩崖造像，5龛56尊，有佛、菩萨等。
北碚相思岩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造像，又有舍利石龛8个，龛顶刻有舍利塔，有元佑三年（1088年）、五年题记。
双桥区佛耳岩摩崖造像2龛15尊，有菩萨等造像。
开县：南雅大佛，“文化大革命”中大佛头被炸，佛身尚存，1997年，重新修葺。佛高10.8米，约始建于宋。
南川：王象之《碑目》云，南川镇下三里崖上有石佛像。《宋史·列传·渝州蛮》，南川有“铜佛坝”。
荣昌：有北宋造像群，造像2龛，20余尊佛、菩萨造像。2003年5月，荣昌路孔镇万灵村濑溪河畔岩壁发现千佛洞，洞内有273尊宋代石刻佛像。
綦江：有观音岩，宋代王坚有《游观音岩》诗。
云阳：下岩有宋代造像。
佛塔
荣昌：河包乡有南宋报恩寺塔，高16米，方形楼阁式，各层龛内有佛像，绍兴二年（1132年）建。凉坪乡有南宋白塔，高15.6米，方形楼阁式。
江北：古藏山有塔坪寺，有石塔，七级楼阁式空心方塔，高14.4米，有数尊浮雕造像，有绍兴十六年（1146年）题记。
江北水土镇有4座宋代和尚舍利塔墓，上为舍利塔，下为墓室；塔基座为须弥座，边缘饰有莲花。
大足：明星乡有南宋多宝塔，高33米，13层。宝顶乡有转法轮石塔，高9米，4层，刻有佛、菩萨像；又有法身塔，高7.5米，3层，刻有赵智凤像，塔身刻有佛经、佛、菩萨像，是密宗佛塔；又有真如舍利石塔，高6米，3层。
巴僧
巴僧，有两类，一为巴渝籍，在外地传法者；二为外籍，曾在巴渝传法者。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巴渝地区的禅师开始多起来。
天台山智者院行满，晚唐至宋初人，开宝间年八十八卒，万州人，弱冠入道，二十五岁具足戒，大历三年就荆溪学法华经，后住天台山智者院、佛陇寺，声名卓着，日本僧来华多往天台受教。
铜梁巴川宣密院显嵩禅师，铜梁李氏子，住铜梁宣密院，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卒，享年八十，逝前作颂曰：“八十年中常浩浩，宏开肆货摩尼宝。也无一个共商量，不是山僧收铺早。”
重庆南岸觉林寺禅师无演，《豫章黄先生文集·圜明大师塔铭》：“大师号无演，出於天彭张氏。……元符三年五月月，道出戎州始识之，卓乎伟哉，其非凡器也。是岁四月甲辰，渝州觉林禅院不疾而去化，僧腊五十有七。”
景定五年（1264年）间，巴县有蒙山异禅师（《巴县志·方外》）。
长寿僧人了然，书“佛”字，在县南门外天王庙大石上，字大六尺，淳熙二年（1175年）刻。又有僧无为，长寿人。
合川玉泉宗琏禅师（1097－1160年），潭州大沩月庵善果禅师法嗣，临济宗杨歧禅系。《蜀中广记·高僧记第七·川东道》：“宋荆门军玉泉穷谷宗琏禅师，合州董氏子也。”《嘉庆重修一统志·重庆府·仙释》：“宋，宗琏，石照人，姓董，嗣潭州大沩山善果。有僧过其家，以灯示之，曰，灯照汝，汝照灯耶？答曰，灯亦不照我，我亦不照灯。扁其室曰，穷谷。刘琦镇荆南，问穷谷何义，连曰，心尽曰穷，性凝曰谷。”（6）又见《续传灯录》。
合州廓庵师远禅师，合州鲁氏子，彭州大随南堂元静禅师法嗣，在常德传法，临济宗杨歧禅系。
合川《弘法沙门海禅师塔铭》，即《海长老塔铭记》，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刻，海长老（？－1143年），享年七十五岁，在报恩禅寺传法。又有僧道真，绍兴中重修合川鹫台院。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冯时行有《龙多山鹫台院记》。
《舆地纪胜·合州·仙释》：“僧净业，石照人，姓文氏。少业屠，县索肉，有羊既乳，将杀之二羔，衔刀伏门后。业感叹，弃家为僧。忽大悟，作颂曰：‘昨日罗刹心，今朝菩萨面。罗刹与菩萨，不如一条线。’”
石头自回禅师，合州人，彭州大随南堂元静禅师法嗣，“世为石工，人呼石头和尚，眼如盲龟，不识一字”，（《五灯会元》）出世，住钓鱼山，济宗杨歧禅系。《蜀中广记·高僧记第七·川东道》：“宋石头和尚，号回祖师，合州人。……绍兴间，闻钓鱼山建护国寺，自甃石二十四片为龛，全身入门，自掩端坐而逝。”
《蜀中广记·重庆府》引《缙云传胜录》：“宋初，慧诵禅师住持。太宗皇帝御诵梵经二百四十二函，真宗咸平元年迎至寺。”
《蜀中广记·高僧记第七·川东道》：“宋南康军云居德会禅师，重庆府何氏子。”
南川僧人，《舆地纪胜·南平军·仙释》：“僧可暹。遍福寺，在隆化县外之北隅，可暹因旧观音堂，相其爽垲，乞输租于官，自出衣钵，建一佛寺。”同前，“僧福琇。普顺寺，本播州寺，废，福琇者，避乱客居隆化，作大殿宇，遂为胜刹。”
万州僧人，《舆地纪胜·万州·仙释》：“悟通禅师，观音化身，九岁出家具戒，说法通妙，赐号义空禅师。住世七十九年，说偈而逝。”《蜀中广记·高僧记第七·川东道》：“宋释行满者，万州南浦人也。栖禅天台华顶峰下智者院。”
云阳僧人，《蜀中名胜记·云阳》：“乐温□钟涪陵尉郑阶平，治平乙未六月五日同游，住持本院主僧法能刻石。”
巫溪僧人，光绪《大宁县志·仙释》，忍禅师，《府志》：宋刘国均留题：游（奉节）卧龙山咸平院，归至天宁寺，谒长老忍禅师，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晦日。
忠县僧人，北宋忠州有高僧善暹，临江军人，谒雪窦山明觉重显大师（遂宁李氏子，皇佑四年卒），再开法庐山开元寺。
涪陵僧人，兰溪道隆（1213－1278年）禅师，南宋末涪陵人，俗姓冉。13岁在成都大慈寺出家，后入浙谒无准师范，移住天童寺。淳佑六年（1246年）率弟子义翁绍元等东渡日本，日本执政北条时赖为建建长寺，请其住持。又住持建仁寺、寿福寺。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卒于镰仓建长寺，享年六十六，在日本传法32年。日本政府敕赠兰溪道隆为“大觉禅师”，日本禅师谥号亦由此始。兰溪道隆是中国禅师在日本传法之第一人，其在日本之声望可与唐代鉴真相比。弟子集其言论着《大觉禅师语录》。兰溪道隆墓塔，在日本建长寺。兰溪道隆工书法，学黄庭坚、张即之。《兰溪道隆墨迹》，绢本，今藏日本，为日本国宝。（7）
僧真容，荣昌人。
目前所知早期的巴渝籍（具体籍贯不详）禅师有：北宋的福严寘禅师，潭州大沩慕喆真如禅师法嗣；缙云山禅师，鼎州德山缘密圆明禅师法嗣，云门宗。
南宋时期巴僧有：蓬庵德会禅师，石头自回禅师法嗣，重庆府何氏子；柏堂祖森禅师，巴县人，俗姓杨，年十九，往重庆崇因寺，越三年得度，出三峡，往江浙，石溪心月禅师法嗣，临济宗杨歧禅系。北碚北泉公园内石壁上有宋代和尚骨灰龛13个，有元佑（1086－1093年）年号。
大足密宗僧人赵智凤（1159－约1249年），南宋绍兴间大足人，圣寿寺僧，密宗传人，精通“三藏”。幼年出家，年十六游西蜀，在川西弥牟镇“圣寿本尊院”习柳本尊密法。返里，在宝顶山设坛传教，建圣寿本尊院、开窟造像。其造像事业得到魏了翁、杜孝严及重庆府、昌州郡官方支持。其返里时间史无记载，据《宝顶常住田产》碑，知其约在二十岁返里。刻该碑时，其在宝顶山传教已有十二、三年，佛湾密教造像，是其毕生精力所为。
文人与禅师
万州西山寺，赵拚《同万州相里殿丞游溪西山寺》：“……蛮女背樵岩侧避，野僧携刺马头迎。千层云水迷三峡，一閧人烟认百城。”（8）万州勒封院：黄庭坚贬巴蜀六年，东归出蜀时，在万州有《南浦西山勒封院题记》：“庭坚蒙恩东归，道出南浦，……西山者，……有僧舍五区，其都名，名曰‘勒封院’，……寺僧文照喜事，作东西二堂于茂林修竹之间。……建中靖国元年二月辛酉，江西黄鲁直题。”（9）黄庭坚又有《万州下岩》二首：“寺古松楠老，岩虚塔庙开。僧缘蚕麦去，官数荔支来。石室无心骨，金铺称意苔。若为刘道者，拽得鼻头回。”又有《万州下岩》：“空岩静发钟磬响，古木倒挂藤萝昏。莫道苍崖锁灵骨，时应持钵到诸村。”（10）刘道者，曹洞宗禅师。黄庭坚在彭水时，常与僧人往来。黄庭坚是身着朝服的禅僧，禅僧是身着僧装的士大夫。黄庭坚在彭水时有弟子杨皓，字明叔，亦喜谈禅，其游合川龙多山，有诗云“禅空空此绝尘氛，占取嶕嶢自不群”。（11）
南宋晁公遡《嵩山集》卷十二《恭州报恩长老宣公以四偈见别用韵为谢》：“再到丛林得我惊，斩新花果自然成。种田更有僧只户，乞食何如舍卫城。”“甑中炊米釜烹鲜，莫道巴儿不解禅。日日扣门来乞火，个中已有一灯传。”
谯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学佛，析其理归于儒。（12）
陆游，“某以事至卧龙山，咸平寺长老惠琏言，公往有行记，今将刻之石，因嘱某书其末。……乾道七年七月七日，左奉议郎通判夔州军州主管学事陆某谨识。”（13）
曾官夔州的王十朋，《卧龙山有武侯新祠再用前韵》:“山藏古寺柏青青，地重端因蜀相登。……堪叹草庐谁复顾，凄然香火却依僧。”（14）奉节龙兴寺，宋王十朋有记，自注：钦宗皇帝母王皇后所生之地。王十朋亦喜谈禅，其《明庆教院请讲疏》：“释迦说法，祗树一朝。地辟天开，智者起教于台山，乃千古风清月白，自鹤林之寂灭，暨佛垅之凄凉，孰知竟路之归，罔识真心之在，有资上德，为发微言，共惟某人大讲师，脱迹儒门，潜心释典。”又有诗《同行可、元章报恩寺行香，登佛牙楼，……》。（15）又有《胜书记蜀僧也，和予《游玄通》一诗，用赠衲老韵酬》：“未向夔门访武侯，禅房杖屦谩通幽。题诗况有诗僧和，深喜庐山得胜游。”（16）
宋代着名学者、合川人阳枋在“百念俱灰”时，亦往佛寺求得清静，其《与蹇晋堂书》云：“某往桃源寓居，有灵岩一寺，洞澈，山后小溪清冷，自洞流出，寺亦高敞幽邃，可以娱志，可以玩书。然百念俱灰，生此浮世，无一物可欲，只有一个性理，是靠实受用欲，得可共商量。”（17）
元
《元史·释老志》：“元兴，崇尚释氏。”《佛祖统纪》，忽必烈对群臣云：“朕以本觉无二真心治天下，……故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蠲免之，并令缁侣安心办道。”（18）元代，在藏传佛教大受其惠时，汉地佛教也得到好处，国家赐予寺院土地、金银，元代寺院经济发达。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十二月间，“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19）“中书省臣言：江南诸寺，佃户五十余万。”（20）《续资治通鉴》卷一九七，监察御史张养浩在《上时政书》中云：“臣尝略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元代对出家者限制很严，但又标价出售度牒：“僧道入钱五十贯，给度牒，方听出家。”（21）是效仿宋代，把度牒当作商品使用。
元代巴渝地区的佛寺，当在宋代的基础上，有所增加。新建佛寺有：巴县佛来寺；江津永福寺；綦江胜果寺；涪州崇兴寺；铜梁铁佛寺，创建于至正年间（1341－1368年），寺内原存嘉靖年间所造铁塔，毁于“文化革命”中；巫山峰崇寺，至正元年（1341年）建；合川嘉福寺，至元中建；濮岩寺《飞轮宝藏记》：“元统癸酉（1333，元统元年）增置李家坪水陆地亩，永作供佛饭僧，洒扫洞室一区，以待禅人调息。”荣昌庆云寺，宋建，元至正间重建。开县元代有大觉寺，唐代建，元泰定间重修。合川有庆福寺。潼南独柏寺正殿乃元代建筑。秀山，元代新增佛寺6座。
元代大足有高僧妙凯，俗姓苏，原为泸州刺史，遁入空门，建寺于大足妙高山顶，人呼为妙高祖师。
《元史·刑法志二·户婚》：“诸愿弃俗出家为僧道，若本户丁多、差役不阙、及有兄弟足以侍养父母者，于本籍有司陈请，保勘出路，给据簪剃；违者，断罪、归俗。”
元初巴僧有：如海真禅师，缙云寺僧，临济宗杨歧禅系舒州太湖普明无用宽禅师法嗣；彻禅师，蜀人，元末明初人，传法于夔州。
（注：关于元代巴渝地区佛教，请参见本集《元代的巴渝·宗教信仰》）
注：
（1）郭相颖《略谈宝顶山摩岩造像是完备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场》，《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4期。
（2）《金石萃编》卷一二五《大宋重修铸镇州龙兴寺大悲阁像并阁碑铭并序》。
（3）《宋会要辑稿·道释二》。
（4）“□□□年三月初九日”缺三字。按清人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有《宝顶山常住田产碑》，有明确纪年、月、日，为“绍熙元年三月九日”。赵智凤生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约卒于淳佑九年（1249年）。此碑刻于绍熙元年，约赵智凤三十二岁时。
（5）度正《性善堂稿·重庆府到任条奏便民五事》。《四库全书》集部。
（6）宗琏，参见《嘉泰录》二一。
（7）参见《巴蜀禅灯录·四川禅宗史概述》、《支那墨宝集》下。
（8）《清献集》卷三。
（9）（10）《四库全书·山谷集》。
（11）民国九年《合川县志·金石》。
（12）参见《宋史·隐逸·谯定传》、《四川通志·人物·重庆府》
（13）《渭南文集·跋关着作行记》。
（14）（16）《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
（15）《梅溪王先生文集》。
（17）《四库全书·字溪集》卷四。
（18）《大正藏》卷四九。
（19）《元史·世祖纪一三》。
（20）《元史·成宗纪三》。
（21）《元史·顺帝纪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