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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日脊梁)吴佩孚之死:踩烂日本炮制的讲稿作出最后宣言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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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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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2-08-25

曾被笑为“贿选总统”的曹锟,晚年却
也坚决不为日本侵略者做事,保持了民族气节
从声名的巅峰跌落
谁能想到,在《时代》封面上出现还不到一个月,被称作“中国最强者”的吴大帅,就从声名的巅峰跌落了下来。

给他致命一击的是他的部下,直系的另一个著名军阀冯玉祥。直奉大战开始后,直系军队王怀庆指挥的第二军溃不成军。1923年10月12日,吴佩孚亲往山海关督战,也未能挽回败局,只得退守秦皇岛,急调后援兵力前来。就在此时,他的第三军司令冯玉祥,暗中与奉系结成同盟,从前线奔回北京发动兵变,将曹锟囚禁,吴佩孚匆忙之中,不得不率残兵乘船逃离,风云一时的直系自此转入颓势。

在冯玉祥看来,自信、自傲的吴佩孚,自调兵遣将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失败的祸根,而非他的反戈一击。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中,冯玉祥讲述了一段吴佩孚在北京“讨逆军”总司令部的有趣故事:

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挨挨挤挤,坐满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到有人大声地报告道:“总司令出来啦!”嚷着,吴佩孚已经摇摇摆摆地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乡下大姑娘,于是口授命令,念到中间,电灯忽然灭了,半晌才复亮,王怀庆(直军第二军司令)和我坐在一处, 附在我耳朵根低声笑道:“不吉!不吉!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言。

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轻率儿戏,吴之鲁莽灭裂,往往似此!

(《我的生活》,第399页)

冯玉祥的描写是否真实已无法求证,但却为我们勾画了民国史上如同小说演义一般的传奇一幕。更为重要的是,他渲染的现场预感竟成了现实。

一代枭雄吴佩孚的命运,在他乘船逃遁时就彻底改变了。他的虎视天下已是明日黄花。

两年后,在北伐军逼近武汉之时,也就是在1926年与1927年之交的那个冬天,鲍威尔最后一次采访吴佩孚:

这大概也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国记者。他时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总部设在汉口。尽管他的头衔大得吓人,其实地位已岌岌可危,事实上,他是北军抵抗从广东开来的国民革命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吴把他的总部设在一座古典式的中国庭院里,我就在那里见到了他,并共进早餐。他似乎比先前喝酒更多,显得精神沮丧,情绪低落。由于部队受到先于北伐军出发的受俄国训练的宣传队的影响,士气尽丧,河南一战已是溃不成军。共产党人也竭尽全力为击败吴佩孚而工作……以图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到激烈的武昌战役后,孤注一掷的吴佩孚彻底失败,全线溃退。(《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88-89页)

吴大帅再次在外国记者面前表现出他的“儒将”姿态。他们一边吃早餐,一边交谈。吴佩孚手里拿着一本已翻得破旧的线装书,谈话过程中还不时看一看。

鲍威尔感到好奇,问他这是什么书?吴佩孚笑答:“《吴越春秋》。”然后补充说:“那个时候没有机关枪,也没有飞机。”

吴佩孚一再向鲍威尔强调,他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

不懂政治的军阀,永远只能是枭雄。 (环球人物 李辉)

打造校园文化气场,养育学生文化人格,传承千年文化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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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2-08-25
Re:(反日脊梁)吴佩孚是第二个因为拒绝日本人而被害死的中国军阀
若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吴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里颐养天年的。可是,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残梦。  
     1937年初夏,日本人通过卢沟桥事变快速侵占了北平,一直不肯去南方做蒋的清客的吴佩孚,成了敌寇辖下的高级寓公。  
     和吴一样留在北平的一些有身份的人士怕死也怕失去悠闲的日子,便摧眉折腰事倭寇,其出任伪职的经历成了终身难以洗净的污点,这其中不光有吴的一些北洋同僚与旧部,也有北大名教授周作人这样的名士。  
     像所有的异族统治者一样,敌寇急于在占领区建立从属于自己的傀儡政权。日本人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介石不对付的中国人,一个是中国当朝二号人物汪精卫,一个便是曾统兵近百万的北洋时代最有人格力量、“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的吴佩孚。他们希望“汪吴合作”,一南一北,一文一武,敦请这两位强人出任傀儡政权的头儿,则亡华春梦便可变现矣。  
     尽管汪精卫终于答应“合作”,从重庆逃到了河内,但一直在日本人眼皮底下的吴佩孚却沉默如山,任冷落多时的什锦花园突然冠盖聚集说客盈门,却统统无补费精神!这其中,既有他的前部下、后来当了汪精卫伪政权军事首领的齐燮元,更有战后被国际法庭绞死的甲等战犯、日本驻华特务机关首脑土肥原贤二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吴佩孚不为所动、不受抬举、不肯附逆,天长日久,院里松柏本色不凋。  
     日本人对吴佩孚是寄寓厚望的。且读一份战后日本“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撰的一段文字:  
     当时(1938年———引者注)日本军以破竹之势,席卷华北、华中、华南。以王克敏、梁鸿志、德王为首的政府相继成立。土肥原作为陆军、海军、外务三省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在策划在三个政府之上建立以吴佩孚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工作……  
     其实吴佩孚也答应过“出山”,条件也极简单,只一条:请日本人撤出包括东北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而且,他也确实令旧部于河南开封一带集结改编成了“皇协军”,甚至还派人在山东境内招过兵,只是后来该部“全部潜逃”,“回归重庆军建制”(日本人语)人们才知道了吴氏的初衷。  
     日本人还越俎代庖地在什锦花园为他安排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他,放下打印稿,一字一句地说:  
     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爱猫扑.爱生活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  
     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他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容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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