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宋美龄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世界知识》2010年第9期 作者：石源华
蒋介石上台执政并在形式上“统一”中国后，明里暗里采取各种方式支持周边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构成蒋介石在民国时期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访问战时印度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与印度国大党领袖保持着密切关系。1939年8月，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尼赫鲁访问重庆，受到蒋介石的热情接待。1940年11月，蒋介石委派戴季陶率团访问印度，并携带自己的亲笔函分致甘地、尼赫鲁和诗人泰戈尔。1941年8月，印度独立运动家卡拉黛维夫人访问重庆，蒋介石在会见时明确表示：“中国得到自由与独立以后，第一要务当为协助印度与朝鲜之解放与独立也。”
1942年2月，在太平洋战争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其目的有四：与英印当局商议战时合作，推进中英联合抗日事业；劝说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暂时搁置立即实现印度独立的主张(主要出于国内抗战考虑，当时滇缅公路是国际支援中国抗战的惟一陆路通道)，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劝说英国放弃在印度的殖民政策；提高中国在处理亚洲事务中的国际地位。
蒋介石夫妇会见了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回教徒领袖真纳，并不顾英方的反对，会见了正在软禁中的印度“不合作运动”领袖甘地，与之进行了长达五小时的谈话。这些会见加强了蒋介石与印度各党派，尤其是与印度国大党之间的良好关系。会见中，他们表达了中国无条件支持印度争取独立地位的明确立场，但协调印英关系的使命，却由于英国当局顽固坚持殖民立场及印度国大党坚持要求立即独立而没有取得进展。
随后，蒋介石继续坚持支持印度国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为此，他不仅与英国当局进行交涉，也一再出面要求罗斯福总统干预印度事务。战后，蒋介石积极支持印度独立，在所有的国家中最早将驻印度专员公署升格为驻印大使馆，最早派遣驻印大使到任。据民国首任大使罗家伦回忆说，经他之手为印度独立帮忙的事共有14件，包括印度国旗采用阿育王轮、移交时间定为零时等。
推动开罗会议奠定韩国独立地位
蒋介石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的直接支持始于1932年上海“虹口公园事件”之后。1933年初，他亲自会见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金九，劝说其停止暗杀活动，实施培训军事政治人才计划。在组织体系上，他主要运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中统局、三民主义力行社和军统局两个系统，分别与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联络，给予各种必要的支持。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进而从政治上公开支持韩国独立运动，亲自批准建立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从经济上全部承担了韩国临时政府韩国独立运动的政务费、党务费、军事费以及重庆侨民生活费，壮大韩国独立运动的力量；从文化上批准中韩文化协会成立，开展广泛的抗日复国宣传活动。1942年12月，又核准“援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将援朝政策的重点转向强化韩国独立复国力量，争取实现战后独立，并确定了“于适当时机，先他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方针，全面强化援韩工作。
蒋介石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在于他在开罗会议期间，坚持并力争罗斯福总统的支持，确定了韩国独立的国际地位，并将此写入《开罗宣言》，奠定了战后韩国独立的国际法地位，并继续为争取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和战后立即给予韩国独立地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亲赴缅甸视察战事
太平洋战争期间，缅甸成为日本进攻的重要战略目标。为了保住滇缅公路，根据盟军的安排，蒋介石两次派遣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开创了近代史上中国军队出国作战的先例。
1942年2月，蒋介石下令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由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任前敌指挥。3月和4月，蒋介石以战区统帅身份两次亲自飞赴战火纷飞的缅甸前线，协调各方关系，视察指挥战事。后缅甸战场虽因英方怯敌避战，史迪威与蒋介石指挥失误，导致溃败，部分中国远征军退往印度，组成驻印军，但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随后，中、美、英围绕反攻缅甸问题进行了长达三年的争执。1944年5月，蒋介石再度命令中国远征军渡过怒江发起攻击，与史迪威指挥下的美军和中国驻印军夹攻缅甸日军，于1945年3月，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并与英军会合，结束了缅北战役，为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战后，蒋介石积极支持缅甸独立运动，曾派遣特使前往缅甸祝贺独立新政府的成立，缅甸新政府也将在其国境悬挂的第一面国旗赠与中国特使，表示对中国的友好与感谢。
支持泰国的“自由泰运动”
中泰两国人民的交往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自晚清以来一直没有建立官方关系，泰国成为蒋介石推行周边外交的重要国家。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先后逼迫泰国签署《泰日互不侵犯条约》和同盟条约，不仅恶化了中泰关系，而且也将泰国引向深渊。l943年2月26日，蒋介石发表《告泰国军民书》，声明中国政府“认泰国为日人军阀之占领区而非中国之敌对体”，号召“泰国军民一面应该以积极的行动反抗日本军队，一面与我中国切实联系，并肩作战，驱逐我们共同敌人于中泰两国国境之外”。不久，美国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这成为战后泰国摆脱战败国地位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
泰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国的“自由泰运动”。1943年9月，泰国国会议员、泰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圣挽吐拉勒一行访问重庆。蒋介石亲自接见，表示支持“自由泰运动”。蒋介石还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表示，中国愿对自由泰解放委员会加以援助，并以华盛顿为集会地点。
战后，蒋介石明确表示，“泰国对我联合国作战，是出于被动，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胁迫，希望泰国在战后仍恢复其固有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尤希望与中国建立正常之国际友好关系”，这对于帮助泰国摆脱战后困境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1月，中泰签署友好条约，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派军赴越接受日军投降
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一直有着密切的援助关系。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主要通过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分别支持越南独立各党派的抗日反法行动。战争后期，蒋介石明确将援越政策的重心转向越南国民党。1945年6月7日～25日，越南国民党中央代表团访问重庆，蒋介石亲自接见，表示“中国军队不久即将进入越南，中国一定愿意帮助越南得到独立自由”，但同时又表示“中国政府现时尚不能以政府名义援助越南独立，接济武器是小问题，但一涉指挥系统，即与国际问题有关”等，反映了中国官方既想支持和帮助越南实现独立，又顾忌同盟国关系以及战后法国在越南地位问题而不敢放手进行实力援助的微妙立场。
战后，根据盟军总部的命令，蒋介石派遣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率三个军赴越南北部实行军事占领，接受北纬16度以北的日军投降。9月28日，中国占领军在河内原总督府礼堂接受日军司令土桥勇逸投降。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接受敌军投降，大长了中国的国威。然而，中国援助越南独立运动的目标却未能实现，根据盟国协议，中国占领军于1946年5月完全撤回国内，法军重新进入越南，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由此爆发。
被迫允诺外蒙古“公投独立”
蒋介石在民国时期的周边外交中最为失败之举，是屈服于美英苏《雅尔塔密约》的规定，丢失了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背着中国，签署《雅尔塔密约》，私自出卖包括中国的外蒙古主权在内的中国主权，以换取苏联在欧战结束后对日作战。
1945年夏，蒋介石在美国压力下，派遣宋子文等为代表，与苏联谈判友好同盟条约。关于外蒙古问题交涉，双方争执最为激烈，几使谈判破裂。中方坚决拒绝承认外蒙古独立要求，强调如承认外蒙古之现状，中国政府将发生动摇；苏方则坚持该问题不解决，宁可中断会议。最后，中国在求助美国无望后，由蒋介石亲自决定有条件作出让步，即在苏联保证“东三省之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新疆伊犁以及全新疆各地被陷区域完全恢复”、“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三条件下，中国“愿自动提出外蒙问题，拟由外蒙人民用投票方式解决”。
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一行奉派飞抵库伦，视察外蒙古公民投票情形。次年1月5日，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大国民会议、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有关独立的决议案。同日，国民政府发表公告：“承认外蒙古之独立。”1953年，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宣布不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