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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判孔子
一枝清荷
我几乎同时认识这两位经典人物：鲁迅和毛泽东。他们在我眼里，像一对孪生兄弟：作为文学经典的鲁迅和作为政治经典的毛泽东。
在20世纪中国作家的花名册里，鲁迅的名字恐怕是最醒目的。1936年10月，一面以“民族魂”命名的旗帜，覆盖着他那光荣的遗体。那不是降旗，而是升旗仪式。在剩下的半个多世纪以来，鲁迅这个名字，以及他的影子，是中国文化乃至政治领域极其重要的一个参照系。人民将他喻为投枪、匕首，他发出的呐喊，曾经唤醒过千百年来被封建思想侵蚀许久的众多的麻木的中国人。
对于毛泽东，清荷大致可以这么设想：假如有两个马克思，两个恩格斯，甚至有两个列宁或者斯大林，这些都不至于让我吃惊。但我永远不会怀疑，只有一个毛泽东。再也不可能有第二个了。甚至，想模仿他，都注定会失败。
我在学生时代，曾经为这两位人物的形象而着迷，除了读毛选，就是读鲁迅文集。我认为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无论如何，是无法避开这两位人物名字的。在风雨如晦危机四伏的旧中国，鲁迅用自己声声呐喊与毫不留情的批判，唤醒沉睡国人的麻木灵魂。而富于实践与敢于革命的毛泽东，却在短短的20多年的光阴里，硬是将麻木、无所作为的被驯服的鲁迅版的“人民”，颠覆和改写成为了勇敢、智慧和富于首创精神的毛泽东版的“人民”。鲁迅和毛泽东，都是深深热爱中国人民的。鲁迅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现实处境下，为了挽救国人的灵魂，弃医从文。而深谙群众心理学的毛泽东，太知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需要什么——中国人民需要什么，他就给什么！
而这两位人物，他们都曾经批判过同一个人：孔子。
很多人或许很困惑，同样的伟大的什么家，为什么会对这位古代的先儒存有异议？
在鲁迅挥戈战斗的30多年中，他写下的批孔文章不下百篇。他认为孔子只是一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他的一切学说，都是从腐朽没落的奴隶制出发，是为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来孔孟之道是“割头不觉死”的“软刀子”，是帝国主义用来“灭中国”的武器之一。他认为，历代尊孔、鼓吹孔孟之道的人物，其政治目的，无非就是把孔丘作为政治上的“敲门砖”。如张宗昌、孙传芳等也搞过尊孔的闹剧，这些军阀可能连几个字都不认识，根本就不要说他们懂什么孔子和儒家学说了。
1927年，鲁迅在怒斥蒋介石尊孔复礼时说：“现在的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就是反动、倒退”。这句话，概括了他对反动派尊孔复礼的清楚认识。
毛泽东对待孔子的态度，用他的一句话来概括，可谓一剑封喉：历来反动派都是尊孔的。
1973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会议期间，针对社会上“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进行了批驳。他提醒说：要注意上层建筑，注意抓路线，要读一点历史，要批判孔子和尊儒思想。
7月初，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作了一次重要谈话。他借批评外交部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为由，用尖锐的口吻告诫说：“将来（有人）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同时，他再次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８月５日，毛泽东又向江青讲述了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泽东还当场读了他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诗，表明他在评法批儒上的观点。其中有“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的句子。他之所以作这首意境、手法都不同从前的七律，并非是要跟诗友郭沫若过不去，而主要是借题发挥，用诗的形式表达他当时的政治意图。
毛泽东的这些言论，反映了他继续坚持文革以来的路线、方针的态度。在他的心目中，“反修防修”不仅是过去的头等大事，也是当前和将来的头等大事。而毛泽东赞同“法家”、鄙视“儒家”、反对尊孔的见解，据毛远新回忆主席的话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给与老百姓的思想时，就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1966年7月毛泽东曾说过：“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清荷并非全盘否定儒家学说，它作为古典中国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文化，确实有一些进步意义。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很多知道孔夫子的人，不见得真研究过或者弄懂了儒学。但他们喜欢起哄，盲目尊孔推儒，以为有人对孔子说不敬的话，就是与中国传统相背离，就是大逆不道。那么，我们来看看，孔子所宣扬的，特别是在漫长封建社会里被历代卫道士捧上天的那一套理论，究竟为何遭致鲁迅与毛泽东的批判：
孔子所宣扬儒家的那一套政治伦理，其核心就是一套讲究上智下愚、尊卑贵贱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孔夫子自称为儒，儒是为奴隶主阶级搞意识形态的专家。他深知思想上的奴役对于恢复和维护奴隶主统治的重要性。儒家思想中，“礼”的意义无处不在，他认为周礼是最完全的礼。孔子思考的最终的目就是对“周礼”的永恒性的维护。他从怀旧周礼的温情脉脉的阶级政治统治出发，提出了“人性本善”的学说，进而合情合理地巩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教封建等级统治秩序。《周礼》里说：“大宰之职。。。以九两系帮国之民。。。儒以道得民。”意思就是，儒就是以一种官用意识形态统治人民。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认为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天生就是要受人统治的。这套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孔子又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就是说法律，条令等强制性的规定不是用来约束上层人物即统治阶级，而只是用来治理下人也就是劳动者的；而一切的文明都不可以传授给庶民，以免这些人觉醒起来反抗统治阶级。而孔子对待反抗者的态度，却不是“以德治人”，而是杀无赦。他利用职权，杀害社会下层反抗势力的领袖人物少正卯就是实例，《史记》和《荀子》里面因此事也记载得清清楚楚。在残酷的奴隶制度下，这位圣人从来就是无视“心之忧矣，我歌且徭”的民间苦难，倡导的却是“哀其不伤”，用一套自相矛盾的学说教会后人学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告诉劳动人民，反抗没有任何作用，要安于立命，你们穷，我们富，这是天命所决定的。你们反抗也没有用，你们就应该穷，我们就应该富。你们就应该接受我们的统治和教化，因为历史是我们这些人创造的，不是你们创造的。既然是圣人，是先贤是先知，清荷纳闷，他却为何领悟不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呢？
说白了，儒家的这套意识形态在现在看来，就是一套“精英治理体制，在传统上尊下卑的制度和文化体系里，国家认同和国家意识仅仅就是被少数的士绅阶层或者精英阶层所分享，而孔子，正是这一阶层形象的最佳代言人。所以，他才会在身后的岁月里步步高升，封号从公升到王，从“圣人”升为“至圣”以至“大圣”。
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他教育的对象又是谁呢？他是为哪个阶级教育呢？他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他的弟子樊迟表示想学一点农业技术，孔子就大骂他是“小人”。孔子歧视劳动人民，将劳动人民喻为“小人”，他讲学的门，自然不是为劳动人民而开，当然妇女也是排斥在他的教育之外。那么，他教育的对象是谁呢？当然是奴隶主阶级的子弟。所以，从他为什么人教育的问题，可以看出孔子的教育，是为贵族阶层而教育，是为他们的子弟不成为“小人”，而成为剥削、统治阶级的一员而教育。因此从他的学说中的“爱人”，其实并非是爱一切人，他所爱的，只是剥削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他宣扬的“仁、义、礼、智、信”无非是作为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当然他会呐喊奴隶主给劳动人民一点小恩小惠，目的就是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列宁曾引费尔巴哈的话说：“谁要是安慰奴隶，而不去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奴隶制，谁就是奴隶主的帮凶。”这句话用在孔子身上，再恰当不过。
一部中国历史，清清楚楚的证明了，儒家思想中的确包含着强烈的等级观念。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封建国家的意识形态动员也就只能到达士绅阶层，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们的教科书上也明明白白地写着“封建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出发，其实士绅阶层就是构成了封建国家的社会基础。正因为如此，国家认同与国家意识都不会普及到基层，所以在封建社会，老百姓对于国家的意义仅仅只是单方面承担赋税徭役，所以就有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直驶到今天。我们也从昔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进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在今日以马列毛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竟然提倡对那一套封建理论顶礼膜拜的话，清荷不明白其用意何在？唯一可以理解的是：在今日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人们把物质的享受看得比精神的创造还要重要。革命的精神的中国打倒了孔子，而和平的物质的中国，将孔子却请了回来。不但请了回来，而且还请到了象征着政治性的天安门广场之上。若是在孔子故乡或其他地方，象征性地纪念一下这位两千年前儒学的代表人物，塑个像，抑或在曲阜举行个传统仪式让几个儒生膜拜一下，倒是情有可原。但是把这么个有明显政治文化涵义的人物，搬到了天安门前，还定了“九五之尊”，这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文化景观，其象征意义可想而知。即使是从文化景观出发，将其作为一项政绩工程来看待的话，也未必可取，毕竟当下中国，塑孔子像，不如塑民心。
别忘了：民心才是最大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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