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非子之前，法家代表人物的主张各有侧重，但都没有像韩非子那样强调君主对国家权力的“独擅”。在韩非看来，和君主有着血缘关系的人，身边的侍从、重臣及其他权贵，所有的人都处于法家文化重拳打击之下。韩非子所代表的法家文化，就是要砸碎一切束缚君权以及对君权构成挑战的各种势力，而法、术、势正是君主手中最强有力的武器。
在韩非子之前，虽然已有了有关法、术、势的学说，但思想家们往往各执一端，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韩非子认为，法、术、势是不可分割的，他在《定法》篇中批评商鞅一切了断于法的缺点有两个方面，一是法的“言有未尽”，即没有对法规定得更加详细，有许多不完善、不合理的地方。他举例说，商鞅重视奖励耕战以富国强兵，以杀敌数量来给予相应的奖赏，然而，仅凭砍头数量进行奖赏，显然太过片面了，它不能成为全社会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二是言法不言术，法没有与术结合起来，这样就会有利于国家而不能专利于君主。同样地，申不害的术学思想只是片面强调了术治而忽视了法治，也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韩非的法、术、势思想，是法、术、势三者紧密结合的法、术、势，是集成式的法、术、势。也就是说，法是结合了术与势的法，术是结合了法与势的术，势是结合了法与术的势。这种由法、术、势组成的牢不可破的三位一体，与商鞅、申不害、慎到各执一端的法、术、势有着本质的区别。三位一体意义下的法、术、势所拥有的功能更加强大了。
在韩非子的学说中，我们所看到的是，推行法治的目的在于将君主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将君主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上升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因而，法治体现为一种王权专制主义政治的制度文明建设。推行术治的目的在于以技术的方式巩固君权，实现君主意志，因而，术治体现为一种王权专制主义政治的技术文明建设。推行势治的目的在于维护君权至高无上的权威，将君主的权力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力量，并且在全社会产生一种无处不在的影响力，从而建立起稳定高效的君主专制主义政治的体制环境。韩非子的法、术、势学说是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在技术文明上一次质的飞跃，并且最终上升为一种具有固定范式的制度化设计，最终形成系统性的君主专制主义制度文明。
法、术、势的功能虽然不是一样的，但它们都是君主所拥有的巩固君权、治理国家的政治工具，三者同为政治文明建设的三个方面。
韩非子所论法、术、势的三位一体，主要是君本位之下的三位一体。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君主拥有居高临下的君人之势，手中握有治国治民的法律之剑，心中暗藏制服群臣百官的刑赏防奸之术，如此强势的君主，很自然地具有了某种“超人”的力量——仿佛不再是人世间的一个人，而是被非人化或者说是神圣化了。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韩非子是从秦至清中国皇权政治理论最为重要的准备者，就一点也不为过了。
韩非子为什么提出系统性的法、术、势学说？
韩非子关于法、术、势学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影响究竟体现在哪里？
韩非子的法、术、势学说完全为了君主专制主义政治服务，其核心的办法是通过控制人欲的手段来实现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法、术、势就是调控人欲的技术。“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虽有不急矣。” 《韩非子·诡使》）圣人用来作为治国原则的东西有三种：一是奖赏所带来的“利益”，二是刑罚所造成的“威势”，三是法律规定“名分”。奖赏所带来的利益，是用来取得民心的；刑罚造成的威势，是用来推行法令的；法律规定的名分，是君臣共同遵循的。除去这三条原则，即使有其他的办法也是无关紧要的。
韩非子所谓利、威、名的三原则正是君主专制集权的基础。君主手中掌握了控制人们生死存亡的大权，全社会的人不得不听命于君主的驱使。拥有极权的君主，最终过上了极欲化的生活方式。
法家文化的兴起究竟革了谁的命？
先秦时期，并没有人用“法家”这个名称来指一个学术派别。直到西汉，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写道：“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将法家列为“六家”之一。班固《汉书·艺文志》也将“法家者流”列为十家之一。历代中国最高统治者，虽然冠冕堂皇地打着儒学的旗号，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总是离不开法家的那一套法术思想，此所谓“阳儒阴法”。
法家文化的兴起，对于先秦时代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来说，始终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这种革命性，主要表现在法治对于礼治的革命性关系上。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推行德治。孔子更是将礼乐文明阐释为系统性的仁、义、礼学说。礼治重在维系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自然人伦关系，而法治则重在维护国家政治制度下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韩非子更是将法家文化发展到如何维护君主所拥有的对于国家与人民至高无上的特权上，这种特权最终形成了秦汉至清代的皇权。
法家文化的革命性，从本质上说，在于它对旧的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冲击。从周到秦，经过法家文化的一次次革命性洗礼，周代宗法政治制度最终土崩瓦解，君主独裁的专制政治制度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法家思想的滥觞，在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郑国的子产那里就已经出现了。管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法”的概念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强调礼法并用，开创了以法治国的先河。管仲自称安国之策是“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旧法即“百王之法”，“业，犹创也”。也就是说，西周旧制是不能抛弃的，只能对本已陈旧的制度文明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因而，管仲式的改革，只是部分地挣脱了宗法制的枷锁，只能算作技术性的改革，而非革命性的改革。一百多年后，动乱中的郑国政治家子产为了限制不法贵族特权，于公元前536年“铸刑书”——即把成文法律铸在青铜器具上公布实施。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的第一部被公开的法律。
战国时期，不少国家先后重用法家人物进行变法改革，以建立和巩固新的制度和统治秩序。魏文侯重用李悝实行变法，李悝在法治方面的一个巨大贡献是编著了一部《法经》。据《晋书·刑法志》记载，后来商鞅到秦国去，就是带着这部《法经》去的，秦国的法律就是依照这部《法经》制定的。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变法力度最强，引起新旧势力冲突最为剧烈的，发生在楚国和秦国。这两次变法的主角，分别是吴起和商鞅。他们两人的结局因而也最为悲惨。吴起拿贵族世袭制开刀，招来杀身之祸。商鞅其实也死于权贵的报复。然而，所不同的是，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时间较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继任者在其死后依旧执行着他制定的法律，所以后来秦国日益强大，最终统一了中国。而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时间较短，且楚国的贵族保守势力又极其强大，所以吴起死后，楚国的形势便出现了大倒退。屈原试图助楚怀王变法，结果却遭放逐而自沉身死。
法家文化的革命性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由于大陆文明、农业文明、宗法文明等文化基因的综合作用，中国社会形态从部落、部落联盟转变为王权专制主义国家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军事征战实现的，那时，多达“万国”的王权专制主义国家都保留着部落血缘关系下的宗法文明。这种宗法文明总是维持着一个强大的贵族政治集团的存在，君主在行使君权过程中，不得不受到贵族势力的制约，不得不与贵族政治势力相妥协。在贵族势力的干预下，国家常常陷入困境之中。
众所周知，周代实行分封制，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下的宗法制在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下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君统与宗统几乎是合而为一的。一些重要职位长期被某氏所独擅，形成世官世禄制，如掌管巫、祝、卜、史之类具有学术性和技能性的职位。随着官僚政治体制的不断发展，在君主周围逐渐形成了一批官僚政治集团。除此之外，拥有土地、财富和一定军事实力的地方势力也对君主权力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
法家文化的兴起，就是为了抑制各种势力的畸形发展，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权力运行机制，从而以人为制定的法度重新建立规范化的社会秩序。
法家以“法眼”看天下，否定礼治等自然人伦的文化形式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试图构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型国家，以保障君主权力的行使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商鞅在秦国推行法治进程中，连太子犯了法也要治罪，这在王权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事件。商鞅最终也因自己一切“了断于法”的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韩非子之前，法家代表人物的主张各有侧重，但都没有像韩非子那样强调君主对国家权力的“独擅”。在韩非看来，和君主有着血缘关系的人，身边的侍从、重臣及其他权贵，所有的人都处于法家文化重拳打击之下。韩非子所代表的法家文化，就是要砸碎一切束缚君权以及对君权构成挑战的各种势力，而法、术、势正是君主手中最强有力的武器。
在中国，促成中国式大一统专制政体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连绵不绝的战争，部落联盟、国家联盟在中国都是难以长久存在下去的。我们所看到的是，秦国对内变法，打击贵族势力；对外发动战争，消灭其他诸侯国，以一国取代了六国，实现了大一统。这些措施彻底摧毁了对君权构成挑战的所有政权及一切政治结构形式，从而使整个国家都是由细胞化的家庭、个体所组成。只有在这样的国家，君主才能实施全民化统治。反过来说，一个国家内部如果存在着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君主的专制独裁权就没有存在下去的可能。
这样，从洞穴文明时代向广场文明时代迈进过程中，经过法家文化的冲击，中华文明残存的一切洞穴、据点全部被拔除了，在这个无边的广场上，君权至高无上，只留下家庭（家族）这个最小单元。贵族集团等一切其他势力都不能作为固化的社会结构而存在，君权的强制力可以通达组成社会的任何组织、任何人群、任何个体。中华文明史走过了一条从部落——部落联盟——君统与宗统合一的王权专制主义社会向君权独擅的皇权专制主义社会转变的独特发展道路。
作者：光中的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