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关系”是古代人类在认识世界过程中所产生的最为核心的“关系”。如何认识“天”与“人”以及如何对待“天人关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各民族文化的走向。通过人的视角思考神性，通过对神性的认识反观人性——关于神性与人性的思考是人类远古时代所获得的最主要的“知识”。随着思考的深入，哲学思维逐渐萌发。关于神性与人性的思考逐渐发展成为自然哲学和伦理哲学。神话、宗教与哲学就这样先后产生于人们对于“天人关系”的不同理解方式上。此外，政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是左右了人们对于“天人关系”的认识。神话、宗教、哲学与政治都以“天人关系”为核心，四者共同形成了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四结构”内核。在各民族起源期文化中，“四结构”的发展并不平衡，各有侧重。有的偏重于神话,有的偏重于宗教,有的偏重于政治,有的偏重于哲学。“四结构”如同一个巨大的磁场，将古代人类所拥有的一切“知识”吸引在它的周围。这是人类文化发生发展史上的普遍规律，无论中外的一切民族，概莫能外。
由于“四结构”的存在，作为人类所拥有的“高级知识”——从神性与人性的思考中抽象出来的哲学，总是处于一种从属地位。
2000多年前，苏格拉底以“认识你自己”的方式思考人性,将知识与人的德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点亮了人类智慧的明灯,从而使知识从神话、宗教、政治、哲学四结构中脱胎而出成为可能。
哲学，在古希腊叫PhilosoPhia，是由philos和sophia两个词合成的，它的意思就是爱智慧。据说，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首先使用philosophia。他认为，只有神才是有智慧的；他虽然比其他人有智慧，但是相对神来说，他只能是爱智慧的人。哲学就是爱智慧，后来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得以正式地确立下来。在“爱”这个概念上面，体现了希腊哲学家的一种反思精神。他们将智慧归宗于神，人不过是一个“爱智慧者”，这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人的智慧的有限性。
哲学是一个民族精神自由程度的最高标志。只有首先存在精神意义上的自由，才能产生学术上的自由，才能真正地拥有学术本身。
爱与智慧，正是哲学思维的起点。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从事于哲学就是从事于哲学。哲学一旦丧失了自身发展的科学独立性，它就无法从社会必然性中超然独立，它就失去了作为一切科学基础的特殊地位。中国传统哲学与政治的紧密关系，从而使哲学成为政治的婢女，成了统治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御用工具，哲学成了一种最重要的统治“术”。哲学思维的主体不再是精神上自由的人，哲学家不再把独立于社会政治之外的终极真理当作自己思维的目标。哲学选择的不再是爱智慧，而是利益，主要是统治集团自身的利益。这就注定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命运是悲剧性的。由于失去科学的独立性与自由性，也就失去了它们在人心中的智慧的“合法性”，最终也就失去了精神世界超越现实的能力。哲学不仅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除了“孔孟老庄”之外，大多数现实中的中国人从心灵深处真正爱过那些充满智慧的哲学家吗？似乎真的没有！他们给普通的中国人带来的只有智慧的技巧，或者说是经验，而并非智慧本身。
人是思维的主体，“人”是原始宗教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先秦哲学将“人”作为哲学思维的核心问题。“自我”观念的形成标志着一个民族的理性思维走向成熟。在先秦时代，本体论哲学是以纯粹客观的即好象不是通过思维的主体认识到的。先秦哲学中的“人”，一是指人与人之间纯粹自然的联系，即以血缘关系为其基础——自然人。“人”的另一种含义是指道德的承受者——人性的主体。有些哲学家，如孟子提到过“心”，但他所说的“心”与人的身体器官存在着“天然”的联系，还不是一种哲学范畴，没有演化为“自我”之“心”。中国人所谈论的人和世界的关系，是天人合一式的，主体与客体是模糊不分的，先秦哲学总体上属于反思前的自我意识。
哲学发生的起点是“人”，但先秦时代的自我观念尚未形成。我们为什么如此强调哲学思维的主体性呢？因为，主体性问题越是深入，就越是能够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形成一个清晰的世界图景。它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样地，怀疑论、不可知论大多起源于哲学家心灵深处诚实的自白，并以此表达他们思维的自由性，从而引领一个民族走出盲目的宗教般自我迷狂。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地“要求”先秦哲学家们，即使是西方，直到笛卡尔时代，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才真正开始明晰起来。
哲学思维产生之后，一般首先在一个民族的少数最高级知识分子中流传。因而，最初的哲学形态有可能以宗教思维为基础，并相对地独立于宗教之外而自我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原始宗教的早熟，使保守落后的思维形式得以大量地积淀下来，从而成为新的哲学或者说是更加纯粹的哲学产生过程中所遇到的最主要的障碍。
中国传统哲学逐渐地从原始宗教中产生，并部分地取代了宗教的职能。先秦哲学是从原始宗教观念中逐渐发展而来的。不论是老子，还是孔子，都直接受到以《易经》为代表的原始宗教文化的影响。先秦哲学的出现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从原始宗教观念过渡到了理性直觉的阶段。儒家学说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关注人的自然本性，对个体状态下的“人”进行系统的社会化改造。它把“人”的一些外在形式——非本质属性视为“人”的本质内容加以规范，把仁、义、礼等强加到“人”的本质内涵之中，并且替代了“人”的本质。儒家学说把“人”解放到一定的程度上再束缚起来。一方面，它几乎在一切领域抑制着人的自由发展（特别是强有力地抑制了人的自由意志）；但另一方面，当儒家学说在西汉成为主流文化之后，每一个处在现实中的人又都自觉地守护儒家学说的基本教义。儒家思想的根本特征就在这里。道家思想强调的是人在精神境界的绝对自由，而在现实中却恰恰失去了自由，其他各家如法家则是注重利用“法”来制约人的自然本性。先秦哲学所表现的对人的自由力量的抑制（无论从正面，还是从反面），都是由先秦哲学强烈的政治色彩所决定的。
先秦哲学中有不少流派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气息，但非常遗憾地，中国先秦时代几乎没有发现怀疑论的种子。先秦诸子百家一般都是独断论——决定论式的姿态，以穷尽了世界本原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如“道”似乎就是万物存在的总根源，“阴阳交接”代表了万事万物产生与变化的过程。
“天人合一”实质上是天人关系在现实世界里的合一，而不是在幻想的天堂里的合一。“天、地、人”合于“人”——人间的“王”。而西方式的纯粹宗教，“天人”合于“天”，即上帝。人类能创造关于上帝的观念，也能改造关于上帝的观念。但是，人类对于现实的改造却是艰难的，缓慢的。因而，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才得到历史性的传承——这棵古老的参天大树，是那么根深蒂固而又盘根错节！
神秘主义和独断论、决定论是相互联系的。一切神秘主义都是企图解决它无力解决的问题时所陷入的理论困境，最后不得不用一种故弄玄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当然，先秦哲学中的神秘主义还与原始宗教有关。在这一点上，我们排除宗教迷信对哲学思维的影响，但我们坚持认为，一切神秘主义都是不同程度上的独断论，而且，神秘主义更具有理论上的欺骗性。
先秦哲学以独断论、决定论、神秘主义为主要思维方式，缺乏思辨色彩。在思维水平上处于前反思阶段，每一个理论教条似乎都没有经过实证，更像法官式片言只语的判定。所谓独断论亦称“独断主义”、“独断哲学”，泛指主观武断、反科学的哲学理论。在真理问题上指僵化、凝固、崇尚绝对主义的理论。决定论（又称拉普拉斯信条），是哲学的一种命题，认为每个事件的发生，都受到先前存在的原因决定。
先秦时代哲学家的理论使命是为了解决实际事务的，这就决定着这种哲学必须在自身之内达到完全统一，特别在理性思维领域里的最高层次上更应如此。如果它本身还存在着众多疑问，怎么可能很好地解决现实问题呢？先秦时代，道家学说是最不直接地服务于社会政治的，但是“道”似乎解决了一切问题，在他们的哲学里不存在怀疑论、不可知论的种子。儒家学说就更是以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的。
作为一个民族传统文化中最高思维水平的代表者——哲学，它应该具有一种无可非议的牵引功能——从而使整个文化系统向更高阶段迈进。由于中国传统哲学本身的某些特点以及中华民族心理结构的内稳态，因而，哲学的思维形式与处于较低地位的平民文化相脱离——它必然导致两种倾向：庸俗化了的哲学和极端抽象而畸形发展的哲学。庸俗化了的哲学最终堕落为政治的婢女。畸形发展的哲学实际上完全脱离民族的社会生活，因而也就实际上不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这些哲学——政治理论家们，都从不同侧面来反映社会问题，最终，他们的思想必然融为一体，并且被统治者有所选择地加以接受。他们既然有共同的理论使命，就必然产生相同或相似的理论结果。在先秦哲学发展的后期，这些流派呈现出加速融合的趋势，荀子就是其中的代表。
先秦哲学中不乏贵民、保民思想，但几乎没有一个哲学家能够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达到贵民、保民的目的；相反，观念代替了现实的手段，繁琐的道德箴言成为弹性政治结构的实体，因而，在中国，一体化的皇权专制主义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先秦哲学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可以说，先秦哲学包涵了中华民族几乎全部的自我成长空间，初步完成了中华民族性格自我塑造的过程。由于先秦哲学与宗教、政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最终失去了君临其他一切科学的资格。先秦哲学严重缺乏一门理论科学所应有的独立性。
先秦哲学仅仅是方法论，而不是科学的方法论，更不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科学体系。于是，中国式的学术只剩下了“术”本身，而不再是智慧的承载者——只是堆积起来的经验而已，世世代代的人们只需要重复那些教条，不需要任何创新。它能够征服世界（如“半部论语治天下”之类的说法大行于世），但它却改造不了世界（改革与创新往往归于失败）。
由此看来，所谓的中国传统哲学不过是政治哲学、宗教哲学，而非爱智慧的哲学。
与古希腊哲学相比，我们祖先创造的哲学显得灰暗而又沉沦。每当读到西方的哲学经典名著，我们心中总能燃起火一般的激情。西方人就是这样地一代一代在“火”的光辉照耀下前进，创造了超然独立于社会政治之外的科学体系。每每这样比较起来，我们的内心就会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痛。当然，中国传统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分属于两大根本不同的文化系统，似乎不应该放到一起比较。在相当多的中国人看来，拿西方的东西说中国，是妄自菲薄而又轻狂，令人鄙视。但我从不这样去想，我总是认为，哲学的智慧虽然是大众化的，但哲学研究却是少数人的事业，在现代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研究哲学的人应该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说清楚，把哲学史上已经成为事实的那些东西告诉人民。比如，我们中国陷入二千年缓慢发展的思想根源在哪里？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输掉了1840年及以后的那一场场面对西方列强的战争？
作者：光中的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