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贫困”的说法来源于马克思一本著作的名称，是马克思批判法国小资产阶级理论家普鲁东时引用的一个术语，表明普鲁东这个“哲学家”是冒牌的，他的哲学极其“贫困”。
说到中国哲学的“贫困”，一定会有不少人提出反对的看法。其实，当我们把这个问题仅仅局限于学术问题本身，也许并不会造成太多民族情感上的障碍。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与西方哲学界人才辈出、作品繁多相比，中国人很难说出几个哲学大师的名字，更不用说他们的哲学著作了。在中国崛起的新时代，我们除了继续“引述”古人的思想之外，新的哲学思想却严重匮乏；哲学引领社会变化的能力极为有限，现实中的中国人没有多少因为哲学思想的变化而使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哲学的普及化程度却每况愈下，大学里的哲学专业越来越无人问津。
这一切都是令人沮丧的，今天的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哲学“贫困”的事实。
中国人为什么不爱哲学思维？
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究竟哪儿去了？
那么，我们首先需要界定的是，哲学“贫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中国哲学的“贫困”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从历史上看，中国哲学 “贫困” 的根源在于扭曲而又残缺的哲学史。
每每谈及中国哲学，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先秦哲学。当我们把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哲学与古希腊哲学进行对比时，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令人难堪的哲学现象，但从哲学本身来说并没有太大的逊色之处。古希腊哲学是在相对“安逸”的文化环境中孕育而生的，人们对未知的客观世界充满了激情的遐思，哲学以其自身为研究对象成为可能；而中国“原生态”的哲学却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乱世”中孕育而生的，哲学以“经国治世”为已任，其实用化功能十分明显。春秋战国时代，各路诸侯群雄争霸，王权专制主义在历史缝隙间的控制力较弱，各种新思想于是层出不穷，因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百家争鸣时代。虽然中国人生活在苦难之中，但他们却可以相对自由地打开“天窗”，面向蓝天展开自由的哲学思维。管子、孔子、老子、墨子……也许正是由于战乱的影响，中国哲学很难脱离宗教、政治的影响，哲学大多成了宗教哲学、政治哲学、实用哲学。尽管如此，从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作品本身来看，中国哲学并不一定是导致今日中国哲学“贫困”的根源。我们看到的是，管子、墨子等学派对社会政治思想的探究，道家学说对世界本原的探究，惠施、公孙龙的名辩思想对于逻辑学的探究等等，都表明中国哲学比古希腊哲学涉及的问题更加广泛，在某种程度上也更加深厚。特别是墨子提出的兼爱、非攻的思想，在人类智慧尚处于十分稚嫩的状态下，能够提出对人近乎终极意义上人文关怀的哲学思想，不能不说是伟大的创举。同在公元前4世纪，同为中西文化中的“第一座学院”，中国的稷下学宫远比古希腊的柏拉图学园规模更大、影响更广。直到西汉初年，从淮南王刘安主持编纂的《淮南子》来看，中国哲学与自然科学同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与自然科学上的成就相比也相差无几。我曾经在《汉初主流文化的流变与《淮南子》的命运》一文中对此作了专门比较。那是中国传统文化大一统的前夜所发生的历史事实，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多多。
中西文化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从两大系统文化创世纪的综合表现来看，未必一定显示出中国文化落后的一面，也就是说，先秦时代的中国哲学未必一定是“贫困”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历史上中国哲学的“贫困”呢？
中国哲学的“贫困”是从中国哲学对于冲击宗教、哲学、政治三位一体结构的失败开始的。我们知道，中国独特的文化造就了政治力量的异常强大，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受到政治力量的左右，中国人的自由思维始终处于受到政治力量高度压抑的状态。中国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思想意识领域就被王权专制主义牢牢地控制起来。相传在五帝时代的颛顼时期，中国就实行了“绝地天通”的文化专制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人思想意识的自由发展。可以想象，远古时代，每一个部落都有可能存在着自己的部落神，人们可以面对蓝天展开想象的翅膀，中国也许同样存在着有如古希腊一般美妙的“众神的天空”。然而，这一切都因为部落间的武装征伐与王权专制而逐渐消失了。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国文化遭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第二年，两个修炼功法炼丹的术士暗地里诽谤秦始皇，秦始皇得知此事后大怒，派御史调查，查出犯禁者460余人，全部被坑杀。此即为“坑儒”。两件事合称“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仅仅是中国文化所遭受的诸多劫难的开始。到了汉代，汉武帝与董仲舒共同导演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大一统运动。我在《
论汉武帝与董仲舒主导下的文化大劫难》一文中对此作了专门探讨。从此以后，各朝代“文字狱”不断出现。清代某文人仅仅因为写下“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诗句中有隐讽满清王朝的嫌疑而遭斩首。在如此残暴专制的文化环境里，中国哲学大师如何能够出现在世人面前？中国哲学如何能够不“贫困”下去？
不仅新的哲学思想难以产生，连那些历史上已经存在的哲学思想也要遭到删改乃至被迫淘汰出局。比如墨子的平民化思想就逐渐湮灭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再也难觅其踪。中国主流社会的思想文化实质上成了儒家文化的一言堂。
从当下中国哲学研究的现实来看，哲学的“贫困”表现为现代中国哲学所特有的尴尬困境。
如果有人问及什么才是当代中国的“哲学”？这一问题着实让人难以回答。谈及中国哲学，必须具体化为某个对象，否则人们对中国哲学将不知所云。
当代中国哲学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先说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人们往往只有回到春秋战国的孔孟老庄等诸子百家的哲学思维之中去寻找中国哲学的源头。然而，在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分析、批判、继承之中，人们很难发展出系统性符合中华民族思维特性的中国式哲学。上个世纪的不少中国哲学家试图去做这方面的工作，但都很难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往往只能在学院的讲坛上传播，却不能对中国普通民众产生任何影响。这就如同让已经腐朽的驱体重新复活一样困难——试图将不仅是扭曲了的而且是残缺的中国哲学史重新续写新的篇章，这样的工作谁能做得下去？即使勉强做下去，又能取得什么样的哲学成果呢？
其次是西方哲学。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无一例外地都会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其中许多中国人把西方哲学作为终生研究的对象。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的成果，充其量不过是中国化了的西方哲学而已，但绝对不是真正的本土化中国哲学。这几乎是不需要讨论的问题。
再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人所学的哲学，基本上来源于教科书；除了哲学专业之外，教科书中的哲学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显然，它们也不能代表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中国哲学。
陷入如此尴尬困境中的当代中国哲学，能不“贫困”吗？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哲学呢？
作者：光中的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