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发部分，以共了解。
(一)翰墨精神
2003年4月，上海博物馆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在期盼和等待着，他们甚至有些焦灼和激动，因为他们将要迎接的是一件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艺术瑰宝。 其实，这件令人牵挂不舍的稀世之宝仅仅是几卷薄薄的纸，纸上也仅仅是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中国文字，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淳化阁帖》。《淳化阁帖》是北宋淳化三年“奉旨”刻制的集帖。它将历代宫藏的书法作品，特别是“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法帖，集中镌刻，拓印成集。
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的创立，最初都是为了记录语言。但是，纵观大千世界，在流传下来的这么多种文字当中惟有汉字兼具了实用和审美的功效，衍生出了独具魅力的书法艺术，这其中除了历代书家们的笔墨功夫外，和汉字本身的特点是否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呢？ 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中国青铜器就已经进入了高度发达的时期。几乎是在青铜器产生的同时，一种兼有纪实和装饰作用的文字出现在了钟鼎之上。这种青铜钟鼎之上的文字，被后人称为“钟鼎文”。古人把青铜称作“金”，因此这种文字又被称为“金文”。 清代书法家李瑞清曾说：“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认为临摹毛公鼎铭文字体，是学习书法必不可缺的一课。 钟鼎文已经非常久远了，但是它依然算不上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这些线条后来被证实是中国可以辨识的最为古老的文字体系。由于这种文字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之上的，后人便把它称作“甲骨文”。 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剿灭了六国，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局面，第一次统一了中国。当时秦国通用的文字书体有八种之多，秦始皇下令“书同文”，要求在全国使用统一的文字。丞相李斯在大篆的基础之上删繁就简，制定出一种比大篆更加简洁规范的文字，这就是小篆。秦始皇把小篆定为标准字体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李斯也因此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留下了姓名的书法家。 沿着古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传统书法的体例被依次划分为真草隶篆，其中的篆书就包括大篆和小篆两种书体。既然作为汉文字源头的甲骨文和钟鼎文都被划属大篆书体的范畴之内。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由此推断，得出这样的结论呢：那些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的文字正是中国书法的开山之作。或者说，中国书法的产生就是伴随着古代文字的产生而同步出现的呢？ 中国画研究院理论研究部副主任梅墨生:“这是一个历史上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它的争论就在于字体与书体是一回事，还是不是一回事。比如郭沫若曾经说过，在这个秦朝的时候，有秦朝的钟王颜柳，在战国的时候有战国时候的钟王颜柳，他说在甲骨的时候甚至也有甲骨时期的钟王颜柳。那就是说不同时期就有不同的书写家，或锲刻家，那他是把书体和字体合一的一个观点。但我认为呢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书体与字体是一回事，因为书法它是一个寄生的艺术，没有汉字这个母体没有书法的艺术。”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美术与书法系主任秦永龙:“作为一般的符号，它是不强调太多的变化，不强调构型里头或者是笔画里头有没有生命，我们就是说可以把它理解为文字的符号是一种无机的，一种机械的拼合，就像我们马路上看见的交通符号一样。那么，作为在这个机械拼合的无机的文字符号的上面进行加工，它才能升华出我们今天讲的真正的书法艺术。所以书法艺术是写字，但是不能反过来说写字就是书法艺术。” 尽管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观点，但是不可否认：在中国书法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甲骨文、钟鼎文是迈出的第一步，当之无愧地是中国书法长河的“三江之源”。 在秦朝通行小篆的同时，隶书在社会下层悄然而生。到了汉代，隶书取代了小篆，上升为主要通行字体。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史上一次重大的变革，它使汉字告别了已经使用三千多年的古文字，彻底摆脱了古文字那种象形的特点，所以汉代人称隶书为“今文”。 到了汉代末期，隶书向正书、行书、草书三个不同的方向演变，形成了中国书法最主要的三种书体，这就是文字史也就是书法史上著名的“隶变”。 如果说汉字自身的逐渐演变为中国书法展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那么书法工具的逐步完善无疑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清代的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书概》中这样写到：“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一管柔毫、一张宣纸，就可以把人的精神性情清晰而又千差万别地体现在笔下的点线之中。以最简单的工具，直接的把握物我之真，万象之美。“天地万物之变动，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原来，书法艺术和书写者的人格性情就是这样紧镶密嵌地成为浑圆的一体——艺术成为人的具体意义和生动展示，人格性情成为艺术的最终目的和内在灵魂。这或许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答案。 带着这样的思索，让我们重新回到浩瀚的书法历史中去求证、去发现那沉寂千年的墨迹纸张背后灵动着的一副副鲜活的生命形象吧。 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的三月初三，人们都要到郊外的水边踏青郊游，以消灾避祸。他们把这种活动叫做“修褉”。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约了一些文人朋友共四十一位，到兰亭溪边饮酒游戏，即兴赋诗。大家把这些诗作汇集起来，公推王羲之为诗集作一篇序文。《兰亭序》就是王羲之为这个诗集写的序文手稿。《兰亭序》叙写了兰亭雅集的盛况，抒发人生的种种感慨，文笔隽爽流畅，洒脱无拘。而王羲之的书作将晋人的精神风貌和气质神韵抒发得淋漓尽致。恐怕连王羲之也没有料到，他即兴写下的这篇《兰亭序》竟然得以“天下第一行书”而风流千古。 王羲之所代表的魏晋书法以洒脱飘逸的风采得到了人们的喜爱，而唐代书法则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征服了后世。 草书是最为简便快捷的一种书体，它只保留了汉字的梗概，书写起来草率急就。草书到了唐代的张旭手里，犹嫌草得不够，于是就创立了狂草。狂草最为肆意放纵，草到了极致。张旭的草书蓦地而来、飘然而去，令人眼花缭乱的飞腾作势，心手两忘地抒发心中的激昂慷慨，展示了他傲视一切的胸襟。诗圣杜甫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下笔落纸如云烟”。三杯酒下肚，在王公大臣面前脱帽露顶，用这种不拘礼法的狂态来面对生活，用这种微醺的狂态来创作草书，自然会使人联想到大诗人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那种张扬个性。 谈到唐代书法，还有一位对后世书法影响极为深远的书家，他叫颜真卿。颜真卿的家族一门显儒，诗礼传家。作为儒家经典著作的《颜氏家训》就是出自颜真卿的祖上一代名儒颜之推。颜真卿中年的时候遇上了“安史之乱”，在河北二十四郡俱已沦陷，大唐江山岌岌可危之际，平原太守颜真卿率先起兵，举起讨逆大旗，在“安史之乱”中，颜真卿一家有三十多个亲属在战乱中殉国，其中他的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和堂侄颜季明的牺牲最为壮烈。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颜真卿满怀悲伤地设酒祭奠死难的亲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那片震烁古今的《祭侄稿》。颜真卿用喷涌而出的激情，把原本一篇普普通通的祭奠文字写得这样奇崛雄健、浩气充塞，达到了超神入圣的境界，以至《祭侄稿》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颜真卿忠义节烈，舍生取义,他的书法也一如忠臣烈士，庙堂之气十足。书法本身是极具象征性的，看到颜体楷书，自然使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象颜真卿这一类的忠臣良将。后人评价说颜体楷书正像“关羽坐帐，正气逼人”。国人的视觉联想竟是如此丰富，居然把方块字和人物的形象联系起来。三国时期蜀汉大将军关羽，之所以能与孔夫子并称为“文武二圣”。就是因为在关羽身上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孟子说：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千百年来，在孔孟儒学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崇尚忠臣义士、道义节操的传统文化。关羽是忠义楷模、仁勇化身，这和颜真卿的满门忠烈、舍生取义是一脉相承的。颜真卿堂堂正正的楷书和关公那种威武不能屈的意象叠加起来，儒家学说的伦理道德就这样在一个个的方块字上显现出来了。 这是黄道周在狱中写下的诗卷，字里行间那一横一竖可以看出他在书写时的心境竟是如此的坦然从容，他一笔不苟地写着，看不出丝毫的胆怯和慌乱，人们从诗卷墨迹中感受到的只是凛然气节和心灵震撼。临刑前，黄道周破指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无论是官居宰辅还是长为布衣，无论是豪壮奇崛还是脂腻粉渍，只要是中国传统文人，手中都握着这幅笔墨，笔墨间流淌的不仅仅是百折千回形态各异的中国文字，更体现了一种千百年来磨砺而成的文人性格以及生命状态。中国书法的走向一直受到传统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影响，而决定中国书法基本风貌的首先是儒家思想。“书以明道”，这个“道”就是儒家学说中的伦理规范。 明代著名思想家、书法家傅山作诗告诫他的子孙，“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他提出的“作字先作人”的观点，就是说如果背离了周礼儒学，那么做人就是立不住脚的，这样的人写出字来也必然流露出一种“小人之态”，而这种低俗仅仅靠笔墨技巧是无法补救的。傅山告诉他的孩子们，在学习颜真卿书法之前，必须首先观看颜真卿是怎么说和怎么做的，就是要先学习颜真卿的做人。只要胸中有颜真卿那样的浩然正气，一管小小的羊毫也足以“气吞强虏”。 那么我觉得所以古代书法的那种精神性，最感染人的就是书写者的那个精神性，在作品里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激动人心、感人至深，让人千古人同此心的那种东西他们抓住了，我以为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灵魂，那是中国书法艺术最动人的因素。 书法艺术几乎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生命形式的例子不胜枚举。纸砚笔墨、梅兰竹菊装点起来的生活环境也成为文人书家们追求高洁意境的荣耀象征。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在他的《陋室铭》中就曾用这样的诗句来描述理想中的文人生活：“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以陋室的清贫的情境来反衬文人们所追求的精神家园的富贵高雅。正所谓“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说到鸿儒，宋代的大文豪苏轼自然是当之无愧，这位广学博才的大书法家谈及学识修养和书法的对应关系时，这样说到，“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书家如果学识浅薄、见识狭隘、学问不足，其书法是不可能达到尽妙程度的。苏轼本人就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富有浪漫个性和学问文章之气的书法家，他诗词文赋、书画音律无所不精。他的书法既有阳刚之美，又有书卷之气。苏轼广博的学识造就了他那种气吞万里的胸襟气度。观苏轼书法，就不由使人联想到他那“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恢弘与豪迈。 书法艺术发展到了今天，它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幅幅令我们无限追思和景仰的笔墨宝卷，更重要的是留给了我们一笔沉淀千年的思想和精神财富。站在它的面前，我们应该感到无限的欣慰和幸福，因为每当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我们都可以随时去瞻仰去体会那份古朴优雅和那份博大深邃。 无论是勤学苦练的求索，还是心手两忘的抒怀，无论是浪情恣肆的狂放,还是温文尔雅的内敛。中国书法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已经经过漫长的积淀代代相传，浸透在了民族久远的血液之中。透过那变幻万千的点线形式，我们似乎看到了那种沉浸于笔底，洋溢于案头的生命存在。 书法艺术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书法创作成为书家心灵世界的展现，传统文人们自觉地将书法纳入“正人心”的轨道，书法就成了地道的身心修养、人格完善的过程。虽然作为实用性书写工具的毛笔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中国艺术瑰宝的书法却保留了下来，它那独具的神韵、百读不厌的气质，至今依然令人倾倒、令人陶醉。千年书法的历史不仅仅是这独一无二的艺术形态的流传史，伴随着文人们的笔墨纸砚流淌千年的毫无疑问应该是那千古不变的翰墨精神。 (二)至尊书圣
这里是位于陕西礼泉县的昭陵，唐王朝的一代英主李世民就埋葬在这里。千百年来，文人们对昭陵可以说达到了魂牵梦萦的程度。他们惦念的仅仅是埋在这座陵墓里一张写着字的纸。就是这张纸，人们对它的渴慕之情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它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书法作品《兰亭序》，作者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东晋书法大家王羲之。 贞观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６７２年，唐太宗病危，临终时他召见了太子李治。太宗说：“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愿。”“吾所欲得兰亭，汝意如何？”作为儿子的李治听到父亲这样的请求，面对着一个就将离开这个世界的老人，李治的心情一定是复杂的。据史书记载，唐高宗李治也非常喜爱收藏书画佳作。而王羲之的《兰亭序》，恰恰是天下最值得收藏的稀世珍宝。李治这时候一定意识到，太宗皇帝强调“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愿”，就是用“诚孝”来警示他：如果不把《兰亭序》作为陪葬，即是不孝。唐太宗在临终时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可见《兰亭序》在他心中的地位。望着父亲期盼的眼神，李治把《兰亭序》装入玉匣之中，亲自放在了太宗皇帝的面前。这可以说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承诺，又是一个书法爱好者对另一个书法爱好者的理解。 《兰亭序》就这样作为陪葬品埋入唐太宗的昭陵，“天下第一行书”从此长眠于地下。 王羲之，字逸少，因为他为官曾做过右军将军，所以后人又称他为“王右军”。 王氏宗族在朝廷中有着显赫的政治地位，王羲之从小就受到深厚的书学熏陶。稍大些后，他便跟随卫夫人学习书法。卫夫人，名叫卫砾，是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少年时代的王羲之并没有显现出过人的才华，《晋书》记载他，“羲之幼纳于言，人未称奇。”。 成年以后，王羲之开始离家远游，遍访北方名山大川，瞻仰临摹名家名碑。多年以后，他曾这样描述这一经历：“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 “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这是一种自责，更是对自己的一种否定，这么多年学书，只是囿于一门一派狭窄的空间，真是在浪费光阴。但王羲之毕竟有着超拔的才华，他改弦更张，“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 1600多年前的某一天，当王羲之乘坐的小船离开江南，向着北中国进发的时候，他也许意识到了，他的书法之路将会发生重大的转变。但他一定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转变，竟然深刻地影响了在他身后延续千年的中国书法发展方向。 两汉至魏晋时期，崇尚书法的风气非常盛行，帝王士大夫皆以善书为荣。据东汉赵一《非草书》中记载，世人“游手于斯，专用为务”，就是说书法成为了世人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这四句话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人们沉浸于学书中的热情。只有不为功名而仅为自娱，才会让整个社会对书写迸发出这样的热情，才会使书法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当时，世俗学者、官宦人士中也有不少是精通佛道、崇尚隐逸的人，从王羲之和当时一些高僧的交往来看，至少，王羲之在精神上对佛教所提倡的清华雅淡的境界是认同的。王羲之不喜欢做官，《晋书》记载，“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招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吏部尚书这样的官位实在是不算低了，而且朝廷还是频招，也就是说在留着位置等着他。这种诱惑在历朝历代，都是不能不让人动心的。可王羲之却“皆不就”，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王羲之内心世界的狂傲。世俗社会对一个人的价值衡量体系在王羲之这里坍塌了。这也就是为什么魏晋时期，王羲之等名士的作为能够被后人归纳为“魏晋风度”或“魏晋风骨”，成为后世文人追求的一种人生风范。 文化学者肖云儒：“这样最典型的，我从背景上来谈有两个，一个是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刘伶，这都是好酒、嗜酒、行为乖张、狷介，不与世事同流合污，就是拿现在来说，非常地异类、另类、酷。你看刘伶他不是，他喝酒到什么程度，后面拿一个棺材抬着跟着，我什么时候喝死了，你就地就埋了。他说天地是我的房子，房子是我的衣裤，他不欢迎的人来了，他说你怎么跑到我裤子里来了。就是非常乖张，跟社会对立，自由性格。但是就这种人最后在唐墓里边，魏晋这个墓里边有他们的画像石，表明那个时候社会上很认可他们，觉得你另类好，就是唱出了我们的心声王羲之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就是说由外向内、由动向静、由粗犷到精细，整个审美风格转移的这个历史时代王羲之诞生了。” 当时的扬州刺史殷浩向来看中王羲之，多次劝他出来为国家效力。王羲之被感动了，担任了右军将军，会稽内使。但文人毕竟是文人，他不知道自己只是被当作一块招牌摆在了那里，还以为是有了挥舞的天地。为了不甘心自己只是被搁在一个闲职的位置上，王羲之多次请求去当时的军事重镇宣城，但殷浩没有答应他。 王羲之生性敏锐而高傲，这段为官的经历，不能不让他去重新思考自我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那么，他思考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史书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但也许从一个叫做兰亭的地方我们能够找出一些答案。 从绍兴城向西南的兰渚山下，有一座幽雅别致的古典园林。相传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曾在这里种植兰花，所以人们就把这里称作“兰亭”。东晋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也就是1600多年前的那个温暖的春天，王羲之和友人谢安、孙绰等41人，在这里流觞饮酒，赏谈赋诗。 这一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放眼望去，“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大自然是那样的自足圆满，自由活泼，生生不息。他们围坐在曲水之畔，将酒杯置于水中，任其随水漂流，酒杯到谁的面前，谁便饮酒赋诗。不然，罚酒三杯。 虽然没有丝竹伴奏，但喝一杯酒，吟一首诗，也足够畅叙衷肠。在这草长莺飞的暮春时节，诗人抬头看到的是广阔的天空，低头看到的是万物的繁茂，大自然以其生生不息的广袤坚定着王羲之对自己生命方向的判断和选择：身在无拘无束的自然怀抱之中，心情才是最舒畅的。何况人生有涯，天地无限，宇宙生机中又包含着多少玄妙需要用心去领悟才能参透呢？王羲之说“信可乐也”，这是多么值得快慰的时刻呀！ 在兰亭聚会的那天，据说王羲之喝了很多酒，他终于醉了。《兰亭序》共书三百二十四字，每一字都被王羲之创造出了一个生命的形象。特别是二十多个“之”字，更是无一雷同，各具独特的风韵。唐太宗赞叹它“点曳之工，裁成之妙”。宋代书法四家之一的黄庭坚称扬说：“《兰亭序》草，王右军平生得意书也。反复观之，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 明朝《永乐大典》的主编解缙说：“右军之叙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 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写道：“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人法则，所以为神品也” 。 王羲之在世时，其书法作品就“声华四宇，价倾五都”。由于上至皇帝，下到百姓都以王羲之的书法为珍贵，以至于就有人专门模仿他的书法赚钱，可见他的影响之大了。 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真迹爱不释手，于是诏命书法大家临摹《兰亭序》，我们很难推测李世民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动机，也许他是想通过对《兰亭序》的临摹来检验一下那些书法爱臣与王羲之的差异高低，也许他已经想到要将《兰亭序》带入自己的坟墓，故而复制，以求流传呢？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都是唐代的书法大家，现在传世的王羲之《兰亭序》的唐代临本，就是出自他们的手笔。 在有关《兰亭序》的各种临摹本中，唐人冯承素的摹本据说是最接近王羲之《兰亭序》原貌的。人们之所以这样认为，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冯承素是宫内专门从事摹写名家书法的人，和其他几位书法大家相比，人们相信他会更加拘泥于原作。其次，他的方法是 先钩轮廓再填墨，所以人们认为不会失真。冯承素的这件《兰亭序》，因卷首有唐中宗神龙年号小印，被称为《神龙兰亭》。 李世民曾亲自撰文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述了玄奘和尚西天取经的盛事。皇帝的文章当然应该流传千古，可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按照当时的办法只能是刻在石头上。可是又有谁的字能与天子的文章相匹配呢？只能是书圣。只有书圣的字才能与圣上的文章相得益彰。可是书圣王羲之作古已经250多年了，怎么办呢？由于取经是一件佛教盛世，于是长安诸寺院便委托弘福寺的怀仁和尚来办这件事。怀仁和尚从内府借得王羲之书迹，从中逐字寻找，然后描摹下来，以求丝毫不差。据说怀仁在集字过程中，有几个字怎么也找不到。不得已，他奏请朝廷昭示天下，谁能献出碑文中急需的一个字，赏一千金。这就是成语“一字千金”的典故。书家写字要求一气贯之，字与字之间都有安排照顾。集字则不然，需要在若干个同样的字里选择出最适合的字出来，排列组合。这个过程，需要花费的心血可想而知。怀仁是一个 “能文工书”的和尚，他呕心沥血，历时整整二十四年，终于完成了这项使千百年来学书王羲之的人无不收益的浩大工程。《圣教序》至今仍然是学习王羲之行书最好的范本字帖。 将王羲之推上书圣地位的关键人物是唐太宗。在唐修写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时，李世民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写了一段御评，这就是《王羲之传论》。在《王羲之传论》中唐太宗写道：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武则天，这位被人熟知的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还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她还是一位书法家。她曾刻意习练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先祖二十八人书迹捐献入宫。武则天下令弘文馆分十卷摹勒拓印。由于当时的年号是万岁通天，因此这部聚集了王氏一门几十位书家作品的摹本，被称为《万岁通天帖》。 中国画研究院理论研究部副主任梅墨生：“中国的古人有这么一个习惯，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尊一个圣人，王羲之占有了这么一个地位，就说明他集古今之大成。他在东晋时代，收书了东晋以前中国书法的个体演变的历史，他对书体的演变做了一个总收书，做了一个新体的自我的创造，所以他开启了一代行草书，当然也包括楷书，主要是行草书，历代的书风的这么一个大的门户，可以说是正统的门户。中国历代，中国人在任何领域都喜欢讲正统，王羲之实际就是正统中的典范、楷模、圣者，就是尽善尽美。” 自唐以后，王羲之的书法一字千金，其实，即使在王羲之生活的东晋时期，王羲之的墨宝也是千金难求。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王羲之他的之所以不可超越性在于两点，就在于魏晋时期人的觉醒，人的觉醒就表明了个性重于一切，自己的人的思想、人的精神重于一切，只有按照自己我心写我手，我手写我字，才可能形成自己的东西。 第二点呢就是，魏晋时期人处于一种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可以说当时战争频仍、民不聊生，你想想嵇康痛苦，阮籍悲惨的命运都可以看出，竹林七贤几乎没有几个有好的下场，可以看出来。那么王羲之也处在这个时代当中，所以他在五十三岁的时候，他辞官不再做官。而是，他认为只有一辈子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书法才可以完成自己一辈子的宿命，所以他是把命，把整个自己的精神投注在书法上，所以构成了他的书法的高峰。 最后，我们不得不说，王羲之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生之才。”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从《晋书》这段文字的记载中，我们大概可以了解王羲之隐逸以后的生活。他和他的朋友们在江南的青山绿水间尽情地享受着生命的欢愉。以至于发出这样的感慨“我卒当以乐死”。 唐太宗把王羲之的《兰亭序》带进了昭陵，而武则天则在自己的陵墓前立了一块石碑，如此高大的石碑，上面竟然连一个字也没有，后人称这是“无字碑”。武则天的书法研习“二王”，按理说对文字应该是有感情的，可为什么在她陵墓前的这块碑，却无只字片语？只留下茫茫的一片空白呢？难道说，她认为自己的丰功伟绩无法用文字表达？或许是出于对文字的恐惧而不敢有所作为？又能是什么呢？不管怎样，有《兰亭序》为伴，也许会让这位酷爱书法的人在冰冷的地下同样能够感受到一些温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