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交友实践与当代的友谊观
提要：儒家最重伦理，孔子、孟子、荀子对“五伦”之一的朋友有丰富的论述。朱熹在集注《四书》过程中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交友理论，并 付诸实践，坚持了“周而不比，和而不同”的原则，为当时人树立了友谊的典范，也为我们今天交友提供了可贵的借鉴，对我们深入研究和解决当前朋友关系上出现 的各种问题，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交友；择友；忠；信；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朋友属于古代“五伦”之一。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庸》说：“天下之达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五者，天下之达道也。”达道就是通行的大道，也就是五种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处理好朋友关系，是古代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古人主张朋友之间要以义交， 不以利合；作为朋友，就要讲忠、信，君子一诺千金，这是做人的根本。因此古代思想家无不重视交友。他们对正确择友、交友的原则、对朋友应尽的义务，都有大 量的论述，并且身体力行。作为伟大思想家的朱熹，他的交友实践，对我们今天正确处理朋友关系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
先秦儒家最重伦理，孔子、孟子、荀子关于交友都有极其丰富的论述。
第一、 审慎择友。正确择友是建立和发展良好友谊的前提。
好的朋友，对自已产生好的影响；不好的朋友对己产生坏的影响。孔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损 矣。”（《论语•季氏》）他主张交益友。所谓“友直、友谅、友多闻”，即同正直的人交朋友；同诚实守信的人交朋友；同见多识广的人交朋友，就有益于自己品 质的提高。相反，如果“友便僻（惯于走歪门邪道的人）、友善柔（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友便佞（善于以言辞取媚于人的人）”，就会损害自己的德行。
孟母三迁就是典型的择友例子。所以孟子也非常重视择友，他以学齐语为喻，
学齐语必须到齐地去，由此得出结论，学当善人必须与善人为友。“子（指戴不胜）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 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孟子•滕文公上》）这里说明良好的环境对人产生良好的影响，交友也 是如此。
荀子很重视交友的作用，提出“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
（《荀子•修身》）强调师友帮助的 重要。“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不可以不慎取友。……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荀子•大略》）与有道的善人为友，这是道德的基础。“入 则行不修，身之罪也；出则名不彰，友之过也。故君子入则笃行，出则友贤。”（《荀子•子道》）在荀子看来，不慎交上一个不好的朋友，就可能因此而疏远其他 朋友：“士有妒友，则贤交不亲；君有妒臣，则贤人不至。（《荀子•大略》）”故择友不可不慎。
第二，重视忠信。作为交友之德，忠信是对朋友应当尽的义务。孔子“主忠信”，
“忠”则尽心竭力；“信”则诚实不欺。“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孔子一生，以文、行、忠、信为四教；以“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 之”为己任。“信”不仅是交友必具之德，也是处理一切人际关系的必备之德。但在五伦之中，朋友一伦特别重“信”。因为朋友关系不像父子、兄弟、夫妇那样有 血缘关系的亲和力，也不像君臣那样有上下关系的约束力。与某人交朋友是可以选择的（不像父子、兄弟、君臣那样难以选择，也不像夫妇关系那样利害关系密 切），朋友关系是平等的，如果没有起码的信义，其关系就无法建立起来，也无法维持下去。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 习乎？”（《论语•学而》）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对朋友要求言必 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杌（车旁），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孔子把信比作古代马车制导方向的輗和杌（车旁）， 没有信就会寸步难行。的确，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起码信任，社会就不可能正常运转。朱熹注“三省”说：“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 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为学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则又以忠、信为传习之本也。”
“忠”即忠实或忠恕，与信一样 重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对待朋友要行忠恕之道，“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孟子提出交友要“责善”，即与人为善。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又说：“君子求 诸己，小人求诸人。”求诸己，就是严格要求自己；求诸人就是苛求别人。《大学》说：“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中庸》说：“忠恕违道 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只有平等待友，互相尽忠守信，友谊才会不断巩固和发展。所以孟子提出交友不能有挟，“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 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挟是依仗之意。作为朋友，有以尊长富贵自居就不可能平等，交友只能以道义。朋友之间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但不 能损害道义。
第三、“周而不比”。交友要讲忠、信，但不能无原则。“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这是君子和小人的根本区别。周和比都有与人亲厚之意，但周是出于公心，比是出于私心；和是无乖戾之 心，同是有阿比之意，“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四书集注•论语•子路》）在这里，朱熹明确提出了交友原则的实质就是存公去私，也 就是说，交友要出自公心。“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君子不特别亲近某人，也不特别疏远某人，惟与有道义的人亲 厚。“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交友要立得中正，不能随波逐流。
当然君子也会有错过，但君子光明正大，勇于改过。 正因为这样，所以荀子主张要交争友，以便互相匡正：“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 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荀子•子道》）他在《尧问》篇中借吴起之口讲出了这样一个故事：“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逮，退朝而 有忧色。申公巫臣问曰：王朝而有忧色，何也？庄王曰：不谷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拟与己相等之人）者存。自为谋而莫 己若者亡。今以不谷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国几于亡乎，是以忧也。”楚庄王意识到自己“不肖”，群臣缄口，是非常危险的。可见古人非常重视争友的作用。
二
朱熹的朋友很多，比较亲密和著名的有李侗、张栻、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陈亮、蔡元定等。其中 有他的老师和学生，也有诤友。朱熹通过集注《四书》继承了上述儒家的交友理论原则并加以发挥。《朱子家训》提出“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有德 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这里包括了 择友，也包括了交友的原则，特别强调守信。《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更明确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学者学此 而已。”他的主要朋友，许多都是当时的名贤，对他学术上的成就，从不同角度上给予积极的影响。
朱熹早年喜欢禅学，曾与禅师道谦、圆悟 交往甚密，喜读禅宗语录。他二十四岁那年第一次接触李侗，后拜为师。当时朱熹禅气甚浓，李侗批评他“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面前事却理会不得。道亦无玄妙， 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这些批评切中了朱熹的要害。隆兴二年正月，李侗卒，朱熹在哭李侗中自言“晚亲有道，粗得其绪余之一二，方幸有所 向而为焉，则又未及卒业而遽有山颓梁坏之叹，伥伥然如瞽之无目。”（《朱子文集》卷四十）可见李侗对他影响之大和他们友情之深厚。用荀子的标准来划分，李 侗对朱熹应属于“是我而当者”的朋友。
张栻是张浚的儿子，他给朱熹的印象是“名质甚敏，学问甚正”，终成好友。朱张之交，在学术上 是由同而趋异。乾道三年，朱熹转而研习李侗所授的“未发之中”，与张栻书信往还讨论。同年八月，朱熹与范念祖、林用中至潭州访张栻，受到张栻的热情款待， 俱游南岳。临别互相赠诗勉励，从中可见当时朱张的观点是一致的，并给对方以很高的评价。
乾道四年，朱张书信讨论“致察”与 “操存”之修养程序问题。张栻作《艮斋铭》，朱熹在《答程允夫书》中肯定“敬夫所作《艮斋铭》便是做功夫底节次。”（《朱子文集》卷四一）“因其良心发现 之微，猛省提斯，使心不昧，则是做功夫底本领。……近因返求未得个安稳处，却始知未免支离。”（《答何叔京书》）又说：“博观之弊，诚不自揆。若使道可以 多闻博观而得，则世之知道者为不少矣。”（《朱子文集》卷宗四十）“某块坐穷山，绝无师友之助，惟时得敬夫书问，往来讲研此道，近方觉有脱处。”朱熹承认 以往所求之得“未免支离”和“博观之弊”，表明他此时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相当浓厚。
但到了乾道五年，朱熹通过研究程氏“虚心平气”之 论后，就否定张栻的致察、操存修养的主张。他在《答张敬夫书》中说：“所谓学者先须察识端倪之发，然后可加存养之功，则熹于此不能无疑。盖发处固当察识， 但人自有未发时，此处便合存养，岂可必待发而后察，察而后存耶？”（《朱子文集》卷二）学术上的分歧，并未影响他们的友谊，在事业上他们是互相关怀的。直 至张栻去世，深感切肤之痛。绍熙五年五月，朱熹赴知潭州，还常往吊祭张栻的祠和墓。
陆九渊既是朱熹的论敌，又是好友，二人 在学术上可以说是由异而趋同，互相切磋，对各自的学说都有重大影响。淳熙二年夏四月，东莱吕祖谦自浙江来访，共论周敦颐、二程、张载之学，编成《近思录》 十四卷，为道学入门之读本。十天之后，吕祖谦回浙，朱熹送至江西信州之鹅湖寺。由吕祖谦邀抚州金溪陆九渊、陆九龄兄弟聚会研讨学术，史称“鹅湖之会”。
鹅湖会议讨论的中心是治学方法问题。朱熹以“道问学”为主，从格物致知入手，先泛观博览然后归之约，即通过博览群书，广泛观察事物来启发内心的良知。陆 九渊以“尊德性”为主，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主张反求诸心，故要先“发明本心”然后使之博，只要用心思索，就能获得整体的知识（理）。陆说： “石称斗量，径而寡失。铢铢而称之，至石必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故自称“易简”，朱熹则认为：“必铢铢而较之，至钧必合；寸寸而度之，至丈不差， 然后为得也。”会议由吕祖谦主持，九龄认同九渊见解，并作诗云：“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着 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陆九渊和诗云：“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至沧溟水，拳石崇成太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 支离事业总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经反复讨论，互不服气。陆九渊还准备以“尧舜之前，何书可读”相诘，九龄相劝才罢。
鹅湖会后三年多，陆九龄来访朱熹，自悔鹅湖会上所恃见解。此次访谈投机，朱熹也自我批评说：“某旧时持论亦好高，近来渐渐移近下，渐渐着实也。”（《朱 熹年谱》卷二上）并作《和鹅湖子寿诗》相赠曰：“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 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未几九龄逝世。
淳熙九年二月，陆九渊来访，请朱熹为其兄九龄作墓志铭。朱熹则邀陆至白鹿洞书院讲 《论语》“君子喻于义”章，说：“今人读书便是为利，如取解后又得要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听者无不感动，朱熹亦认为“切 中学者隐微深瘤之病，盖听者莫不竦然动心焉。熹犹惧其久而或忘之也，复请子静笔之于简而爱藏之。”
后来黄宗羲对朱陆之争作如下评 说：“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宋元学案•象山学案》）的确，在为封建统治服务这一点 上，他们是殊途同归的。实际上陆九渊也有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朱熹也有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特别是晚年二人都有向对方靠拢的倾向。
陈亮是朱熹的论敌和朋友，政治上二人观点基本一致，但在学术上却始终对立。朱熹认为陈亮“文雄浙中”，很有影响，尽管他的学生很讨厌陈亮，但他和陈亮却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友谊。淳熙九年陈亮至至衡州、婺源间访朱熹，相处十日，此后私相交好，学术上则分歧严重。
从淳熙十年开始，朱熹与陈亮作王霸义利之辩。陈亮认为义利统一，主张“义利双行”。他认为义利都是出于自然，利是人的自然本性的欲求，义也是出于人的需 要。但利是基础，没有利就没有义。如果王者执法公正，一定是行义者受赏而得利，行不义者受罚而不得利，可见义利是统一的，所以他说：“功到成处，便是有 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功成事济，人民得到好处，就是利；有德有理便是义，义统一于利。朱熹反对说：“功有适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济，何必有理。”陈 朱各执一端。
王霸之辩，与义利之争相联系。王、霸是指王道与霸道，陈亮从功利主义出发，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用赏罚治理国 家，就是霸者之术，而没有赏罚是成不了王道的。可见无霸道则无王道，王道就在霸道之中。霸道是王道的基础。历史上的统治者总是王、霸交替使用，只是不敢明 言罢了。朱熹认为义是符合天理的，天理流行就是王道；利是人欲，人欲横流就是霸道。朱熹劝陈亮放弃王霸并用的主张，“以醇儒之道自律。”陈亮说，以醇儒自 律，不是“成人之道”，表示要坚持王霸并用，做“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推倒一切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英雄。
淳熙十一 年，陈亮第二次被捕入狱。出狱不久，朱熹即作书劝其“痛自收敛”，皈依道学，放弃“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淳熙十五年八月，朱熹以疾乞祠，除朝奉郎直 宝文阁，主西京崇福宫；九月，复诏赴朝，陈亮还鼓励朱熹应诏。此后陈亮往铅山访抗战将领辛弃疾。辛陈还约朱熹见于紫溪面议抗金事。朱熹虽届期未至，但他们 却始终保持着友好交往，直至绍熙五年陈亮去世。
蔡元定是朱熹的学生，两人志趣相投。在朱熹的一生中，他是患难与共的朋友。就在朱熹 的学说被打成“伪学”，诏立“伪学逆党藉”的时候，朱熹的许多学生怕受连累，纷纷“更认他师”，而蔡元定却坚信不疑，与朱熹宿于寒泉，一起订正诸书同异， 忠实地阐述朱熹的思想，直至死于道州贬所。蔡元定对于朱熹，可以说是“是我而当者”一类朋友了。
从以上朱熹交友的几个例子看，其择友是审慎的，他们都能以诚信相待，但又不是无原则的互相吹捧。在学术上更多的是互相争论。在坚持“周而不比，和而不同”的原则上为当时人树立了典范，也为我们今天的交友提供了可贵的借鉴。
三
郑玄说：“同师曰朋，同志曰友”。古代所谓“同志”，指道德品行志趣相同者。在封建社会里，真正的志趣相同，总是受一定的限制。尽管孟子提出“不挟长， 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但尊卑贵贱还是很难逾越的界限，所以古代的朋友范围是比较狭隘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朋友关系的内容更加深刻，范围更加广泛。
从广义上说，除敌人以外，都可以称为朋友。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 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 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这里所指的朋友，是根据人们对革命的态度来划分的，目的是加强团结以战胜敌人。作为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 标，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下面我们着重讨论狭义的朋友，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它具有特定的内涵。
首先，朋友应当具有共 同的理想。共同理想是朋友的基础。在革命年代，我们的理想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作为朋友的共同目标。这一理想曾经鼓舞着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共同奋斗， 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在共同战斗中结成深厚的革命友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共同的理想仍然是朋友之间最坚实的基础，离开了共同理想，就只能是同床异 梦。
其次，朋友应当是志趣相同。志同道合是友谊巩固的重要条件，共同的兴趣爱好，是朋友交往的主要内容。由于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也就增加了共同的活动，共同的语言，在共同的交往活动中互相帮助，也可以不断加深对对方的了解，从而不断增强和巩固友谊。
第三，作为朋友应当同心同德。同心同德是使友谊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真正的同心同德，不但要求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而且要求有较高的道德境 界。道德是人们对社会、对他人自觉承担的义务，是出自人们的良心自觉，道德行为充分反映出人们的内心世界。《国语•晋语》说：“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 志。”真正同心同德，友谊就会不断发展和巩固。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朋友关系显得更加重要。建立良好的友谊，是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处理好朋友关系可以加强团结，增强人民的凝聚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朋友关系涉及的问 题很多，对社会的影响也很大。所以能否正确处理朋友关系，不仅是个人友谊的小事，而且是关系到社会安定团结的大问题。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跟不上，在人际关系，特别是朋友关系上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深入研究和解决这些问 题，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当前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滥交朋友。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平等的 同志关系，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入，或由于错误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某些原则套到朋友关系上，所以在道德水准上参差不齐，因此在 交友上仍然需要谨慎选择。许多年青人分不清是非、邪正，交友草率，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原来的品德并不坏，但与品德恶劣的人交上朋友后，受到坏人的影 响、教唆、最后走上了邪路。许多青少年犯罪就是由于交友不慎造成的。有些人为了能在社会上“吃得开”，多方结交对自己“有用”的朋友，并以自己在“黑白两 道都有人”为荣；有些人为了发财致富，明知所交的朋友是违法犯罪分子，自己不但不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反而结成攻守同盟，参加他们的违法行动，而且愈 陷愈深，不可自拨。最终毁灭自己。这些错误的交友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我们提倡交友要谨慎，特别是家长和学校的老师有 责任指导青少年择友。社会舆论要加强对丑恶现象的揭露暴光，对凭关系办事的不正之风加大打击的力度，使那些让好人上当，把青少年引向歧路的不良分子的伎俩 无所售其技，尽量从人们交友上杜绝腐蚀社会的消极因素。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收受巨额贿赂，被依法判处死刑。通过这一案例的反思，人们从中得到的启示之 一，就是交友必须审慎。胡长清从思想上较早就堕落，因此交朋友没有尺度，只要给好处，就不管人品如何，思想品德有无问题。有的只认识短短二十天，见过两次 面，就大肆向他行贿，胡长清也很快和他们称兄道弟，有求必应。有个姓周的通过胡长清借贷的国有资金已经超过两千万元，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此领导干 部的交友问题也要引起充分的注意，因为自身不正，是很难去正人的。
二是把朋友关系等同于金钱关系。古人主张以德交友还是值得借鉴 的。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说：“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 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借者名 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则有朋。”（《宋史•欧阳修传》）我们主张把友谊建立在高尚的道德基础上，朋友 之间互相激励，使双方的品德不断提高，政治上不断进步。朋友之间的理想、信仰上的一致，友谊就会不断巩固和加强；相反，把友谊关系建立在庸俗的金钱关系 上，把物质利益或权势作为交友的筹码，对己有利时是好朋友，对己无利时是路人。有些人趋炎附势，当某人有权有势的时候，就拼命去巴结、讨好，借势压人。一 旦失势，树倒猢狲散，甚至反目成仇。时下流行一句口谚，把朋友称为“狗肉”，形象地说明：有酒有肉是朋友，无酒无肉是路人。当自己需要对方时，可以顶礼膜 拜，把对方吹捧得很好；当自己不需要对方时，可以不讲信义，把对方一脚踢开。人们慨叹当今“人情冷漠”，正是这种以势利交友的反映。
古人提倡交友要讲忠、信，今天也同样需要。对友要尽朋友的义务，真正的朋友，应当是真诚的。友人以礼相交，必须以礼相待；不以卑躬迎权贵，不以倨傲待匹 夫，这是“信”的要求。朋友有困难，应当尽心竭力，排难解纷，这是“忠”的要求。交友的目的，从整个社会来说，是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改善社会风气，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从个人来说，就是在政治上互相帮助，在道德情操上接受好的陶冶，把自己培养成道德高尚的人格，因此必须以忠信对待朋友， 反对势利。
三是无原则的江湖义气。有些人完全放弃了交友原则，全凭哥们义气，狼狈为奸，不问是非曲直，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 刀”，可以为朋友打架斗殴，帮朋友造假，甚至杀人，不知不觉成了黑社会团伙中的一员。我们主张对朋友忠、信，但不是无原则的。如果无原则地为朋友纵恶，就 是把朋友推向犯罪的深渊，这不是忠于朋友，而是害了朋友。古人提出“周而不比”，“和面不同”的交友原则，朱熹解释说：“周、比，皆与人亲厚之意，但周公 比私耳。君子小人所为不同，如阴阳昼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则在公私之际，毫厘之差耳。故圣人于周比、和同、骄泰之属，常对举而互言之，欲学者察乎两 间，而审其取舍之几也。”（《四书集注•论语•为政》）出于公心的亲厚谓之“周”，出于私心的亲厚谓之“比”。坚持“周而不比，和而不同”的原则，对今天 交友还是非常重要的。“和”是对立统一，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朋友之间，应当是胸怀坦荡。学习对方的优点和长处；发现朋友有不对的地方，应当大胆批评，帮助 改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确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这才是对朋友的关心和爱护。阿谀奉承，无原则的迁就，就是怂恿朋友去犯罪，我们要反对这种 庸俗的友谊观。当前批评与自我批评之所以开展不起来，往往与这种错误的友谊观有关。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坚持这一法宝不会损害友谊，相 反会使友谊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至于那些原来就不是同道的人，还要开展斗争，断绝与他们的联系。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要分清大是大 非，考虑是否符合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总之，谨慎择友，正确处理朋友关系，已经成为当前道德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以上原则和要求，同共产主义道德的要求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