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总说文人
第二节,古人对文人们就有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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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不要轻易相信那些道貌岸然的话,因为说这些讲话的人很知道:唾沫是用来数钞票的，而不是用来讲道理的.在利益面前,道德是很脆弱的.
(1)在古代及现代,一些文人都是大有争议的,甚至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再如欧阳修,韩愈都是如此.如郭沫若之批杜甫,陈寅恪之批元稹.杜牧、鲁迅之批白居易。而且,当时的人们对文人的评价也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如对刘禹锡的评价,无论是《旧唐书》还是《新唐书》对刘禹锡的评价都是较低的。
本文不是要讽刺文人,古代文人对文人品行的攻击要严重和恶毒的多,,如朱熹与文人的相互攻击,元稹与李贺,杜审言骂苏味道等等.
李渊在《嘲苏世长》中说苏世长:名长意短，口正心邪。弃忠贞于郑国，忘信义于吾家。
杜甫曾经贬低初唐四杰: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王杨卢骆”是指唐代初期四位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王杨卢骆”。
阮亭骂杜甫无耻，以其上明皇《西岳赋表》云：“惟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指出这是杜甫在巴结杨国忠,而实际上杜甫不但巴结过杨国忠,也巴结过李林甫.
袁宏道也对杜甫存有非议,如他认为历来政治诗中包含了太多的做作与虚假。在《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之二中他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典与栽花市。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
郭沫若也看不起杜甫,认为他是“奴才嘴脸.”
王国维曾指责“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妨害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其中包括“杜子美(即杜甫)之抱负”、“韩退之(韩愈)之忠告”、“陆务观(陆游)之悲愤”(《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
被郭沫若称为穷酸的李白,指出被吹捧为“粪土王侯”的文人，其实是“软骨病.”
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对上层阶级来说是非常可笑的.
一,不呼就费尽心机寻找机会接近权贵和自我推荐.
二,得势后就对皇帝百般奉承,而对太监就加以贬斥,如唐玄宗所评论李白的:小人嘴脸.
三,明明是被赶出来的,偏偏说是自己不想干了.
四,被赶出来后,不但说是自己不想干了,还说什么就是请我也不去了.
五,在此情况下,还逢人就炫耀自己曾接近过皇帝.
对李白,杜甫,韩愈等人想成名并没有非议,但对他们一边想成名,一边又说不想理睬皇帝则很厌恶.
文人的毛病,一是狂,二是酸,且基本上是又狂又酸.李白与杜甫就是如此.去看看李白在宫中的那些诗词吧!
(2)李渔的戏剧中，还常常用戏谑的语言嘲弄社会中的陋习和人性的可笑一面，表现出他洞察世情的机智。如《风筝误》中，借丑角戚施之嘴宣扬游戏之乐，指责“文周孔孟那一班道学先生，做这几部经书下来，把人活活的磨死”，又笑世人的诗文迂腐平板，“十分之中，竟有九分该删”，让这“俗人”对“雅人”大肆讥讽，实有寓庄于谐的深意。
王韬说：“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骄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忮惟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他的意思是说:文人们都是阴险狂妄的,好一点的文人一千人中不过有一两个.有人会说,这说的也太过分了吧,但是从实际情形来看,虽不敢说“阴贼乖戾”的文人“千百中不得一二,”但说表里如一的文人“千百中不得一二”却是确实无疑的.
(3)1943年11月，民国宪政协进会成立。宪政运动成为上流社会中的潮流，那么国民政府真是要民主了吗?曾做过武汉大学校长,后来更做过国民党行政院长的王世杰,当时是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他说出了实话:“给此种人以发言机会，无形中亦可减少社会怨气”。也就是说,这个宪政运动其实是提供一个场合供一些有知识的人来扯淡的.黄炎培对这种宪政运动也评论说：“如一群饥民，不思眼前如何得食，而争研究明午之菜肴如何方为精美。”
雷海宗认为，乱世士大夫的行为几乎都是误国祸国的行为。从东汉末年的党祸、宋朝的新旧党争直到明末的东林党，“都是在严重的内忧或外患之下的结党营私行为。起初的动机无论是否纯粹，到后来都成为意气与权力的竞争;大家都宁可误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与颜面，当然更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各党各派所谈的都是些主观上并不诚恳，客观上不切实际的高调。”
这样贬低文人并不是我挑选出来的,而是查阅古藉就会发现,这种情形是很普遍的,只不过后代文人们一般不愿意让人们知道,遮掩了过去.
不仅中国人知道,外国人都知道,如《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情感高尚，而行为卑鄙。他砍下十万颗头颅，却引用孟子的话论述生命的神圣。他把修筑堤坝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导致河水淹没一个省，却为人民背井离乡而哀叹。他高声痛斥发假誓的人，却在签定一项协议后，私下里说，那不过是一时骗人的玩艺儿。
(4)文人们很重要的一点是:外表很重要,不仅在当时重要,更在身后重要.而且,要象潘金莲一样,外表要绝对的表现出仁义道德,而内里则要绝对的虚假炒作.为什么这样最重要,因为:人们绝对不会想到一个人会这样的无耻,绝对不会想到一个人说得这样冠冕堂皇,而骨子里却是这样的丑陋不堪,这样即使在他的丑行被揭露后,人们仍不能相信,这人可是个文人,而不是个妓女,如此,他怎么能做出如潘金莲一样的事呢?这一点对一个成功的文人绝对的重要,如果能无耻到让人不相信的地步,对这个文人的成功与发展会有极大的帮助.
潘金莲是最具有文人素质的,且看她在勾引武松失败后的表现,且看她对贞节的评价,且看她在与琴童通奸后被发现的表现,与文人没有两样.
潘金莲勾引武松不成,然后向武大反咬一口说是武松调戏她.武松不愿在大哥家住了,在搬家走前:
武松再斟第二盏酒，对那妇人说道：“嫂嫂是个精细的人，不必要武松多说。我的哥哥为人质朴，全靠嫂嫂做主。常言表壮不如里壮，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烦恼做甚么!岂不闻古人云：篱牢犬不入。”那妇人听了这句话，一点红从耳边起，须臾紫涨了面皮，指着武大骂道：“你这个混沌东西。有甚言语在别处说，来欺负老娘!我是个不带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也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不是那腲脓血搠不出来鳖!老娘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蚂蚁不敢入屋里来，甚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休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一块瓦砖儿，一个个也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嫂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应。既然如此，我武松都记得嫂嫂说的话了，请过此杯。”那妇人一手推开酒盏，一直跑下楼来，走到在胡梯上发话道：“既是你聪明伶俐，恰不道长嫂为母。我初嫁武大时，不曾听得有甚小叔，那里走得来?是亲不是亲，便要做乔家公。自是老娘晦气了，偏撞着这许多鸟事!”一面哭下楼去了。
潘金莲嫁给西门庆后,将自己的簪子送给了情人琴童,被西门庆搜到,就在这种情况下,潘金莲咬死口不承认奸情.确实是显得很“坚定,”这也是文人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因为能将无耻表现的这样“坚定”与“理直气壮,”让别人根本不能相信一个人做了错事还能这样“理直气壮,”于是,连西门庆这样的人物都被她骗了.
第三节,文人,艳词与炒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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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人们似乎是很正经的,他们一提到炒作,仿佛就带着种厌恶,他们一提到娱乐类的文学就带着种轻视.在他们口中,以前成名的文人大都是靠他们的实力与影响,可事实如何呢?
孰不知知名的文人大都是靠炒作出来的.
与古代文人们的艳词相对应，中国文人的行为同样够艳的，汉，晋，三国，而到了唐宋的白居易，李白，元稹，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的艳词，他们就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名气，如果没有那些风流韵事，他们也不会这样的知名，只不过到了后来，被后代的文人们隐藏了起来。
事实上，也很容易理解，现代人写文章是为了点击率，为了实体书卖的多，不管是普通写手还是专业作家，都是喜欢炒作的。在古代，白居易，李白，杜甫，欧阳修，苏东坡显然是此中的绝顶高手，虽然不如陈子昂那样会炒作，但他们却会持之以恒的炒作。
看一看元朝的戏曲是多么会炒作吧，完全不次于今天，写“九州生气恃风雷”的龚自珍，金庸的祖先查慎行，而到了元明清，包括民国，表面上虽有所收敛，但其实是一样的。民国的革命人士章太炎，包括自说是僧人的苏曼殊，都有诸多的风流韵事与艳词，虽然比白居易，欧阳修差远了，但也算没后继无人。而那些著名的风流人物如徐志摩，与他们相比，根本不是在一个档次之上的，只不过徐志摩“艳”的太招摇，“骚”全在外面了，而其它人则是“闷骚”，但其严重程度可要比徐志摩厉害多了。
（2）胡适在北大作“好人政府主义”演讲时说：“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
《有闲阶级论》中也认为,成功者的大多数是些无耻虚伪的人,他们更容易成功.所以,做扯淡事,说光棍话,对希望成功的人很重要,文人也同样.
“傻×中的战斗机,二×中的VIP!”单是做个傻×,不会出名,但若是“傻×中的战斗机,”恭喜你,不管你是赢得坏的名誉,还是好的名誉,你都会成就大名.单是做个“二×,”不会获得成功,但若是你能持之以恒的“二逼,”以至于成为“二×中的VIP,”那么你会获得极大的成功.
（3）文人的虚伪就连一些著名的道德之士也不可避免,首先大理学家朱熹就不必提了,他的洋相是出家到了.其它文人就自不必提了,就是连确实老实严肃的人也不可避免,如王安石.
《宋史.王安石传》里说他“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石林燕语》中则说：“王荆公性不修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不洗脸,不洗衣,甚至常年的不洗澡。
王安石另一被人广泛谈论、百般揣测的怪癖是他在得势之前大约二十年之中，屡次拒绝朝廷的提升，不愿入朝，而甘愿做一名地方小官僚。当时的人们，对于王安石拒绝升官，很是赞赏。但后来，文人们就改变了看法,先是怀疑，最终彻底否定。
《宋史.王安石传》里有这么一段话：“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遂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自是不复辞官矣。”认为王安石拒绝入朝做官是别有用心的：一是表现不为利益所诱,获取名声的.二,这不过是王安石和朝廷“讨价还价”的一种手段。拒绝的次数越多，抗拒的时间越久，王安石的名声也就越大，日后朝廷再次征召，开出来的价码也必然更高。一旦价码上升到期望中的水平，王安石也就不再辞官了。
王安石的诸多怪习，是否是矫揉造作的炒作，我们不知道；但总是要有人怀疑的,如宋仁宗。一天,宋仁宗召集大臣，盛开御宴。大臣们必须在池塘中自己钓鱼,然后让御厨们去做.
王安石不喜欢钓鱼，就坐在桌子前.桌子上摆有金盘,盘中盛着鱼饵,王安石好似心不在焉的将金盘子里的鱼饵吃光。于是这成了王安石的一则轶事,有人夸赞他,有人认为他是故意的.
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是伪君子。人也许误食一粒鱼饵，总不会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鱼饵吃完的。”
个人认为,王安石在古人中确是很老实的,但对他吞服鱼饵的行为,感觉确如宋仁宗所说,他是故意做出来的.
相对于王安石这种极其轻微的虚伪,其它文人的洋相真是“百花争鸣,百花齐放!”
（4）对于王安石成名,老朱与老苏都不服气,朱熹就曾强烈要求王安石为北宋的灭亡负直接责任。老苏洵更是对此大发感慨：“如此不近人情之人，少有不成为大奸大佞的”，在王安石没入朝做官之前就大加谴责，认为此人一旦得势，必成国家大害。老苏专门撰写了一篇《辨奸论》讥刺王安石：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阿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愈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匿。”
老苏撰写《辨奸论》的时候，王安石已经名满天下，这也得益于欧阳修的帮忙。苏洵大器晚成，年龄虽较王安石大出许多，此时却还默默无闻。
因此,也难怪老朱与老苏生气,老苏苦心经营,努力以求（虽不曾见于史料,但从韩愈,王维,李白成功的经历,可知实际情形.）,却不如一个表现出不介意功名的小子,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当然要气,要急了.在这两种炒作方式上,老苏一家都落于下风.虽然后来苏东坡风头十足,举国闻名.
王安石是“默默的”炒作,并受到老苏的指责,到了小苏就比较扯淡了,当然,在文人的眼中,这种扯淡也是可爱的:
宋仁宗嘉佑二年（一0五七），苏东坡考中进士，他那时才二十岁，得到此项荣誉，苏东坡得意洋洋。
不过,苏东坡只所以能考中,却与他的扯淡相关,苏东坡在试卷上写文意时他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日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判官梅圣俞阅卷至此，虽对尧与皋陶的典故不知道,但也不敢提出异议,因为一经提出，就显示他没有学问。
苏东坡因此蒙混过关。考试过去之后，梅圣俞始终有这个疑问,一天他问苏东坡：
“尧和皋陶的典故出自哪本书？我怎么总是找不到?”
苏东坡这才说了实话：“是我扯淡扯出来的。”
梅圣俞这位前辈宿儒大惊：“这是你胡扯的！”
苏东坡回答说：“帝尧这种圣德的人，说这种话是当然的。”
当然,苏东坡的炒作不会只有这一件事,他的一生可以说炒作了很多事,这是一个相当会炒作的人.
第四节,文人,艳词与炒作(中)
(1)文人们一提到郑板桥志向的高节,就提到他“达官贵人不卖，生活够了不卖，老子不喜欢不卖”的所谓三项原则，以及一些富豪贵人如何为求得他一幅墨兰，不惜装扮成贩夫走卒，以郑板桥喜欢吃的狗肉来巴结他，才终于得到一幅画。
但文人们总不会提到,郑板桥在公布这项原则后还有一张告示: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不能赔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郑板桥既表现的这样高尚,原来就不曾有多少的富豪求画,现在就更少了,而原来还来买画的人竟然因此通过各种人情关系前来求字索画，可怜,郑板桥这回是干瞪眼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只好再公布这样一张告示.
郑板桥一生反复多变,矫揉造作，他也如其它文人一样喜欢表现自己的高雅,郑板桥刚当上县令时,就写有著名的《有年》与《止足》,“拾来旧稿花前改，种得新蔬雨后肥”，“日高犹卧，夜户长开。讼庭花落，扫积成堆”，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
李慈铭曾在《越缦堂读书记》里要说他：“……以步青藤，而描画不成，丑怪百出。其论诗曰：宋以后无诗，近之金寿门，非唐人所及也。其狂愚率类此”。
一七五三年，六十一岁的郑板桥重返扬州，自年轻时就爱炒作的他，到了老年变本加厉,在带有自传性质的《后刻诗序》与《刘柳州册子》里，他回忆从前的种种轶事，包括结交朝中贵人慎郡王，新安有个姓曹的举人用藏墨二十三锭换他一册词集，京师名妓招哥唱他写的道情，一个叫吴其相的盐贩子，虽没什么文化，但能背他的《四时行乐歌》，乾隆东巡时短暂充任过侍奉书画的小吏……
老实说,这种小事一般的文人还真不会说出来,怕丢人,但郑板桥就敢拿出来自我吹捧.
他称赞自己的才华,说是“自铸伟词”，他甚至夸赞自己说:“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他还夸大自己的知名度，“索诗文者，必曰板桥”，又是“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骚人词伯，得其一片纸，只字书，皆珍惜藏庋”。(《板桥自叙》)
(2)梁启超也喜欢炒作:
梁实秋曾说过,他听梁启超演讲，梁启超的开场白共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说完他很搞的眼睛向上一翻，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周善培也说，梁启超常以好学为荣,哪怕是很无聊的东西也要去研究,也要炫耀给别人听,周善培因此劝他：“论你的年辈，你的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这种求足的方式，天下学术无穷，你已年近60，哪一天才能达到你足的愿望呢?”梁启超当时也承认周说的是对的，但他始终控制不住自己,总是想表现一番。他的《少年中国说》也一样,虽说很有气势.但在大多事上,则显得吹牛.
1917年张勋复辟，康有为追随,梁启超与他的老师康有为翻了脸,骂了大会,梁启超指责康有为是“大言不惭之书生”.
是伊藤博文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也是伊藤博文促使日本采取了对英美法三国全面让步，对清国寸步不让的方针。但梁启超与伊藤博文的关系很好,1898年，戊戌变法前,他前往北京访问，面见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赞扬政变与改革。政变失败后，伊藤博文协助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往日本。
记得在《韩非子》中有一篇说到一些人物成名的方式:可以借助外国或敌国来帮助自己造势,通过外国人的重视来成就自己的大名.
(3)其它国学大师如何呢?
郑天挺说：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其授课多有学者、教授听讲。陈讲元白诗，第一课是《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有学者认为这是陈寅恪处女问题带出带出唐朝婚礼制度，“是极重要的事。”
陈寅恪做为教授中的教授,就是与一般的教授不同,竟然能穿越到上千年前研究杨玉环的处女问题,这还真不是一般人所能研究的.
想起前些年有位《三国》研究会会长在几十年如一日的研究下终于发现曹操是张飞的表侄,当时看了,是大为感叹啊,看看,专家学者们是多么的“敬业,认真,”真是我们学习的表率啊!
煮酒论史的诸位,包括我,就不具有这种研究精神和态度,因此,难有所成啊,希望我们煮酒论史能出一位大家,能几十年如一日的研究武则天进宫前是否是处女.
可以说陈寅恪很懂得当今起点小说的风俗,在开章三五千字内要有“闪光点”,否则就不会有人来看来听.
章太炎也是位著名的国学大师,他的轶闻趣事很多,为文人们所津津乐道.其实,章太炎的最爱就是大发议论，毫无顾忌。因此人称“章疯子”。
“章疯子”骂人,被骂的人当然也骂“章疯子”,因此,北京的主流报纸上常出现这样的题目：《章疯子大发其疯》,或竟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一来二去,二来三去,“章疯子”成名了,再过个几十年,“章疯子”的疯名不太为人知后,“章疯子”就成了章大师.
当然,文人们不会将“章疯子”说的这样低级,“章大师”最为文人们所称道的是他许多有点疯的轶事,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他“疯与狂”中所表现出的崇高的气节,不买政客的帐,视钱财如粪土,让我们且来看看大师的气节:
孙传芳每请章太炎发一个通电，送润笔一千两.
章太炎在上海有一次回家，坐到一辆人力车上，车夫问去哪里，章太炎说“家里”，车夫又问你家在哪里，章大师说在马路上弄堂里，车夫找不到章大师的家,因此拉着他在马路上转了很长时间的圈子。
(4)与此类似,另一位国学大师金岳霖忘记了自己的姓名。有一次他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您是哪位”。金岳霖想不起自己是谁,只好求教于拉他来的人力车夫，车夫说：“我不知道。”最后直搞出了很大的麻烦才让他想起自己原来是国学大师金岳霖.
承认有人有时会昏了头而撞到电线杆子上,也承认在思考时会记不得自己的家,也承认一时会忘记不太熟悉人的名字,但若是一直记不得自己的家,若是忘记自己的名字,那很可能是骗人的,就如王安石因心不在焉吃一些鱼饵可信,但若是将一整盘鱼饵吃完不可信一样,做作的过了分.因此,名人们的一些事迹,很可能是他们故意做出来吸引人眼球的.
有人看到此会说,做作的过分而露了馅,看来不能过分做作.我的回答是:错.
做作一定要过分,如果装做迷路不记得家,如果装作一时记不起别人的名字,谁会来炒作你的趣事?所以,只有做作的过分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如上文中所说,一定要做到“傻×中的战斗机,二×中的VIP!”
不好意思炒作,小心翼翼的炒作是成功的大敌,甚至于中等的炒作都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炒作的份量一定要足,一定要让人相信,这个人不可能这样虚伪,不可能这样的假,不可能这样不顾羞耻的炒作,那么,你的炒作就成功了.
没看到史玉柱的脑白金吗?谁能想到那么烂的一种东西敢卖那样的价格?谁能想到那样一种东西竟敢说是高科技产品?
这样说,有人会说:你这是嫉妒史玉柱.我的回复是:我是嫉妒,还是非常非常的嫉妒.而且承认不如人家十万分之一,这样说没有讽刺意味,确实是佩服,首先来说就没人家的胆量,有贼心没贼胆啊!
另在报界相当著名的潘梓年，还被称为中国哲学家，逻辑学家的他也有与此类似的轶事。潘梓年在重庆的一次公开签名的场合上，他忽然说记不得自己的名字,于是有人告诉他:“你姓潘!”他又追问“阿里个潘呀?”抗战开始后，他负责筹办党在国统区的公开报刊《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
第五节,文人,艳词与炒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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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提起前代文人,不是说他们聪明,就是说他们的“怪事轶事,”或是说他们的气节,可是真的了解后就会发现:聪明不过是很会扯淡,而轶事不过是他们在炒作自己,而气节则常常是“得了便宜便卖乖,”虽然说真正的气节不是没有,但这种大喊着自己有气节的,在看到他们日常的行为后,很难让人相信,他们竟然会有气节!
有些文人是很凶的,包括有些装成老实,糊涂或和蔼的文人,不过是炒作,不过是手段高妙,装傻欺人.
吴稚辉被文人们提到时总是显得很可爱的,他有许多可爱的趣事,且他推辞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之职常被文人们提及.
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被杨虎手下的特务抓捕后，并没暴露真实的身份。陈独秀于是托汪孟邹营救。汪孟邹知道胡适与陈独秀的关系还算好,且当时胡适在国民政府中较有地位,就去找胡适帮忙营救，胡适表示一定帮忙,于是他又去找吴稚晖，却不料吴稚辉当着胡适的面大叫：“好了！好了！老陈没有用了，小陈可怕，太可怕，胜过其父十倍。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可以太平了。”吴稚辉于是给杨虎发电：“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
陈延年于是被杨虎的手下残忍的乱刀砍死。汪孟邹为此痛心疾首，认为若不是向吴稚辉求救,陈延年就不会遇害,一提到此事，他就拍着大腿说：“说不得，说不得！”
而陈独秀并没有得罪过吴稚辉.
吴稚辉似乎是很喜欢装疯卖傻,1907年，还是留学生的吴稚晖鼓吹无政府主义、提出废除汉语，“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认为如此国家即可强大,就是这样扯淡的一件事,竟然吸引了一些人，其中包括著名学者钱玄同,并提出了著名的语言革命的口号：“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国民党的革命者中搞这种扯淡事的人不少,甚至有一些女子,如著名的“政治宝贝”沈佩贞,革命者当中当然有真心想救国的,但也可以想像,.象吴稚辉,钱玄同这样的革命者这样的救国方式,怎能不被外国人轻视?
可以说,这纯粹是扯淡,纯粹是炒作,与真正的救国根本不沾一点边,他们只是借救国来扬名罢了.
1927年4月，汪精卫夫妇从欧洲回到上海，蒋介石希望汪精卫能帮助他,或至少不反对他,因此,对他表示了热忱的欢迎，并让手下的军政要员去劝说汪精卫，不要另立中央。忠贞爱国的吴稚晖又做出了让人喷饭的事,他当场向汪精卫下跪，求汪精卫听从蒋介石的话,不要去武汉.
张爱玲的小说似乎很有情调,她真的是那样的情调吗?
张爱玲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成名要趁早.
那么怎样才能最快的成名?当然是炒作了.
张有玲在出版小说《传奇》时，到印刷所去校样。她那天穿的奇装异服，引起所有印刷所工人的惊奇与注意,有人甚至说工人们因此而“停了产”,不知道是真是假。
让一群工人看到了她的情调,张爱玲非常得意，张爱玲对跟她聊天的女工说：“要想让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淳朴的女工非常惊讶：“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寿衣一样了吗？”不料张爱玲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
所以,不管是丑闻还是绯闻,只要能引起哄动就行.
李敖都知道他会炒作,他的事迹很多,在此不再多说.
李敖的前妻胡茵梦曾说：李敖是多欲多谋济一己之私者.胡茵梦又说李敖并非“具有真知灼见又超越名利的侠士”，而只是“一个多欲多谋、济一己之私者”。
这样说也许只是两个人的恩怨,当不得真.但有一点李敖到了晚年自己也说他成了演员,显然他意识到了炒作的好处.
李敖曾说：中国的白话文，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他这样说估计他自己也不会相信,但是这种炒作是必要的,对他有利益.
李敖还曾说过：有话直说，有屁直放，小心求证，当仁不让。
（4）外国人又如何呢?显然,如果举例子,那是太多,不多举了,只说一说在法国人眼中与拿破仑并列的法国两大伟人之一的雨果.龚古尔在拜访过雨果后写道：“我在拉罗什福科街拜访后下楼时，这位奇才的优雅风度和彬彬有礼令我感动。同时，我心里也在嘲笑那种费解、空洞、浮夸的行话，米士莱、雨果这些人就用这些行话来卖弄权威，仿佛就象和神仙们打交道的预言家似的，企图让周围的人敬服他们.”
（5）谁将文学的影响扩大,谁就会被文人们所吹捧.正如佛教一样,如不是扯淡（禅宗）与艳词,佛教能发展起来吗?早期的佛教大师有几个不写艳词?但正因为他们的艳词扩大了佛教的影响,拉来了皇帝与贵族们的赞助,因此他们被人们称为“宗师.”
第六节,不炒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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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人会问:为什么要这样攻击文人?其它人不也是如此吗?
回答是:文学本应当是其它一切职业的精神引导,但是常常的它却变成了其它行业的奴仆.甚至是妓女,文人中有极高尚的文人,但是,文学是最没有标准的一个职业,什么人都可以混杂到这里,科学家中虽也有骗子,但科学是有较明显的标准:即这个人所研究的成果,而文学这东西全在人们的吹捧,好坏还真不容易说.因此,文人甚至相对于商人与政客这两种职业,品行之差似乎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品行之差对应,就是品行极好,与炒作相对应就是不屑于炒作.
华罗庚15岁因家境贫寒而退学后开始自修，18岁时患伤寒病，造成左腿残疾,一年后，他动手写数学论文投稿，当1930年春，他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当时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主任的熊庆来教授看到后对这篇文章很重视，他问周围的人说：“这个华罗庚是谁?”，“是哪国留学生?”恰好有江苏籍的教员在旁，忽然想起了他的弟弟有个小同乡名叫华罗庚，便道：“这个华罗庚哪里教过什么大学，他只念过初中，听说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这个年轻人真不简单啊!应该请他到清华来。”熊庆来听后非常赞赏。这年，华罗庚只有19岁，熊庆来惊奇不已，迅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他到清华来!”
华罗庚到清华大学的第二年就升任助教，初中学历当助教，破了清华先例，但却是教授会一致通过的。1936年，华罗庚到英国留学，就读最著名的剑桥大学。但他不愿读博士学位，只求做个Visitor(访问者)。因为做访问者可以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说：“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所以,直到华罗庚去世，他拥有的唯一的一张文凭，就是初中毕业文凭。
华罗庚,钱学森,林巧稚都是这一类人,不屑于炒作.
(2)对于炒作,并无恶意,认为这只是个中性词,既无贬意,也无褒意.炒作也许是人们要求发展时的一种本能.但是有人就偏偏将炒作看成低级的,同时又暗地里进行炒作,那就让人厌恶了.
文人们炒作的动机各有不同,一是为了利益不得不炒作,其实并不想炒作.二,恶意的,就是为了利益,就是为了炒作,且还一心做出不是在炒作的样子.三,原本很正经的人发现正经被被人蠢弄,在信仰破灭后,宁愿炒作.四,明知道装模作样,明知道炒作会让人尊重,却高傲到绝不炒作,但其结果一般来说是悲惨的.
前面两类很普遍,就不说了,而第三类的典型是雨果,第四类的典型则是托尔斯泰.
雨果原是个很天真的人,但在爱情上的信仰破灭之后,其风流淫乐远超于一般人.更在其政治信仰破灭后,也变得喜欢做那些只获得名誉但不承担责任的事,如在法国大败于法国之后,德国要求法国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可以想像法国如不同意条约,会产生什么样的恶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雨果强烈反对割让,这种行为其实是责任推给别人,名誉留给自己,果然,雨果获得了民众的热烈欢迎.
而托尔斯泰一生都未炒作,或许也可以说他的出身不需要炒作,他的外祖父是位亲王,有一个女婿也是亲王,也许,他本质上就讨厌小文人的那类炒作,可是不屑于炒作,不屑于装模作样的他处于什么样的处境中呢?
“几个孩子除了一个女儿理他外,其它孩子根本不理他,”妻子也认为他有些蠢,文人们也看不起他,屠格涅夫也做出好人的模样鼓励他努力生活,其实就是要托尔斯泰学他们那些文人一样努力炒作.做出道德的表率模样,但托尔斯泰不屈服.
但是他是不快活的,常常想自杀,他的家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终八十二岁的他于1910年11月10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
因此,可以说,做一个真正纯真的人,不要说被上层阶级轻视,被人们轻视,甚至还会被家人轻视.这是为什么呢?司汤达很懂得原因,他说:你不拿出点威风,别人就看不见你的权力.
扯淡一点,装模作样,拿出威风,外人也大都会看得起,只相信真诚,真心爱人,天真善良,却家人都未必瞧得起.
雨果就很懂得拿出权力,他只所以在外能受到尊重,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好“故弄玄虚,”装模作样,而在家中受到尊重,则是因为他连自己儿子的情妇都抢到手,但儿子却不敢不尊重他.
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扯淡兼拉风,遇到敌视就报复,那么十个人会有八个会尊重他,但如果一个人诚实,真正的低调,一般不愿去害人,那么,十个人里面有两个人能对他保持尊重就算不错了,而且,对真正老实的人,有些人不但不尊重,会有相当比例的人反倒是因此有意或无意的欺负他,至于比例会有多少,有过社会经验的人都可以预料到.
而且,对于这些真正的老实人而言,也有烦恼,因为他们的过于真诚,使很多事都介于“不说憋屈“和“说了矫情“之间。明明受了委曲,明明吃了大亏,却窝在心里,不愿意说出来,怕被看成炒作.
在这里如果套用一句和谐的话来说就是:这是资本主义人性的罪恶吧!
经济学上对此也有个术语叫:劣币驱逐良币.
(3)因此,有不炒作的人,他们的原因也各不相同:
一,从小受到严格道德教育,脑子中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使他们宁死都不愿炒作,或做出有失体统的事,他们不愿意占便宜,相反,他们宁愿吃亏.
第七节,文人的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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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古代文人们的艳词,一般不会提到,而正史说到文人们也都是只讲严肃的,即使讲一些丑闻,也大多是一笔带过,大多是文过饰非,最让人好笑的事,后代文人们虽极力去遮掩,但古代文人们在诗词中却一再透露出他们的真实生活.
文人们总喜欢为前代的文人们遮掩,如对白居易,朱熹,元稹,刘禹锡,李白,杜甫,朱希真,即使是在事实面前,即在史料面前,在他们的诗词面前也加以否认.
有道学家会说，你这是发人隐私，对不起，个人的理解，所谓的隐私是指人们不愿别人提及的事，可事实上，以上古人最骄傲的显然不是我们所赞誉的诗词，显然他们更得意自己的风流韵事及自己的艳词受欢迎的程度，他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去炫耀自己的风流多情，如苏东坡“我是第一风流帅”，如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留下身后薄幸名”，这一句诗被多少文人顶礼膜拜，多少文人随之模仿，太多了!他们都恨不得让所有的人都承认他是最风流的人物，如果说这是隐私，也是道学家们将古代文人的这类行为看成隐私。而对这方面较诚实的就是古代的一些文人笔记,这些文人笔记被后代文人们评为荒诞不经，但这些艳闻或丑闻却大多能与古代文人们自己的诗词相对应,他们有时甚至以绯闻为荣,因为那代表着风流,是风雅的体现.
中国的文人学者们总是说得过于动听，过于正经，根本上说就是明睁着两眼说瞎话，可以说，学者们总喜欢正儿八经的扯淡。
且看文人们是如何扯淡的:
民国的邵元冲到西安，恰好碰上西安事变,街上发生了一些暴乱,大多数人住在房间里不敢外出,所以都没事，而邵元冲因为害怕,想要逃出,跳窗出去，被士兵开枪打死。
结果南京的报纸称颂他说:“闻蒋委员长有难，特越窗赴救，政府待以国葬之礼”。
这种夸大许多人都是明白的,著名学者顾颉刚说，中国的古史是一篇糊涂账，二千多年来随口编造。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里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顾称这种现象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二,地位极高,或对自己的才能极为自信,不用炒作也能成功,并对炒作持轻蔑态度.
三,科学家,他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他的研究成果上,炒作是没什么效果的,不象文学,没有标准,骗了人也常常是看不出来,就如同,科学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他们的成果上,虽然炒作虚伪的人比较少,但也不是没有,如好几届诺贝尔物理,化学与生理奖的得主是大骗子,但因科学是有标准的,所以,在几年或几十年后总会被揭发出来(而此时,该得奖的没得到,不该得早得到了,事后,只是名誉上的谴责,但没有实质利益上的变化.而有许多本应得奖的科学家却因受到刺激而进了精神病院.),但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即使炒作扯淡,也不会有被揭发的忧虑.
（2）学术似乎是最上等人的专利,但学术也包含两种,一种是纯学术,而另一种学术则是体现在娱乐方面,也就是说,不仅人民喜欢娱乐八卦,自古以来,贵族文人们更喜欢娱乐八卦,而且,他们的娱乐八卦应当说比人们更八卦,甚至是更色情.
但这两种学术,都不为人们所知,前一种学术,人们不愿意去看,而后一种学术,学者们则不愿意被人民看到.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上层建筑。”做为后人，我们有了解古代真实生活的权利，看一看那时与我们“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上层建筑。”
精神文明建设的第一步就是要真实，所谓“真善美”，真是第一位的，若没有真，则无论再怎样的“善与美”，那都是假的，还谈得上什么“善美？”
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说：“要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就象学校里常有的标语：严肃，活泼。过于严肃是假道学，过于活泼是轻浮或是淫色，而是在该严肃时严肃，该活泼时活泼这才是真正的人性。
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则说：“颂酒庆色，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词须婉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 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
并赫然称：“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
王国维也说“词人之词，宁失为倡优，不失之俗子”，“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 （《人间词话》未刊手稿）。
（3）这种装模作样,除了能骗骗大众,当事者其实都是明白的.张静江曾被孙中山称他为“革命圣人”。后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其主持建设委员会工作，蒋介石称他为“革命导师”。蒋介石曾评价他说：“吾谓孙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静江待友，其善处在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
张静江虽一般不骂人,但也看什么时候.1928年，张静江时任浙江主席，一天张静江和他的亲家周觉发生争论，他说：“大家都是阊门（苏州）街上嫖客出身，彼此彼此，不要神气活现。你有什么本领，还不是亮见亮！”
（4）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下令严禁淫词小说，并特地申明：“本部院将以办理此事之认真与否，辨守令之优绌焉。”这就是说，将以禁书是否卖力，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一个主要标准。这一来，那些官迷们纷纷在禁书上大显神通，以争官邀宠了。丁日昌曾开出两批应禁书目，共二百六十八种，从《肉蒲团》、《灯草和尚》、到《三言》、《二拍》、《西厢记》、《水浒传》、《红楼梦》,甚至还包括《隋唐》.
台湾第一任巡抚，名将刘铭传游览无锡时，与山上出家的尼姑发生了一些风流韵事，做为地主的丁日昌知道后，对刘铭传说：“省三，你已经是提督了，怎么还不检点，难道不怕人笑话你吗？”刘铭传很不爽,反唇相讥：“丁雨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正经了，你未发迹的时候，到处收罗西洋春宫画册（呵呵,与中国的春宫画相比,似乎外国的色情摄影或画更要吸引人.），然后行贿给我部下的将校，让大家帮你说好话，保你往上爬，你现在忘了吗?”
（5）过于正经总会引发笑话.黄霑,香港著名作家、词曲家,更是著名的“不文霑”,在他的【不文集连載42】中有一个真实的笑话:启封
以下的故事,真人真事。
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位香港文化界德高望重人士的公子。
这位年轻先生,最近恋爱成功,与一位银行界钜子的千金,结婚了。
婚宴大排筵席,宾客自然是社会知名人士。而致词的,更是太平绅士。
太平绅士致词毕,新郎致答词。
只见新郎喜气洋洋,往前一站,的确是玉树临风,顾盼自如。开声之际,更是音韵铿锵至极。
可是致词内容,却是令不文霑拍案叫绝。
叫绝之因,因为新郎坦城之极。
新郎说的话是:"我们承蒙甲乙丙太平绅士为我们主持开膜典礼.......。"
其实黄沾在这里嘲笑的不是新郎说话的口音,而是新郎大概是主持惯了正经节目,所以在自己结婚时竟说是:开幕典礼。这就有点搞笑了.
再见于【不文集连載43】 是[膜]也
有人说不文霑脑袋神经,太过不文,听觉神经,同时发疯,新郎说的是[开幕典礼。此[幕]不同彼[膜],是不文霑耳误,而非新郎说错。
但不文霑却认为是[膜]而非[幕]。因为婚礼绝非店铺开张,或节目开始,无[幕]可开婚礼之中,能开者,只[膜]焉。是以肯定新郎哥是胆色惊人,而非说错。
第八节,给文学加上它本有的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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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居易，李白，欧阳修，苏东坡等人无论是生活中还是诗词中的色情远超过柳永与温庭筠，而著名的花间派与上面四人相比，和凝的艳词简直纯真天真的可爱。实际上，柳永及温庭筠的艳词之所以被轻视，只是因为他们所玩弄的女子“档次”低，只是营妓，而不是如李白他们能够独占的私妓或是只能供一定范围内享乐的官妓。
对于白居易与欧阳修有两点没想到,一是没想到他们会这样的无耻.二是更没想到,如此证据确凿无耻的两个人,不管是他们的诗词,还是正史,都将他们的行为写得很清楚的两个人,后代的道学家们竟将他们说得如此的好.就正如朱熹竟会被称为圣人一样,这不是发人隐私,而是不由让人思考,为什么事实明显反称为爱护民众,明明荒淫,却偏偏称为为人民疾苦呢?
我中国的文化,学者总是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常常是被阉割的,即一些“东东”被道学家们给阉割掉了,结果任道学家们再怎样鼓吹,也没有几个人去看我们的“太监文学”,在此,我只是给我们的“太监文学”加上那一点点“东东,”虽然不雅,但是必须,让人们看到真正的中国文学.
当然添加这一点点“东东,”不是为了纵情,而只是恢复它的原身.
而且,有些艳词是很可爱的,文化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将它阉割,被阉割的文化总是没有生命力的,为了文化的振兴,为了文化的活力,我决定,给它加上那一点“东东.”
（2）与文学的被阉割相对应,每个时代的文人们都是完整的,但到了后代,总是被后代给阉割掉,古代文人被现代人给阉割了,现代的文人到以后也可能很难摆脱被后人阉割的命运.所以,我们的文化一边是被阉割的古代文化,另一方面现代著名的文人为了点击率,为了成名,又一再的写出如“什么乳什么臀”之类的所谓作品,让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搞不懂.这样说虽然不好听,但却是事实如此.
我泱泱大国,几千年文明,虽然就是这么一点点“小东东”,也比其它国家大许多,本来只想写几万字,没想到可能会写这么多,没办法,大国就是大国,不是小国所能比得上的,中国这么一点就比其它国家所有的文化都大.越写越是惊心，也越了解孔夫子为什么会被称为“圣人”了，因为他很早就知道“食色，性也”。
对于本文,有人可能看不惯,如同钱钟书老先生的《围城》中,刚归国的方鸿渐因丢失了讲稿而大讲特讲梅毒,让台下的道学先生们大摇其头,而女生们则如“耳朵被强奸了一样”一边皱着眉一边听着.
第九节,和文人在一起,最怕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贞节牌坊
（1）盛世才，一向以“新疆王”自居，唯我独尊。他把新疆政府和共产党、国民党合称为“中国三大政治集团”，又以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领袖”自居，而且把他与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毛泽东一起并称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
关于盛世才，原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曾有精辟的评价：“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
１９４２年,盛世才反苏反共后，原来亲苏亲共的他杀害了毛泽民,陈潭秋,而且为了搜刮财产,诬人通共，借机取财。
但是他总是做出正义的样子:
李敖的回忆录里见到这么一个情节：“盛世才自己反苏后，诬人是共产党，十分起劲，他亲自审问丁慰慈，查问拿了苏联多少卢布。丁慰慈不胜刑求，向盛世才说,你说拿多少就拿多少，我承认就是。
本来人家说到这个地步,认罪也就完了,可是盛世才不.
盛世才一定要人自诬。丁只好从拿五万说起，盛嫌少，毒打之下，卢布数由五万升到十万、二十万、三十万，还是遭受刑罚。丁索性自诬拿了一百万，感觉这样,盛世才总满意了吧,可结果盛世才又嫌多。于是丁又从九十万、八十万、七十万、六十万一路往下降。直到被毒打得体无完肤时，丁说出五十万，盛世才认为与其“腹案”相合，含笑叫停。
最后,盛世才的结论是：“丁慰慈！你早说实话，不就少吃那么多的苦头了么？”
有人看了这个很是会笑,认为这样的人很少,但某方面来说,这其实这是社会上相当普遍的一个现象,例如行贿,到底求得某种利益的标准是多少,该行多少贿,这难倒了多少老实人!!但是这人还不能去问受贿者:我该给你多少送多少礼?
如果真的去问,可以想像,会得罪大部分受贿者,并且仍是可能得不到行贿的标准,弄的他们依然是送多了,自己心痛,送少了则是白送,不给办事.
因此,在红楼梦中为贾士隐服务的门子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懂得行情.
（2）李敖的回忆录还提到一件事,他说:我被刑求的项目中，有一项拶指。他们把三支圆珠笔夹在我左手四根手指中间，再强行用我的右手紧握四根手指。并对我说：“李先生，这不是我们折磨你，是你自己的右手在使你的左手痛苦，所以不能恨我们。”我笑笑，说：“我不恨你们，也不恨我的右手，我只恨圆珠笔。”
道学家们明是善良,有时候实是凶狠,有笑话为证:
【吃素】
猫偶然在脖子上戴了一串念珠，老鼠见了，以为猫吃斋念佛了，欢喜异常，便到处宣扬说：“猫吃素了。”便领着它的子孙向猫致谢。猫大叫一声，一连捕杀了好几只小老鼠，大老鼠急忙逃命，逃脱后伸出舌头说：“没想到它吃素后更凶了。”
——明·浮白斋主人《笑林》
【和尚与麻雀】
一只鹞子追一只麻雀，麻雀飞入一个和尚的袖子里藏起来。和尚用手把麻雀握住，说：“阿弥陀佛，我今日有肉吃了。”麻雀闭目不动。和尚以为麻雀死了，便放开手，手一放开麻雀就飞走了。和尚说：“阿弥陀佛，我放生了你吧！”
——明·赵南星《笑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