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爱因斯坦发表了惊世骇俗的新时空理论，后来经过完善，称为相对论。他算出星光掠过太阳边缘将发生1.75角秒的偏折，经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爱丁顿勋爵观测证实后，科学界为之折服，爱因斯坦的盛名很快传播到正向西方求新知的中国。
1920年以前，相对论的介绍甚少，然而，经过“五四”的科学洗礼和大量的学术交流，包括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来华讲学时卓有影响的介绍，到1922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经在中国广为传播了。
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有3本杂志先后出版了《相对论号》或《爱因斯坦号》：《改造》、《少年中国》、《东方杂志》。其中，“少年中国学会”有很多共产党人参加，包括毛泽东、李大钊、恽代英等。爱因斯坦从一进入中国开始，就是携着风雷万钧的相对论、打破蒙昧与黑暗的“赛先生”形象。
因此，爱因斯坦踏上中国也成了一件盛事。他于1921年年底抵达上海，当时，中国物理学前辈胡刚复等人为其举行了欢迎与庆贺仪式，在小范围内开展了学术交流。爱因斯坦就是在上海的客房中接到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报，获悉他经过10次提名、荣获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新中国成立后，爱因斯坦的美好形象依旧。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逝世时，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周培源发了唁电。《人民日报》发表了周培源的悼念文章。然而到“文革”时期，对爱因斯坦的评价却陡然颠覆。
1967年，湖南醴陵的数学教师周有华到北京宣讲论文——《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声称根据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导，批判物理学中的场论，将矛头直指相对论。这篇妄作被当时有责任感的科学家否定，但1968年仍然组织了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将爱因斯坦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进行野蛮批判。
今天听来荒谬绝伦的歪理，当时却是炙手可热。1969年3月初，中苏在边境发生冲突，某年轻物理学家借此批判相对论。他提出，如果相对论所说时间的同时性是相对的话，那就不能客观判断中苏边境冲突谁开了第一枪。也就是说，任何人如果还要为相对论辩护，就抱有模糊中苏边境冲突责任的险恶居心。而且爱因斯坦对核能的贡献，也被诬为“事实上已经为美帝国主义服务，原子弹成了讹诈和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工具”。谁还敢为“敌人”抱不平？维护常识都得玩命，无怪乎当时无人反驳了。
1978年，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爱因斯坦文集》时，还心有余悸地斟酌其译序中“人类科学史与思想史上的一颗明亮的巨星”的评价，因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思想家”了。周培源最后敲定，改为“他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1978年3月，这篇高度赞扬爱因斯坦的译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标志着对这位已故科学巨人的正式平反。
1979年2月20日，1000多名中国科学家云集北京，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爱因斯坦此时代表的是科学领域的正本清源，迎接理性科学精神的回归，从此我国的科技事业又获得了发展的空间。
2005年，作为“国际物理年”重要的全球性纪念活动之一，全球逾10万人在4月18日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纪念日，举办了一项名为“物理照亮世界”的光束传递活动，以纪念他在物理学、尤其是光电磁领域的贡献。一束特殊的激光信号从他工作过的普林斯顿大学发出，通过大洋光缆周游列国。
北京时间4月19日晚7点至9点30分，上海接收国际光信号后分两条线路，途经全国31个省33座城市，最后同时汇聚北京，再分别传到俄罗斯和印度，最后回到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