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理财治国思想（二）
孔子反腐
孔子对贪污腐败是深恶痛绝的。冉求作了季氏宰，替季氏聚敛百姓，孔子愤怒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意思是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弟子们大张齐鼓的攻击他吧。孔子还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其意思是说，盗臣直接危害国家，国君容易发现他和除掉他。他说：“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意思是说：聚敛之臣表面上是为国家聚财、理财，实际上是搜刮老百姓，从根本上危害和动摇了国家的根基，而国君还认为他是良臣，所以聚敛之臣的危害性要比盗臣大得多，聚敛之臣就是小人。
孔子为政
孔子在为政处事方面主要体现在“重礼义、行仁政”方面。他十分推崇“仁”字，据统计，他的《论语》中有百余处提到“仁”。“仁”的含义比较多，但归纳起来，孔子把“仁”看着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孔子用“爱人”两字解释“仁”，他还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认为如果统治者爱护自己的亲属，民众就会仿效其行为养成“仁”的品德，同时，孔子还强调要尊敬服从师长，他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他主张以家族和睦为基础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认为人人都要爱护自己的亲属，并用这个爱去对待他人，也就达到了“爱人”，即“仁”的境界了。
孔子礼和孝
孔子在重礼行孝方面进行了大胆创造和革新，他对弟子提出了如下的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他要求弟子们具备孝、悌、谨、信、仁等品德，再学习其它文化知识。孔子还曾说：“孝慈，则忠”（《论语•为政》）。他的弟子有若解释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孔子及其弟子行孝悌于父母兄弟，当作孝忠于君主上司的思想基础，这一观点十分切合家族伦理色彩浓厚的社会，迎合了封建统治者，因此，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孔子主张
“用贤者治，不用贤者亡”。孔子主张用贤人治国，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认为一个道德完善的人应该做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他对鲁哀公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直”即正直人也，“枉”则奸邪之人。正直的人位于奸人之上，民众就服从，反之则不服。孔子对一般的君子也有相当高的德才要求。即“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认为子产态度庄重，对待君主忠诚老实认真负责，能够施恩惠于民众，役使民众能够掌握合适的分寸。他又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他在向季康子介绍弟子仲由、端木赐、冉求时，分别给他们下达了“果”（果敢）、“达”（通达）、“艺”（多才多艺）的评定，认为这三个人都可以从政。上述仁、智、勇、恭、敬、惠、义、达、艺等项中，仁是核心，又是其他诸项美德的综合。
孔子选才
在封建社会，选官权取决于上。握有选官权的人克服主观偏见，才能选拔到人才。孔子把主观偏见称子为“惑”，他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孔子还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是人才时，不能光听他人的意见，这叫做“君子不以言举人”。同样不能盲目听信众人之言，“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关键的是要看评价来自何方，那种人人都说好或不好的未必是事实。“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意思是：受到好人称赞而被坏人憎恶的才是可用的人才。
孔子教学
孔子在教学方面十分注重知识的学习和生活的磨炼。他认为，只向往好的品德才智，但不努力学习，就会走向反面。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其意是，追求仁义而不好学习容易受人愚弄，追求智慧而不好学容易流于轻浮，讲究信用而不好学容易受到别人的利用而害了自己，性格耿直者不好学的容易言语刻薄而伤害别人，有勇气的人不好学容易捣乱闯祸，有主见的人不好学容易胆大妄为。有上述六蔽的人显然不适合做领导人才。此后，孔子的学生夏把把上述意思引申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荀子则略加修改，变为“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意思是：读书不一定要做官，但做官的必须学习。这一观点促成了汉朝以后的官学复兴，对日后的中国教育史、政治史、思想史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