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读《中国佛教的复兴》：佛教在民国就已衰败
核心提示：当时国民党年代，佛教各种协会要向各级党政部门提交关于他活动规章和成员的报告，要求所有的僧弥都必须入会，若有特例，需报告内政部。为了便于对其做仔细检查，第六条规定，就当时有个规定，要求僧众的财产要登记在册，还要屈服于政治说教，佛教徒跟出家人要研究三民主意，这是民国年代干的事儿。
梁文道：我们知道在中国佛教史上常常有一个说，越往后越衰落的讲法，这个衰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一般认为到了宋朝之后，中国佛教就开始逐渐衰落，到了明朝，到了清末的时候，就更是衰到无可再衰了，怎么个衰法呢？首先当时有儒士道三教合一的讲法，佛教失去了本来面目，然后很多的寺庙搞的不三不四。很多的出家人除了是忙着做法事，搞法会，挣点钱帮乡里积点香火之外呢，也就没有什么修行，也不怎么读经，然后社会上面很多人觉得佛教是个封建迷信。
这个东西到了清末的时候就更糟糕了，因为受到西方冲击，基督教的传入，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就出现了一个所谓中国佛教的复兴运动。很多人都认为，在清末之后，中国出现了一场中国佛教的复兴，这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人物，比如说杨文会居士、欧阳竟无居士，或者是太虚大师这些人，都被认为振兴了中国佛教。比如说太虚大师搞人间佛教，那么就等于是今天星云法师的前辈，欧阳竟无呢，就创立了支那内学院，就把佛教的学术面向，重新在中国土地上振兴出来了。不止如此，我们知道很多中国现代史上的名人。像章太炎先生、谭嗣同先生、梁启超先生，都是佛教徒或者对佛教保持非常好的印象跟兴趣。
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所谓中国佛教复兴的说法其实是来自西方的讲法。那么很多中国自己的佛教界的人并不认为真正有过这样的一个复兴。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叫做《中国佛教的复兴》它恰巧就是一个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一个已故的教授，叫霍姆斯·维慈的作品。那么这个维慈先生他就是认为中国佛教没有什么复兴不复兴，根本没什么复兴。
首先一开始他在这本书里面，我们来介绍一些片段，这个书就让我们知道，很多人以为就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佛教有很多的政治管束、约束，甚至是打击，乃至于毁灭。但是这里面就说到，其实民国年代就已经是这样了，比如说他说到，当时国民党年代，佛教各种协会要向各级党政部门提交关于他活动规章和成员的报告，要求所有的僧弥都必须入会，若有特例，需报告内政部。为了便于对其做仔细检查，第六条规定，就当时有个规定，要求僧众的财产要登记在册，还要屈服于政治说教，佛教徒跟出家人要研究三民主意，这是民国年代干的事儿。
不止如此，我们知道当时很多人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就觉得佛教是搞迷信的，烧香拜神，而且觉得这些庙，霸着这些庙产，不利于现代化建设，所以清末就开始有像张之洞他们就主张夺回那些庙产，侵吞掉它，充公，然后办学校。这种风气到了革命党年代就更厉害，比如说他说当时的北伐军一道拆毁寺庙，砸烂塑像，将庙宇改成学校和警署，反对宗教的政令被发布，而镇压迷信活动则成了新成立的共安全局的任务之一。可见我们很多人诟病文革对这些寺庙的损毁，早在民国年代就已经干了这样的事儿了。比如说像当时的穆斯林将军白崇禧，曾将僧人逐出寺院，差不多毁掉了广西所有的寺院。冯玉祥在北方一些省份也干了同样的事情，他的部队从一个寺到另一个寺，敲断石像和铜像的脑袋，用木像做柴火，这都是当年搞过的事情。
那么再这样的背景底下，于是就出现了像我刚才说的那些名人，有些出家人，有些居士，他们着力于做些什么事儿呢？他们一方面希望比如说办学院，把这个佛教的寺庙主动的办成学校，那就不用等着政府来夺回它办学校，那么他们办这个学校一方面面对社会，另一方面面对出家人，希望培养他们的素养。因为出家人过去的教育普遍不怎么好，那么这时候呢，就恢复佛寺本来有的教育功能，希望给他们一个比较好的训练。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些居士佛教，也就是在家人主持的这些学校，他们特别反对出家人学什么疑鬼、经忏、搞法事这些事儿，而主张搞好学问。那么修行甚至都是不重要的，这里面就有一个哲学跟修行的对立关系，认为他们应该好好的做好学问研究，增加自己的能力，才能出去传教公开讲经，对不对？这个传教讲经在他们看来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看到当时基督教的牧师各个都会讲经，各个都随便在街头演讲，他们对这点非常的震撼，觉得佛教也应该好好效法一下。
同时，还应该搞搞科学。比如说怎么样把佛教跟科学融合起来，像太虚大师就是这么干，但是这本书很好玩，它对太虚大师是有很多的评价跟今天对他一面倒的褒扬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说这里面就说到，当时在太虚大师的影响下，在汉口临街的寺庙晚上敞开大门，行人可以看到一尊用电灯泡装饰的明亮耀眼的阿弥陀佛塑像，喇叭传出的音乐不断邀请人们入寺，大厅人满就有人开始讲经，然后里面还装了一个盒子，放着所谓的舍利灵骨，那么在里面每次就要让大家向它祭拜，搞崇拜，为什么呢？这是为了要跟基督教竞争，吸引一般的大众重新回到佛教。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要反对迷信，而且又希望佛教变成世界性的东西，所以这里面就说了，太虚大师总是把他的组织称为世界这个组织，世界那个组织，这么看起来好像有点吹嘘。然后他就说到，他最后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西方早就提出中国佛教的复兴，到底这个复兴是真的中国佛教复兴了，还是这些西方观察者自己的态度改变了？
比如说以前西方观察者说中国佛教很不像话，很多出家人抽鸦片，寺庙是搞的乌烟瘴气。但是他考察历史又发现，这个局面其实在1920年代之后仍然还有，可见主要是这些观察者的态度改变了，他们宁愿相信一些，比如说他们比较熟悉的很外向、做宣传的出家人，像太虚大师这样的人，或者别的和尚。
然后他最后问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说，到底当年这些佛教徒算不算是复兴呢？他认为不算，为什么呢？很简单，他说在这个期间，早期中国佛教的哪些要素恢复了呢？政府强力支持了吗？公众热心参与了吗？他说没有。那么在这段期间，佛教的创造性在艺术上有再现吗？也没有。在建筑或者僧团人数上面有显著增长吗？还是没有。寺院生活的净化道德管理水平恢复了吗？都没有。所以他最后达到一个结论，就算没有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佛教按照那个时候的轨迹走下去，到了最后还是要衰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