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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状元殿试卷及其价值 2010年06月07日 01:41 湖南大学学报 本文摘自《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状元和科举取士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殿试产生。殿试是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被录取的士子分为三甲，一甲的第一名称之为状元。殿试理论上由皇帝在殿廷亲自主持，一般认为起自唐武则天时期(690年)，到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亲试制举，殿试开始成为相对稳定的制度，明清是它的完备期，清末随科举制度一起被废除。
状元在殿试之中的答卷称为状元殿试卷。这些答卷内容博大精深，包罗宏富，对儒家修、齐、治、平之学的讲究，是它的主旋律。其文虽属立马造桥之作，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对历史兴衰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对君主的殷殷期望与诤谏，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无情揭露，在国运维艰之际治国安邦的良策……字里行间洋溢着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满腔豪情，也体现了状元们超群的才智、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及其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高尚人格。读其文，可想见其为人，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状元殿试卷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一部凝结着政治智慧与爱国爱民思想的历史教科书。
但是，一百多年以来，人们对状元殿试卷的价值认识还很不够，而且有很深的误解。比如现存青州博物馆的明代状元赵秉忠的试卷，大家都以国宝视之，但我们在网上搜索时却发现，人们在谈到它时，几乎一律都把它看作是八股文，其中竟有教授、博导，真是令人大跌眼镜。由此可见，沉冤者何止科举制度，又何止八股文，更可冤者状元殿试卷是也！因此，我们下面将以上海教育出版社新版《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为文本，讨论状元殿试卷的价值。
一 状元殿试卷对于研究社会政治之作用1．对政治环境之反映宋代宽松的政治环境，在历史上是少有的。太祖粗定天下，约誓有三，其中一条即“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所以两宋士大夫虽多有贬谪，但是没有被杀的。在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宋代的士大夫们动辄向皇帝上万言书，反映在状元的对策上，也多是洋洋上万言，痛斥时弊，少有忌讳。例如建炎二年(1128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金军灭亡北宋之后，再次大举南下，跨过淮河，饮马长江。全赖抗金将士的英勇奋战，金军暂被击退，南宋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建炎二年(1128年)戊申科考，考生胡铨指责高宗的策问“听于天而不听于民”，文辞激越，剀切直陈，又说“臣而不言，是负陛下；使臣言不从，是陛下负臣”，最后也不用“昧死”等词，便以“臣谨对”结束了对策。这种把矛头直指当朝皇帝的，在殿试卷并不多见。而高宗不仅不恼怒，反视为奇文，欲擢胡为状元。
这种对士大夫的极端宽容的态度，同样表现在状元殿试卷的策问中。例如绍兴二年(1132年)壬子科的策问，高宗便直言不讳：“屈己以和戎，而强敌内侵；招诱以弭盗，而盗贼犹炽。以食为急，漕运不继而廪乏羡余；以兵为重，选练未精而军多冗籍。吏员猥并，而失职之士尚众；田莱多荒，而复业之农尚寡。”这种如此深刻反醒自己的策问，在后来的殿试卷中，是很少见的。
明清两代的状元殿试卷，决不臧否本朝人物，而宋代却可以，这也是宋代政治环境宽松的表现之一。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丁丑科，王十朋在卷中是非王安石、司马光之长短，所论人物又兼及寇准、王曾、李迪、韩琦等名流，甚至仁宗皇帝。正是宋代皇帝多能谨守祖训，宽待士大夫，才能出现那么精彩的策文，才能出现那么多的忠直之士，才能使宋帝国又绵延150年之久。
2．对政治状况的反映对现实政治揭露最多的当数宋代。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丁丑科状元王十朋的对策，对现实政治的揭露最为深刻：“自权臣以身障天下言路，而庠序之士，养谀成风，科举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时务。”“内外用事之臣，多出乎权门之亲戚、故旧、朋党，文臣或非清流而滥居清要之职，武臣或无军功而滥居将帅之任。贿赂公行，其门如市，郡县之民，其浊如泥。”如此等等，都与《宋史·秦桧传》中所描述的权臣秦桧为相时期的社会现实相印证。南宋末年，政治更加黑暗，状元文天祥的对策，用语就极为沉痛，他质问理宗：“陛下以为今之民生如何？”接着描绘当时的黑暗现实：“今之生民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自献助迭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最后大声疾呼：“呜呼！东南民力竭矣。”从皇帝公卿到官僚徒吏的骄奢贪暴，暴露无疑。
明清之际，又是一个政治巨变时期。明代末年，满洲铁骑虎视关外，农民义军风涌海内，而崇祯皇帝在崇祯四年(1631年)到崇祯十年(1637年)四次科考中，连续三次殿试策问“安攘”问题，也足见当时形势之万分危急，无奈只是落日黄昏、大势已定。清军刚刚人关，圈地剃发，汉人反抗剧烈。清顺治三年(1646年)丙戌科的策问，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处理满汉关系。状元傅以渐也无所隐讳，其称：“在汉固当遵满之廉洁，重其所以律己；在满亦当通汉之委绪，详其所以课人；在汉固当敦满之嵩朴，建真实之业于上；在满亦当辩汉之典则，判是非之介于心。”认为汉人固然应当学习满人的淳朴，满人也应该学习汉人的典则，只要政治清明，自能融合满汉，形成“早成混一，克垂永久”的政治局面。而策问也显示了一代新兴王朝礼贤下士、积极进取的精神。
3．对政治事件的反映唐光宅二年(685年)乙酉科策士，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此前一年，新寡的武则天先是废掉了中宗李显，立幼子李旦为帝，但不到几个月，李旦又被废，武氏自掌大权。当年策士便是她执政后第一次策问，其中“三微递代”，“五运因循”，明王“革命”，自然为将要实施的以周代唐的计划寻找历史依据，但状元吴师道等人并没有重点论证“五德与三微递变”的合理性。因此，武则天评论此卷“略观其策，并未尽善。若依令式，及第者祗一人。意欲广收其才，通三者并许及第。”武氏虽有“革命”之心，但五年后才以周代唐，自立为皇帝，和这次殿试是不无关系的，因为状元及进士都是当时的精英人物，他们代表了知识阶层，而且当时能够参加殿试的士人背后都有大官僚、权贵等重要政治势力的支持，他们的观点自然基本上相同，这更是武则天所顾虑的。
二 状元殿试卷对社会经济的反映1．对社会状况的反映准状元胡铨对南宋初年战争带给人民的痛苦生活进行了深刻揭露：“比年以来，丑虏横行，干戈烂漫不息，未尝一年间不战，生民日委顿，四夷日炽肆，天下不知有生之乐”，“士卒死边野之外，妇哭其夫，母哭其子，寡妇弱子抱负轊车，望冤吊哀于千里之外”，自然灾害也是十分严重，“两河淮甸赤地千里，飞蝗蔽天”，面对这种令人痛心的现实，胡铨已忍无可忍，他质问高宗皇帝：“呜呼！天下有善，则归诸己；天下有祸，则归诸天。此何圣人之用心也？”
南宋初年的沉重赋税，也为张九成所揭露：“阳羡、惠山之民，何其被酷之深也！率敛之名，种类闳大，秋苗之外，又有苗头；苗头之外，苗头未已，又行折八；折八未已，又日大姓；大姓竭矣，又日湮实；湮实虚矣，又日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数也。”赋税名称多如牛毛，而造成的结果又是“前日桑麻沃润，鸡犬相闻，今为狐狸之居，虎豹之宅，苍烟白露，弥望满野”。史载，南宋除“两税制”外，新增的税种有“经总制钱”、“月桩钱”、“报账钱”、“和预买”、“科配”等等，不一而足，比北宋重好几倍，南宋国土不及北宋的三分之二，但在绍兴末年，全国总收入就接近一亿贯，而北宋最高额才六千多万，张九成言之不虚，南宋的赋税之重的确是惊人的。
状元姚勉描述了南宋末年江南水灾状况：“有如去岁，叠见重灾，九郡生灵，为鱼鳖之墟，众大民居，为灰烬之地，不加赈恤，民命谓何！”据《浙江灾异简志》载：“(淳祐十二年>六月，建宁府、严、衢、婺、信、台、处、南剑州、邵武军大水，冒城郭，漂室庐，死者万数。”两相印证，可见当时的社会状况。应当指出的是，天灾是和当时腐朽的政治相联系的，因此，与其说南宋灭亡于蒙古人的铁骑，毋宁说是亡于自己的政治腐败。
2．治水工程在状元卷上的反映明末清初，黄河大堤年久失修，水患异常严重。据统计，康熙元年至五十五年(1662-1716年)决口45次，灾难之重，尤倍于前代。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河倒灌洪泽湖，高堰大堤因承受不了黄、淮二水的强大压力而决口30余处，运河大堤崩塌，淮扬地区几个县被水淹没，致使运道不通，漕运受阻。漕运又是清政府的生命线，每年都需要六七千漕船，从江南地区运载四百万石漕粮到京师，这样一来，官俸、兵饷以及居民生活等受到重大影响。据说康熙皇帝曾把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亲自书写挂在宫中的柱子上。殿试策问有关治河的，也在康熙时期最多，共有5次，其中，第一次在康熙九年庚戌科(1670年)，后四次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之间，四次连考同一问题，实为罕见。状元们在策中也提出了中肯的见解，如戴有祺一提出“有治人无治法”，“重其事权，专其职业，听其便宜，无俾有掣肘之虞，久其委任，弗循乎迁转之．格”，李蟠指出应“兼治上流而引之淮”；汪绎认为“今日河工之患，不在河而在淮，不在河之害于北，而在淮之害于南”，指斥某些治河官员“幸其工之不成，而旷日羁时，因之以一利。于是河堤之溃决日报，运道之梗塞日滋”。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当时黄河水患的严重情形，也可察见精英阶层对于治水方法等问题的见解。
三 状元殿试卷对于研究科举制度也有重要作用殿试是科举制度这座金字塔的塔顶。因为所有的读书人，从一开始就有进士、状元这样一个目标，而且可以一级一级的实现，所以殿试考试的内容必然对所有的读书人都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科举制度不仅单是和八股文相联系，在它的最高层次还和状元卷相联系。前者主要侧重于考生的基本的国学知识，而后者则侧重于考生对现实的了解程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科举制度最终究竟能够选拔什么样的人才，殿试以及殿试卷有着很大的决定作用。
1．科举制度选拔的是高层次的通才自从宋代以来，策论所涉及的泛围很广，包括帝王之学、治世之道、天道人极、礼乐弄政、古今治道、当世急务、经学、史学、刑罚、吏治、教化、肆武，甚至天文、地理、祭祀等。而事实上，殿试在很大程度上也做到了这一点。如明代永乐二年(1404年)状元曾棨，在其试卷中对宇宙结构，天体运行，论述十分细密，运用了大量的精确的数字：“历法周天三百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左旋于地，一昼夜，其行一周而又过一度。日月皆右行于天，一昼夜则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如此等等。这种有关自然科学的策问和对策，在历代之状元卷中实属罕见。不仅如此，他同样运用了大量的精确数字对古代的音律作了论述。对于这种临时给定的题目，如果平时没有积累渊博的知识，恐怕是难以作答的。
2．对状元性格的考察敢于批评时政的状元，大多为人刚直，做官也清廉，如王十朋、文天祥等。考官王应麟评价文天祥的试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果然如王所言，后来文天祥孤军抗元，从容就义于大都，并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光辉诗句。而明代建文帝时的状元胡广，却是一个见风使舵、投机取巧之人，在状元卷中，他对于行“仁政”的问题，半句不及现实，只是空泛的议论“贤才”，“礼乐”，“事得其序，物得其和，则礼乐见而仁义著矣”，如此云云。针对第二问之“恶人”(实指朱棣)，胡则引经据典，大加鞭挞，这和他以后背叛建文帝而迎奉朱棣形成鲜明对照，也从他与解缙联姻，后解缙招祸又欲悔婚等事件中得到印证。
3．状元对科举制度的评论状元卷揭露当时的科考现状，如宋代状元姚勉就指出“由私径以鬻举，挟厚赀以倩人，公道益亡，科举遂陋”。并认为科举取士受世风的影响很大，宋不及唐，“唐之世虽日私，而犹有公议，今之世虽日公，而实用私情”。
关于科举考试，清代的王以衔曾纵论明代科举之文的得失，认为“嘉靖以前讲理法，隆庆之时讲机法，天启以后讲议论。夫机法议论之文盛，恐纤巧肆恣之敝生。而尚理法之文，又恐貌似王、唐，为空疏枯寂者所藉口。要而论之，质与文不同偏废，苟立言得圣贤之本意，揭经史之精华，则其人亦归于正，而不愧为经术之士”，这些都可以为我们研究科举所借鉴。
4．科举制度并非培养纯粹的文官科举制度并非培养纯粹的文官，从其对考生军事知识的重视程度，可以得到某些答案。例如，清代庞大的帝国版图是以其八旗铁骑开拓的，因而有清一代，对于武备格外重视。据现有策论和对策完整的殿试卷资料显示，在110多次科举考试中，策问有关军事的近30次，约占1/4，如此大的比例，为历代仅见。考生的答问也比较有深度，如清咸丰三年(1853年)癸丑科，其时正值太平天国初起，状元孙如馑在对策中不仅提出“以顺讨逆，以仁诛暴，以众击寡，金陵之地四面受敌之地”，“扼其咽喉，拊其肩背，绝其饷道，断其救援，散其党与，遏其奔窜”原则，还规划了具体的设防“防江则瓜步其要也。防河则滁凤其要也。防淮则维扬其要也。防海则圌山关、鹅鼻嘴其要也”，对于军事地理确有识见。晚清时期能够出现曾国藩那样一批“书生带兵”的人物，绝非偶然，从殿试卷可以看出，这是和殿试密切相关的。可见那一时代的进士，深通文武之道，并不是十分纯粹的文官。
四 状元殿试卷和文学的关系状元殿试卷不仅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也反映了各时期不同的文学思潮与风貌。虽然状元是经过长久与严格的八股文训练，但是这种训练并不都是负面的影响。相反，八股文严密的“起承转合”逻辑议论，工整对仗、引经据典谙熟的要求等等，对其修辞之培养与思维之训练都是极有效果的。更何况在八股文出现之前，所考的是诗赋，诗赋和文学的联系更为紧密，词采华美，气势雄浑，更容易出现高水平的文学作品。
1．状元卷本身的文学价值试诗是唐代殿试的特色。唐承魏晋之风，又兼国力强盛，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状元崔曙的答卷“夜来双月合，曙后一星孤”一联，是唐诗中的名句。贞元十二年(796年)丙子科，李程“静看迟日上，闲爱野云平。风慢游丝转，天开远水明”句，亦属清新自然。
赋在唐宋代虽已过其鼎盛时期，但状元殿试卷的赋却也不乏佳句名作，如唐开元二年(714年)甲寅科，李昂《旗赋》“遐国华之容卫，谅兹旗之多工。文成日月，影灭霜空。乍逶迤而挂雾，忽摇曳以张风。徘徊惊鸟，飞天断鸿”气势雄迈，发语不凡。宋代赋的成就有甚于唐代，比如，连中“三元”的王曾的《有物混成赋》，堪称中国古代赋中的名篇，脍炙人口，时称奇才。其中“明君体之而成化，则所谓无为而有为；君子执之而立身，亦同乎不器之器”，可称警句。而状元许安世《公生明赋》中的名句“依违牵制者既已去矣，则明白洞达者乃其自然”在当时就被认为是不刊之语。
策论是古代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清代古文大家姚鼐在其《古文辞类纂》收录了董仲舒、苏轼、苏辙等人的《贤良三策》、《苏子瞻对制科策》等20篇策‘论。状元殿试的策论，因为时间限制等等原因，多数情况不能和前者相比。但是它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其中也不乏佳作。由于宋代文官政治的实行，大批文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有发言权，在文坛上也是左右风气的领袖人物。因此，宋代文人多为官僚、学者、文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远比汉唐广博宏大。
宋代又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理学勃兴，思想界绚烂多彩。文学也是鼎盛一时，宋词自是光耀千古，无与比肩。古文运动，又将中国古代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加之唐以来重视文学之流风泽被，使得宋代的许多策论不仅能够针对现实，而且洋溢着浓郁的文学气息。历来评价策论的，都以张九成为代表，其对策行文滔滔，一泻千里，忠肝义胆，慷慨激越，其策中最受推崇的名句“方当春阳昼敷，行宫别殿，花柳纷纷，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尘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际，风窗水院，凉气凄清，窃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蛮毡拥蔽，不得共此疏畅也，亦何安乎！澄江泻练，夜桂飘香，陛下享此乐时，必曰：‘西风凄劲，两宫得无忧乎？’狐裘温暖，兽炭春红，陛下享此乐时，必曰：‘朔雪袤丈，两宫得无寒乎？’”采用赋的铺陈手法，文字极为华美绮丽。其文既出，一时间众人争相传颂。张九成在策中对伪齐的刘豫也给予了无情的鞭挞：“区区一刘豫，欲收中国之心，呜呼愚哉！中国之心，岂易收乎？彼刘豫者，何为者耶？素无勋德，殊乏声称，黠雏经营，有同儿戏，何足虑哉？”用语犀利，文笔精彩，据说刘豫后来读到这篇策论，恼羞成怒，立即拔剑付于刺客，欲置张九成于死地。
总体而言，唐宋状元殿试卷的文学价值较高。但是明清两朝的殿试卷在文学方面也有其自身的价值，显示了另外的风格。明代试卷的文风一般都很朴实，行文很散，带有语录体的某些特色。清代的试卷则明显受《尚书》诰体的影响，文辞古奥，语言力求客观，在历代文学中应是别具一格。
2．和当时文学思潮的关系殿试题型有一个从策问到诗赋，再由诗赋转回策问的变化过程，文体也有一个由骈文到律赋、律诗，再到散文的变化过程。唐代早期考试多就时事政治或经义史事提几个问题，令应试贡士回答，策题、答案多用对偶较为工整的骈体文。唐中叶以后，诗赋之风大盛，省试文体也改策问为诗赋。赋题多取古事，并规定韵脚(通常为八字)，对声韵格律提出严格要求；诗题多为古人诗句或成语，也极讲究韵律，或五言六韵，七言八韵，这种诗赋通称律诗、律赋。格律的限制决定了诗赋之作不能有很长的篇幅，为了用很少的文字讲清陈年旧事，应试的贡士就不得不大量用典。因此，典故连篇也就成了中唐以后试卷的特点。
诗赋虽然琅琅易读，但典故太多则令人费解，而且所讲多是与现实无关紧要之事，于时政无补。因此，北宋王安石变法以后，废诗、赋、论三题，诗赋之题就被永远排除于殿试之外了，取而代之的则是重视现实的时务策论。时务策因时而发，因事而论，随意性很大，而讲究四六对偶的骈文必然会束缚这种随意性的发挥，于是散文也就取代骈文成为殿试卷的主要文体。值得指出的是，明清时代取士虽用八股文，僵直死硬，但殿试则不为其所囿，仍用散文，可以挥洒。
诗的浪漫，赋的华美，策的雄浑都是时代风貌的展示，其中所表现的中国古代高级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而或忧国忧民、达人济世，而或才气横溢、议论风发，而或学富五车、下笔万言，而或抨击时弊、无所顾忌，这种深厚的儒者精神，或许是我们后人更值得研究和学习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五 状元殿试卷对各个时代学术的反映知识分子和学术思潮的关系之紧密是不言而喻的。而状元们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师承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都可能造成状元学术思想的不同。在统治者方面，对于学术也是相当重视的，明清两代，有关“经学”、“典学”的策问很多。尤其在学术思想丕变之时，状元卷反映学术思潮的情况就更明显。以下我们就明清两朝的状元卷和理学、考据学及其间的学术思想的变革等方面做简单的论述。
1．对程朱理学和王学的反映策问是观察统治者思想的重要窗口。策问三代治道，是各代王朝所共有的，因为治道是整个皇权问题的核心。明代的策论，和宋代、清代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它对治道问题表现了额外的关注。例如明英宗时期，八次殿试，几乎无一例外的涉及了三代的治道，其中大约提出了近二十个问题，治道占了一半以上。而考生的答题，较之宋代多缺乏独立的思想，较之清代又行文较长，因而内容显得空泛，“尧、舜、禹、汤”成为那一时代最常见的字眼，如成化二年(1466年)丙戌科状元罗伦的文章，出现“尧、舜、禹、汤、文、武”不下20余次，“周子”、“程子”、“朱子”等人的名字与言论时著于篇，和宋代崇经已有很多不同，显示了深刻的程朱理学的痕迹。
阳明后学末流的“束书不读，但从事游谈”在学术思想界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在状元殿试卷上自然也有反映，从明万历二十六年至崇祯四年(1589-1631年)的10次科考之中，状元们在试卷中所提及的书目不足10种，尚不及清代胡长龄在自己一份殿试卷所提及书目的一半。学术空疏成为明亡的重要原因，不足为怪，试看崇祯七年(1634年)的殿试卷，对“流寇滋漫”、“东奴猖獗”现实毫不隐讳，可见寻求治国良策之急。状元刘理顺的以“君以实事课其臣”，“臣以实心效于君”为立论基础，强调“因职以察其能”为实事，“尽忠以致其身”为实心，然后由“风俗之败坏”，“纪纲之废失”，“兢兢焉求所以失人心维世道者”。其称：“夫人心之不能无偈玩也，非有以振肃之，则玩者日玩，究将有极重不可反之势。世道之不能无陵夷也，非有以维持之，则夷者日夷，敝且有大败不可支之象。振肃维持之术，舍纲纪其谁属哉？”凡此云云，“千载上下间，治乱兴衰，岂不以纪纲修坏，固握于精神之张驰哉！”最后以“夫人主一心耳，而伺而中之者且千百心。《书》所称成汤之圣也，有日不殖货利，心至清也。一中于溷浊之财，而清白之气愈昏愈锢，遂溢于人政之间，而昏锢之弊愈蔓愈衍，风俗败而纪纲亦益以驰。独不思人主天下之身也，何天下之财非人主之财？顾乃以之昏心哉！以皇上明圣，远迈成汤，而愚愿以不殖之说进。”对现实问题避而不谈，可谓不着边际，空洞无物。
面对万分危急的时局，不能提出一项具体措施，却高唱颂歌与忠贞，“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呜呼，明之不亡其待何！正为如此，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才怀着亡国之恨，对王学末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清代的学风开始转变，作为阳明心学的反动，乾嘉考据学应运而生。
2．对乾嘉考据学的反映清代中叶，是乾嘉考据学大行于世的时代。乾嘉考据学的盛行，反映在殿试卷中考生对经史的重视程度上。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己酉科胡长龄的状元殿试卷中，单是所提到的书目就有《春秋传》《易》《书》《后汉书》《困学纪闻》《易举正》《容斋随笔》《毛诗》《旧唐书》《新唐书》《商书》《诗谱》《左传》《考工记》《隋书》《周书》《史记》《班马异同》《南史》《北史》《三国志》《汉书》《国史补》《学校贡举私议》《周礼》《御制评鉴阐要》等30余种，不仅书目甚多，而且范围亦甚广，有经有史，有正有野，古人著述，近人文章，融于一炉。
乾嘉时期，由于政治腐败、水政松弛等原因，据《清史稿》等有关资料显示，受灾州县每年平均达一百多个，道光朝水灾骤增，一跃为177个，治水又成了一大问题。在殿试中，关于治河的策问也多了起来，但这一时期的策论又有了不同于康熙时期的特点，如清道光三年(1823年)癸未科状元林绍棠，在殿试卷中对于京畿地区最重要的两条大河滹沱、漳河的源头、历史、长度、流势、支流、流经省县等情况，叙述得极为详尽，显示了浓郁的考据学色彩。
3．反映学术风气的丕变宋代学风向理学的转变。宋宁宗皇帝当政期间，实行了“庆元党禁”和“开禧北伐”，这个颇有事功派色彩的皇帝，在殿试的策问中也自有表现，如庆元五年(1199年)己未科的策问对士大夫的批评：“默观卿士大夫，莫不高谈稷契，下卑汉唐，然今日之，亦多端矣”，“文采则富，议论则阔”，显示了浙东事功学派在当时的影响。而理宗上台之后，程朱理学则开始成为官方的统治哲学，策问出现了“道原出于天，超乎太极无极之妙”等理学术语，且所录状元的理学造诣都很深，如文天祥在试卷中针对策问所作的道之原初为“无极太极之体”的回答就很精彩，其称：“所谓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隐于浑沦，藏与未雕未琢之天，当是时，无极太极之体也。自太极分而阴阳，则阴阳不息，道亦不息；阴阳散而五行，则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为人心之仁、义、礼、智、刚、柔、善、恶，则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穹壤间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与之相为不息。然则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为之。”
清代中期学风向考据学转变。如乾隆十年(1745年)乙丑科的殿试策问，是学术风气在官方转向标志。乾隆七年(1742年)壬戌科，策问还保持着“心性天理”的传统，提出“君民关系”“务民之本”等问题。而乾隆十年的策问发生陡变，问题全部倒向经史：“五、六、七、九、十一、十三之经，其名何肪，其分何代，其藏何人，其献何时，其传何时，传之者有几家，用以取士者有几代，得缕晰而历数欤？”接下来又问了“三选、四科、五问、十条”等问题，十分明显的是受了考据学的影响，这次策问，一改“心性天理”一统天下的局面，成为官方提倡考据学的开端。
4．东西学之争在状元卷中的反映东西学之争，唯一见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的殿试卷。其实，东西学之争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就开始了，但是六十多年间的策问却无一语及此。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的策问，依然在故纸堆里发问。而刘春霖一扫清代对策少言现实的旧例，提出了自己“振兴实业”、“扩充商务”的见解：“臣谓理财于今日，节流不如开源之尤要。盖自通商以来，利源外溢，虽百计节省，而无救于贫。开源之道，在振兴实业。中国神皋沃壤，幅员纵横寥廓，且地处温带之下，百物皆宜，则当讲求农事。人民四百兆，善耐劳苦，而且心思聪敏，中外交通以后，闽粤濒海之人，类能仿造洋货，果其加意提倡，不难日出新制，则宜振兴工艺。欧西以商业之胜衰为国力之强弱，轮帆交错，以争海外利权。中国商业不兴，漏卮日钜，欲图抵制之道，则宜扩充商务。如此则野无旷土，市无游民，精华日呈，然后利权可挽。”而其针对西学东进则云：“今日浮荡之士未窥西学，已先有裂名教之心，故欲正人心，端士习，必以明伦为先。欲明伦理，必以尊经为首。此即国粹保存之义。皇上倡明文教，必以经学正其趋，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体现了当时在东西学之争中士人普遍持有的“中体西用”的态度。
总之，状元殿试卷是一座尚未开发的巨大宝库，期待着有识之士作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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