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小学语文教材出的勃兴、特点及启示
2012年09月11日 11:08:00 赵晓霞 出版发行研究
摘 要：教材是反映教育实际的重要依据。研究各类语文教科书的编撰出版，对当代语文教育具有重要价值。民国时期的教材“审定制度”在客观上促进教科书编制出版空前繁荣的局面，教材的编撰出版在理论、实践上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这对于我们当下的语文教材的编撰出版乃至语文教育都具有启示价值。
关键词：民国时期 中小学语文教材 编撰出版研究
近年来，民国时期的一些语文教材被重印出版，如《国文百八课》《开明国语课本》等，引起了社会较为广泛的反应。民国时期是一个中西文化碰撞和融合的时期，学术思想活跃，体现在教材的编撰和出版方面，则出现了各大书局、书店竞相出版各种版本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情况。而民国时期的教材制度也在客观上保证和促进了教科书编制出版空前繁荣的局面。
一、“审定制度”与民国时期中小学语文教材出版概况 中小学语文教材所具有的培养公民的语言能力、文化素养等多重作用能发挥到何种程度，首先取决于教材制度。教材制度，包括教材（或教科书）的编辑认可、采用和供给（有偿或无偿）的制度。［1］普遍存在的教材制度有：国定制、审定制、认定制、选定制和自由制。从总体来看，民国时期，教材的编审体制一直是“国定制”和“审定制”并存，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审定制”为主。
1912年至1913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的同时，颁发了《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规定“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师范学校教科用书，任人自行编辑，惟须呈教育部门审核”［2］。这是我国首次实行教材的审定制度。所谓审定制，“就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正式颁布的中小学各科课程标准，通过自己设立的教材审定机构，对有关出版单位编辑的各种教材进行审查鉴定，审定通过后准予出版、发行、使用的一种教材编审制度”。［3］在这种制度下，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教材的指导和监控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的。一是《课程标准》的要求；二是审定机构的影响。
1912年至1921年间，是民国时期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发展期。这期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逐渐成为我国编制出版教科书的重要阵地。
1922年至1937年间是民国时期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繁荣期。首先教材制度给予了各出版社较为自由的教材编撰、出版的空间。同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冲击和新学制（壬戌学制）的影响下，许多出版社联合语文教育学者在教材的编撰和出版上作了许多大胆而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教科书的编制上形成了各树旗帜、各有所长的局面。
1938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的教材制度为“国定制”。1940年，基于抗战的历史背景，国民政府强令取消了教科书的“审定制度”，并实行教科书的“部编制”，也即“国定制”，即由国家或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决定的制度。1940年颁布了适应战时的课程标准，国民政府教育部把原设的中小学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并入“国立编译馆”，由国立编译馆内设教科书用书组，统一筹划和组编中小学各科的“部编”教科书。［4］1942年，部编中学《国文》出版。这套“国定本”几经修订，逐步已成为“党化教育”的宣传物。
二、民国时期中小学语文教材编撰出版的特点 从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总体情况来看，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审定制度下各大出版社投入精力参与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撰出版，这也为这一时期教科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各大出版社和教育家竞相参与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撰出版
在教材“审定制度”下，各大书局竞相加入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撰出版行列,除中正书局有一定官方背景外，其他书局大多是民办私营。各出版机构也都具备专门的编辑队伍。例如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张元济、吴研因、沈百英、沈秉廉等学者、编辑。同时许多教育名家也都为教材的编纂倾注了心血。其中，如蔡元培、胡适、林纾、周予同、顾颉刚、王云五、冯友兰、陶孟和、陈衡哲、朱自清、叶圣陶、丰子恺等，都参与了教科书的编写。这对教科书的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历史性的突破和贡献。
商务印书馆作为我国第一家民营出版机构出版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套正规化的中小学国文教科书。其业务的重点大部分集中在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上。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语文教材有127种，［5］其丰富的编制经验和研究的作风，成为其他书局学习的模范。此外，开明书店和世界书局都是20世纪30年代影响较大的教材出版社。开明书店成立于1926年，以叶圣陶、夏丏尊、胡愈之、郑振铎、孙伏园、张锡琛等为中坚力量。1932年出版了第一套《国语教科书》（叶圣陶编、丰子恺绘），自出版就引起社会轰动，并连续印行40余版次。据统计，开明书店出版的语文教材共有12种，其《活页文选》也颇具特色。有学者这样评价开明书店：“自从开明书店登场，中国出版界才有认真为学生着想的读物。”［6］
2.语文课程性质的探索在教材中得到充分体现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编辑周予同在《教育杂志》（1922年第14卷第1号）中指出关于中学国文教授的目的有“两种错误的认为”：“一种错认中学校含有狭义的职业学校的性质”，“一种是将中学的性质和大学文科相混……”［7］这便涉及语文课程的性质之争，在教科书编撰上也相应地体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来。
一种是强调语文课程重在国学传承和文学陶冶。如北新书局所出《高中国文选》（1934年），编者在编辑大意上说：“一年级以墨家为主，兼及儒家，二年级以道家法家为主，并完成儒家；三年级以文化为中心，一方面收束一二年级，一方面扩大学术范围。”［8］又如何炳松、孙俍工编《复兴高中国文教科书》（1935，商务印书馆），所选课文如《典论·论文》、《诗教》、《金石录后序》等，失之偏难。另一些教科书是按照“文选”式的编辑方法。如中华书局出的《新编高中国文》，《复兴高中国文》的第三册、第四册。这种类似于中国文化史或文选式的教科书编撰，将国学传承和文学熏陶作为其主要的课程目标。
一种是强调语文课程重在培养儿童阅读写作等实际能力。民国初年开设国文一科时即指出，“国文要旨，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到1923年改国文为国语后，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从说话、读书、作文、写字4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规定，注重培养阅读能力和兴趣。例如，中华书局以“养成我中华民国国民”、“注意实际教育”等为宗旨，推出了第一步整套“新中华教科书”。包括华鸿年、何振武编《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1912—1918年），刘法曾、姚汉章评辑《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1912—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庄俞等编写，张元济校订的小学初级用《国文教科书》、《最新国文教科书》（1912—1917年）、《简明国文教科书》、《共和国国文教科书》等。［9］由叶圣陶编、丰子恺绘的《开明国语课本》（1932年）在“编辑要旨”中指出：“本书内容以儿童为中心”、“尽量容纳儿童文学及日常生活上需要的各种文体”、“词、句、语调力求适合儿童诵读或吟诵”［10］。这种强调语文课程重在促进儿童实际听读说写能力的教材编撰观点，为语文课程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3.语文教材编写体例的探索与创新
民国时期，中小学语文教材在编写体例上进行着多角度的尝试。如以文体来分类的、以问题为主纲的、用程度作标准的、依时代而逆溯的等等；也有融语文知识、范文和练习为一体的综合单元，且以“单元”组织选文的模式日益发展，单元组合的形式也日趋成熟。
以时代的顺序编写的教材如许国英编撰、张元济等校订的《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1913年，商务印书馆）。以文体分类编撰的教材如谢蒙著、朱宝瑜评注、姚汉章、张相校阅的《新制国文教本评注》（1915—1924年，中华书局），选文319篇，每册按照文章体裁分类编排。以思想内容为中心编撰单元的教科书如张弓编《初中国文教本》（1930年，上海大东书局）。譬如第一册的两个主题为“常态的生活”和“变局的应付”等。
此外，编撰的顺序也有基本的探索。例如新学制下初中三年的编排顺序基本为：记叙文、说明文到议论文。朱文叔编《初中国文读本》（1933—1936年，中华书局）即以此为编撰顺序。而高中教科书的编撰顺序基本是依照1932年教育部颁发的《课程标准》确立的：第一年以体制为纲，第二年以文学源流为纲，第三年以学术思想为纲。代表性的教材有刘劲秋、朱文叔编《高中国文读本》（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赵景深编《高中混合国文》（1935年，北新书局），何炳松、孙俍工编《国文课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11］等等。
综合单元中，以孙俍工编的《国文教科书》（1932年，神州国光）和夏丏尊、叶圣陶编的《国文百八课》（1935年，开明书店）较为典型。这里以《国文百八课》为例。如“第八课”中，文话为《书信和礼仪》，文选为彭玉麟的《与郭意城书》和左宗棠家书《与子书》。在内容上与文话相呼应，同时又符合青年学子的年龄特点，如《与子书》中谈到的“志患不立，尤患不坚”、“大禹惜寸阴，吾辈当惜分阴”等。修辞则是继第四课“消极修辞”后讲“积极修辞”。习问又是紧扣文话、文选和修辞展开的，正如编者所言，各项“打成一片”，相互支撑。吕叔湘先生认为，该教材最有特点之处在于“文话”。从“文章面面观”开始，逐步涉及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并涉及三类文体之外的学术文、仪式文、宣言、对话、戏剧等各类文体，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完整的初中语文教学体系。
三、对当代中小学语文教材编撰出版的启示 通过对民国时期中小学语文教材编撰出版的概况梳理，以及对教材编撰出版的特点分析之后，我们看到，民国时期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撰出版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对于我们当下语文教材的编撰出版乃至语文教育，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1.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多元化探索为当代语文教育提供可鉴之资
民国时期教材多元化探索的过程也是教材编撰思想不断成熟的过程，其中存在着许多值得思考和商榷之处。这在当时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探讨。
“文白之争”实则是语文教育中的“百年公案”，近年来这种争论又起，如一些地方开展“诵读经典”的活动，其实是对传统教育的一种回归。早在民国时期，教育家和学者们就已经展开过激烈的讨论。而当时的教材充分地反映了论争中的不同声音：有凸显文言文的，有倚重语体文的，有二者兼顾的。这其实也是关乎语文课程性质的争论。从总体来看，民国初期至“五四”以前，中小学国文教材大都以文言文为主；“五四”以后，白话文作品在教材中日益突出。1922年颁布的《暂行课程标准》对教科书选文的“文本比例”进行了规定，这一时期“文白兼选”已基本定型。“文白比例采用逆升递降法，即初一，3∶7；初二，4∶6；初三，5∶5；高一，6∶4；高二，7∶3；高三8∶2。当时许多教科书都是按此比例选文的。这对于当代语文课程的文白比例设置、文言文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上都具有借鉴的价值。
有学者指出，本次课程改革教材编制实行“一纲多本”，但“实际上只是做到了多本化，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多样化”［12］。教材组织形式，在民国时期已有积极的探索，如以时代为序的、以文体来分类的、以问题为主纲的、用程度作标准的等等，教材的多样化为语文教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本次课改中反映出的“语文知识薄弱”等弊端，实际上与教材编撰使用都有很大的关系。民国时期语文教材以“单元”模式的编撰体例中，一些教材很好地突出了“语文特性”，即将语文知识与选文紧密结合，相得益彰。这对当代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撰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2.“审定制度”为中小学教材的编撰出版营造良好的制度、文化环境
我们对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作一初步统计（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以及日伪政府统治区以及华侨学校的教材）［13］发现：民国时期出版的小学语文教材包括课本、副课本共计290余套；教学参考书120余套；其他教材合计100余套，其中读音、识字16套，文法、说话14套，阅读11套，作文55套和习字8套等等。出版的中学教材包括课本约160余套；教学参考书17套；其他教材合计90余套，其中国音1套、阅读69套和作文24套。小学教材总计为500余套；中学教材总计约为280余套。如此大量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出版，本身成为了反映当时教育状况的一扇窗口。
总之，“审定制度”为教材的出版给予了宽松、自由的制度环境，一方面是政府法令对教材的规范进行了总体的筛查；另一方面，许多教育家和国学大家的积极参与，为教材的编撰出版注入了活力。在审定制度下，各大出版社竞相参与投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撰，并积极搭建教材评价的文化平台。例如，开明书店成立后，叶圣陶、夏丏尊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创办《中学生》杂志（1930年），吸引和团结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和教师进行参与，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国文国语的教育新路。又如中华书局的《中华教育界》，世界书局的《世界杂志》，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等等。这些杂志的创办，首先是出版社把杂志期刊作为其出版发行的教材的宣传阵地，其次传播了各种教育理念和教材建设的有效经验。［14］
综而述之，近年来出版界对民国老课本的重印出版，使得当时的教材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而对民国时期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研究，可以为当代的语文教材编撰出版提供一定的启示。结合当代新课程背景下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改革和种种争论，我们发现许多问题前人已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形成有益的创见，而对这些问题的长期关注和探讨，归根结底，是对语文课程性质和发展的核心问题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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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