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读史）清代八股文 [复制链接]

清代八股文
邓云乡

目录

前　言
第一章：产生的基础
第二章：源流和历史
第三章：存废争议
第四章：科举考试关系之一
第五章：科举考试关系之二
第六章：八股与私塾教育
第七章：八股文教育特征
第八章：举例说明
第九章：选文六篇
第十章：名家名作碎锦
第十一章：谈谈作法
第十二章：清代八股特征
第十三章：八股与古文
第十四章：八股与诗
第十五章：八股与小说
第十六章：八股谈趣
第十七章：历史作用试析
第十八章：八股的历史负作用

前　言

　　好像是在前年夏秋之间，忽然收到一封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来信，约我给“清史知识丛书”写—本小书，只是一个大范围，并未指定具体选题。我匆匆写了一封回信，说是写一本《清代八股文》。当时也未仔细考虑，信发之后，因忙于其他杂事，手头还有写着的书稿，几乎把这事忘了。但后来北京朋友来信告我，说是书的预告已在《读书》杂志上刊登出来，我才着了慌，这才急忙动手准备写了。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近两万字的《八股文三问》，收在论文集《水流云在杂稿》中，虽然去年初已看过清样，可是到现在还未出书。因而我原想一个取巧的办法，把旧文延展开来，或作为书的附录，凑成一本书，岂不省事。但等到动手一写，感到要说的方面较多，实际例子也应该选一些，便于读者参阅理解，这样便决心抛开旧文，不再作偷懒的打算，重新写一本新书了。

　　说起清代八股文，可以说早已是臭名远扬的了。历史上的争议不说，从本世纪初或上世纪末，就已被人骂臭了。直到近年报纸上，还有人写文骂它，可以说是骂了已一个多世纪。但这中间却有—些区别，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痛骂八股文的，大多是清末的维新派，或民族革命分子，这些人也都是受八股文教育出身的，有的甚至是科举考试两榜出身，进士翰林，他们愤列强之侵凌，痛朝政之腐败，或呼变法维新，或呼排满革命，八股时文、科举制度，被攻击痛骂，均首当其冲。接着清政府废八股、停科举、兴学堂，种种措施，虽未能挽救清朝的灭亡，却也使中国教育制度向前迈进了一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民族革命继之反帝反封建，自然八股余孽，仍在痛骂之列。《反对党八股》，更使“八股”之名，形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了。这样最早在本世纪初骂八股的人，还知道八股是什么样子。后来到本世纪前期，受过八股教育的就越来越少，只模糊地把八股当成是腐朽空洞的代名词了。因而有《反对党八股》的名文出现。时至今日，本世纪末，连活了一百一十岁的前清秀才苏局仙老人也于去年去世了，就是说实际接触过八股文、受过八股文教育的人一个也没有了。对八股文有些模糊印象的人，也十分稀少了。对这一历史事实，在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仍然一再重复维新时期、辛亥、五四时代的论调去骂它，而又不知所骂者为何物，岂非滑稽。极“左”思潮，对史学观点的影响，长期以来，是十分严重的。万恶的封建社会、万恶的旧社会，反正一边倒，予以臭骂就是了。常常以此代替较为科学客观的分析认识，对已经逝去的历史事物，自然无所谓，反正逝者如斯夫，过去的总是过去了。遗憾的是对于现在和未来，那就造成了许多模糊和错误的历史认识，或使人陷于习惯盲从的思维状态，这是十分遗憾的。

　　八股文这一经历明清两代，延续了五百年的惟一教育、考试专用文体，五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无一不是这一教育制度训练出来的人。在漫长历史时代中的那些名人，那些学者，那些志士仁人，今天尚均予以肯定。而培养他们的却是腐朽不堪，空洞无物的八股文教育，这又该如何解释呢？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历史矛盾现象。如果用简单化的谩骂予以否定，自然十分容易，但如果反问一句，如何解释这一矛盾，那该怎么说呢？不能解释八股文教育的作用，就无法理解这五百年中各种人材的成长过程；不理解这些人物，又如何能较清楚地理解这五百年来的历史，尤其是与本世纪衔接着的这段历史？难道这真是一笔糊涂帐吗？为此我感到有必要客观地以现在观点认识一下这个矛盾。如果是个谜，也应该试着解一解，猜一猜。不该满足于糊涂状态，跟着世纪初的人盲目地乱骂。为此我试着写了这本小书。题目似乎是腐朽的，而自认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严肃的课题。

　　六十年代初曾听知堂老人说过：三十年代初期；北大曾有过开“八股文研究”课的设想。当时虽精于此道的老先生还不少，但能用现代观点分析这一历史制度的人却不多，当时据说找到一位，但不久那位老先生归道山了。这一设想便落了空，后遂无问津者。一晃半个多世纪，近一甲子过去了。现在再谈这个问题，自然要困难多了。真正懂这种文体；学过练过能写完篇八股的老人已经没有了。隔着时代来回顾它、研讨它，总不免隔阂。但虽请教无门，而文献尚在，冷静地阅读一些，思考一下，分析一下，对它的历史作用研讨一下，总是有一些较为清楚的新发现。这次系统地写完这本书，就更感到十几年来的思考没有错。八股文的作用，是在于强化思维能力的严格训练，在范围和条件的严格限制下，训练思维能力的集中性、敏锐性、全面性、辩证性。先天的聪明才智，再加后天的八股文教育对思维能力的特殊严格训练，这样明、清两代八股文科举考试，仍能人材辈出的历史之谜，就完全可以作出科学的解释，可以清楚地理解了。自然，这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是不可能用现代观点认识这一问题的。

　　全书分了十八个题目，尽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清代八股文，并举了各种例子，予以说明。其历史作用，除在各篇中结合实例予以说明外，在《历史作用试析》一篇中，作了总的综合说明。自认是对它有了一点较科学的肤浅认识。也许是“自卖自夸”，但“自夸”也还是自己的本色。非同于人云亦云的盲从也。

　　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十几年前同俞平伯老师的通讯中，曾经说到过。俞师回信也曾多次谈起。这些信现已出版，是《俞平伯书信集》。近年同坎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柳存仁教授通讯频繁，去夏承他寄来早年用小楷精录的前人《四书文源流考》等资料多篇，并承华东师大教授苏渊雷丈借到梁章钜《制艺丛话》、方苞《钦定四书文》等书，俞师哲嗣润民兄又从北京寄来《曲园课孙草》我所缺少的部分，在师友们的热情帮助下，我才完成了这本小书。在此一并感谢。“前言”是在写完第十八篇之后才写的，这样既是“前言”，又是后记了。

　　癸酉年元月二十一日完稿于

　　浦西水流云在新屋南窗下


第一章：产生的基础

八股文是在中国语言、文字、考试制度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萌芽、产生、发展形成的。没有特定的客观条件和历史因素，不可能有八股文。世界上其他语言条件、文字条件的民族和国家，不可能产生八股文。这种说法，好像是笑话，实际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如不去认识它，乍一听好像是说海话，但如仔细结合中国的语言文字特征，传统思维方法特征，历史制度特征等方面认真地思考一下，便会感到这不是说笑话、海话，而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了。只有从实际上才能回顾历史上的种种客观事物，用今天的眼光认识它的本质，包括其产生、发展和作用，八股文自然也不例外。

语言、文字是民族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从远古汉族就形成的。中国汉族语言的特征，是单音词组合的词语，如“我吃饭”、“你走路”，纵然南北各地方言语音有种种不同，差异很大，但语词分子、组合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音调也是单独的、而且都有音调上阴阳上去入五音的变化，而且口音的不同，并不影响阴阳上去人的音调的变化。如诗韵中山西读平声的字，广东人也照样读平声；山西读入声的字，广东照样念入声，尽管声音差异很大，而调子却一样。现在一般说普通话中没有入声，但严格讲：中原音韵还是有入声的。北京音也有入声，京剧演员在韵白及唱腔中都要把入声读出来。这里先不专门讨论语言音韵问题，因为这是题外话。但先明确这点，却是和八股文的产生大有关系的。

单音词语特征，又有阴阳上去入五音构成抑扬顿挫的音节，这样就使语言在读音上有鲜明的音乐节奏感，节奏的和谐、回荡，听起来好听、读起来有劲，这种语言特征，是产生中国各种诗歌韵文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产生八股文的主要因素之一。八股文是要读出声的，学习八股文，首先在于读书、背书，读八股、背八股，所谓琅琅书声、抑扬顿挫，越读越有劲，像唱歌一样，直接从声音上得感受。这是八股文在声音上的特征之一，也是产生的因素之一。

文字是语言词语的符号，单音词语，就是单音字，在形体上整齐画一。抑扬顿挫的单音词和整齐画一的形体字，这就给语言上、文字上整齐和谐的对仗、对偶准备了自然产生的条件，也给后来的八股文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中国文字里的对仗句式，是在最古老的从无到有的先秦文献中就已大量出现了。而这是因语言和文字特征自然形成的。刘勰《文心雕龙》中《丽辞》篇说：

“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易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俪辞，卒然成对。”

刘勰所举例子，都是《书经》中《大禹谟》篇中的例子，所谓“所营俪辞，卒然成对”，就是说所写这些工整的句子，不是有意写骈体文，而是自然成对。为什么自然成对呢？因为语言文字本身，具备了成对的特征。其实不但刘勰所举“罪疑惟轻”两句成对，其上下文也是对仗的句子。现引此章全文如下：

“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这段话中，“临下”、“御众”、“罚弗”、“赏延”等句，不也是“卒然成对”的吗？这种能够“卒然成对”的语言文字，出自最古老的文献《书经》，而在现代人读来，如“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的对仗句子，不但好读好记，而且也并不难以理解。这种语言文字特征，是产生发展为四六骈文的基础，也是发展成八股文的基础。因为八股文的特征之一，就是每股和每股是成对的，等于长对联。但又不是纯粹的对子，而是加入许多虚词，包括连接、转折、语气“且夫”、“夫然后”、“之乎者也矣耶哉”等词语的对子。但对仗的语言文字，却是最根本的八股文基础，没有对仗，便没有八股文。清人汪随山《松烟小录》说：

“柳宗元《故国子监祭酒兼安南都护张公墓志铭》骈体小句，大类后世制艺中之二比。”

这段文字形式如何，现分两小段引在后面，可以参看：

“文单环王，怙力背义，公于是陆联长毂，海合艨艟，再举而克殄其徒，廓地数圻，以归于我理。

乌蛮酋师，负险蔑德，公于是外申皇威，旁达明信，一动而悉朝其长，取州二十，以被于华风。”

每一小段，读音节奏明显，短句又自成对仗，而语气上用虚词“于是”、“再举”、“一动”、“以归”、“以被”等转折、推进、完成。而两小段在字数、句数、词性、语气、平仄音调上又自然成对。八股文的中心部分，都是写成这样的。所以说对仗是八股文的基础，但又是在汉语、汉字本身的基础上形成。

以上只就语音和文字的外表形式上说明其产生八股文的条件。如进一步理解，便要理解到概念和思维上。因为人类语言的任何声音都是表现某种感情和意思的。汉语的单音词，每个声音都表现一种概念，或是具体的、或是抽象的。许多声音组织在一起，便是一组完整的思维程序，因而一切对仗，不单纯是声音、词组的对仗，而是思维逻辑的对仗，这中间就表现了对客观事物的思维程序的对照。世界上任何具体和抽象事物，都是复杂的、多变的、多角的，这都能反映在人们的思维中去想像、去推理，或分析、或综合，这样一切的对仗，就不只是语言文字的对仗，而是思维意思的对仗。《文心雕龙·丽辞》篇说：“事对为末，意对为先。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只有形的事物对照，而且先要抽象的意思道理的对照，正反两面的意思对仗才好，同样的意思就不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红花，’、“绿叶”，就是一般的有形事物，客观存在，都看得见，很普通。如写成“绿肥”、“红瘦”，便不同了。不但有意思，而且肥、瘦相反，既是意对，又是反对。这是因中国语言文字特征所形成的特殊思维程序。用现在话说：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辩证的思维。中国对仗的思维程序，语言文字的对仗特征，最能体现这一点，也最容易养成这种思维方法。当然，八股文的对仗思维和所用语言材料，完全不同于四六骈文，诗词骚赋，而且最忌沾染词章气。

对仗，表面看是声音、文字、词语对仗；实质是思维上的对仗，进一步追求的是意思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对仗，而八股中所谓“八股”就是四组特殊对仗的文字，是特殊、复杂对仗思维的产物。

八股文产生的第二点历史因素，是中华传统文化上的，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从无到有的先秦典籍，独尊儒术的“经书”：“五经”、《论语》、《孟子》（后加《大学》）、《中庸》成为“四子书”一直是两千年间惟一的读书教材。虽然自六朝以后，四六骈文盛行，骚赋《文选》一度为读书人所重视，唐代以诗、赋考试取士，一时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读书人热衷于读《文选》。但仍要考群经为内容的“帖经”，又称“帖括”，即任选参试者平日所习之某种经书考试之。且以写注疏为主，全凭平时熟读记忆。因之对“五经”、《论语》、《孟子》等仍是最基本的学习教材，其传统的学习内容及方式并未中断。只因唐天子姓“李”，祟尚道教，学子要多读一种李耳的《道德经》，即《老子》。至宋代初年以后，国家不再以诗、赋试士，考试经义。士子于初步读书教育完成后，即专治一种经书，参加考试。直至最高级（中间有郡贡士）礼部考试、殿试对策。文天祥《过零汀洋》诗：“患难遭逢起一经”句，所谓“一经”，就是以精研一部经书的老明经自居。由宋而后，直至清末废科举，读书人自启蒙识字，直到开笔作文，主要的学习内容，就是《四书》、“五经”，学习这些，考试这些。八股文就是在这样的教育基础，学习内容下的产物。八股文的题目全出自《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且文字要模拟圣贤口吻，叫做“代圣贤立言”。因而如果没有五经、《四书》，又哪有八股文呢。

因而可以说：易于对仗的单音词语汉语、汉文是产生八股文的语言文字基础、思维逻辑基础；那“五经”、《四书》就是产生八股文的思想教育基础，文章内容基础。

第三，八股文是因了考试的需要而产生的。社会的安定，首先在于经济政治的安定，在于人材的和平涌现，国家行政人材的不断接替。汉代人材的涌现是乡举里选，有如乡里逐层推荐。魏晋六朝国家动乱之际，讲求门第氏族，寒门子弟无进身之阶，人材涌现不平衡，也是动乱根源之一。唐初采用了考试制度遴选人材，以迄于清末，废科举，兴学校。自七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开始，国家利用考试制度，遴选人材，任命官吏的办法，延续了一千二三百年，以历史观点来看这一制度，是相对合理的。关系到文化的长期绵延，人材的不断涌现，各朝政治在各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比较稳定，各种权力能在和平情况下交接。这对民族历史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推行考试制度遴选人材，给每个人以相等的竞争机会，相对说来是比较公平的。对参加考试的竞争者来说，不管其将来考试结果如何，他们总要先学习文化，学会考试的内容，学会竞争的本领。从个人讲，固然有考中与考不中得失之忧，而从整个国家民族讲，则不但能在各个历史时期，遴选人材为国所用，且能促使大量学子读书苦学，使民族文化得以不断绵延、发展、光大，创造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光辉历史文化，这和历代的考试制度是分不开的。

考试制度不同历史时期，有特定的考试内容和表现方式。这些考试内容和范围，以及表现形式的制定，是为了便于考试评定程度，分别成绩优劣来制定的。必然要有一定的难度，但当时考试，不同于现在的多种学科，中文外文数理化等等，纵然表现方式不同，实际也还只是中文写作一种，同一的题目，成千上万程度差不多的人，写一篇文章，写一首诗，没有一些比较机械的严格要求，都随考试者任意去写，这样必然出现大量差不多的文章，你说这篇好、我说那篇好，而说好、说坏也只凭直观，这样就很难确定取舍标准，更难排成名次。因为这不同于大量问答题，单凭记忆知识。因为这种凭文章考试的办法，首在考试其在共同知识基础上的思路条理、见解分析、出新才情、推理力度、邪正感情……总而言之，不是一般的知识考试，而是一种包括高级智力测验、政治见解观察、作人处世观考察的综合考试。“八股文”便是适应这种考试要求，比较能达到这种考试测验客观要求的有效工具，是为了适应这种考试要求，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是一种有相当难度的文体，而其难度所显现的，正可以看出某人的以上所列各点。这是用现代的观点回过来观察历史事物，我们应该对这一历史事物有一较客观的理解和认识，不然，对这一延续了五六百年、涌现了数不清的历史优秀人物的以“八股文”教育训练学子，进行考试遴选人材的制度，如何理解呢？不能人云亦云、莫名其妙地乱骂。受了现代教育，有一点现代科学观点的人，对历史事物，不是应该有一点符合实际的客观科学认识吗？

“八股文”是因了汉语、汉字的单音四声条件、对仗思维特征，传统文化儒家的五经、《四书》等文献理论教育内容，以及遴选人材、考试目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条件限制十分严格，写作难度很高的文体。近人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引清人焦循《时文说》，江国霖为梁章钜《制义丛话》写的“序”，论“八股文”之体制道：

“至其体制，焦循〈时文说〉曰：‘御宽平而有舆思，处恒虑而生危论。于诸子为近；然诸子之说根于己，时文之意根于题，实于六艺九流诗赋之外，别具一格。’江国霖〈制义丛话〉序曰：‘制义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究之束缚过于策论，措词隘于辞赋，而又以数千年以后之人，追模数千年以上发言人之语意，曰代圣贤立言。圣贤而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孔子之弟子等尚可也，倘题目非圣贤语，而为阳货、孺子、齐人妻妾，与夫权臣、幸臣、狂士、隐士之流，亦须设身处地，如我身实为此人，肖其口吻以为文，不可不谓为文格之创体也。则记事题或连章题则不入口气耳。”

这段文章说“八股文”之难，如归纳为简单的几句，即“文意根于题、措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博、持律如诗严”数语。这几句怎么解释呢？就是文章意思不能随意发挥，必须按题目模拟古人语气写。说事情好像对策，即回答问题，说道理又像写论文。引证资料要像写赋那样掌握渊博的典故，对仗平仄，又要像写律诗那样严格。在此我虽然把主要难点较通俗地解说了一遍，但一般今天读者对此历史事物已时差过远，变化太大，恐怕对“八股文”之难作，看了这些解释，仍然不得要领，无法理解，我在后面再分别作些补充说明。

一是要有过硬的基本功。即要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尤其《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白文和朱熹注解都要背熟，而且要天天温习，一句也不能忘。要记熟《佩文韵府》，每个字的四声要弄清，要学会对两个字以上到十几个字的长对子。要读熟名家的八股文几百篇，要学会写小楷，要具备了这些基本功，才能学作八股文。

二是要经过由破题到完篇的长时期写作练习，有复杂的写作步骤，按步骤练习，等到会写整篇的“八股文”后，再写各种题目、经过成百篇的写作练习，再在老师及名家不断修改下，才能学会比较熟练地写出符合各种要求的八股文。

三是在一定字数、一定结构，一定句法、句数、中间四组严格对仗的、及其他种种限制之下，写出模拟古人语气的八股，而且又要有新意，在成千上万篇现成八股文之外的新文章，这才有考中秀才、举人、进士的希望，具备了这样的水平，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这就更难了。

现先将这些难点，作一概括的说明，以后再结合各节细述之。这样难的考试特定文体，其产生基础及原因，前面已经说明，不再赘述。但有两点，现代人回顾历史事物，必须在认识上很好思维一下：一是如何学会写这样繁难的八股文；二是学会写八股文对学习者说来有什么用？这是两个十分重要，十分有趣的问题。我们是现代人，必须用现代眼光去认识它，作出比较科学的答复。不然，我们虽然读历史书，谈历史人物，而对元、明、清以来五六百年的文化历史，在认识上总是模糊的，正像王国维讲词的境界一样，总是“隔”着一层的。


第二章：源流和历史

“八股文”远的不说，单从清代说起，从顺治初年算到光绪末年，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已二百五十来年。如再往前算，算到明代十四世纪末，那再加二百来年，就有四百多年历史了。但是持续了这么长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文体，而且是官方特定的文体，它的产生历史并不十分明确，并不能简单明确地回答出是那朝那代那年那月颁布的命令，制定的形式。但到清代，那已经是很完整、固定的形式了。自然是完全继承了明代的制度。

有人说：八股文的形式，最早可溯源于唐朝的“帖括”。所谓“帖括”，就是赅括地默写某一种经书的注解。唐代虽以诗、赋取士，但并未完全废除读“经”。而且规定《易经》、《诗经》、《书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即《春秋》三传）及《孝经》、《论语》、《老子》诸书，随考生所习，考试时，出题若干，写出注疏。当时手写纸幅叫“帖”，所以叫“括帖”，又叫“帖经”。意思就是手写经书注疏的帖子。或用帖子写经书注疏。这只是从八股文考试内容范围而言有些关系，但“帖经”本身不是成篇的文章，所以不能作为“八股文”的原始形式。

宋代自王安石秉政，取消唐代沿习下来的诗、赋、帖经取士的办法，以“经义”试士，学子考试以《论语》、《孟子》及《易》、《诗》、《书》等经中任治一经，考试时发挥“经义”为文字，就是宋时的“经义”。这已不同于唐代专重记忆注疏原文，考试概括来书写答案的“帖经”，而是发挥对经文意义的理解来写文，因而名为“经义”。但还不同于专就《四书》命题的八股文，只不过已是写文，向前走了一大步了。

元代考试，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出题范围，限制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中。这就是最早的八股文雏形了。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四“制艺文”道：

“宋熙宁中，王安石始废诗赋用经义，元祐后复罢，迨元仁宗延祐中，定科举考试法。于是王克耘始选八比一法，名《书义矜式》，遂为八股滥觞。”

因此人们说到最早的八股文，从元代延祐年间，即十四世纪初就开始了。但其时还只是出题限制在《四子书》中，行文仿宋经义。严格的对仗排比，八股形式尚未完成。

明代朱元璋洪武三年，诏定科举法，应试文仿宋“经义”，其后此种文字讲求格律，日趋严格完备，到明代成化年间，即十五世纪中期，八股文的格律形式就形成了。顾炎武《日知录》中说道：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明宪宗朱见深年号，公元一四六五年至一四八七年）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明英宗朱祁镇公元一四五七年复辟后年号，共八年）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明孝宗朱祐樘年号）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若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是为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般，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人相传谓之八股。长题则不拘此，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

顾炎武这段话，把格律严密，组织完整的正式八股文的出现，确定在成化年间，这是指当时乡会试，即国家省级、最高级考试正式确定的文章规格。至于以前类似这种形式、或已相当具备这种形式的文章，自然也有人写过，不过还不是正式规定，所以不算，也就是所说“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就是一样写“经义”内容的文章，既可以写字、段整齐对仗的文章，也可以写成参差不齐的散文格式，只要议论好、发挥好，都是好文章，都有考试得中的希望，并不因为格式上的不对，便不予评定。而在成化以后，乡会试中就严格规定了按照题目，如何以固定句数、段落数、正反虚实严格对仗的格式，来要求考试按格式写文章。那样必然评阅时先看格式，再看内容。格式不对，内容再好，也不评阅了。这样才形成了固定格式的八股文，也就是专为考试而制定的一种有固定格式的文体。

近人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说到八股文体时总结道：“然则八股之法，实肇于宋绍兴、淳祐，定于明之洪武，而盛于成化以后者。”是从内容到形式，从不自觉的对偶到严格规定对仗成为一种法定形式而说的。大抵“八股文”在成为严格法定形式之前。是先规定了“经义”的内容，而参试者又习惯作唐以来的试律，习惯写对偶文字，正如清代钱大昕说：“宋熙宁中以经义取士，虽变五七言之体，而士人习于排偶，文气虽疏畅，而两两相对犹如故也。”由于汉语特征，汉字文字传统，对偶为文，原很自然，“经义”内容的文字，进一步规定了对偶的形式，那就是法定的“八股文”了。

清代以女真族后裔，入主中华，政治眼光十分深远，对于明代沿习已久的官吏制度、考试制度、包括制义八股文，全部采取“拿来主义”，一切延续照办。《清史稿》卷一百零六“选举志”开头就说：

“自唐以后，废选举之制，改用科目，历代相沿。而明则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谓之制义。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

所说“制义”，就是八股文。另同书“选举三”述“文科”云：

“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

广义地说：八股文即制义，或曰制艺，又名时艺、时文、八比文、四书文。名称是很多的，先分别作一简单解释。“制义”，就是按规定格式所写的“经义”。“制艺”一词，制字意义仍如上述，而“艺”则是用六艺之一的意思。“六艺”是《周礼》“地官”：“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时艺”，就是当时的六艺之一。“时文”就是当时的文章、文体，区别于古文、骈文等。“八比文”意同“八股”，即八段排比对偶的文章。“四书文”是指所出题目，都是《四书》中的，因而叫“四书文”。三级考试：府试考诸生，俗名“秀才”，只考《四书》八股文。乡试（即在本省考）考举人，首场考八股文。会试（在北京考、包括礼部贡院考及殿试）考进士，首场也考八股文。除殿试而外，府、省、京城三级由小考到中进士考试都是以八股文为主。因为首场作八股文，试官评阅取中取不中，全看首场，首场不入试官眼。二场、三场所写的论、判、案等看也不看了。所以八股文是惟一的考场文字，能否考中，全看学子写八股文的功力如何了。乡、会试首场均考三篇八股文，乾隆二十二年后加考“试帖诗”，由清初顺治二年，到清末光绪三十年最后一科，全部八股文试题均记在《清秘述闻》及其续集、再续集三书中。

清代承继明代制度，以八股文取士，直到清末，先废八股，改试策论，后即废科举，改学校。在这中间，八股延续了二百来年，这中间也有一些变化。康熙二年就曾经一度废止八股文，改试策论，《东华录》、《清史稿》等书中均有记载。《东华录》康熙二年八月记云：

“礼部议复：乡会试停止八股，头场策五篇，二场《四书》及《五经》论各一篇，表一篇，判五道，以甲辰科为始。”

王士禛《池北偶谈》记道：

“康熙二年，以八股制艺，始于宋王安石，诏废不用，科举改三场为二场，首场策五道，二场《四书》、《五经》论各一首，表一道，判语五条。起甲辰会试，迄丁末会试皆然。会左都御史王熙，疏请酌复旧章，予时为议制员外郎，乃条上应复者八事，复三场旧制，其一也。尚书钱塘黄公机善之，而不能悉行。乃止请复三场。”

王枕甫《蚓庵琐语》也记道：

“康熙元年以前，考取乡会试，做八股文章。二年八月内，因上谕：八股文章，实与政事无涉。自今以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禁止，惟于为国为民之策论表判中，出题考试，钦此。自甲辰改制科，历丁末，至康熙八年己酉，礼部题定，嗣后仍照元年以前例，仍用八股文考试。俱奉旨依议。”

清代第一次取消八股文，但礼部有人反对。王士祯文中所说的黄机就奏请恢复，理由云：

“制科向系三场，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贤之微旨，以观其心术。次用策论，以通达古今之事变，以察其才猷。今止用策论，减去一场，似太简易。且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三场旧制。”简单说：两点理由，一是不考八股文，太容易，评定成绩自然困难，这是从考试技术上着眼。二是考察人思想上着眼，怕不考八股文，人们不好好读《四书》、《五经》，他的建议得到允准。康熙七年，又恢复初制，仍用八股文考试。而当时考试，除府考考秀才较简单而外、乡试考举人、会试考进士，都较复杂，要考三场，每场头天一早进考场，第二天才出来。休息一天，再进场。如此三次，首场原定《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就是《五经》四题可任选一经，即只写一篇。二场论、判、诏、诰等，就是写议论文及拟公文。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但表面看考试内容很多，实际其他都是搭配的，主要评定标准是看八股文如何。《清史稿》“选举志”三也这样说：

“二十四年（按指康熙时），用给事中杨尔淑请，礼闱及顺天试《四书》题俱钦命。诗、诏、诰题士子例不作，文、论、表、判、策章多雷同抄袭，名为三场并试，实则首场为重。首场又‘《四书》艺’为重。”

说来说去，还是八股文。但八股文制度明、清以来，沿习既久，毛病、缺点当然越来越多。由康熙初一度取消，不久恢复之后，又过了七十来年，到了乾隆三年，又有人出来反对，兵部侍郎舒赫德给皇帝上奏折，建议废除八股文，其主要论点道：

“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时文徒为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百余，少者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表判可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实不足以得人。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材实学之道。”

但是舒赫德的废除八股文主张没有发生作用，奏章发给礼部议复，反对他的主张，给予了驳斥，八股文试士办法得以照常执行，又延续了一百多年。其驳斥的理由说的也十分有力。其理由道：

“取士之法……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不同，自明至今，皆出于时艺，科举之弊，诗、赋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徒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是也。时艺之弊，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能责实，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惟务徇名，虽高言复古，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谓时文、经义及表、判、策论皆空言剿袭而无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艺为然？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三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源，不已过乎？……司文衡职课士者，诚能仰体谕旨，循名责实，力除积习，杜绝侥幸，文风日甚，真才自出，无事更张定制为也。”

驳斥的论点，先肯定舒赫德陈奏时艺之弊的论点，但马上一转立法不能无弊，但贵在补救，以责实要求。反问八股文虽是小技，而明、清以来，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的人才，未尝不是从这条途径产生的。这一反问符合客观实际，十分有力，难以否定。这是鄂尔泰的主张。《清史稿》“选举志”三说：“时大学士鄂尔泰当国，力持议驳，科举制义得以不废。”鄂尔泰字韵庵，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举人，雍正时是大学士，是乾隆作皇帝的顾命大臣。舒赫德，字伯容，舒穆鲁氏，满洲正白旗人。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后来在乾隆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也作到武英殿大学士，平金川功，图形紫光阁。但他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他反对科举制度，八股文取士，从当时历史条件看，是有利于满人，而大大不利于汉人，堵绝了汉人仕宦之路。因为当时八股文科举考试，对汉人知识分子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人才涌现的出路。在当时作官的途径上，满人人数少，而途径则比汉人多得多。舒赫德反对科举八股文考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削弱汉人政治力量，而尽量照顾旗人满洲利益。这同他乾隆二年上疏请“以各省税务专属旗员”的目的是一致的。不过这是题外话，不必多说了。

乾隆二十二年，乡、会试除考八股文而外，增加了考五言八韵律诗一首。乾隆四十七年规定，首场试艺后，再写一首五言八韵律诗。即八股文后面，再写一首俗名所说的“试帖诗”。这是和八股文性质一样的一种考试诗体，将单列题目介绍，在此不赘述。

据《清史稿》“选举志”之记载，乾隆后期，因方苞奉敕编的制义文程式官书《钦定四书文》通行既久，学写八股的人，大多抄袭源词，不知根底，侍读杨述曾又上奏折请废除八股文以文字抄袭源词之弊。但也只严责考试官，并未废除八股文。杨述曾字二思，乾隆初进士，参与修《通鉴辑览》，著有《南圃文稿》，本身是学写八股文出身的人。

纵观清代，从康熙初、乾隆初，到乾隆后期，三次有人提议取消八股文，但均未成功。直到光绪二十七年，也就是庚子后一年，也是本世纪初的一九０一年，才废除八股文。乡、会试首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这就是说：自十四、五世纪开始的八股文，直到十九世纪结束才终止。其历史寿命延续了四五百年。


第三章：存废争议

八股文从明代到清代，历史寿命经过几百年，而在这几百年中争论也是不断的，而且是说坏的多，说好的少。大到说国家的命运，国破家亡是八股文断送的。小到个人的遭遇，考不中功名，作不了官，潦倒终生，也是八股文害的。议论纷纷，数百年中，彼伏此起，始终不断。有的向皇帝上奏折反对，有的在著作中论其弊端，有的在诗文中加以讥笑讽刺，有的在小说戏剧中加以夸张描绘，这一系列的议论意见，颇有可说者，现先按时代先后加以征引说明，以见其议论的情况，进而分析焦点，以加深其对这历史现象的认识。

《风雨楼丛书》所收《伥伥集》卷三清初吕留良《东庄诗存》，《真进士歌》云：

“仕宦重科目，莫与进士比，进士尔何能，能作八股耳。其间盖多不能者，一行作吏无须此。三百年来几十科，科几百人印累累，如今知有几人名，大约尽同蝼蚁死，人言蝼蚁可怜虫，我言凶恶如虎兕，谨具江山再拜上，祟桢夫妇伴缄贶……”

“崇祯”句后，吕留良自注道：“崇祯末，有人拟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妻两口，奉申贽敬，晚生八股顿首。贴于朝堂，亦愤世嫉俗之忠言也。”这是对八股文十分愤激的话，把明朝的灭亡责任，归到八股文的文体上以及八股文取士的制度上。吕留良号晚村，明末讲朱、程之学，入清不仕，削发为僧。死后，雍正时，因文字狱，著述被毁。存诗为后人所辑，所引《真进士歌》的后面骂进士的话很多，如“此曹面目人人殊，吾今愿得患数之。胸藏不满芝麻鉴，句读不断打油诗；一旦剖符列郡县，便瞒天眼剥地皮；善事上官阿权贵，好官得意吾恣为。亦有假廉邀初誉，依傍门户求吹嘘；欲取故与袒机智，后来贪婪无人疑；赭衣满道盗盈谷，吏部年年转资禄……天下层多闲笑骂，人生须有好园田。君不见，伯颜已至临安市，隼亭山下青烟起。临安犹自辇黄金，甲科榜中买姓氏……”吕留良诗中就是针对明末八股取士，科甲进士入清以后，又作清朝官，这些历史事实来笑骂的，似乎明亡的原因全在于此，骂的固然痛快，而事实却另有其复杂原因，况明朝朱家的政权亡了，老百姓仍得在新政权下生活下去，历史仍要发展下去，人才仍要一次一次地遴选涌现，进士有好有坏，各个历史时期都不乏正直之士，岂能一概而论。所以愤激的话，虽然能博得人的彩声，却经不起历史科学的分析评价。“奉送大明江山一座，下书八股文同具”故事，不少清初笔记中都有记载，而且有的说榜书红纸，贴在“大明门”上。“大明门”在天安门前正路南端，清代改为大清门，辛亥后改为中华门，是旧时代表“国门”的门，现早已拆除，没有“国门”的象征了。这个传说见于吕留良诗注中，其时明亡未久，可见流传很广，也较可靠。

梁章钜《制义丛话》引其父《四勿斋随笔》云：

“李文贞公，康熙九年庚戌进士。前此时文陋易，浮滑相尚，可以不学而能。京师无名氏，有绘《八瞽图》者，作瞽者八人，或题诗，或作字，或鉴赏古玩，或品题书画，或调琴奕棋，言作八股文者，如此八瞽之无知妄作也。朝廷耻之，遂废八股，以策取士。”

类似这样的对八股文的辛辣讽刺还有，袁枚《随园诗话》记云：

“余弱冠，即闻吴江布衣徐灵胎，有权奇倜傥之名，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七月，买舟访之，一见欢然，年八十矣。灵胎尝有《刺时文》云：

‘读书人，最不济；滥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以上所引两则资料都是对八股文的尖锐讽刺，第一则“八瞽图”，以“八瞽”谐“八股”音，如瞎子一样，在社会上形成舆论，力量很大，影响到朝廷，因了这种舆论压力，取消八股。但黄机奏请恢复八股，所持理由：第一是只考策论，太简易，必须考八股，可见八股文是相当难的。因为难，学习就要花很大力气，而社会上却认为是“瞎子摸象”一样，因此“八瞽”讥之，这就是很大的矛盾。如进一步理解，那盲人题诗、作画也许必然更加困难些。因而这一矛盾，我们今天该如何理解呢？第二是如不考八股文，人们将不再讲求《四书》、《五经》等圣贤之学。这如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失去了中心思想体系，不讲求孔孟儒家学说，必将没有思想核心，引起思想混乱。由于“八瞽”的讥讽，取消八股，又由于这样的原因，恢复八股。看来说“瞽”、说空，也还是相对的。在当时还有它现实的原因。

第二则讽刺八股文的顺口溜，最少晚于“八瞽图”的讽刺七八十年至百年以上，也就是说八股文的制度又推行百来年，同样命题范围的文章又不知作了多少万篇，真是既滥且烂了。只作八股文的读书人，是最不济的，没有学问、没有用的。不知道什么是“三通四史”、即《通典》、《通志》、《通考》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也不知道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即没有起码的历史知识。案头设的都是讲八股文的书，所谓“讲章”，就是讲义，所谓“高头”，就是这种书每页上面的空白处留的很大，便于读时加注，可以多写字。俗叫“天头”。空白处高，叫“高头”。“新科利器”，就是最近一科考中的状元、进士等人的文章新刻本。当时各省每三年考中的举人、或每三年京中考中的进士，他们的文章，很快便有人刻成书卖，叫作“闱墨”，学子反复读诵揣摩，以便了解文章风尚，学习文艺，以便模仿，争取下次参加考试得中。这种功夫，要花费大量时间。但表面看，这些时间都是浪费，八股文写的再好，也是空的，没有用处，纵然得中作了官，也等于是骗来的，没有给老百姓办事的本事，也没有给朝廷办事的本事，所以也活该百姓、朝廷倒霉、晦气。这对八股文的批判、讽刺十分全面。但说来也还是气愤的说，比较偏激。因为当时也正是乾、嘉学派盛行的时候，清代当时的吏治，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也还是比较好的时代，这些众多的学者和众多的官吏，都是学写八股文出身，这又是最大的矛盾，如何解释呢？

社会上这次讽刺八股文的时候，也正是舒赫德给皇帝上奏折请废八股文，鄂尔泰反对取消八股文的时代。舒赫德说“时文徒为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等等；鄂尔泰反驳他，先也承认“全无实用”。在这点上对八股文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从“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也由此产生的客观事实上来反驳他。这样的争论，似乎都未触及矛盾本身，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如果用现代人逻辑的头脑和科学的观点，以现代思维方式来认识这一问题，如何理解这些争议，它的焦点又在哪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对几百年中考的是“不适于用”，徒事空言，辗转抄袭的八股文，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士又出于此的矛盾，就不能理解。

关于八股文存废的争议，在康熙、乾隆之间，似乎一直没有间断过。清末徐珂编《清稗类钞》“考试类”有一条记云：

“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者，上问桐城张文和公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

可见民间和官方对八股文的争议，从康熙初、经雍正至乾隆，在近百年的漫长时期中，始终没有间断过。不过民间对八股文的争议，常常有这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学问很好，甚至八股文写的也很好，却不一定能考中，如《儒林外史》所写的范进，开始考了二十多次，连个秀才也未考上，直到五十四岁还考秀才。但也有的人，考中秀才，多年又考不中举人；考中举人，多年又考不中进士。这种情况，很平常，而这些考不中的人，不少学问都很好，八股文写的也很好。由于考不中，便愤愤不平，在诗文著作中，便要发牢骚，骂科举制度、骂考试官，骂八股文了。最有名的是蒲松龄，学问那样好，很小就考中秀才，却一生未考中举人，因而在《聊斋志异》一书中，不少篇都对科举考试、八股文、考试官，作了辛辣的讽刺。乾隆二十四年出生，经历了乾隆中、晚期、嘉庆、道光两朝的学者钱泳，多才多艺，一生作幕，未考中过，似乎连个秀才也不是，在其名著《履园丛话》中，就有不少条骂八股文。如说：“或谓文中之有时艺，有似画中之猪，余骇然问故。曰：牛羊犬马，各有名家，亦曾见以刚鬣为点染者乎？今世所谓文字，无不可书屏障，亦见有曾录荆川、鹿门、归、胡、陶、董之制义者乎？”

这一则笔记以猪比八股文，其他还有记秀才考试自撰典故，有所谓“自双槐夹井以来”及“九刁九骚，三熏三栗”等笑话，于试者均名列高等。都是笑八股文不通，考试官无知，为考生所骗的故事。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桃华圣解盒日记》光绪元年六月记八股文云：

“论其学则不辨汉宋，论其文则不辨之乎，童而习之，破旧之《四书》，长而效之，录旧之墨卷。其应试也，怀挟小策，其应制也，砚摩争光，明人谓三十年不科举，方可议太平。余谓苟不得已，亦当减天下学额三分之二，停选科举三十年，始可与言品节、政事、文学也。”

李慈铭道光三十年、即公元一八五０年就中了秀才，但直到同治九年庚午，即公元一八七０年，足足经过了二十年才考中举人，又过了十年，直到光绪六年庚辰，即公元一八八０年才考中进士。前后足足三十年，在科举道路上十分艰难。写这段日记，骂科举制度时，虽已以学问名满京师，但还没有考中进士，固可见科举制度之弊，亦可见其满腹牢骚了。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又作了大官的。《曾文正公文集》卷二中说到八股文道：

“自制科以《四书》文取士，强天下不齐之人，一切就琐言之绳尺，其道固已隘矣，近时有司，又无所谓绳，无所谓尺，若闭目以探庾中之黄，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于文者，又焉往而不见黜哉？”

这也是认为以八股文取士，这个办法已经很狭隘，而衡文的人又没有水平，没有标准，只凭个人主观瞎摸，许多有品德不苟且为文的人，又怎能不被排斥呢。而曾国藩是锐意功名，特别重视科举的人，而对八股取士，也尖锐地指出其弊端。但却未说明其本质及解决办法，可见纵使如曾国藩这样的人，对八股文也只是表面上消极地认识，并未深入理解。只从衡文“绳尺”着眼，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实际八股文本身的种种困难，从内容命题到表现形式，刁钻严格的限制格律，本身就是为了评文时便于区别高下，也就是所谓“绳尺”，但它毕竟仍然是抽象的，非具体的，况掌握的人水平也大有高低，又哪能百分之百地公平呢？个别“蓄德而苟于文”的倒霉者被黜，自然也是在所难免了。试问古往今来，那一次考试，没有几个侥幸者，没有几个意外倒霉者呢？科举考试八股文是这样，后来的策论考试，以及学校考试、各届高考，不也有类似情况吗？

清代学人在著作中批判八股文，揭发其弊端的文字是很多的。这里只引未考中的钱泳、由秀才蹉跎三十年才考中进士的李慈铭、进士出身，又入翰林院、最后作了两江总督的所谓同光中兴名臣曾国藩三人的话作为代表，以见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对八股文的议论，大多是指其弊端的。其他不必多引，只此亦可见其一斑了。

学人们在著述中说八股文好的较少，但是也有，除康熙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黄机、王士桢、雍正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张廷玉、乾隆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鄂尔泰等人议论，在前文已引用外，这里再引一两一般学人的意见。王士祯《池北偶谈》记云：

“余友一布衣，甚有诗名，其诗终格格不通，以问汪钝翁。曰：此君正坐未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然无关诗与古文，然不通八股，理致终无由分明。近见《玉堂佳话》：言作文字当从科举中出，不然，则汗漫披猖，出入终不由户。”

这段笔记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它似乎已说到八股文的本质上，比黄机、鄂尔泰等人对八股文认识要深刻的多。如用现代的科学观点去分析，那可说的很多，留待列专题细述之。在此先不多赘。

王士祯是反对取消八股的，前面已引过他的话，所见也只一般，但他是清初大诗人，学界泰斗，当时诗人都以列渔洋山人门墙为荣。他是十分聪明的，顺治七年十七岁，以第一名中秀才，顺治八年十八岁，以第六名中举人，顺治十二年，二十二岁会试以第二十六名中进士。少年科第，汪钝翁名琬，长洲人，也是顺治进士，是与侯方域、魏禧齐名的古文家，又是少年科第进士出身，自然也是八股文专家。因而他不但不反对八股文，且较有深刻的认识，可以代表八股文争议的另一面。

到清代末年，废除八股之前，关于八股的争论，仍囿于清代前、中期的论点。《清经世文编》卷一二０载李长源《考试论》云：

“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其一生有限之精神，尽耗于八股、五言之内，外此则不遑涉猎，及夫登第入官，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非所素习，措置无从，皆因仕学两途，以致言行不逮。”

所论也还只是专讲八股，没有其他知识，学用不一致，言行不统一等表面现象。因而也禁不起反问。如光绪时朱瞑庵《时艺论》（收入其所著《雨窗消意录》卷一、瞑庵名克敬，字香荪）中就反问“今之精通夷务者，无过李（指李鸿章）、郭（郭嵩焘）、沈（沈葆祯）、丁（丁宝桢）诸公，之数人者，皆由时艺致身，初无隔膜之患，岂其性之独异哉？夫亦道光以前之科目不废读书耳，然则时艺何尝不可得人也。”照朱瞑庵的说法，似乎能作八股文，再去讲夷务，学外国事，也无往而不利了。这论调有似《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鲁编修的话：“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从康熙时汪琬的话，到《儒林外史》鲁编修的话，直到清末朱克敬的话，是一条轨迹下来的，是八股文的拥护派，道理安在呢？想想也是很有趣的。

清代末年甲午之后，中国打了大败仗，世界思潮冲击中国，到戊戌政变时，新旧思想已逞短兵相接之势，八股文到了垂死阶段。《戊戌政变记》卷三记云：

“戊戌三月，梁启超等联合举人百余，连署上书，请罢八股取士之制，书达都察院，都察院不为代奏，书达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又不为代奏。当时会试举人，达辇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均疾之，若不共戴天之仇，遍放谣言，几欲殴击。”

同书记戊戌五月初五日上谕：

“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康熙年间，曾经废止八股，考试策论，但不久即复旧制，一时文运昌明，不乏通经致用之士，乃近日风尚日漓，文体日敝，若不随时变通，何以励实学而拔人才，着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体改用策论。”

但同年六月陈宝琛、张之洞等所议“科举章程”，乡会试第三场，学政各省岁科试正场，仍用《四书》文。就是并未完全取消八股文。但这也只是帝党的主意。八月初六戊戌政变，囚光绪于瀛台，西太后那拉氏重新垂帘听政之后，于八月二十四日又下“上谕”：复八股取士之制，罢经济特科。不过这只是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并不是说八股文还有生命力。因为争议了几百年的八股文，到此时只是回光反照了。过了三年，庚子之后，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十月下了废除八股文的上谕。据《光绪东华录》卷一七零辛丑十月记云：

“礼部奏，本年七月，奉上谕，着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生员岁科考试，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五经义各一篇。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

八股文的历史到此结束了。又过了三年，科举考试也结束了。清代最后两科会试：癸卯科状元山东人王寿彭，甲辰科状元刘春霖，会试时都不是写八股文，而是改写策论了。甲辰之后，科举也停止了。


第四章：科举考试关系之一

八股文是专为科举考试及其他考试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因而解说清代八股，也必须概括地介绍一下清代的考试制度。在前引《光绪东华录》辛丑十月所记不准使用八股文的各种考试中，曾说“嗣后乡、会试”、“生员岁科考试”、“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等几种。这里说的很概括，把出身考试和差事考试并在一起说，看来也很简单，实际上则不然，清代的法定考试制度，说来则是很复杂的。而且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大大小小的考试，都是和八股文密切相关的。清代社会上一般把“八股文”叫作敲门砖，意思是用它敲开仕宦之门。能够中了进士，作了官，就不需要八股文了，就可如丢掉敲门砖那样丢掉了。此说最早于清初即十分流行，冯班《钝吟杂录》云：

“人于其所业，当竭一生之力为之。毋求其便者，必为其难者。吾少年学举子之业，教我者曰：此敲门砖也，得第则舍之矣。但猎取浅易者，可以欺考官而已。远者、高者，不务也、必无人知，则质矣。后从魏叔子先生见缪当时先生，二先生之言曰：欺人者，欺之以所不知也，尽天下之人方竭才力以为举子业，谁不知者，而子欲欺之以浅易，子其困矣。”实际上也不尽然，固然纵使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入了翰林院，将来可以放主考、放学台去考别人了，还要自己作什么八股文呢？岂不知翰林院的庶吉士，还要参加派差事的考试，叫作“考差”；翰林院的翰林作到一定时期，也要考试，看看你学问荒疏了没有，如果成绩不好，则把你派到外省去作地方官，不让你再作翰林院庶吉士，叫作“散馆”，这些考试，也都要考“八股文”。因此翰林院的官吏如庶吉士、编修等，平时也不能把八股文丢掉，还是要经常练习。如《林则徐日记》嘉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记云：

“司文会，出《四书》题：‘性相近也’二句。诗题：‘仁义为巢’，得‘巢’字，‘故人家在桃花岸’、得‘花’字。本日作文一篇。”

三月初一日记云：

“兰卿司文课，课题：‘居之无倦’二句。诗题：‘辟宇启论，得‘才’字（《晋书·陆云传》）；‘騑马辍解’，得‘春’字（《后汉书·章帝诏》）；‘多少楼台烟雨中’，得‘与’字（杜牧之诗）。是日因须写信，未作课文。”

当时林则徐、李兰卿等人都是翰林院庶吉士，已是七品官了。仍要按时举行模拟考试，练习作八股文、试帖诗。随时在作各种考试的准备。而这些人已经经历了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等等大小考试不知多少次，烂熟的八股文也不知写过几百篇、上千篇了。下面把这些由最低级到最高级的各种考试大体作个介绍。先从最低级的童生考秀才说起。秀才是最起码的功名，但是考中一个秀才也不容易。而且纵然考中了，要始终保持住秀才的身份，也还要不断地练习作八股文，以保证每年的岁考顺利过关。

由具备了参加考秀才的资格——童生，到考中秀才，要经过县考、府考、院考三个等级。一个儿童，读了十来年《四书》、五经，学会了写八股文、试帖诗，想奔一生前途，就得参加考试。清代地方建制，是县、州（府辖州同县，直隶州归省直接管），府、省至京城朝廷中央，地方是三级。各省各府、州、县大面积乡村中各村镇读书儿童，遇到本县县官布告考试日期，向县衙署礼房报名参加考试，填写姓名、籍贯、年岁、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在世、去世、曾否作官等履历。并要同考五人互相联保的文约、本乡廪生保证的证明书等文件，保证没有冒充本县籍贯、不在服丧期中、不是顶替别人，不是假造姓名、身世清白，不是倡、优、皂隶的直系子孙，方准应考。试卷由县衙署准备，发给考生，红格纸，每页十四行，每行十八字，共十数页，附草稿纸，统一规格。交卷时连草稿纸一齐交。考试用品笔墨自带，食物自带，由本县官主试，要考好几场，但最重要的是头一场，黎明前点名入场，当天下午交卷。试《四书》文即八股文二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诗、文书写皆正楷，按一定八股格式，文章要点句、每一股画一勾标明，叫“勾股”，文章三百字完篇，不得超过七百字。卷子姓名弥封，只有坐位号数。按成绩发榜，榜很特别，每五十人写成一大圆圈。第一名先写抬高一字，二名以下以次向左按圆形次序书写，至第五十名正好写到第一名之右侧。第二圈第一名实即第五十一名不再提高，但仍在上上正中间，每一圈谓之一圈、或一图、或一团。这是县考正场，俗名“考童生”，考在第一名的叫“案首”。考在前二三十名的，县官都要面试。正场考完，还要考二、三、四场，不过只是形式，不考也可以。但不少考生还愿参加，目的是增加考场锻炼的机会，多作几篇八股文试帖诗而外，还可写经文，律赋等，为将来参加乡试、会试作准备。全部考完出长榜叫“长案”。

县归府管，县试之后，就要到府里考府试。府考主试官即本府之知府，第一场为正场，仍作八股文即《四书》文二篇，试帖诗一篇，一切办法均与县试同。府试正场之外，也要考二、三、四场，有时县试、府试可至五、六场，不愿参加者听便。这些正场外的考试，用现代话说，等于正式考试前实际观摩练兵。因府试长榜发后，榜上有名者才能参加考秀才，叫院试。府试长榜第一名叫“府案首”，这一个照例考秀才时要被录取为秀才。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都是作八股出身，这里有段好资料，可见他们参加县试、府试情况。《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附有“戊戌”（一八九八年）日记，其中二月、三月中记云：

“接绍二十三日函：附来文诗各两篇，文题一云‘义然后取’，二云‘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诗题一云‘百花生日’（得花字），二云‘红杏枝头春意闹’（得枝字），寿洙邻先生改。”

“二十日，晴，下午接绍函，并诗文各两篇。文题一云‘左右皆曰贤’，二云‘人告之以过则喜’。诗题一云‘苔痕上阶绿，（得苔字），二云‘满地梨花昨夜风’（得风字）。”

十月以后记云：

“十一月初六日，会稽县试，予与大哥均去。”

“十一月二十九日：阴。下午往学前看县考大案，凡十一图，案首马福田，予在十图三十四，豫材兄三图三十七，仲翔叔头图二十四，伯文叔四图十九。”

十二月二十四日记府考大案：“予四图四十七，大哥八图三十，伯文叔二图二十二，仲翔叔二图第四。会稽人共十图。”

“日记”是周作人所记，并在引用时解释道，府考时鲁迅已到南京上学，因考过县考，为了保留名字可以参加秀才考试即院试，托人代考府考。清末考试规则渐松，这种小考可以代替，比较马虎了。

会稽是绍兴府首县，县衙、府署在一个城中，考生家住城里的自然方便。如住乡间，那来往就不便了。

经过县府考试，取得童生资格，童生名册经府衙送呈学政后，这些童生才能参加秀才考试。“学政”是专管考秀才的官名，先将这个官职作一介绍，才便于说清考秀才的情况。“学政”在（清史稿）“职官志”中正式名称是“提督学政”，省各一人。以北京各部侍郎、京堂、部属等官进士出身人员简用。三年一任。于子、卯、午、酉乡试年分和八月由北京钦命简放，分省分远近，按驿前往各省，于年终到任。学政的工作是到省巡历各府，主持岁、科两试考秀才。童生考秀才，每三年中有两次机会。逢丑、未、辰、戌年叫岁考，寅、申、巳、亥年叫科考。学政到任第一年为岁考，第二年为科考。科考为送乡试之考试。按成绩由学政编造名册送省城布政使（俗称“藩台”）衙门，准备赴省参加乡试，即考举人。岁考则为对已进过学的秀才的成绩考察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考一等者叫“廪生”，二等“增生”，三等“附生”，由公家发给一定生活费，“廪”是国家粮仓的意思，“廪生”全称叫“廪膳生”即按月向公家粮仓领口粮的学生。考的最不好的可以处罚，革去顶戴。已进学的秀才在原籍，每遇岁考，必须参加。俗话说：“秀才好作岁考难”，就是指此。岁考清初均《四书》文二篇，经文一篇。乾隆后，岁考八股一篇，经文一篇，试帖诗五言八韵一首，默写《圣谕广训》一则。科考《四书文》一篇，策一道，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默经一段，是为乡试作准备。考试日寅正点名，即日交卷，书法正楷。

学政于所在省赴各府举行科、岁试，考试这些老秀才的同时，另择日期，考试各县的童生，因学政都带有翰林院编修或检讨的职衔，所以童生接受学政的考试，叫作“院试”。考场叫贡院、试院，或叫考棚。正场考《四书》文，即八股文二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考试时学政亲自点名，核对十分严格。担任保证人的廪生（即上届岁、科考一等每月领公费的老秀才）认清楚，搜查所带文具物品等等，领弥封卷进场封门，题目写在木牌或牌灯上，人扛了在场中四周行走，参加考试的抄下题目作八股文，两文一诗，当天交卷。第二天有时学政还要提覆，即指名面试某人。然后还有复试一场。经过县、府、院试三关通过，榜上有名，才能“进学”，作个秀才。

童生考秀才，在年龄上没有限制，最小可以小到十三、四岁，大的也可以是五、六十岁。《儒林外史》一开头写的周进、范进，都是五十多岁老童生。周进是考不进秀才，别人凑钱捐了个监生资格进场考举人得中。范进则是从二十岁考起，考了二十多次，直到五十四岁才考进秀才的。这些人几十年中为了取得这个起码资格，那八股文真不知读过多少，写过多少了。

考进秀才的人，前面谈岁考、科考时，都已说过，这些人在原籍每三年中，就要参加两次学政主持的八股文、试帖诗考试。如果遇到乡试年分，到省城参加乡试，考中举人，那就算有了出路。如考不中，回到县里，继续作秀才，还要继续参加岁考、科考。如三次或五次不参加岁试、科试，便取消秀才资格。因而在此期间，还要随时练习作“八股文”。一句话：清代秀才和八股文是结了不解之缘的。

秀才考举人，谓之乡试。乡试三年一科，逢子、午、卯、酉年进行，为正科。遇万寿或特殊庆典，加试一科，叫恩科。乡试在各省城贡院举行。乡试日期在秋季中秋节前后举行，各省日期一样。八月初九为第一场（正场），考《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与试者初九寅时进场，初十下午开始出场。考生在试场内过夜。十一日考生休息一日，十二日再进场，考经文五篇。十三日出场。十五日再进场，考策问五道。考举人由京城放正、副主考来主持，正、副主考有钦差身份，地方官总督、巡抚隆重接送，负责办理考试事宜，各省都盖有专门考试举子的贡院，规模十分宏大。一般都建在城内东南方，内大堂、号舍、明远楼等主要建筑各省都一样。只是号舍多少不同。各省正、副主考官，清初出身不限，康熙十年以后，从御史何之英请，专用进士出身人员。乾隆后，简派正、副主考均经过考试，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各部侍郎、阁学、三品京堂均可参加考试，曰“大考差”。不过参试人员均各衙门保送，考差是御试，即皇帝主持，乾、嘉而后，多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行。考差初行时，结果名单公布，稍后即密定名次，陆续简发，先放边远省分，然后放邻近省分，最后放顺天府主考。御试考差及考举人都与八股文有密切关系。林则徐嘉庆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一六年）放过江西副主考，在他的日记有详细记录，是最好的直观资料，现择引如下，以见考差、放主考、乡试考举人的全过程。当时林则徐已是编修（林嘉庆十九年三十岁时庶吉士散馆以编修任用），五月初六记云：“即赴圆明园，为次日御门侍班。是晚偕钰夫、莱山于爪葛墩相宅，为十六日考差小寓。”

初七日记云：“寅刻入贤良门。黎明上御门，在丹墀下侍班。事毕，适是日翰林院保送御史十人引见……”

十一日记云：“赴廖仪卿处会课，因考期已近，同人各书折字，不作时文。”

殿试、考差，写大白折翰林字最重要，所以以后数日皆记“写折字”，十五日至圆明园寓。

十六日记云：“寅初刻诣官门外接试卷，入正大光明殿，寅正刻，发下题目：书题‘克己复礼为仁’，次题‘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诗题‘赋得膏泽多丰年’，得‘多’字。酉刻纳卷出……是日与试者共二百九人。”（按据中华书局《林则徐集·日记》引用。“书题”二字，当系“首题”笔误。“克己复礼为仁”句见《论语》十一《颜渊》篇。是八股文的题目。是《四书》题，非经义的《书经》题。）

十七日记云：“闻本日简派阅卷大臣；董中堂师，戴可亭宗伯，刘信芳大司马，卢与石、黄左田、戴芷湾、秀楚、翘宝共八人。”

二十三日记“引见”，即见皇上，“次起居首”，即第二批第一人，共引见七十三人。六月初一记放云、贵试差。十二日记放福建、广东、广西试差。十九日记放四川、湖南试差。闰六月初十记放江西、浙江、湖北正副主考。林“钦点江西副主考”，吴美存正主考。十一日记谢恩。十六日离京去江西，八月初一到达南昌。清代主考官到达各省的日期是一致的，都是八月初一到省城。由北京出发，路远先走，路近晚走，都是按日期算好日子走驿路前往。

八月初六日记云：“未刻由抚署坐亮轿赴贡院……在至公堂小坐，即入内帘，下榻于奎宿堂。其庭有五桂，清芳袭人，乃钱香树先生于乾隆丁卯典江西试时所植，已七十年矣。”

初七日记云：“早晨帘官十四人同来见（同知二人，知县十二人）……”（按均临时调来阅卷官。）

初八日记云：“早晨与美存前辈出玉清堂坐公案，掣十四房次第签。申刻封奎宿堂门，自出题目，传匠进刻。首题‘子曰女得人焉’至‘偃之室也’；次‘所求乎子’四句；三‘传说举于版乐之间’五句；诗‘赋得日照香炉生紫烟’，得‘烟’字。亥刻刊毕，始闻外场封门炮……题目纸刷印甚缓，与美存前辈及诸帘官监视彻夜。”

初九日记云：“黎明始得题纸七千张，与美存前辈先送至红门，监临接出，旋又续发四千张毕。”

初十记云“首场放牌，查取坊刻成文，二鼓净场。”

十一日记自书五经题：《易》“有学盈缶”、《书》“用赉尔秬鬯一卣”、《诗》“吉甫作颂，穆如清风”、《春秋》“吴子使礼来聘”、《礼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十二日第二场五经、十五日第三场策题五道。十六日三场出场。但主考及同考官等还被锁在贡院评阅卷子。

十三日即记“傍晚外帘送硃卷来，因时已黄昏，未能分阅。”

考举人时，所有文上墨笔写的卷子，全由抄手用银硃红笔重新抄过，分给各阅卷官看，主要是防止因认识笔迹而作弊，这叫“硃卷”。等决定取中后，再与“墨卷”核对。

十四日记“辰刻出玉清堂，视十四房分卷。未刻始有荐卷，阅十本，取一本，备取两本。”其后自十五日至三十日均记“阅荐卷”若干本，直至九月初一才记云：“检数日阅过荐卷，分别去取，并吊阅二、三场互相比较。”初二日记云：“披阅荐卷二三场，下午将拟中之卷，发交各房查对二三场笔气。”从这些记录可以知道，各个房考官首先评阅的都是头场卷子，即三篇八股文，一首试帖诗、房考官看到好的，选出来送给主考。林是副主考，据记十五天中共阅荐卷四百七十余分，有时还记取几本，取中率约为十至十三分之一。取中之后，才调阅、查对二三场卷子。可见不但取中与否全凭八股文、试帖诗，而且一般二三场卷子，看也没有人看了。只有极少数被取中幸运儿才被调阅二、三场的卷子。可见当时考试全凭八股文了。

在八月二十六日记云：“阅荐卷三十本。是日得元，且佳卷甚多，夜改魁卷，发刻。”这条日记很值得我们深入认识八股文这一历史情况时去思索。就是在这样众多的比较好的、已取中的试卷中，忽然间发现第一名，以及二三四五名以下名次的排列，标准是什么，如果以敏锐的眼光看出是“元”，举人第一名叫“解元”，而且后面还有好几天，安知以后几天看的卷子都不如他呢？但他却能肯定这是“元”，虽然八股文在形式上的严格限制很多，有便于决定符合不符合标准，但众多卷子都符合标准，这种抽象的文章，全凭评卷人的直观感觉，这就全看主考的水平与好恶。而且举人得中的卷子，都要刻成《新科闱墨》，发榜后在社会公开卖，给广大读者看的。因此“元”的文章，如在读者中受不到赞赏，那主考不但要丢脸，而且要引起大问题，甚至被判罪送掉性命。清代各种科场案数屡见不鲜。所以主考不是好当的。对评判八股文，的确要有一点水平，这水平也的确是从自己的苦功和才华得来的。而且还得十分认真。自九月初三到九月初六四天中均记“点阅落卷”，初六还记云：“得‘爱’字二十一号卷，诧为异才，亟拨之。既揭晓，乃周仲墀也……素有才名。”此条也要略加说明：即考生交了试卷，先由抄手用硃笔抄成硃卷，分送各阅卷官看，阅卷官各有代号“字”及编号。阅卷官认为好的，送给正、副主考即“荐卷”。不好的即丢在大纸篓中。正、副主考看完“荐卷”后，再到这些大纸篓中翻阅被丢弃的试卷谓之“点阅落卷”，遇到幸者，被主考看上，又被取中。取中之后，再调来墨卷，掀开密封，才知道取中的是谁。九月初八日记连夜写榜。初九记丑刻（即午夜二三时）送榜出红门，这样这次乡试才算结束。

据《林则徐日记》所引各条，大体上了解了考举人的全过程，主要是看八股文写的如何。可想而知这些人为写好八股文所花的功夫，包括聪明才智和青春年华，该是多么不容易了。这些功夫是否白花呢？有什么用呢？这是今天以现代观点认识历史事物八股文的一个重要问题。

科举考试，头年秋天考中举人，第二年春天即可到北京参加会试，即考进士。而且旅途费用是公家发给，所以叫“公车”。如果春天连着考中，就是连中。举人、进士、再有一次机会的殿试都考第一，就叫“连中三元”。会试每逢丑、未、辰、戌年举行为正科。遇有万寿等恩科，有乡试恩科，也有会试恩科。会试在北京贡院举行。三月初九、初十第一场，十二、十三第二场，十五、十六为第三场。由钦派正总裁一人、副总裁三人、同考官十八人主持。当年全国官吏都关心着会试的举行。每遇会试年分、正副总裁名单，会试题目、结果很快就传遍全国。《林则徐日记》中，也不只一次记到会试的情况。如道光二年在杭州三月二十九日记云：

“黎明肩舆人城……见会试总裁单，又见会闱题目：首‘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次‘鸢飞戾天’一节，三‘见其礼而知其政’；诗‘赋得春风风人’，得□字。”（原书缺字）

又如道光十八年在武昌湖广总督任上四月初一记云：

“接京中三月十七日所寄第二十一号家书。阅会试题目：头场首‘言必信，行必果’，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三‘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诗《赋得‘泉细寒声生夜壑’》，得‘声’字。同系朱子詠假山诗。二场……”

科举考试到京参加会试，考不中，可以隔三年继续考。考不中，还可以考，有得中举人之后，参加十次八次会试还考不中进士的，也不希奇。有的人硬是活到老，考到老的。但不管怎么考，八股文试帖诗是主要的、重要的。同考举人一样，仍以头场八股文三篇、试帖诗五言八韵一首作为取舍标准。

科举考试只有会试榜上有名，再参加殿试，分三甲即三等时，是写白帖、金殿对策。即策问，不再考八股文了。但还有试帖诗，而且要会写馆阁体的翰林字。但这只有一次机会。因为会试后只要榜上有名，殿试名次前后，排在几甲，虽然荣誉上有分别，而对作官的前途就没有什么大关系了。总之，八股文与科举考试分不开的。因此先将科举考试情况简单地作个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