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略知其家学渊源及民国学风。作者自1930年起，曾先后任教或客座于北平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及川大、武大、浙大等国内名校，其笔下师友，多饱学之士；各校学风之淳厚严谨，比今有天壤之别。念及当下大学行政化、功利化之弊，乃至与国力不相匹配之落后，追溯民国时期的大学传统，或许不无裨益。遂择其一二。
钱穆36岁入聘燕京，乃国学前辈顾颉刚所荐。此时钱以中学学历在苏、闽中小学和师范任教已18年，靠自学苦读，著书立说，在学界已小有名气。胡适来苏州，有学者嘱其两件必做之事，其一便是见省立中学的钱穆。时钱穆正撰《先秦诸子系年》，有惑询之，适之竟无以对。不久，苏州人顾颉刚由广州中大转任燕大，返家小住，亦慕名造访。见前书手稿，借阅数日，断言：君似不宜长在中学教国文，宜去大学教历史。遂荐钱去朱家骅任校长的中山大学任教。
因苏中校长力挽，钱未赴中大之约。顾颉刚思才心切，又邀钱为自己主编的燕京学报撰稿，钱寄新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与之，观点非与顾同，颉刚不介意，即刊此文，又荐钱去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想来今日高校用人，或重文凭招牌，或重个人私交，比当年之唯才是举、见贤思齐，所差远矣！
书中，钱穆略言民国时京城大学之状貌：燕大女生最多，讲堂上约占三分之一。清华女生约占五之一，北大则仅十之一。我想原因大约在于，燕大为英美全资兴办的教会大学，在性别文明上较为先进；清华前身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也渗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北大前身则为国立京师大学堂，文化传统相对保守。“燕大在课外之师生集会则最多。北大最少，师生间只有私人接触，无团体交际。清华又居两校间。”也是佐证。
然而，北大自蔡元培以来实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治学理念，使其学术氛围更加自由活跃。钱穆写道：“燕大上课，学生最服从，绝不缺课，勤笔记。清华亦无缺课，然笔记则不如燕大之勤。北大最自由，选读此课者可不上堂，而旁听者又特多。”三校学风之不同，其实无关是非优劣，钱穆也认为：“此亦东西文化相异一象征也。”如今大学，已很少这般个性，只有因财力（拨款）不同而形成的等级差异了。
就学术自由而论，民国的大学实在宽松。钱穆在燕大上国文课，只是手持一卷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临时机缘或学生申请，选授其中一篇。“不在上课前预定，却增添了学生上堂之兴趣。”他曾给学生命题作文《燕京大学赋》，作为课后作业。某女生行文特佳，获钱穆激赏，一时名播燕大清华两校间。20年后，此女竟追随钱穆来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也堪称一段佳话。
燕京大学的考试制度十分严格，新生月考有一科不及格即须退学。钱穆初到不识此例，评分时仍按过往习惯优劣分明：高分过80即止，且必有低于60分者，以补考为督劝。忽有学生来告失学，大惊，曰：诸生有不远千里自闽粤来者，一月便令退学，彼于本学年又将何往？遂索取考卷欲更改分数。主事者曰，此乃私情。钱曰：余一人批分数即余一人之私，学校乌得凭余一人之私以为公，余不知校规，心下不安，必取回另批。商之上级，终得所请。
论京城大学校园之宏伟优美，首推燕园和清华。燕大建筑多仿中国宫殿式，高脊翘角，然殿基平铺地面，如峨冠者穿薄底鞋，似有失体统。清华皆西式洋楼，然园中景致幽深，有中国园林之美。燕园则精致工巧，整饬有序，颇似外国公园。钱穆由此感叹：“中国人虽尽力模仿西方，而终不掩中国之情调。西方人虽亦刻意模仿中国，而仍亦涵有西方之色彩。……（中西）双方各有其心向往之而不能至之限止，此又一无可奈何之事也。”
燕园内各楼宇皆以美国捐款人姓名标榜，如M楼、S楼等，此乃体现西方精神之惯例（今之香港各大学仍循此例）。专事国学的钱穆对五四以来的西风之盛却视之不快。一夕，主持燕大校务的司徒雷登宴请新同事，问及来校印象，钱穆直言：原以为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及来乃感不然。即提出，园内一应建筑以中国名称始是。一座默然。好在司徒雷登虚心纳谏，特开校务会议，遂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等。“园中有一湖，景色绝胜，竟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有人戏言，钱穆与胡适各占一楼，诚君之大荣矣。
钱穆在燕大仅止一年，便转任北大教职，主观原因居多。似此学历不高且性情“愚顽”之徒，却常令校方言听计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国时期尊重教授、尊重知识的校风。念民国大学之群星璀灿、人才辈出，蔡元培、梅贻琦等教育家固然居功至伟，却也少不了自主办学、学术自由的宽松环境。比照中反思，当下大学体制之僵化落伍历历在目。正如新颁诺奖，虽有华人高琨在列，仍属海外学成之士，国人早已不足为怪矣。
记得在1998年，北京大学曾举办百年校庆活动，一时冠盖云集，声势隆重。可事后知识界对这一盛事似乎乏善可陈。原因多半在于政治性话语的强势，而淡化了北大的学术传统。今人对老北大，多半只知道它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策源地，而对其先驱者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贡献却不甚了了，更何谈对宣扬自由民主、倡导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薪火相传了。
幸好还留下一些前辈的回忆录。关于老北大的学术风气，从钱穆的《师友杂记》中可见一斑。前面说到，北大课堂旁听者众是一大特点，原因是校规松散，“北大选课，学生可先自由听讲，一月后始定选……选定之课可任意缺席，未选之课可随时旁听。旁听多，换大课堂。缺席多，换小课堂。学生以此为教师作评价，教师亦无如之何。”
由此可见，老北大真是把学生视为主体，学习全在自觉，而绝不刻意管束，效果反而更好。无为而治，也是北大自由精神的一个体现。吾儿在港读书，选课亦有充分自由，试听不满即可改选，这一点倒是与老北大相似。当今大学往往管理僵化，学生动辄得咎，料新北大也不例外。
老北大充分尊重学术自由，选修科目往往由教师自定。钱穆1931年赴北大文学院历史系任教，因某些学术观点与梁启超相左，特开设“近三百年学术史”。未及开讲，已有同行咨询讲义细节。这才知道，北大的教授讲义，人人可向讲义室预定，先睹者已群相讨论。北大学术空气之浓可见一斑。
翌年，钱穆拟授中国政治制度史，与系主任力争方允。不料，一月试听期后竟无人选修此课。幸有法学院周院长告其同事，说学生来校只知西洋政治，不知中国政治，今文学院开此课，当令其前往听讲。遂有该学院全班跨系听课，随后，历史系也多旁听者。如此开课方式，亦今之大学无法想像也。
老北大多聘客座教授，务求教者拔萃。如“中国通史一课，乃分聘当时北平史学界治史有专精者，分门别类，于各时代中各别讲授。系主任及助教两人则随班听讲，考试出题阅卷由彼任之。”如此分合，固然麻烦，但足以保证质量。后有人提议，一课不宜由多人担任，拟请钱穆、陈寅恪各讲半部。钱自谓可一人独任，遂每日“在太庙（今之故宫）古柏荫下，提纲挈领，分门别类。”及登堂授课，“上自太古，下及清末，兼罗并包，成一大体。”
老北大校规，教授可校外兼课，但每周不得超过四小时。钱穆时已任清华、燕大客座，又有北师大系主任求授秦汉史，既已得北大破例同意，便只好能者多劳，于城里城外四校间乘黄包车往来奔波。后师大系主任道出原委，说前任教授一上堂便被学生追问中国封建社会的断代期，所答令学生不满，争执不已，哄堂而散。“今幸两堂过，学生竟不发此问，并闻对先生深致满意，真大佳事。”似师大学生如此之质疑精神、求真风气，我30年前读大学时也曾偶尔尝试，不知今之大学讲堂尚存否？
老北大多专注学问的饱学之士，同侪相敬，过从甚密。哲学家汤用彤即盛邀钱穆为邻，某日兴起，与熊十力蒙文通等畅谈学术，竟夕不寐，日以继夜，历20余小时。钱又因汤而获交陈寅恪，常在斋中聚谈。钱陈二人服饰秉性相近，深居简出，常年着长袍马褂，也是北大一景。
购书亦一乐趣。钱穆在北大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尝告友人，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似治学如此之勤勉者，今人安在？
及抗战爆发，钱穆随北大并入西南联大，后在西南、江浙多所大学任教。1949年退居香港，不忍年轻人无书可读，遂白手起家，创办新亚书院，培养出余英时等国学大家，并奠定香港中文大学之根基。详情书中有述，按下不表。《师友杂忆》写于1982年，时88岁高龄。虽曰“杂忆”，却也系统严谨，仅就所述史实之详，亦为学术以外又一文化之贡献。于今读来，仍耐人寻味。
若论北大名师，钱穆本当在校史上有重要一笔。只因60年前未留身大陆（便也逃过了如陈寅恪之劫），于今则湮没无闻，恐年轻一代已视之陌路。幸有《国史大纲》等国学专著数种，绵延流传，无人可替。地下无知，曾经的北大学风早成历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