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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而著名反清革命家陈天华在《绝命书》里不得不承认：“近观吾国同学，有为之士甚多，可疵可指之处亦不少。以东瀛为终南捷径者，目的在于求利禄，而不在于居责任。其尤不肖者。则学问未事，私德先坏，其被举于彼国报章者，不可缕数……”本文摘自《世界博览》2011年18期 作者：蔡信 原题为：普通日本人眼中的辛亥革命
说起日本的普通人，应该再继续细分一下：普通日本民众，和一些有“追求”的普通日本人。
为什么这么说？对于普通的日本人来说，辛亥革命成功给他们带来的唯一变化就是以前称呼中国为“清国”，辛亥革命成功后，改称中国为“支那”。1913年日本政府下文，称以后无论中国政体发生怎样的变化，一律统称中国为“支那”。
对中国人的侮辱性称呼“支那猪”，在1911年以前的日本民间也不是主流。日本著名汉学家白鸟库吉在1908年发表的《关于清韩人的国民性》中，讨论中国国民性特征时还很善意，例如：白鸟库吉认为中国人是“民主的”而不是“贵族的和阶级的”，是保守的而不是进步的，是和平的而不是侵略的，是实际的而不是空想的，是自尊的、唯我独尊主义的。
事实上，1911年以前，普通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恶感除了甲午战争时期之外，更多还是来自中国留日学生自己。
曾两次留学日本的民国著名小说家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在《留东外史》上的记录，可让我们清楚看到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基本状况：
“原来我国的人，现在日本的，虽有一万多，然除了公使馆各职员，及各省经理员外，大约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在这里实心求学的；第二种是将着资本在这里经商的；第三种是使着国家公费，在这里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谈食谱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来的。第一种与第二种，每日有一定的功课职业，不能自由行动。第三种既安心虚费着国家公款，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不因不由的有种种风流趣话演了出来。——近日的亡命客，则反其事了。凡来这里的，多半有卷来的款项，人数较前清时又多了几倍。人数既多，就贤愚杂出，每日里丰衣足食。而初次来日本的，不解日语，又强欲出头领略各种新鲜滋味，或分赃起诉，或吃醋挥拳。丑事曾见报端，恶声时来耳里。”
而著名反清革命家陈天华在《绝命书》里不得不承认：“近观吾国同学，有为之士甚多，可疵可指之处亦不少。以东瀛为终南捷径者，目的在于求利禄，而不在于居责任。其尤不肖者。则学问未事，私德先坏，其被举于彼国报章者，不可缕数……”
除了对中国留日学生观感不好以外，可以说这个时期普通日本人对辛亥革命的关注，不会比现在中国普通民众对利比亚局势的关注更多。
而对于另一部分尽管普通、但是心怀天下的日本人来说，辛亥革命无疑是令人欢欣鼓舞的。许多日本志士很早就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对反清革命作出了贡献。这些直接参与到中国革命中的日本人我们先不谈，来看看那些根本与辛亥革命毫无关系，但又对中国抱有莫名感情的日本人怎么看辛亥革命。
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企图分裂中国东三省的主谋是日本关东军的参谋石原莞尔。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22岁的石原莞尔正好刚从士官学校毕业，驻扎在朝鲜春川。武昌起义成功、中华民国建立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就把自己手上的一小拨兵带到一个山上去，然后对天鸣枪，领着这些士兵流泪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支那革命万岁”等口号。可以说石原莞尔这种反应代表了当时一大群身在中下层，却心怀天下的普通日本人的想法。他们和犬养毅、头山满这些完全明白日本支持中国革命是为了什么的高层不一样。他们只是在进化论泛滥的当时，心里有“中国和日本其实是命运一体”的感觉，并且觉得如果有色人种只有一个日本的话，那么肯定不是西方列强的对手，说不定也会被西方吞并、消灭掉，如果中国也和日本一样崛起了，那么日本就有一个依靠这种质朴的情感在里面。
其实无论是日本民众，又或者像石原莞尔这样有些“小追求”的普通日本人，他们对中国的好感也罢，期待也罢，在20世纪上半叶流行“弱肉强食”、“媚强凌弱”的国际交往规则下、在中国分崩离析的国势下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歧视和贪婪。
“国家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这个兵痞……总而一句话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失败的国家。”不到十年，那个曾经为辛亥革命成功而流泪、而高呼万岁的石原莞尔就如此评价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然后再过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成功20年后，他策划了“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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