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文化）中国古代隐士如何“诗意栖居” [复制链接]

隐逸是一种心态、一种生存方式

“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精英人士，他们承载着知识与价值传承的重任，所以儒家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但对士来说，社会提供晋身的道路只有“仕”一条，所以才有“学而优则仕”的说法。但在中国古代，大量的士选择了仕之外的另一条道路，就是“隐”，成为隐士，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绵延不绝的“隐逸文化”。隐或隐逸的价值不在于反社会或反文化，而是一种心态，一种生存方式的呈现。隐士也没有放弃对社会的关怀或责任，而是以一种低调的姿态注视着社会，以一种疏离的心态参与着文化的创造。

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这句诗道出人在存在意义上的本质。人在本质在于自由，自由地选择与追求自己渴望的生活。“生活在别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如是说。这个“别处”就是与喧嚣、躁动、压抑相对的隐逸世界：田园、自然，或者自己的内心。

徘徊于“山林”与“庙堂”之间

在古代士人的知识话语中，“山林”象征着归隐，“庙堂”象征着官场，但中国古代隐士并不是离开了“庙堂”就逃避到“山林”中，而是徘徊于“山林”与“庙堂”之间，所谓“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

到了六朝时代，受到魏晋玄学中“得意忘言”思想的影响，隐士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提倡只要有一颗超越世俗的心，保持隐者的疏离心态，在城市中也可以隐居。陶渊明说得好：“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远”比“地远”更重要。

进入唐代，出现了所谓的“吏隐”、“中隐”之说，完全将隐逸与为官融为一体，著名诗人白居易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中隐》诗云：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所谓“中隐”就是介于“大隐”与“小隐”之间的一种隐逸方式，一方面避免了山林原始环境的冷落，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朝市的喧嚣。白居易诗中有两个关键词值得注意，一个是“闲”，一个“俸钱”。在白居易观念中，一种“既有钱又有闲”的生存方式就是“中隐”，“闲”避免了内心的烦躁，而固定的“俸钱”则免于因为隐居造成的经济上的困顿，这已经可与现代人的生活观念“接轨”了。可见，六朝以下的隐居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隐逸完完全全成了一种心态，一种生存方式，不再注重形式，更看重的是个体自我的感受与内心的闲适。

中国古代隐士生活的现代意义

1960年南京西善桥出土了六朝时期的“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刘伶、向秀、王戎、阮咸、山涛）砖画，虽经历史云烟的剥蚀，但我们仍能通过斑驳的画面看到魏晋名士风度代表人物“竹林七贤”的神态，他们或饮酒，或长啸，或弹乐器、或冥想，让我们想象到他们隐居河南山阳竹林中谈玄论辨时神采飞扬。“竹林七贤”的玄学与文学表现出的文人气与名士气，像嵇康的《广陵散》一样一直回荡在历史间。

在古代，隐士并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完全认同，不过到今天，中国古代隐士的生活却显出超越时空的意义并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

独立。中国古代的隐士无不追求个性的自由，性情的无羁。他们希望像鸟儿一样回到山林中自由地歌唱，希望像鱼儿一样在水中无拘地游荡。

求真。曹植《辨问》说得好：“君子隐居以养真。”现代社会到处充满了“异化”，人性不断被扭曲，隐逸可以使我们保持人性的本真。

适意。现实生活就像陶渊明所说的像一张巨大的“尘网”，落入其中，人只能随波逐流，人生的乐趣一点点流失。隐居可以使我们挣脱这一切，做到陶渊明所说的“但使愿无违”。

在高度程式化的今天，每个鲜活的个体都变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ed man），隐士的生活方式为我们的心灵带来活力；在剧烈竞争的今天，隐士的生活给我们提供一片精神的港湾，让我们在那里诗意的栖息。

中国古代出仕的人比较多，也比较推崇出仕，但也有一些文人雅士开始了隐居生活。但是不管其是不是真心归隐，或者为了博得名气，或者真心归隐，都是隐士。因而，这些人的隐士也就被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传席先生分成了十种类型。

隐居类型一、完全归隐：

归于此类的隐士是真正意义上的归隐，他们与为仕而隐完全没有干系，即使有时机有环境有条件，甚至朝廷派人来多次延请，他们也拒不出仕，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

隐居类型二、仕而后隐：

这种类型的隐士在中国古代很多，当过官，因为对官场不满而解冠归去。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是陶渊明，其隐逸的名气甚至超过其诗名。但陈传席认为在陶渊明归隐之后就变成“真隐”了。

隐居类型三、半仕半隐：

此类人先是做官，但后来不愿做了，但辞官又无保于生计，于是虽做官，却不问政事，过着实际的隐居生活，虽然不具有隐士的名分，但却有隐逸思想，如唐之王维。

隐居类型四、忽仕忽隐：

如元明之交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均是先做官，然后又隐居，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复出仕，之后再归去。陈传席先生评价这种人不果断，拖泥带水，并说王蒙创造了拖泥带水皴，董其昌的画用笔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们的性格有关。

隐居类型五、隐于庙堂：

这类隐士，虽然做官，但不执着于政事，陈传席评价之为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对国家危害最大。

隐居类型六、似隐实假：

如明代隐士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

隐居类型七、名隐实官：

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

隐居类型八、以隐求仕：

通过隐逸来博得名声引起朝廷的关注，然后出仕，即所谓的“终南捷径”。如唐代的卢藏用在考中进士后，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他曾对友人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嘉处。”

隐居类型九、无奈而隐：

此类人实际上最热心于时局，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

隐居类型十、真隐而仕：

此类隐士在隐居时基本上都是真隐，但当时机来临时就出山，没有时机就隐下去。如殷商时伊尹、元末的刘基，名气最大的是诸葛亮

“或偷合而苟进兮，或隐居而深藏。”——《楚辞？惜誓》王逸注：“或有修行德义，隐藏深山，而君不照知也。”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那些所谓的隐士看破红尘隐居于山林是只是形式上的“隐”而已，而真正达到物我两忘的心境，反而能在最世俗的市朝中排除嘈杂的干扰，自得其乐，因此他们隐居于市朝才是心灵上真正的升华所在。

三岁娃儿都晓得，吃饭穿衣是维持生命的基本条件，想潇洒地“旧山归隐浪摇青，绿鬓山童一帙经”，就得准备足够的柴米油盐。

所谓隐士，须得强调是“士”，即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不仕就无俸禄，怎么糊口生存？总不能为了做“贤人隐”而去喝西北风吧。苏东坡因此感叹：“白发未成归隐计，青衫傥有济时心”。“济时心”三字，很有些麻麻的感觉，囊中羞涩恐怕才是真的。鲁迅一言以蔽之：“登仕，是啖饭之道，归隐，也是啖饭之道”。所谓“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倒也不全是讥讽之词。

中国古代著名的隐士不少，或入名山大川，或居偏僻乡野，令人好奇的是，他们是如何解决生计问题做到衣食无忧的？

陶渊明：自己种点，亲友接济点

“夫耕于前，妻锄于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是陶渊明在公元405年年底自彭泽归隐后生活的写照。小日子貌似过得温馨醉人，其实也不尽然。遇到灾年，他同样挨饿受冻，“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还不如杜甫“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幸”。

好在陶渊明无需勒紧裤腰带买房子，他原先就有“草屋八九间”；他也无需另外租地种，方宅（自留地）十余亩，足够他忙活。归隐后，生存的压力还不算很大，自己种点儿，亲友再接济点儿，差可勉强。晚年无力耕种，生活越来越困窘，他能放下身段去接受馈赠。安郡太守颜延之是他老朋友，常一起喝酒，曾以两万钱相赠，他就愉快的笑纳了。

陶渊明是个真隐士，追求诗意的栖居，注重“隐”的本质——回归人性，而不是唱高调。当然，在没酒喝的时候，他也会吼几句“先师有立训，忧道不忧贫，贫富常交战，道胜五成颜”，但这仅仅是自我安慰而已，人之常情。公元427年，他于贫病交加中结束了生命历程，从此不再忙衣食。

孟浩然：归隐靠当啃老族

李白曾对孟浩然羡慕得五体投地：“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确实，孟浩然是值得李白羡慕的，他遇到了好时代——盛唐，生在了好家庭——“薄有恒产”，不工作，不劳动，还可以“纵情宴饮”当小资。

孟浩然曾经京漂过，因为写了句“不才明主弃”，让唐玄宗很不爽，不追究也不录用，孟浩然只得弃仕归隐，四十岁后居襄阳鹿门山不问世事。

他的隐士生活，全是闲情逸致：喝酒，写诗，养花，种草。偶尔去逛逛寺庙，去周围山间徜徉；来了朋友，就谈谈作诗作文的法门，商略着游仙游道的路子。大好的春天，处处闻啼鸟，他还能“春眠不觉晓”。

起来，伸伸懒腰，抬手磨墨，写下自己一刹那间的心情。他无需忙衣食，做个啃老族就行，爹娘足以负担他的生计。

公元740年因食鲜疾发而亡。

林逋：售梅一树，一日之需

北宋著名隐士林逋，字君复，也就是自称“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那位，晚年在西湖旁边的孤山亭下居住，“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在家种花植梅、养鹤豢鹿、钓鱼喂猫、赏景赋诗、拂琴访友，忙得不亦乐乎。

他的忙衣食之法，比较雷人。《西湖人物》中说他“种梅三百六十余树，花既可观，亦可实售。每售梅实一树，以供一日之需。”看来林先生也是个矫情的人，有意而为之，计算好了，不多种，也不少种，一天一棵树，卖掉这棵树的梅子，恰好够一日之费。

这般的没有储蓄意识，挺让人费解，遇到歉收年份怎么办？沈括的二舅许洞，在林逋死后，写过一首讥嘲诗，或能从中找到答案。

“寺里掇斋饥老鼠，林间吟嗽病猕猴。豪民遗物鹅伸颈，好客临门鳖缩头。”（《嘲林和靖》）林逋去世后，宋仁宗赐谥“和靖先生”，故而得名。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林逋这人病怏怏的，像寺庙里偷东西吃的老鼠，又像树林里咳嗽的猴子。他是个势利眼，达官贵人送来礼品他就高兴得很，普通朋友一来他就变成缩头乌龟。措辞是刻薄了些，或许还有些文人相轻，但能解释林逋的衣食来源绝不止售梅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