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前不久一条微博引发全城热议，我们或许不会想起，山城的地理版图上还隐藏着极具传奇色彩的条条古道。
4月11日，“@我爱南岸”在新浪微博上发布消息：在南岸老厂，发现了一条神秘古道。随后几天，众多微博纷纷转发、评论。有人提议组队探访古道，看它到底通往哪里；也有专家学者查阅历史，积极寻找古道的成因及身份。
本刊特地走访了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终于获得这条古道最准确的信息：它便是和茶马古道比肩的盐茶古道，属于曾经赫赫有名的川黔古道中最重要的一段。
提及古道，重庆人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成渝古道的存在，这条历史悠久的古道，直到现在依然有许多人徒步重访。陌生是因为除了成渝古道，崇山峻岭间的更多古道却鲜有人问津。
在重庆考古界，有四大古道拥有着“明星”般的地位：成渝古道、川黔古道、川鄂峡路、嘉陵古道，它们在山城的地理版图上向着东、西、南、北蜿蜒延伸，一段段地理传奇，就这样被深深地镌刻在它们的身体里。
重庆古道地图
古道依然通往远方，
千百年的传奇继续在时光中浅吟低唱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的千古名句给予了巴渝古道最直观也是最贴切的形容。
相较于四川盆地肥沃富庶的平原地形，山高林密的重庆或许更能体会这个“难”字的含义。但正如巴人坚韧刚烈的性格，知难而进是重庆人对“蜀道难”最本能的反应。我们很难考证走出重庆的第一条道路产生于何时，但可以肯定，正是无数巴渝先民不畏艰险、知难而进的不懈探索，才开辟出一条条穿梭于高山河谷间，勾连起四面八方的道路。
史籍记载，商周时生活在三峡地区的巴人部落，依靠峡江丰富的井盐、朱砂资源，建立起强大的巴国。巴人在峡江崖壁上架设栈道、对外贸易，而这条依江而建的道路便是后来川鄂峡路的雏形。而重庆，也因此有了第一条真正意义上通往区外的古道。
战国末期，张仪筑城江州，重庆从此归入中央王朝的统治。随着与中原联系的不断增强，一条沿着嘉陵江河谷行进，北去关中的通道逐渐形成。这条道路也就是后来的嘉陵古道。
到了唐代，扼三峡峡口、容两江交汇的重庆，战略地位不断攀升。这一时期，向西的成渝古道和向南的川黔古道也相继开通。重庆也至此形成了今天东西南北四条古道的驿路格局。
经历了南宋时期的撤州置府，重庆逐渐发展成为一座区域中心城市。明清时期，通往四个方向的四条古道不断地完善发展，线路逐渐固定，古道上桥梁、牌坊星罗棋布，驿站、塘铺遍地都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古道上的种种遗迹，大多也是在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
可以说，一部重庆古道的发展历史，也就是重庆由一座山中小城发展成为西南大城的历史。地处群山环抱之中的重庆，正因为有了条条古道，才沟通起了与山外的联系，让一批批重庆人走出大山，也让一个个外乡人来到重庆。
如今，交通的便捷几乎让我们将“蜀道难”的记忆忘得一干二净。当我们重新踏上这些曾经繁荣熙攘，如今却荒凉静谧的古道时，发现历史在这里似乎被刻意地封存了，沧桑的古桥、挺立的牌坊，依然保守着千百年来不变的容貌，守护着那些早已磨得没了棱角的石梯。
古道依然通往远方，千百年的传奇继续在时光中浅吟低唱。
成渝古道
古时重庆商贸第一大道
一南一北两条古道，如今被统称为“成渝古道”，南道就是人人皆知的“东大路”，北道则是鲜有人知的“东小路”。
成渝古道档案
起始点：重庆至成都
东大路：重庆通远门—佛图关—大坪七牌坊—石桥铺—二郎关—白市驿—走马铺—来凤驿—永川—荣昌—峰高驿—隆昌（隆桥驿）—安仁驿—内江—珠江驿—资中—简阳—龙泉驿—成都迎晖门
东小路：重庆通远门—佛图关—六店子—小龙坎—歌乐山三百梯—高店子—西永—虎溪—璧山—铜梁—安岳—乐至—简阳—龙泉驿—成都迎晖门
唐宋时期，随着巴蜀地区经济的空前发展，成渝间形成了真正的陆路交通。盆地内官道私路纵横，水路陆路相间，成渝间的交流空前繁盛。当时最重要的两条干道，就是成渝北道和成渝南道。
成渝北道路过的地区是整个巴蜀的经济政治中心，所以，北道在唐宋时期是成渝间最主要的官方驿路。到了明代，更是大力发展官方驿路。巴蜀地区驿站林立，交通发展迅速，成渝驿路也由北南移，成渝南道变身为了官方驿路。到了清代，南道继续延续官方古道的地位，北道也继续使用，成为商贾往来的重要通道。
一南一北两条古道，如今被统称为“成渝古道”，南道就是人人皆知的“东大路”，而北道则是鲜有人知的“东小路”。
一条影响至今的古道
谈起成渝间的古道，上了岁数的老人都会说到那条神秘的“东大路”，再说下去，这条路又会和某位富甲一方的大商人扯上关系……的确，这条兴盛于明代，沿用至民国的“东大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扮演着成渝路上生命线的角色。
所谓的“东大路”，就是“成渝南道”。在清代，成渝南道被纳入国家官路体系中，称为“巴县大路”。巴县大路自成都至简阳，沿沱江达内江，经隆昌、荣昌、永川而至重庆。这是当时四川省内往来使用最为频繁的交通线。
民国初年，巴县大路改称为“川东大路”，沿袭了巴县大路的走向，从成都东门迎晖门出发，经华阳、简阳、资阳、资中、内江、隆昌、荣昌、永川、壁山，到达重庆通远门，全长1080华里。民间俗称的“东大路”其实就是川东大路的简称。
在大路沿途，每隔百里（有时数十里）便设有一处驿站。明清时期，随着商贸的迅速发展，东大路沿线逐渐崛起了一批商贸城镇，其中大多数都是由官道沿线的驿站发展而来。驿站是官办的，只接待往来的官差和信使，而随着往来于古道的客商不断增多，驿站周围逐渐形成以酒店、茶馆、栈房为主的塘铺、场镇，而当时的隆桥驿，甚至发展成为后来的隆昌县。
著名的“五驿五镇三街子”就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五驿”是指简阳龙泉驿、资阳南津驿、隆昌双凤驿、壁山来凤驿、巴县铜罐驿；“五镇”是指简阳石桥镇、资中银山镇、内江碑木镇、隆昌李市镇、荣昌安福镇；“三街子”是指简阳杨家街、内江史家街、隆昌迎祥街。
如果觉得古道离我们的生活很远，那就错了，毫不夸张地说，“东大路”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民国初年修建的成渝公路便是沿用这条古道的走向，部分路段甚至是在古道的石板上直接垫高加宽而成。二十世纪初修建成渝铁路，西方设计师设计了一条绕道而行的沿江铁路。后来著名的铁路专家詹天佑重修设计时，再次将路线改成了沿着“东大路”行进，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也由此诞生。而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第一条成渝高速，绝大部分也沿用了“东大路”的走向。于此，当我们再回望这条古道时，不免心生叹服：也许中国上没有哪一条道路能够像它一样影响久远。
探秘重庆主城里的“东大路”
“东大路”东起重庆老城，如果非要给这条古道定个“零公里标志”，那就非重庆的西大门通远门莫属了。重庆城地处半岛，南北东三面邻水，唯有西面与陆路相接，扼守这个咽喉要道的便是通远门。通远门建于明初洪武年间重庆老城大修之时，自那以后就成为了重庆最重要的陆路咽喉。城门建于山脊之上，门外是陡峭的山脊，只有“东大路”绵延向西。通远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张献忠入蜀，辛亥革命蜀军政府成立都曾经在通远门有过激战。旧时来往于成渝间的客商，跨出这道厚实的城门，便真正踏上了1080华里的“东大路”行程。
出通远门西行10里，就到了一处著名的关口——佛图关。佛图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关隘，其名最迟得于南宋。《宋史·张珏传》中记载：“大兵会重庆，驻佛图关。”可见在南宋军队与蒙古军作战时，便已有此关。《巴县志》中也对佛图关有着记载：“渝城三面抱江，陆路惟佛图关一线，壁立千仞，磴取千层，两江虹束如带，实为咽喉扼要之区。”佛图关得名于石壁上绘制的佛像。如今走在佛图关公园里，虽然看不到传说中的佛图，但岩壁上遍布的功德石刻，还是见证了其作为驿路的历史。
在信息闭塞的年代，古道除了被作为交通动脉以外，还肩负着重要的宣传教化功能。古道上的重要隘口，两侧崖壁上往往会雕刻大量石刻题记，其中有文人雅士触景伤怀的吟唱，有官吏仕绅教人从善的劝诫，还有地方百姓对官吏德政的褒奖肯定。这有点像当下高速公路沿线的广告，只是当年的“广告”被凿刻后便不会更换。
过了佛图关西行8里，就是今天的大坪七牌坊。所谓“七牌坊”，指的是古道上连续七道雕刻精美的石牌坊。七座牌坊中有五座都是朝廷颁旨树立的节孝牌坊，也就是俗称的“贞节牌坊”。在古代，那些青年丧夫或者长期孀居的妇女，一旦离开人世，家族就会为她树立节孝牌坊，表彰其忠贞节孝。在重视礼教的古代，“节孝”被认为是妇女最重要的品行，也是家族门风不坠的表征。所以，树立节孝坊就成为光宗耀祖的一种行为，也是对古代妇女一种最高的褒奖。到了明清，树立节孝坊成为社会风气，名门望族也借此彰显门庭，有的官宦大族还奏请朝廷颁旨，为族人树立节孝坊。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家族的光荣，节孝坊多被竖立在古道要冲之上。如今，路经此处的人们，早已看不到曾经宏伟的石牌坊群，只能看到路边残存的25块碑刻，提醒着人们成渝要冲曾经路经此地。
识相不识相，难过走马岗
西行的客商一路西行，经过石桥铺、二郎关、白市驿，行进80里后，在黄昏时便会到达一处著名的塘铺——走马。再往前走便是高大的缙云山脉，行进一天的客商们通常会选择在走马铺住上一晚，次日启程去往山对面的来凤驿。于是，小小的走马铺逐渐发展成为由重庆去往成都方向的官差和客商翻越缙云山的重要补给站。在这里，酒楼、茶馆、栈房鳞次栉比，官差、商贩、行旅鱼龙混杂。如今的走马，完整地保留着清代驿路塘铺的原貌，临街的酒肆、栈房有的还在继续营业，被往来客商、马帮踩塌了六百年的石板路，早已被磨得没了棱角。
在镇口有一座关帝庙，和其他地方高墙大院的庙宇不同，“东大路”的正途就是从庙中横穿而过，路的一侧是正殿，一侧是戏台，左右厢房则巧妙地配合着古道，被建成过街楼。如此奇特的关帝庙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曾经，过往的客商每次路过这座横卧古道正中的关帝庙时，都会停下脚步，默默祈佑一路平安。
关帝庙的戏楼经常开演。和其他戏台上的“生旦净末丑”大戏不同，这里的表演只有一人，主题是讲故事，摆龙门阵。这样的风俗其实也和“东大路”密不可分。走马是成渝古道西去客商住宿的第一站，大量的客商云集，使走马一度成为各种信息的交流中心：商业信息、官府布告、各地趣闻闲事以及民风民俗，都通过客商们的闲聊在这里集中，那些故事性很强的趣闻，其实就是走马民间文学的最初雏形。久而久之，这里便形成了一批记忆力好、会讲很多段子的民间艺人……慢慢地，一部分艺人开始在茶馆与客栈中表演，样子颇像说书艺人，只是段子更为简短，形式更为简单。
可以想象，这种尝试一定是非常成功的。尽管艺人们的演出所得不足以养家糊口，但却可以弥补家用。当地将讲故事叫做“扯把子”。过节时，会有大户人家请人在关帝庙和文昌宫“扯把子”，有时还会请艺人去家里表演。走马民间文学最兴盛的时间大约在清末民初，这和“东大路”的繁荣是同一时期。那时候镇子上的男女老幼几乎都会讲几个段子。如今，在走马老街的茶馆里，依然有艺人在讲述着“东大路”上的奇闻异事，这些故事或许是这条古道最鲜活生动的注解。
“识相不识相，难过走马岗”，这句流传度非常之高的歇后语就源于走马民间故事。
相传，走马岗上街有一户开栈房的刘姓老两口，心地非常善良。有一次，他们看见两个小叫花饿得气息奄奄，于是收留下来认为干儿子，把他们抚养成人并送去读了书。后来，一个做了县官，一个做了抚台，但多年未回。一次，刘老伯开的店中一位客人生了大病，虽然为他寻医问药，但终究不治而亡。有人诬陷刘老伯谋财害命，抓进大牢问成死罪，刘老太四处奔波鸣冤，但无济于事。正当刘老伯被问斩之际，两个当官的干儿子回来了，为父亲洗清冤屈……老人出狱那天，干儿子还买了许多鞭炮亲自迎接。当地人羡慕不己，识相地尊称刘老伯为刘老太爷。刘老太爷生日那天，两个儿子都来恭贺，并当街立了一块石碑，表示不忘大恩。以后，凡是过走马岗的人都要在碑前下马叩拜，否则不能过正街，只能从背街走。由此便流传了这句“识相不识相，难过走马岗”的俗语。
过了“难过”的走马岗一路西行，就是缙云山脉。如今在缙云山中，还完整地保存着一段长约2公里的古道，宽2米的齐整石板路蜿蜒在山林之间。过了古道上的三道碑，就出了老巴县。
一座牌坊建垮一个家族
“东大路”跨过缙云山，抵达和走马场隔山相望的来凤驿。
旧时候，马帮、挑夫通过“东大路”往返重庆和成都，单程需要十四天左右。这个过程中，走马是西去商人留宿的第一个栈口，而来凤驿则是东来商人留宿的最后一个驿站。
长江的二级支流璧南河自北向南流经来凤，从走马延伸来的古道由东北向西南穿城而过，老街便分布在跨璧南河的古道两侧。来凤地处水陆要冲，相比于“东大路”上其他因古道而兴起的中心城镇，交通上具有更大优势。这也是来凤能成为古道上“四大名驿”之一的重要原因。
来凤现存最著名的古道遗迹，是著名的何氏百岁坊。它位于来凤镇东北3公里处，跨“东大路”而建，当地人俗称为“二道牌坊”；早年在何氏百岁坊附近，还有“一道牌坊”和“三道牌坊”。
何氏百岁坊建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是清代奉直大夫周绍熙之妻何氏的百岁坊。坊高14米，宽9米，是一座四柱三门三重檐五滴水仿木结构的石牌坊。在重庆现存的石牌坊中，何氏百岁坊是保存完好、雕工精湛的一座，其中最精彩的雕刻，就是牌坊前后的八块“夹杆石”。何氏百岁坊的夹杆石雕刻，雕出的瑞兽是四组八只，分别为麒麟、独角兽、青狮、白象。兽分公母，神态逼真，造型灵动，是巴蜀石刻艺术的代表作。
周氏一族在“东大路”上树立这座精巧的牌坊，表面上是为了向满百岁的何老太太祝寿，其实更重要的是向往来于成渝间的官商炫耀周氏家族的荣耀。时至今日，我们还能清楚地看到牌坊正中的显著位置上，悬挂着圣旨的牌匾；牌坊的背面还清楚地雕刻着周氏一族在朝为官后人的官衔和名讳。与其说这是一座祝寿坊，不如说是一个家族炫耀家门荣耀的纪念碑。
在来凤当地，流传着“一座牌坊建垮一个周家”的传说。有一种说法是：周家为了把这座百岁坊修建成方圆百里最宏伟的牌坊，高薪从重庆和成都请来技艺精湛的石匠，要求将牌坊的每个构件都精雕细琢……这样历时数年，宏伟的牌坊终于树立起来，但周家却耗尽家财，从此一蹶不振。
确实，树立节孝牌坊极其劳民伤财，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一座雕工精美的石牌坊往往要耗费一个家族大半的财力，这还不包括告请朝廷颁旨，上下打点所需的费用，一般的家族根本无力承担。而像百岁坊这样雕工精美的牌坊更是耗资巨甚。所以，“一座牌坊建垮一个家族”的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铁岭山上的古车辙
“东大路”的路线奠定了今天成渝间交通的基本格局，不管是老成渝公路、成渝铁路，还是成渝高速，都基本沿袭了古道的走向。这样的继承延续了“东大路”的辉煌，但随着不断的翻修与重建，也使得保存着古道原貌的路段变得越来越少。
不过，历史总会在某些地方留下坚强的印迹，尤其是在这样一条颇具影响力的古道上。
距离永川城区不远的凤凰山村有座铁岭山，山上保存着一段长约2000米的古道，道路由长约1米，宽近半米的石板铺设而成。由于马车常年的碾压，石板被碾压出两条清晰的车辙印。在驿路一旁的石碑上，清晰地题刻着“铁岭山”三个字。
可别小看这两道车辙，它们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东大路”商贸的繁荣。明清时期，这条古道是作为官方驿路使用的。清朝规定，官方驿路由官府筹资修建，路由宽5～8尺的石板铺成。驿路主要的功能是官方公文的邮驿传递，因此往来于驿路的主要是官府的差役。这些差役或步行或骑马，是绝不会在坚硬的石板路上碾压出车辙的。只有往来客商运输货物的马车经年累月地碾压，才会在石板路上刻下这样的印痕。也就是说，明清时期的“东大路”，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作为传递公文的驿路，它更是成渝间交流最直接的路上交通线。
因“东大路”而兴的隆昌县
过了邮亭驿、峰高铺、安昌镇，“东大路”便出了今天的重庆市界，进入四川隆昌县。
今天的隆昌县城所在地，古称隆桥，原本是“东大路”上的一座石桥，位于富顺、荣昌、泸州三县之间，距三地均有百里之遥，人烟稀少。明代初年，地处三县交界地区的隆桥驿，正是因为有了“东大路”，才使得此地商贸交通的中心地位不断凸显，到明代中期，已经发展成为一座远近闻名的大城。明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索性割富顺、荣昌、泸州交界地区设立隆昌县。隆昌由驿设县，完全拜“东大路”所赐。
直到今天，在隆昌县城的南关和北关，还保留着两段古道；更难能可贵的是，古道上还完整地遗留着古牌坊群。其中南关有牌坊七座，北关有牌坊六座，还有为数众多的碑刻题记，是整个西南地区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古牌坊群。这十三座牌坊包括了功德坊、德政坊、节孝坊、百岁坊，完整展现了“东大路”沿线的人文、社会风情，是隆昌“因站置县，以道兴城”的最好见证。
在隆昌的石牌坊中，有两座节孝牌坊显得尤为特别。和大多数节孝牌坊专门纪念一个人不同的是，这两座牌坊名叫“节孝总坊”，同时属于350名节孝妇女。其中，一号节孝总坊记名188位，二号节孝总坊记名162位。在全国的古牌坊中，这种没有亲属关系的多人共坊的情况非常罕见，而一座记录一百余个人物的牌坊更是绝无二处。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节孝妇女？这其实也和“东大路”有着紧密的联系。眼见着古道带来的便利，隆昌商贾们看到了无穷的商机，纷纷踏上成渝古道，行走于成都与重庆之间。不过，漫长的古道充满着机遇，也隐藏着危险，很多人客死他乡，只能留下年轻妻子独守空房，望眼欲穿地看着石板古道的尽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她们红颜不再，守节一生，最后留下的只是石牌坊上排在夫名后的一个本姓。
“东大路”过了隆昌，一路转向西北方向，过资中、简阳、龙泉驿，便到达了这1080里路的终点——成都迎晖门。从重庆驮着货物沿途贩卖的客商，到成都采购了物资，便又要启程东回。而回程的时候，他们会选择一条更为便捷的小路，那就是“东小路”。 成渝间的捷径——东小路
如今，我们提及成渝古道，其实就是暗指“东大路”，这条古道上众多的精华路段依然是许多人旅行的目的地。
不过，真正意义上的成渝古道其实有两条，除了“东大路”，还有一条便是“东小路”，也就是前文提及过的成渝北道，它虽然辉煌一时，不过很快就被“东大路”抢去了风头。
“东大路”自简阳分出一支，东经乐至、安岳、大足、铜梁、璧山，最后抵达重庆，这就是“东小路”的路径刻度。事实上，这条古道比之“东大路”，足足近了130公里，也自然成为了成渝之间最便捷的通道。
回望历史，“东小路”兴于唐代，盛于宋代，从重庆出发先后路过潼川府路、遂州、普州、昌州等几大重要的州郡，盛极一时。至元明后，昌州、普州府路不存，“东小路”这才衰落。
不过，正因为它的距离更短，更为便捷，所以到明清以后，又被众多商人重新使用。道理很简单，用现代术语就是：“走此道成本更低”。
“东小路”的起点同样位于通远门，行至佛图关分道，经六店子、平顶山、小龙坎、杨公桥，便开始翻越歌乐山。今天在歌乐山上还保存有一段完好的三百梯古道，这便是“东小路”的一段。古道从歌乐山步云桥起，经白公馆后山，上松林坡，至同善桥，盘旋于歌乐山间，以石板铺就而成。临近山崖的古道，近悬岩一边还巧妙地安装有石栏杆，有点类似于今天高速路的护栏。
“东小路”依形就势，遇涧架桥，其中尤以同善桥最具代表。同善桥横跨山涧之上，是一座单孔券拱石桥，桥面为石板。桥洞南壁上阴刻有“同善桥”三字，桥洞拱顶处阴刻有“大清同治十二年”字样。
距同善桥不远的崖壁上，有一篇劝世文题刻，大意为劝诫当地人不要打家劫舍，抢劫路人。文中对这段古道的艰险描写得淋漓尽致：“莫想冤枉钱，冤枉钱要填，不是冤枉去，便是病来缠。不是劝君不要钱，钱要正取不要偏。一丝一毫把心问，下有后土上皇天。”从这幅题刻中我们不难想象，来往于这条古道上的艰辛，商旅们不光要翻山越岭，还要随时提防沿路的土匪。根据史籍记载，到了清末，“东小路”所在的歌乐山还有老虎、豺狼等猛兽时常出没，过路客商被猛兽所伤的事情时有发生。
翻过歌乐山一路向西，过了璧山、铜梁，进入四川安岳，经乐至到达简阳，这之后，成渝间的两条古道在此交汇，直抵终点成都。
不管是“东大路”，还是“东小路”，在历史上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们就像两条纽带连接起了重庆与成都这两座西南大城。即便成渝屡次分合，却从来没有影响到古道沿线的商贸繁荣，人们日复一日地行走在古道上，在坚硬的石板路上刻下一道道印痕，留下一个个传奇的故事。
川黔古道
千年险途的烽烟往事
时至今日，这条见证商贸往来、战事烽烟、迁徙和扎根的古道，依旧顽强地穿行在大娄山的崇山峻岭之间。
李白没有想到，出川入黔的这条古道，比之长安入蜀的路更为艰难。
由于被贬至偏远的贵州，李白又一次踏上了古道，而他脚下的这条路，就是由重庆通往贵阳的僰溪道，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川黔古道。
从史籍记载来看，川黔古道在唐朝便已存在。史料中的描述是：“多山险，路细，不通乘骑，贵贱皆第杖而行险恶难行”。
到明清时期，川黔古道最终被确定为官方驿道，并得到修缮发展，成为通途大道。
川黔古道档案
起始点：重庆至贵阳
路线：重庆朝天门—南山黄葛古道—巴县百节驿—北渡驿—綦江—东溪驿—赶水铺—安稳驿—贵州桐梓县—娄山关—遵义—贵阳
鲜为人知的盐茶古道
说到“茶马古道”，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云南那条著名的通往印度、西藏的古道。然而如果从年代久远的角度来说，川黔古道才是最早的一条茶马古道。
所谓“茶马古道”，是指茶马互市的通道。“茶马互市”起源于唐代，起初是中央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以茶易马”的贸易往来，后来逐渐发展成为西南边贸的统称。
贵州地区在历史上的“茶马互市”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贵州自古盛产茶叶，宋元以后，贵州茶享誉全国，其中不少成为贡品。此外，贵州还盛产良马。唐代贵州的罗甸马很有名，并且已经销往省境以外。两宋时期，在今天的川黔交界地区，设置了买马场。产于黔西北罗氏鬼国的马，常销往泸州、叙永等地，并且规模越来越大。播州所产的马则大量在南平军（今重庆南川一带）出售。南宋时，北方马市断绝，川马、黔马成为战马的主要来源。黔北播州（今遵义）、黔西北罗氏鬼国、黔中安顺、黔西南自杞国等都成了非常活跃的马市，云南大理马、广马都运经这些马市进行转卖。川黔古道作为贵州北上中原最便捷的线路，成为唐宋时期茶马互市的主通道。
贵州山区自古缺盐，而重庆三峡、四川川南又盛产井盐。到了清代，川黔古道变为川盐入黔的要道，称为“綦岸盐运道”，大量的川盐通过这条古道运送入贵州。因此，这条古道历史上也被称为“盐茶古道”。
命运多舛的“战争之路”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归结起来便是“和时互市，战时征伐”。这个规律在川黔古道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它作为“茶马互市”通道的同时，还一次次地扮演着中原王朝攻伐贵州少数民族政权的行军大道的角色。
说起历史上贵州的少数民族政权，最出名的要数统治黔北720余年的播州杨氏土司一族，杨氏土司统治的黔北播州（今遵义）为川黔古道上的重镇，也是沟通川黔的战略要地。唐朝末年，播州被南诏国所占，唐乾符三年（876年）太原人杨端打败南诏，继而割据播州，世袭播州土司官位。此后，虽历经宋、元、明三代更迭，杨氏一族依然延续着对播州的统治。如今在遵义北郊，川黔古道旁，还完整地保留着南宋第十三代播州土司杨粲的陵墓，墓葬全部石质，雕梁画栋，规模宏大，体现了杨氏作为一方土王的威严。
明隆庆六年（1572），杨应龙承替播州宣慰使，万历十四年被授都指挥使。万历十七年杨应龙叛乱，烧杀掳掠。时叛时降，反复不定。万历二十七年二月，贵州巡抚派出都指挥使杨国柱征讨，却战败被俘，全军覆没。这次失败震动了朝野，重新安排李化龙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兼巡抚四川，调兵大举攻之。 李化龙将大军集结在重庆，并在重庆誓师，兵分八路进攻播州。其中主力部队由总兵刘綎[tīng]统帅，沿川黔古道从重庆一路南下，仅一个月便攻破川黔古道上最重要的关口娄山关。杨应龙率部躲入播州北郊外，扼守川黔古道的海龙囤。海龙囤居群山之巅，四面陵绝，左右环溪，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仅山后仄径一线可以攀登……曾经，杨应龙的祖先利用地形，在宽约5公里的册顶上围筑土城，建楼房、仓库、水牢于其间，囤前设铜柱、铁柱、飞龙、飞凤、朝天、万安等九关，各关之间有护墙相连，随山势绵延十余里。
李化龙将八路大军集合在川黔古道上的这处古寨，苦战114天，终于攻陷海龙囤。史载此次战役“斩级22687颗，招降播民一十二万”，延续了726年的杨氏土司王朝土崩瓦解，播州也从此“改土归流”，重回中央政府统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平播之战”。如今的海龙囤遗址保存完好，九道关口遗迹犹存。前不久，这处位于川黔古道沿线的土司城堡也顺利通过审核，成为2014年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唯一的送审项目。
大战之后，川黔古道更成为由中原南下夺取云贵的重要通道。清初顺治十五年，平西王吴三桂率大军攻取云贵，就是从川黔古道行军攻取贵阳。
“湖广填川”的移民之路
如果说在明朝以前，川黔古驿道扮演着中原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沟通交流的桥梁，那么到了清代，川黔古道则成为一条移民入川的重要通道。
明末清初，天灾人祸齐降四川，使四川人口从明代万历六年（1578 年）的131 万人左右，陡降为50 万左右，出现了“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的境况。史料记载，清朝初年，偌大的重庆府城，只有居民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有寥寥十几家人。为了恢复巴蜀的社会经济，清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鼓励移民入蜀的政策，颁布诏书，从南方各省移民入川。这是一段大多重庆人熟知的历史，很多重庆人的祖先其实都并非土著，而是从遥远的“湖广”迁来的。事实上，填川的移民不仅仅只是历史上的湖广地区（含今湖南、湖北两省），还包括江西、福建、云南、贵州、陕西诸省，只是填川队伍中“湖广”移民较多，故此次移民浪潮史称“湖广填四川”。
川黔古道就是移民进入的重要通道，他们由湖南进入贵州，再沿川黔古道一路北上，进入重庆，分散移民到四川各地。有一部分移民则没有选择继续前进，而是在古道沿线扎根立业、开枝散叶。川黔古驿道上的安隐驿、东溪驿、扶欢驿、綦江县驿、白渡水马驿都汇集了大量湖广移民。这其中，古时的东溪驿（现在的东溪古镇），就是一处较大的移民据点。镇上现在保留下来的南华宫、万天宫都是广东、福建两省移民建立起来的会馆。
居住在綦江东溪古镇上的一些老人，直到现在还能讲一口流利的客家话，他们用这种方式纪念着自己祖辈历尽坎坷，踏着险峻的川黔古道移民到此的壮举。
如今在川黔古道的身旁，一条崭新的渝黔高速连通着今天的重庆与贵阳。而这条见证了商贸往来、民族团结与融合、战事烽烟、迁徙与扎根的古道，依旧顽强地穿行在大娄山崇山峻岭间，将一段段历史铭刻和记忆……
川鄂峡路
最早的一条出川古道
宋朝以前，峡路上光是记录在册的大规模战争就有40余场，而小型战斗更是不计其数……
重庆周边的古道，在汉代之前大多还没开通。
然而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巴渝地区和中原王朝的交流，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开始。交流势必就需要一条通道，那么，上古的巴渝先民是通过什么方式走出这座群山环绕的城市的呢？
川鄂峡路档案
起始点：重庆至武汉
路线：重庆—合川—广安—渠县—大竹—梁平—分水驿—万州—云阳—奉节—巫山—宜昌—荆州—武汉
自古兵家相争的古老通途
在古籍里，最古老的出川通道被称为峡路。
峡路成型于何时现已很难考证，但自古以来，人们便认为这条道路是上古时期的蜀王杜宇所开凿。成书于西汉时期的《蜀王本纪》记载：“望帝（即杜宇）立（鳖令）以为相。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帝令鳖令凿以通江水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峡路已成为巴国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巴人在峡路上设立四道关口，分别为江关、捍关、阳关、弱关。而位于今天奉节的捍关，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关口。《水经注》记载：“据捍关而王巴”，可见古人认为控制了捍关便可控制整个巴渝大地。
在历史上，峡路还是一处重要的军事通道。谁控制了峡路，谁就可以控制富庶的荆楚大地。根据史料记载，宋朝以前，峡路上记录在册的大规模战争就有40余场，而小型战斗更是不计其数。尤其在三国时期，峡路成为吴蜀两国间的主要战场，而保存至今的刘备托孤之地白帝城，就是峡路上一处重要的城邑。
崇山峻岭间的万梁古道
明代以前，峡路出重庆一般沿水路东去。在没有机械动力的古代，蜿蜒的水道影响了船行速度。从重庆行船出川，动辄就要数月。到了明代，一条经由陆路至万州的古道形成，大大提高了峡路出川的效率。这条古道由重庆出发，先至合川，经四川广安到渠县，继而转向东去，经大竹、梁山（今梁平）而到万州，再由万州走长江水路一路东进。这样的行程大大缩短了在长江水路上耽搁的时间，成为明清两代经由重庆出川的主要陆路。
1908年，美国地质学家张伯林（Chamberlin Thomas Chrowder）到四川考察，他沿长江过三峡到达万州，然后上岸从陆地经一条古道入渝，沿途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今天我们还能从他拍摄的照片上找到梁平分水驿旁层层叠叠的梯田，还有早已消失的石牌坊。而在游记里，张伯林提到：曾经在一条“万梁道”上住宿一晚，幸运的是，这条古道一直留存至今，大多数路段还保存了清末的原貌，这就是如今万州与梁平交界处的万梁古道。
万梁古道西起梁平东门，过李家坝、蓼叶河，在响鼓岭进入万州，经过亭子垭、分水驿到达万州城，全长80华里。如今在万州与梁平交界的山区，还保存有长十余公里的古道。古道由万州当地产的青石板铺成，宽近2米，步高20厘米。 在今天梁平蟠龙镇百步梯附近的万梁古道旁，保存有三幅笔力苍劲的摩崖石刻，这些石刻为往来于古道的行人所刻，其中一幅“蜀岭雄风”，刻于清嘉庆年间，形象地描绘了穿梭于崇山峻岭间的古道风貌，而一旁的“蜀道难”也道出了行走其间的艰辛。
万梁古道过了分水驿，在进入万州城之前，要路过一座宏伟的拱桥——陆安桥。此桥建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由当地百名仕绅捐资5000银元建成，桥长41米，宽9米，高17米，跨度32.4米。建成时四川学政夏子阳亲临“踩桥”，并题名“陆安桥”。 陆安桥在中国古代桥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单孔跨度之大，在中国现存的古桥梁中难得一见。正是因为它高超的建造技术和优美的造型，英国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和茅以升的《中国桥梁技术史》都曾对其详细介绍。
由于三峡水库蓄水，古老的陆安桥原址已永沉江底。好在2002年，文物工作者将其整体迁移到了万州大瀑布景区。现在的陆安桥虽然离开了万梁古驿道，但飞虹般静卧在瀑布旁也别有一番韵味。
险峻的三峡古栈道
峡路过万州，便下水进入长江。如今坐游轮往来于三峡，高峡平湖的景色让人陶醉。然而蓄水前的长江三峡却是一条出名的夺命航道。长江江水由宽阔的江面涌入细窄的峡口，水流瞬间湍急，加上江底时隐时现的礁石，三峡航道危险重重。每年洪水期间，江水暴涨，航道就要被迫禁航。为解决每年长达数月禁航期的交通问题，同时为减少峡江航运的危险，古人在三峡陡峭的崖壁上开凿了一条蔚为壮观的出川栈道。
这一条条挂在悬崖峭壁上的传奇古道，正是川鄂峡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栈道自奉节瞿塘峡处起，经巫山至湖北长江南岸鳊鱼溪止，全长97.5公里。路面宽1～3米，有平桥、拱桥27座，可通轿马，为水运拉纤、陆运物资和行人发挥过重要作用。三峡的栈道分为木栈和石栈两大类，民间将木栈称为偏桥，将石栈称为偏路。在三峡栈道中，偏路分布最广，将山崖剥凿成石槽，古道从中槽通过，临崖一侧还设有护栏。
峡路过了三峡，便到达一马平川的江汉平原，古道延伸到这里也就没了蜀道的艰险，而是顺着长江河谷一直到达武汉。如今游览三峡，大多时间都是乘坐游轮，鲜有机会重新踏足栈道，去最古老的出川通途间走上一段。人们只能站在甲板上远远地眺望，而那条穿梭在峡江间的上千年的川鄂峡路，依然在亘古不变地一路向前。
嘉陵古道
多少名人往事尘封在这里
南宋末期，尽管蒙古大军经嘉陵古道一路南下，但却奈何不了古道旁的钓鱼城，蒙哥病死在古道上的温汤驿，以致赵宋王朝得以延续数十年。
秦朝末年，楚汉相争。汉王刘邦为避项羽锋芒，烧毁古蜀栈道，表明自己不再进关中。后来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刘邦命韩信明修栈道，自己却取小路暗度陈仓，一举占领关中。故事里先烧后建的栈道就是著名的褒斜道，而刘邦引大军奇袭的小路，就是不太被人所知的一条古道——嘉陵古道。
或许是因为通往中原政治中心的缘故，嘉陵古道在历史典籍里曝光率极高。从三国时期曹操讨伐张鲁，诸葛亮围陈仓，到唐末僖宗入蜀，这条古道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进入宋代，随着重庆军政、经济中心的确立，连接陕西与重庆的嘉陵古道逐渐取代金牛道、褒斜道成为川陕间的主干线。
嘉陵古道档案
起始点：重庆至西安
路线：重庆通远门—佛图关—井口二塘—歌乐山金刚坡—土主四塘村—青木关—璧山六塘、七塘、八塘—合川—武胜—南充—蓬安—南部—阆中—广元—略阳—汉中—西安
嘉陵道上的“渝合十塘”
嘉陵古道自古就是水路、陆路并行。水路由重庆沿嘉陵江一路北上，而陆路则多数沿嘉陵江河谷修建。但是位于巴渝地理版图上的嘉陵江中下游，江水受丘陵地貌影响，形成奇特的“蛇曲”形河道，河道在大地上来回地弯曲环绕。从四川广元到重庆合川，直线距离不过200余公里，但嘉陵江的水路却长达640多公里，有100多个蛇曲。为了缩短行程，在重庆境内的陆路古道大多数情况下舍弃了地势平坦却反复绕行的嘉陵江河谷，而是选择穿行在崇山峻岭间。
嘉陵古道出重庆城，也舍弃了蜿蜒的嘉陵江河谷，而是翻过歌乐山后再转而北上，这条驿路在清代又被称为“渝合道”，是重庆通往合川的陆路正途。由于渝合道扼重庆北大门的重要地位，在这段长约百里的古道上，设有塘站十个。“塘”是古道上的武备设施，用于保护过往官民客商，设有塘兵、营房、哨楼。若有军情，分别传递信号；如有紧急军情，昼燃狼烟，夜举柴火，一个时辰便可传讯千里。
“渝合道”的头塘设在佛图关、二塘设在白崖（今沙坪坝井口二塘村）、三塘设在金刚坡（今沙坪坝金刚村）、四塘设在四塘村（今沙坪坝土主镇高滩桥）、五塘设在青木关、六塘设在温汤驿（今璧山六塘镇）、七塘设在柏家庙（今璧山县七塘乡石坡村）、八塘设在璧山县八塘镇、九塘设在风垭（今合川区九塘乡）、十塘设在襄溪（今合川区十塘乡）——这就是著名的“渝合十塘”。如今，十塘的地名大多数仍被沿用，可见影响力之久。
“渝合道”出通远门，过头塘佛图关、二塘白崖，经三塘金刚坡翻越歌乐山，进入今天沙坪坝西部土主镇的四塘，这里有一座堪称“重庆版卢沟桥”的古桥——高滩桥。古桥因临近古道上的四塘，又称作“四塘桥”，建于清代，是一座五孔券拱石桥，桥长近80米，高20米。在正中三个券拱弧顶上方的两侧正中，分别雕有龙首、龙尾，其中来水的方向为龙首，取自“龙吞来水”，意在祈佑龙王能够保佑古桥化解洪水。古桥最精妙的还是桥面两侧护栏上精美的柱头，柱头一共有52个，有青狮、白象等瑞兽，有寿桃、佛手等瓜果，有菩萨、佛祖等神像，个个造型不同，展现出艺人高超的雕刻技艺。
古道继续向北，不到十里路，便到达一处重要驿站：八庙场。如今的八庙场，完整地保持着古道的原貌，道路从场镇中穿过，两侧保存着栈房、商铺，而场口建于乾隆年间的德政坊，更是嘉陵古道上现存年代较早的一座石牌坊。 再北行四里，古道路过著名的青木关。青木关设关隘于明代，是北出重庆的驿道重要关口。其形如马鞍状，南北两侧山峰对峙，天堑浑成。过了这处关口，古道便进入了璧山。
六塘、七塘、八塘均设在璧山境内。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六塘设置地温汤驿。南宋末期，蒙古大军经嘉陵古道一路南下，却奈何不了古道旁的钓鱼城，而受伤的蒙古大汗蒙哥就病死在古道上的温汤驿，以致赵宋王朝得以延续数十年。
如今，璧山八塘镇还保留着一段“渝合道”的原址，道旁店铺林立，道路一头还有一座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狮子桥牌坊。据说这座精美的牌坊在“文革”时期差点被拆除，但因为牌坊两端的石柱嵌在民房之中，如若拆除将会损毁村民房屋，这才得以幸存。
被诗人吟咏的古道
嘉陵古道过了重庆合川，进入今天的四川，便基本上沿着嘉陵河谷一路北上。作为唐代由关中入蜀的一条主要通道，那些怀才不遇或被贬谪的唐代诗人，大多经由此道进入四川。面对这条时而奔腾咆哮，时而静若处子，时而穿越深沟峡谷，时而在平坝上舒缓流淌的大江，诗人们迸发出极大的创作热情，为这条古道留下众多旷世名篇。
阆中位于嘉陵古道的正途之上，唐宋时是川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阆中自古以绝佳的风水和旷世的美景闻名于世，自古有“阆苑仙境”的美誉。而让阆中名声显赫的，就是一代诗圣杜甫。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怜日破浪花出，更复春从沙际归。巴童荡桨欹侧过，水鸡衔鱼来去飞。阆中胜事可肠断，阆中城南天下稀。”杜甫的这首《阆水歌》将从阆中穿行而过的嘉陵古道旁的诗意般的景色描绘得入木三分。
“诗圣”曾两次经由嘉陵古道造访阆中，两次羁留时间仅三个月，却诗兴勃发，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据《全唐诗选》、《杜甫草堂诗选》查到的杜甫在阆中所写的诗歌，有65首之多。如今的阆中完好地保存了古城的风貌，站在高耸的光华楼上远眺，嘉陵古道绕过阆中这个大湾一路北上，而前方正是古称利州的广元。
广元地处川陕甘三省交界处，也是嘉陵道与金牛道两条古蜀道的交汇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出生地。而唐代诗人温庭筠一首《利州南渡》，描写的正是今天广元皇泽寺下嘉陵江水驿的景色：“澹然空水带斜晖，曲岛苍茫接翠微。波上马嘶看棹去，柳边人歇待船归。数丛沙草群鸥散，万顷江田一鹭飞。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
不过，水天一色的旖旎风光却就此终结，嘉陵古道再往北行，便要翻越那“猿猱愁攀援”的秦岭山脉。
秦岭山中的略阳城
浩浩八百里秦岭横亘在陕西关中与四川盆地之间，成为古代巴蜀与中原地区往来的最大障碍。古代典籍里记载的数条古蜀道，都是翻越秦岭的通道，而嘉陵古道是其中开通较早的一条线路。古道时而盘山而行，时而沿河架栈，经过千难险阻，便来到秦岭中一处重要的驿站——古称兴州的陕西省略阳县。
略阳位于嘉陵江上游，始建县于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自古就是秦蜀间的战略要地。如今在略阳城南的灵崖寺，保存有历代石刻130多处，大多数是往来于嘉陵古道上的行人留下的题记。其中最出名的要数与《石门颂》， 《西狭颂》并称“汉三颂”的汉代石刻《郙阁颂》。石刻刻于东汉建宁五年（172年），详细记载了汉武都太守李翕重修郙阁栈道的事迹。郙阁原为嘉陵古道位于秦岭山中的一段栈道，这则题刻清楚地记载了汉代嘉陵古道的兴盛与繁忙。
而另一块刊刻于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的《仪制令》，更是证明了嘉陵古道在宋代作为国家驿路的地位。尽管《仪制令》仅有短短十二个字：“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但却将宋代的交通法规阐释得清清楚楚。而灵岩寺现存的这块碑刻也是现存两块《仪制令》中年代较早的一块。
嘉陵古道从略阳转向东行到达汉中，再经汉中到达西安，终于完成了一千余公里的行程。
时间快速前进到近代，嘉陵古道扮演了重庆生命线的角色。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大批军政人员、逃难百姓汇聚重庆，人口急剧增长，后勤补给成为当时国民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尤其是武汉失陷后，长江水运阻断，嘉陵古道便成为了滇缅公路之外，国民政府唯一可用的后勤补给线。当时的运输沿用了嘉陵古道水陆并行的特点，采取水陆联运，为陪都解决了燃眉之急。
随着宝成铁路的开通，嘉陵古道终于结束了历史使命，隐没在崇山峻岭间，尘封在历史中。现在，唯有在一首首流传至今的传奇诗篇中，可以读到古道曾有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