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位于重庆西郊的江津县被确定为疏散区，吸纳内迁的学校和文化机构，从而形成抗战时期四川大后方四大文化区之一的津沙文化区。
最早迁来江津的省外学校是湖北武昌艺术专科学校。该校富于革命传统，是中国艺术教育史上最早的四所艺术学校之一，校长唐义精和恽代英是挚友，早年一道投身爱国运动，其胞妹唐义贞曾师从董必武学习国文，后奔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成员的陆定一志同道合结为夫妇。武昌艺专迁来江津德感坝五十三梯李家祠堂。接着迁来的是湖北宜昌的旅宜四川中学。该校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旅居宜昌一带经商、谋职的四川人为解决子女就学开办的，由小学发展为中学，在湖北有一定影响。1937年冬，日机狂袭宜昌，次年日军进逼武汉，宜昌危急，校董星散，学校搬迁回江津办学，在江津东门外建立新校。
随后迁移来津的省内外学校还有，私立山西省太原友仁中学，校址真武场。私立北平志成中学，校址杜市场中道堂。私立武汉博爱中学，校址双龙场。南京支那内学院，校址江津东门外公园。南京市聋哑学校，校址双龙场，该校是当时川东地区唯一特殊教育机构。私立重庆南岸中学，校址中渡街。四川省立川东师范学校，校址白沙东海沱。四川省立重庆女子师范学校，校址白沙镇。四川省立重庆高级陶瓷专科学校，校址中渡街。安徽二中，后改为国立第九中学，校本部设在至善图书馆（今江津二中处），该校在江津办学8年，毕业学生15届，毕业生3500余人，其中不乏栋梁人才。国立华侨二中，校址五岔场，归侨学生最多时达600余人。国立中山中学班，校址白沙镇。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校址白沙镇。国立体育师范专科学校，校址江津南门外武城。教育部特设大学先修班，校址白沙镇。国立十七中学，校址在金刚沱。
随着大量学校迁移江津，催生了江津本土的办学热潮。这个时期，江津本土创办的学校主要有笋溪中学、承侯中学、私立兴仁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此外还有修平初级中学，校址白沙。至德初级中学，校址白沙。几江女子初级中学，校址江津城区奎星楼附近。育才初级中学，校址江津南郊武城。仁沱初级中学，校址仁沱场。重庆南岸中学朱沱分校，校址朱沱场。
其时，江津境内已有3所高等院校，大学先修班1所，中初等专业学校4所，中初等师范学校4所，完全中学8所，初级中学16所，特殊学校1所，共计各类学校37所。与此同时，国立编译馆、中央图书馆、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等文化机构也迁移到江津白沙，各级学校林立，文化名流如云，从而形成了大后方四大文化区之一的津沙文化区。文化名流的汇集，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陈独秀在白沙聚奎中学演讲，分析抗战形势，激励青年学生努力学习，为民族作贡献。著名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在江津公开讲经，把“抗战到底”、“保家卫国”、“杀鬼子不犯杀戒”等贯穿其中，在全国影响极大。
津沙文化区的重要意义更在于党的组织得到了发展的空间，随学校迁移而来的共产党员，带来了新鲜的信息，影响着江津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和革命年青年的奋斗方向。当时的内迁学校里，如武昌艺专、国立九中，建立了党的支部并融入江津地方党组织。武昌艺专举办了抗日版画巡展，在教学中向学生介绍苏联和延安版画，起了积极作用，深刻地影响了江津有志青年。国立九中聚集了一批有革命倾向的学者，党组织活动比较活跃，大批有志青年于此接受熏陶，其中有后来成为中国“两弹元勋”的邓稼先，有以长篇小说《战争和人》获得矛盾文学奖的王火，有“中国电子计算机之父”的夏培肃，有核医学专家邓敬兰，有表演艺术家邓敬苏等等。白沙的学校党组织也得到了建立和发展，抗日救亡和党的宣传在文化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得到巧妙运用，革命作家碧野在这里工作和成长，于此接受教育熏陶的有志青年中，如流亡江津就读聚奎中学的湖南籍周光召历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全国人大第九届副委员长。地方史学家邓少琴、国画家张采芹、中国畜牧兽医学奠基人程绍迥、气象学家徐近之、细菌学家陈文贵、心脏病专家邓庆曾、经济学家樊弘、教育家颜实甫、书法家周浩然、作曲家王锡仁、原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上将，土木工程学家吴惠弼等，抗战期间都曾在白沙就读。
随着津沙文化区的形成，进步学生的革命活动逐渐形成主流。在白沙川东师范任教的共产党员苏泽，团结进步老师文金杨、王子荣，率先组织了党领导的美术研究会，吸收进步师生为会员，创作漫画木刻张贴校内外，宣传抗日救亡，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恶。美术研究会还邀请流寓重庆的鲁迅研究专家林辰演讲《鲁迅与美术》，以激励学生。川东师范的党员黄大州还组织了醒狮歌舞队，教唱革命歌曲，召开抗日救亡音乐会，团结一批进步师生，引导他们传阅《新华日报》和进步书刊。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各地接连发生袭击、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反共摩擦事件。在江津，国民党当局强化了对津沙文化区的统治，激起了进步师生的反抗。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贪污腐化日益明显，法西斯统治日益加紧，在津沙文化区各级各类学校里传播的《新华日报》、《大众哲学》等进步书报，动辄遭遇查抄，进步师生受到监视盯梢，甚至迫害。另一方面，沦陷区不断扩大，多数流亡学生断绝了家庭经济资助，时政凋敝，民生困顿，学生食不果腹，学生运动因此特别活跃，矛头几乎无一例外指向国民党的腐朽反动统治。江津地下党组织适时领导了学生运动，第一中山中学“六·一六”学潮就是其中的典型。
江津第一中山中学班是一所内迁学校，迁移来津时选址白沙滩盘铁路路基旁，1939年末，搬迁到江津县城原县立中学旧址。当时江津和一江之隔的德感，还有国立九中、体专、美专、窑业专科以及县立的一些学校，气氛十分活跃。国民党当局为了在思想上争取青年学生，在县城闹市区开辟宣传栏，张贴大型壁报，鼓动青年学生参加三青团，第一中山中学班的学生周国焕在壁报上发表署名文章，鼓吹加入三青团的种种好处，该校高二上的一个班长还号召全班同学集体参加三青团，受到了进步同学的抵制。反动学生头目，在中山中学班拉起了学生组织，以对抗进步学生活动，得到反动校长、国民党CC派文化特务王化启的支持，学校实施法西斯军事管理。在王化启的指使下，国民党宪兵企图逮捕高二下的一位进步学生，妄想以此恐吓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党适时指导了江津第一中山中学班的学生运动。学生党员胡学芬联络进步同学章霜林等6人，署名贴出了揭露校长王化启贪污公费、要求改进学生伙食的大字报，引起了多数同学的附议。王化启指使反动学生朱大同，监视进步学生的活动，将一举一动记录在日记上。王化启得到密报后，决定开除胡、章等6位同学，引起了义愤，1940年6月16日，江津第一中山中学班终于引发了学潮。王化启急派教务主任关某去国民党警察局联系，要求派出军警逮捕进步师生。同学们闻讯而起，将关某和王化启的爪牙挡在了校园内，切断了他们和外界的联系。群情激愤的学生组织了对校长室的查抄，查抄出了许多早已经毕业离校的学生尚留在领取伙食费公款的名单，同时还找出了几十枚伪造的学生木刻印章。王化启的贪污行为被揭露出来后，学潮有了充足的理由。由学生党员和积极份子出面，召开了班级代表会议，一致达成了三项决定。一是即日起宣布全校罢课，反对校长贪污学生公费，要求改善学生生活。二是发布告各界父老书，报道流亡学生生活之困苦，揭露反动校长敲骨吸髓，贪污学生伙食费的丑行，呼吁各界主持正义，要求教育部秉公办理，惩治贪污份子，改善流亡学生生活待遇。《告各界父老书》由邢象超起草，连夜刻印，第二天开始散发和邮寄。三是争取别的学校主要是国立九中的同学一致行动，以扩大学潮影响。6月17日中午，王化启潜逃出校园，情况急转直下。下午四时开始，军警封锁了第一中山中学班附近的通道，摆出了大肆抓捕的架势。学潮领导者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当即决定，学生集体到重庆向国民党教育部请愿，借此进一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请援学生汇集后，到设立在重庆南岸海棠溪的国民党教育部请愿，同时广泛散发告各界父老书，《新华日报》为此刊登文章揭露此事，在陪都引起了强烈反响，使得国民党教育部处于被动的境地，被迫接受了学生提出的要求①。
在党的领导下，江津“六·一六”学潮取得了胜利，锻炼了一批革命青年，他们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邢象超在1940年考取了复旦大学，在新闻系学习时与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取得联系，后在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安排下去中原解放区参加了革命，1946年经党组织安排，化装突围到达上海参加革命活动，1947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华东局青委宣传部干事、《新闻日报》编辑、组长、总编室副主任等职。胡学芬在学潮前的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学潮中躲过军警的搜捕，秘密去永川，1941年开始从事教育工作，曾任中共津綦边区特支副书记、下川南工委委员、涪陵中心县委书记。
注释：
①邢象超《抗战初期江津城内的一场斗争——记第一中山中学“六•一六”学潮》，1986年版《江津县党史资料选辑》，第246～2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