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王朝
夏、商、周三代王朝交替之时，在我国西南部的川西平原上同时存在著一个独立于中原王朝之外，与中原文明同步发展且高度繁荣，并与夏王朝共起，与周王朝同亡，地方千里，延续了近千年的奴隶制国家“蜀（鱼凫）王朝”。以前人们认为蜀国只是兴起于春秋之世，公元前316年灭亡于秦王朝的一个小国，而且史籍对蜀王朝的记载甚少且模糊不清，对于蜀国的历史多数人认为是不可靠的传说，故鲜为人知。
直到1986年在四川广汉南兴镇三星村两座商代祭祀坑的发现，才证实传说中的古蜀王朝不仅存在，而且是一个拥有灿烂青铜文化的文明古国，他不但是中国西部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而且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起源之一，是中国古代文明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据古文献和考古研究证实，早在夏代以前，古羌族人蚕丛就在今岷江上游河谷之中的蚕陵（四川茂县较场乡，又称叠溪）建立了部落式国家，至今较场乡还有《蚕丛故里碑》。传说中国养蚕发明人、黄帝的元妃嫘祖就是蚕丛氏之女。《华阳国志•蜀志》说：“黄帝为其子
昌意娶蜀山（即岷江流域的岷山地区）氏女昌濮为妻，生子高阳，是为颛顼；颛顼称帝后封其后代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三代”。大约在夏代，蚕丛带著自己的部落沿岷江南下，进入成都平原，建都新津（今新津宝墩古城）。现在都江堰市西的蚕崖关、蚕崖市、蚕崖石等地名，仿佛就是蚕丛经由岷江河谷南出灌口（都江堰市灌口镇）进入成都平原的证据。
《蜀王本纪》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柏黎，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年”。但此蜀王三代接替不一定是首尾相接，建国地点也可能不同。蚕丛之后，柏臣氏继位为王，并迁都崇洲（今崇洲双河村古城），有柏黎治导江（今都江堰境）之说。柏背氏以后，鱼凫氏继位。鱼凫也是羌族的一支，在中原的夏末商初时率领本族自岷江上游进入成都平原，逐渐融合了蚕丛、柏辈两族，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古蜀王国，都城即是今天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原商王朝时期（公元前1600—1046）也就是蜀国鱼凫王朝时期。鱼凫王朝的军事力量非常强盛，甲骨文中就有商高宗伐鬼方蜀军从征的记载。
鱼凫王朝后期，商末周初时，一名叫杜宇的濮人（西南地区古族名）率领其部族自朱提（云南昭通）进入蜀地，与江源（四川崇洲江源镇）的蜀族氏族联姻，娶江源氏女利为妻，势力逐渐强大。以后，杜宇与鱼凫王争夺王位，鱼凫王败亡湔山（今都江堰市西与汶川县交界地的茶坪山，古称湔山），杜宇成为新的蜀王，建都郫邑（四川郫县），并更名为蒲卑。
杜宇王朝是一个比较强盛的国家，他“教民务农”，发展农业。《华阳国志》称杜宇王朝的疆域北达汉中，南抵今四川青神县，西有今芦山、天全，东至嘉陵江，而岷山和南中（今四川凉山州、宜宾以及云南、贵州）等地又是他狩猎的园苑。杜宇“自以功德高于诸王”，“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七国称王在战国，华阳国志记载有误）”。《华阳国志》的记载可能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杜宇王朝的疆域比较辽阔，至少拥有今四川盆地的西半部。而且势力较强恐怕也是事实。史籍记载，周武王兴师伐纣，蜀国曾经参与。杜宇王朝大约经历了相当于中原的西周时期，春秋初期，被后来的开明王朝所代替。
据记载，楚地鳖灵部族一个叫开明的人善治水，率族人沿江而上，定居南安（四川乐山），传说今乐山离堆（乐山乌尤山）即为开明氏所开。杜宇末世，蜀地水灾为患，杜宇不能治理，请开明为相治理水患。于是开明凿金堂峡（金堂县淮口镇境），决玉垒山（湔山），成功地治理了水患，得到了蜀民的拥戴。不久，开明氏推翻了杜宇王朝，取而代之，建立了开明王朝。开明王朝的综合实力大大超过了杜宇王朝，因此，从开明二世卢帝起，蜀军就南征北战，东攻西讨，并曾“攻秦至雍”，进入战国，蜀国已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强大国家，其北界已达陕南，汉中地区则全被蜀国占有；东界已过嘉陵江进入长江，势力远达鄂西清江流域。开明三世保子帝时，将国境西推至青衣江流域，将芦山一带收为蜀国的西方门户；保子帝还大举向南兴兵，沿岷江南下，征服獠、辈之地，使南中成为蜀国的南疆。形成了“东接于巴（重庆），南接于越（贵州中部），北与秦分，西奄峨（峨嵋山）彻（掣冢山）”的疆界，成为中国西南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号称西南诸侯之长。开明王朝甚至还有属国（如丹犁，四川丹棱境。背郴四川宜宾等）和分封的侯国（如苴侯，四川广元昭化镇）。
古蜀王朝是一个经济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国家，在商代，古蜀王朝的青铜和金银工艺技术已经十分发达，其水平不亚于中原（三星堆出土文物只是其中一例）；古蜀王朝也是水利事业修明的社会，金堂峡、玉垒山、乐山离堆都始凿于开明时期，秦蜀守李冰建设的都江堰，就是继承前人的事业，并加以完善的；古蜀的都城建设要比中原较早且大，三星堆商城遗址面积2•6平方公里，成都商周遗址面积达15平方公里，大于同期中原城市；巴蜀文字被研究者认为是中国除汉字外唯一发现的先秦文字。
战国时代，古蜀王朝虽然盛极一时，但同中原诸夏及秦国相比，却有著相当大的弱点。中原诸夏在战国之初就先后兴起了变法运动，改革田制、税制及兵赋之制，确立起了新的生
产关系，推动了社会发展。而同一时期的古蜀王国，生产关系虽然已突破落后的奴隶制度，但仍属封建领主制，还没有转变为进步的地主制经济。古蜀王朝虽然沃野千里，物产丰富，但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却不适应政治形势的日益变化。不仅如此，在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后，秦国势力蒸蒸日上，连年发兵，节节胜利的形势下，蜀国内部还内讧不断。公元前316年，开明帝亲率蜀军讨伐封至汉中重镇的弟弟苴侯，并占领了葭萌（广元昭化镇）。苴侯求救于秦国，于是，秦惠文王便以此为借口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率领秦军从石牛道南下伐蜀。蜀王仓促应战，被秦军大败，蜀王逃到武阳（四川彭州），被秦军追杀。蜀王太子及蜀国太傅、丞相等率残部逃到逢乡，败死白鹿山（四川彭州境）。这年10月，秦军扫荡了蜀国的反秦势力，一举兼并了蜀国，蜀国至此灭亡。
古蜀王朝如按与夏王朝同时建国至蜀国灭亡共历1754年；蚕丛、柏辈、鱼凫三代王朝世系史籍没有记载。史载，望帝传11世，丛帝传12世。望帝世系一般由南宋吉安人罗泌著《路史》的记载推算。该书称：“今以《蜀记》望帝远记周襄王，至鳖灵（即丛帝）王蜀11代，350年”。秦灭蜀在公元前316年，上推350年为公元前660年，与周襄王在位相去不远，古望帝世系存在年限应在8世纪初至公元前670年之间。依此类推，开明世系传12代350年，约从公元前670年至公元前316年。
蜀亡后，蜀国群公子先后被秦封于蜀，但贬蜀王称号为蜀侯。公元前316年，秦封公子通为蜀侯，以陈庄为相；公元前311年，陈庄杀蜀侯，次年秦伐蜀杀陈庄；公元前308年，秦封公子玢为蜀侯，公元前301年扎锗诅，秦派兵平叛，又封公子绾为蜀侯；公元前285年，秦疑绾反，杀绾废国号，置蜀郡。开明王的诸公子中也有没投降的，如号为安阳王的蜀公子，蜀亡后即率所部兵将三万辗转南迁，经今雅安的芦山地区越大相岭，出牦牛道，跨小相岭，沿安宁河至西昌，再出云南，进入越南红河地区，最后定居交趾（越南河内），建立了安阳王国，称雄达百余年。
【古蜀王陵】蜀国蚕丛王陵尚未发现。柏背、鱼凫王陵及鱼凫王妃墓在今四川温江通平镇。望帝、丛帝陵在今四川郫县郫筒镇望丛村。望、丛帝陵基本上是按照浙江绍兴大禹陵的形制建造的，是四川最大的帝王陵寝。1980年在成都新都县马家镇发掘出一座公元前440年的古蜀王陵，因在位于城西北5公里的马家场（堡），故称马家堡大墓。马家堡大墓平面呈“甲”字形，竖穴土坑木椁，朝向正西。墓道长8•82米，墓坑长10•45米，宽9•2米，面积达150平方米，规模甚为宏大。坑壁基本垂直。木椁全用名贵的楠木构筑，长8•30米，宽6•67米。椁室中央为棺室，周围有头箱、足箱、边箱等共8个，分为九格。棺室内置楠木独木棺一具。棺底有“腰坑”，四壁与底用木枋构筑，上用木枋作盖。木椁及“腰坑”四周、底部填以白膏泥封固。木椁构筑方法是以底木枋平铺于二枕土之上，壁上下用木枋叠砌，连接处用榫槽。墓早年被盗，椁室内仅存一些小件器物，但棺底“腰坑”幸存，出土成套青铜礼器、兵器和生产工具等118件，青铜器出土时皆光泽如初，极为精致。铜礼器中有五件一组的列鼎、壶二式各5件、缶一对、有盖豆一对，还有敦、鉴、盘、辈、勺、鍪、釜、甑等；有编钟五件一组；兵器有戈、矛剑、月、钺等，生产工具有斧、削、凿等；是巴蜀墓葬中历来出土铜器最多的一次。可惜椁室内文物被盗，否则将更为丰富。从椁室内残存的盖弓帽和管形车器来看，原来还随葬一批车马器。研究者认为，文物中的釜、甑、鍪、盘是晚期古蜀墓葬中常见的组合，大批戈、剑、矛、钺和斧、斤、削、凿等也是巴蜀墓中的典型器物，其中鏊、釜、甑的出现早于中原，是巴蜀人的创造。文物中有陶豆及圜底罐、圜底釜等，几乎是晚期巴蜀墓必出之物。仅存一件漆耳杯两耳奇异，也为巴蜀特有文物。不少文物中有铭文，这大大提高了文物的史料价值。除汉字外，大批青铜器、漆器上铸刻有“巴蜀图语”，有一种图形
符号见于许多器物，可能为族徽。因此该墓葬的地方特色极为浓厚。据统计，出土的200余件文物中属于巴蜀者占百分之六七。但也有相当数量的文物具楚及中原文化特征。属楚文化特征的有鼎、敦、盥缶等，其形制和纹饰均与楚器雷同。属中原文化特征的有、、盖豆、壶与中原式剑，一些器物上有汉字铭文，出土圆及方汉字印各一枚。成都博物馆判定该墓葬年代属战国中期偏早，正是开明王朝经新都再迁成都的时间。无论从规模、形制、文物数量还是从器物规格来分析，这座墓葬决非一般贵族，而是一座王陵。有人认为，“新都马家堡木椁墓出土列鼎五件，在一件鼎内刻有‘邵食之鼎’四字，‘邵’即‘诏’、‘昭’，昭是楚国三大姓之一，诏又是氐姜族土者之号”，故推断为王侯之器。成都博物馆认为，大墓椁室为九室之制，“当为王一级”；随葬品的特殊组合，如戈、矛、钺、刀、剑组成五兵之用，“是中原大丧之礼的五兵之制”，缶、、豆、甑、敦、鉴、盘、辈、勺一套是晏享之用的九器组合，“表明墓主人身份是君王地位”。新都拥有一座王陵证明该地确曾为古开明王朝都城。《华阳国志》中说，开明王朝第一世的丛帝来于楚国，文物中楚文物的出现证明此说不误。文物中有中原文化特征也证明古蜀王朝在两千多年以前与中原就有密切往来。马家堡大墓是至今历代古蜀王朝中发掘的唯一的一座帝陵。
古蜀王国崇尚大石文化，至今仍有遗迹。《华阳国志》称：“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唐代杜甫的《石笋行》说：“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证明唐时仍存，北宋时还可见，但到南宋时大石断裂，今在成都石笋街与西校场街民居水井内，仅存根部。与石笋同类的大石还有天涯石（成都东门天涯石街）；地角石（原在成都西北角，已毁无遗）；五块石（原在成都南郊公园北，已毁无遗）。另有支机石，原在成都西门支机石街，今移文化公园立栅保护，大势高约5尺，方柱形；石上原刻有唐刻“支机石”三字，以磨灭，今字为后代补刻，是古蜀王朝遗存至今的唯一文物。
【古蜀王朝世系】数据暂缺。
巴王朝
巴王朝是湖北长阳部落首领廪君建立的。巴族起源甚早，据《华阳国志•巴志》称：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故知巴族起源于先夏，距今已有4千多年的历史。殷墟甲骨文中有殷王武丁用兵江汉，派妇好率任剞伐巴方的记载。所说“巴方“被认为就是古巴国，证明至少在殷商之时，巴作为一个部族方国已经存在了。但巴族的起源及建国的具体情况，古文献言之不详，史学研究以推论为多。或认为巴有几个不同的部族，分别活动于不同的地区：夷水廪君之巴，其族为巫蜒，以白虎为图腾，商周之际已经开始进入文明社会，活动于今湖北西南，也许就是甲骨文中所指的“巴方”；周武王灭商曾封宗姬于巴，建国于今汉水中游，统治者为华夏族；涪陵水会之巴，其族为土著蜒之民，春秋战国时曾建都于今重庆涪陵，又称“枳巴”；而大约同时建都于重庆的又可能是另一个土著巴族；阆中渝水之巴源于古氐族，以蛇为图腾，自今甘肃、陕西、四川交界处南下，春秋战国时活动在今四川北及东北部，以后演化为“人”，又称巴氐。上述诸部族或部落式国家最终融合为强大的巴国。还有第二种说法，认为巴族起源于今长江中游广大地区，至今仍留下与“巴”有关的大量地名，如湖南岳阳古称巴陵，也称巴丘或其外港城陵矶古称巴丘；江西赣江畔也有巴丘；鄂东有巴水，入长江处称巴河口；鄂西有巴东县，而巴东、松滋、长阳等县均有巴水；川东巫山大宁河有巴雾峡，其北为大巴山等。这些巴族大约于商末周初自长江中游向四川盆地转移，脱离渔猎而转向农耕，定居于盆地东部建立巴国。据古文献记载的综合分析，巴的出现常与蜀相联系，自古即“巴蜀”并称，因此巴族起源于长江中游一带，而在四川盆地东部建国的可能性最大。据《世本》载：“巴郡蛮，本有五姓……
廪君名务相，姓巴氏，与樊氏、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五姓未有君长，俱事鬼神，皆登呼穴屋，掷剑刺之，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能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廪君于是君乎夷城”。这是巴国首建部落式国家的较为确切的记载。经各家考证，武落钟离山位于今湖北长阳西北约40公里的贺家坪与高家堰一带，这里是巴国发祥之地，而夷城则是其首次建都地点。夷城位置古籍无记载，但应在武落钟离山不远处的夷水旁。《水经注》卷三十七载：“夷水即棠偬（湖北长阳都湾镇）清江也”。据《中国文物报》1994年12月18日载，在湖北长阳发现一处具上古三代遗物的香炉石遗址，正位于清江（夷水）之南，应为古籍上说的夷城。有人估计，巴族统一及始建国时间约在夏商之际，此后几百年间逐渐向西迁移，进入长江三峡。至商末，巴人已入川东建立了成熟型的奴隶制国家。
在巴建国过程中曾建立过多个都城。据《华阳国志•巴志》称：“巴子虽都江州(今重庆)，或治垫江(今重庆合川南)，或治平都(今重庆丰都)，后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重庆涪陵)。”上古陵墓所在地实即国家都城，因此巴国明确记载的共有五都。古文献中也有将垫江及平都称为“巴子别都”的，可能指的是建都江州时的情况。五个都城先后的迁徙路线，古书没有交代，仅知主要都城在江州，建都时间最长，而最后建都阆中。有人认为，如果巴族由长江中游向四川盆地的迁移推断不误，则巴人迂徙应遵循武落钟离山(或夷城)—巴丘—平都一枳一江州一垫江一阆中的路线。巴国定都平都和枳大约在西周初年或前期，此时巴国已相当强盛，武王伐纣，巴师作战极其骁勇，立有大功，因此“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华阳国志．巴志》)。但巴国建都平都及枳时间都不会很长，两周中后期已迁江州。江州是巴国的主要都城和经营川东之地的大本营，建都长达四五百年之久(一说长达七百余年)。巴国盛时地域“东至鱼复(今重庆奉节及湖北西南一带)，西至道(今四川沪州、宜宾一带)，北接汉中(今陕西汉水流域)，南极黔涪(今重庆至贵州北部乌江流域)”，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巴国的强大导致与四川盆地另一大国古蜀国争夺川中之地，两国间征战不断，成为世仇。东方楚国兴起，双方既联合又争夺。据《左传》鲁桓公九年(前703)，巴与楚共伐邓(今湖北襄樊西北)，巴国事迹始见于史籍。前688年，巴又与楚共伐申(今河南南阳北)。行动中“楚惊巴师”，两国关系暂告破裂。前676年，巴伐楚，“克之”，此后关系又告缓和。前611年，巴与秦、楚共伐庸(今湖北竹山)，三分其地。前477年，巴人伐楚，败于(今湖北襄樊北)。进入战国，巴与楚有联姻关系。大约与七国称王的同时，巴亦称王。《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今传巴蔓子葬地共四处：湖北荆门山之阳是楚王礼葬头处；湖北恩施城西北都亭山有巴蔓子墓，也称“蛮王墓”；重庆忠县西北一里有“蔓子冢”，城东有“巴王庙”祀巴蔓子，传古“忠州”即因纪念巴蔓子忠贞于国命名；重庆七星岗也有巴蔓子墓，俗名“将军坟”。这些墓、庙恐多系后人假托，但也可反映巴国盛时地域。
至战国中期，巴势大衰，楚大举进攻巴国，先后占领鄂西南、川东及黔涪一带，迫使巴向川中转移。据《战国策•燕策》苏代告燕昭王曰：“楚得枳而国亡”。燕昭王在位于公元前311—279年，故楚占领枳进而威胁江州迫使迁都垫江不会晚于前279年，也可能更早。前332年，巴国又迁都阆中。阆中紧接苴(今四川广元南昭化镇)，苴本属巴，昭化宝轮院发掘的战国墓葬与重庆冬笋坝巴族墓群极为相似，同属巴文化。后来苴被蜀占领。约在公元前385年，蜀王封其弟葭萌为苴侯。据《华阳国志’蜀志》载：“苴侯与巴王求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秦欲并巴蜀久矣，巴引狼人室正是大好良机。前316年，乃
用司马错计，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率大军入蜀，先灭蜀然后乘机灭苴与巴，执巴王归。巴国灭亡。
秦灭巴蜀后对巴和蜀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蜀地实行郡县制，由中央委任蜀侯封国管辖。而在巴地则保留王室及其他部族集团，采用怀柔和羁縻的政策，有的地方是郡县与部族统治并存。故古书有“君长世尚秦女，人民爵比不更”的记载，因此在今涪陵小田溪发掘的战国末期巴人墓葬仍有王陵存在。在秦汉之际及以后的长期发展中，巴人辗转迁徙分散于渝东、川北、鄂西、黔东、湘西等山区，与其他民族融合，逐渐演化为新的民族，如渝东及川北一带的巴和巴氐，黔北的巴濮，湘西及鄂西的五溪蛮等。西汉时有名的板栗蛮就是巴人的一支，其首领范目曾率板栗七姓助汉高祖刘邦暗度陈仓，定三秦，被封为慈凫乡侯。
【巴国王陵】《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子虽都江州（今重庆），或治垫江（今重庆合川），或治平都（今重庆丰都），后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重庆涪陵）”。枳是巴王朝在西周时期的国都，故是巴王朝的祖茔所在。但因年代久远，巴王朝早期陵墓尚未发现。1972年至1984年在涪陵市区东南19公里的乌江西岸，属白涛镇陈家嘴小田溪的地方，因被盗发现并发掘出八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棺木已朽，但铜环（兽面饺环）位置大体整齐，漆木痕迹明显，随葬品部分埋在土中保存原状，被盗文物已追回。出土文物众多，总数为189件，其中青铜器173件，有生活用具4l件，为釜、甑、鏊、勺、豆、壶、等；兵器54件，为戈、矛、剑、钺、弩机、箭镞等；生产工具3件，为铜质凿、斤；乐器37件，有编钟、钲、于等；陶器残片54件。其中一号墓出土14件错金铜编钟及错银铜壶最为精美。编钟之中，大的高27厘米，小的15厘米，纹饰繁缛，出土时光采夺目，制作极其精巧。其余钟架虎头饰件、双龙纹方铜镜等均为文物珍品。有虎纽铜于与铜钲出土，是巴蜀特有的乐器。青铜礼器特别是编钟的成套出土在四川巴人墓中还是首次。1993年在三峡水库淹没区调查中又发现9号墓。墓为竖穴土坑，长3•86米，宽l•7米，有棺，棺环铜制，非常讲究。出土文物52件，其中青铜器44件、陶器4件、玉器2件、琉璃饰件2件。兵器中以巴式剑为多。兵器及印章有巴蜀图文符号。以上9座墓的发掘证明，这是一处巴王室陵墓群。l号墓埋成套编钟，2号墓出土钲上有两个“王”字，9号鎏银巴式剑上也有“王”字，且极精美。此3墓大概都是王陵。从而证实古书上所说巴人“先王陵墓多在枳”的记载，因而具有重大史料价值。据青铜器铭文为战国晚期产物，此时秦已灭巴蜀，但巴王室仍然存在，有不少巴王见于史籍。如《后汉书•巴郡南蛮传》载：“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华阳国志•汉中志》也称：“魏武以巴夷王杜普、朴胡、袁约为三巴太守。”还有“白虎夷王”的说法。因此小田溪墓群中出现王陵并非不可理解。
巴王朝在江州建都400年之久，必留有陵墓遗迹。但《华阳国志•巴志》对巴国建都的情况说的甚详，却没有说明墓葬情况，仅说葬于枳。《舆地记胜》中有：“巴县西北五里前后有石兽石龟各二，麒麟石虎各一，即古巴国之君也”。《蜀中名胜记》卷17重庆府引《本志》说：“郡学后莲花坝，有石麟石虎，相传为古时巴君冢”。上述记载的遗迹今已不存。《名胜记》又有：“治北康村有小阜二十余，俗称古陵，也曰巴子冢”。但数十年大规模的建设，所谓小阜早已平毁，至今市区尚无古墓发掘的报道。1954年基建施工中，在北距重庆44公里的巴县铜罐驿镇东冬笋坝发现一处巴王陵墓群，随即发掘。先后清理墓葬8l座，出土文物近千件，对研究巴国历史有重大价值。墓群位于长江西岸台地上，高出河床约40米，长约1000米，宽约400米。发掘时，墓群的大部分已被取土破坏，另有少部分至今尚埋在建筑物之下，不能发掘，因此所清理的墓葬占总数尚不及五分之一。已清理的81座墓中，巴蜀特有的船棺葬21座，木椁墓14座，时代由战国到秦代。船棺葬均系土坑竖穴，大小仅容一船棺，长约4•5
—7•0米，宽约1•0—1•5米，深3—4米。船棺均用楠木制成，长约5米，直径约1米，中间凿空，底削平形成船状。实际上是一只独木舟。冬笋坝出土的四具均较完整。另在四川广元昭化宝轮院亦发掘出船棺葬9座，形制、大小均与冬笋坝同。此外在四川成都、绵竹、广汉、绵阳、双流、什邡等地也有船棺葬发现。可以认为，船棺葬是巴蜀在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特有墓葬形式。船棺墓中多有随葬品，主要为陶器、青铜容器、兵器。兵器中以巴式柳叶剑和圆刃折腰式铜钺为突出，容器中以铜炊爨器为常见。共出土铜印章17枚，其中12枚出于船棺墓中，最多的一墓有印章5个。印章上有汉字“富贵”、“万岁”、“敬事”、“中仁”、“高”等，其他文字不能识。各类铜器上也均有各式符号文字，具象形及会意字特征。有三个墓中出土秦半两钱币，还有所谓“桥形币”。也许是装饰品。根据出土文物分析，冬笋坝墓群时代大部属战国中及后期。出土秦半两钱币的三座墓最晚，已近于秦灭巴蜀。冬笋坝墓葬形制及出土文物具明显的巴文化特点，船棺葬应属巴族上层人物丧葬礼俗，因此该墓群的主体部分属于巴王族。
据《水经注》载：云阳故陵镇有楚王“六大坟”。重庆云阳故陵镇即巴国在夏、商之际定都三峡中的巴丘，楚王陵应为巴王陵。今“六大坟”位置尚未查明，正在探测中。
【巴王朝世系】数据暂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