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作者指出，当时美国新闻业太需要这类能“证明”中国人“种族卑劣性”的“故事”来激发美国公众的种族想象力，以支持美国《排华法案》的合法性。本文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12月27日第16版，作者：《文汇读书周报》编辑部，原题：《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1912年的泰坦尼克号海难震惊了世界。从头等舱生还者走下跳板那一刻，有关船上“中国佬”的“卑劣逃生经历”就在码头传开了，并经由电讯迅速传播至全世界。实际上，这八个华人乘客在泰坦尼克号上坚持到了几乎最后一刻，属于最后离开乃至不及离开的那些男子，而制造流言的那些头等舱生还者大多先于他们而逃之夭夭。中国社科院学者程巍大量查阅各种历史文献，从文化学的角度，深入解析西方社会虚构泰坦尼克号上中国人“卑劣逃生经历”，丑化中国人的种种原因，写就《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想象力》（漓江出版社出版）。作者指出，当时美国新闻业太需要这类能“证明”中国人“种族卑劣性”的“故事”来激发美国公众的种族想象力，以支持美国《排华法案》的合法性。2012年是泰坦尼克号海难百年。当时放映的卡梅隆3D增补版影片《泰坦尼克》中出现了一个1997年版删去的明显的华人镜头。中国报刊于是对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发生了浓厚兴趣，但其所征引的史料从性质上说却不超出1912年4月的中国报刊对于这场海难的报道范围，而1912年4月的中国报刊的报道采用的却是英美人的“看法”和英美人的“回忆”———这些“主观看法”和“想象性回忆”作为客观陈述，又被写入中国的高小语文教科书，同时被作为新文化派的“国民性批判”的例证材料，塑造了一代代中国人对于泰坦尼克号海难以及船上的西方人与中国人在这场海难中的“英雄与懦夫”的行为方式的感知。尽管1949年之后民国教科书被废除，具有明显反西方殖民主义倾向的新教科书不可能将“泰坦尼克号海难记”一类的文章收入，但这只不过是去掉了一个“例证材料”而已，因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继承者，新教科书的编撰者甚至强化了新文化派的“国民性批判”在新教科书里的分量，而我们的“国民性”理论却来自西方殖民主义有关“种族性”的建构，并以一种更为极端的或者自虐的方式与之呼应。2012年3D增补版《泰坦尼克》中出现的那个华人面孔的乘客，引导我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去看1997年版《泰坦尼克》，结果发现这个“中国佬”多次出现在影片中，尽管总是一闪而过。可问题是，影片《泰坦尼克》对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的处理与我数年前读到的1912年4月20日《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国偷渡客》完全相反，它挑战了我的既定的对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的故事的接受模式，让“中国佬”作为合法乘客出现在泰坦尼克号三等舱里，并让他在海难后出现在几乎最后一批离开泰坦尼克号的男子中。显然，如果卡梅隆不是凭空想象的话———不过，从《泰坦尼克》的细节来看，这位导演似乎有一种考古学家的热情———那么，他一定掌握了一些不同的曾被埋没的史料。
在几个月时间里，我通过美国国家图书馆旧报PDF版数据库翻阅了数百份1912年4-6月间的美国报纸，并将这种“e考据”撰写成本书，以揭示流传至今的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的种族主义，并为遭到这种种族主义叙事构陷的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恢复名誉。……纽约时间1912年4月18日深夜，历经近四天的海上航行，搭载着七百多名泰坦尼克号海难生还者的卡帕西亚号终于抵达纽约。蒙蒙细雨下的纽约东河码头上等候着成千上万身份和心情各异的人：亲友、记者、警察、纽约海关人员、联邦政府官员、教会人士、围观者以及一些与泰坦尼克号有着某种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英美跨国公司老板。本来，他们是准备带着一种迥然不同的欢快心情在这里迎候泰坦尼克号的到来的，如今到来的只是泰坦尼克号的生还者。当泰坦尼克号头等舱和二等舱的生还者三三两两走下卡帕西亚号的跳板、穿过警察在码头上拉起的警戒线后，立即就被守候在那里的亲友和记者团团围住。从这一刻起，作为整个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的一部分———不是孤立的一部分，而是与“另一部分”构成某种“种族性对比”的整体的一部分———有关泰坦尼克号上几个“中国佬”的身份及其逃生经历的各种传闻就在码头上传开了，并经由电讯和报纸迅速传播至整个美国以及全世界；而这一刻，被他人不停地谈论的那几个“中国佬”还留在卡帕西亚号的三等舱里，直到次日凌晨，才由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及英国唐纳德轮船公司驻纽约办事处的人员带走。4月20日《纽约时报》登出该报记者于19日凌晨在码头采写的一篇题为《中国偷渡客》的报道：
从下沉的泰坦尼克号获救的人中，有六个中国人。他们在泰坦尼克号还未离开英国港口前就偷偷溜进了其中一只救生艇，当该船撞上冰山时，他们并不惊慌失措，他们知道，如果泰坦尼克号有沉船危险，救生艇会放到海面。他们随身都带着女人用的披巾，当他们听到船上有人大喊“女士优先入艇”时，他们就拿披巾把自己遮起来，让船员误认为他们是女人。
黑暗使得他们成功躲过别人的审视。直到他们被救上卡帕西亚号，才知他们是中国人。据说当时卡帕西亚号的一些船员要把他们扔回海里，但其
指挥官们不想这么做，而是把他们关进了船上的囚室。至于这些中国佬当初为何未被泰坦尼克号船员及乘客发现，让卡帕西亚号上的人百思不得其解。
今天，联邦政府官员将这些被囚禁的中国佬带走，而为遣送他们回国所必需的手续也正在办理中。
除第一句和最末一句（或最末一句的一部分），该报道中其他有关这几个“中国佬”的身份、逃生经历和他们在卡帕西亚号上受到的对待的描述全是杜撰的，尽管杜撰得如此离奇，却立刻就被其他报刊当作事实加以转载和引用。1910年代的美国新闻业太需要这一类能够证明“中国人的种族卑劣性”的“中国佬的故事”来激发美国公众的种族想象了，以支撑美国当时正在实施的种族主义的《排华法案》的合法性。各报刊陆续登出的有关这几个“中国佬”的“卑劣行径”的报道也和《中国偷渡客》一样，大多是种族主义想象的产物，而它们彼此之间的细节冲突性———冲突到同一个人的讲述甚至可以前后矛盾，并没有毁掉它们的可信性。这就需要从“宁可相信”这种心理机制中寻找原因了。实际上，记者们甚至不必费劲地去码头采访那些饶舌的生还者———那些“说英语”的生还者，因为有关“中国佬的故事”或许在他们离开报社或通讯社之前就已按照美国排华主义的既有想象构思好了，这就像那些从来不曾与同船的“中国佬”谋过面的泰坦尼克号头等舱和二等舱的美英生还乘客向亲友和记者们反复声称自己曾“目睹”这些“中国佬”的“卑劣行径”一样。一个人可以“目睹”根本不曾发生的事，那只说明这些事发生在他的想象中，他是他的幻象的见证人。至于这几个“中国佬”到底是何身份，在海难中又如何逃生，对他们来说既不重要，也不值得关心。反正，这八个“中国佬”中有六个活了下来，仅此就足以证明他们是以一种卑劣的方式活下来的：原因无他，其“种族卑劣性”使然耳。
当人们“宁可相信”这些相互冲突的故事的真实性时，他们就进入了“信仰”领域———所谓“信仰”领域，是一个“价值”或者“意义”领域，而不是“事实”领域，人们并不是因为“上帝”的存在而信仰“上帝”，而是感到需要一个“上帝”而为自己创造了这么一个“上帝”。毋宁说这是一种“心理现实主义”，是建构这个世界的景观并赋予它以秩序和意义的一种话语方式———正如他们“宁可相信”船上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说美英男子在海难中全都像绅士一样礼让，像骑士一般刚毅，恪守“妇孺优先”的规则而情愿将死亡留给自己；而事实上，在泰坦尼克号海难全部七百零五名生还者中（这还不包括冻死在救生艇里或登上卡帕西亚号后死去的那几个美英男子），男子占了一半，而美英男子又在其中占了一多半，而且他们大多在那几个“中国佬”之前就陆续逃离了泰坦尼克号，并拒绝让自己所乘坐的救生艇返回救人（最终，近二十只救生艇中，只有一只返回了沉船现场），尽管绝大多数救生艇还空有座位，其中六只几乎空了一大半座位，足以再容纳三四百人，而被遗弃在沉船上的还有一百六十五名妇女和儿童。然而，种族主义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权力意志，它惯于通过“制造事实”来论证自己。与其说先有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的“卑劣行径”才有中国人的“种族卑劣性”，不如说先有中国人的“种族卑劣性”的话语建构才有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的“卑劣行径”。他们的“卑劣行径”发生在排华主义者们的想象中。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流行的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等同于泰坦尼克号海难，或者说从流行的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还原”泰坦尼克号海难，那么我们就无法对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的“故事性”保持一种充分的警觉。“回忆”之所以常常不可靠，是因为当人们在“追叙历史”时，他们实际上往往是在“发明历史”。
暂且抛开最为核心的经济原因不论（流行的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的特征就是避开经济不谈，以便将海难“罗曼蒂克化”），从心理发生史来看，1912年4月的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深深根植于英美盎格鲁-撒克逊父权制社会的一种现代焦虑，担心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男子“惑于”现代平等思想而失去“男子气概”并因而失去统治的能力（对女性、下层阶级以及“劣等种族”的统治），因此它通过夸张性地想象泰坦尼克号海难中盎格鲁-撒克逊上层社会男子的“古风犹存”的“骑士精神”而阻击对盎格鲁-撒克逊父权制社会形成内外挑战的种种现代平等诉求（诸如男女平权、阶级平等、种族平等）。不过，倘若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主义不为它所定义的“劣等种族”自身所接受，它就永远只是一种单方面的或者说无效的指控。种族主义的假定（如“中国人的劣根性”）要在被它定义的“劣等种族”中实际发生作用，一定要在其跨国传播中获得“劣等种族”内部掌握文化领导权的那些西化或“英国化”的知识分子的普遍赞同，并通过他们的话语的不断再生产将“中国人的劣根性”内化为本民族看待自我的一种态度以及话语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