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是武昌首义元勋，世人所熟知者，是他曾长期被革命党讥笑为“床下都督”。殊不知，黎氏当年，还曾被孙中山赞为“民国第一伟人”，章太炎亦赞之为“继(明)太祖而兴”。黎氏何以能获此誉？
…[详细] 黎元洪乃辛亥革命首义元勋，两任临时副总统实至名归 因革命党之宣传，黎元洪在历史书上的名声似乎一向不太好。印象中，他是被逼着才做了革命党，是捡了便宜当上了副总统。这些宣传其实都不可信。事实上，黎元洪在整个辛亥革命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革命党重要领袖都不在湖北，推黎元洪为都督早有预案在文学社与共进会谋划起义的1911年4月，蒋翊武就曾有革命后推黎元洪为都督的提议。在武昌起义前，革命党计划由刘公、蒋翎武、孙武三人为首。但孙武在起义前两天被炸伤、蒋翎武远走避难、刘公滞留汉口。湖北革命党重要人物詹大悲、胡瑛尚在狱中；全国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在美国，黄兴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在群龙无首的状况下，湖北军界第三号人物黎元洪，就真的被推为革命领袖了。
后来黎元洪之子黎绍基分析了他父亲被推为都督的三点原因：“一是当时起义军中少有人懂军事。而他父亲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出身海军，曾赴日本考察陆军，懂军事……使他在湖北新军中建立了较高威望。二是当时军队中普遍存在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情况，而他父亲所部绝无此现象，所以士兵拥护他。三是他父亲经常住在军营中，过年也不回家，还带着他去营房向士兵拜年。如此‘亲民’，无疑为他父亲建立了一个良好的人脉平台。”此外黎元洪思想较为开明，平时对军中革命党相对宽容。
黎元洪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票当选临时政府副总统黎元洪最初被推为都督，他是极为不情愿的，但很快在劝说下改变立场，并积极参与到革命活动中。武汉大学的萧致治教授详细评析过黎元洪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他说，“首先是稳定了军心。因为当时武昌起义主要是士兵，一般的估计，在17000人左右。真正通过革命党人思想工作，坚决站在革命一边的有5000人；坚决反对革命，也就是旗兵，不到1000人；中间的大头是群众、普通士兵，他们没有革命思想，哪边强就投靠哪边。黎元洪出来之后，由于他有威信，又是一个厚道的人，特别是对中下层部队军官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样就争取了很大一部分人。”
萧致治教授还说，“另外，对稳定民心也有帮助……如果是一个谁都不知道的人出来当领袖的话，别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底细，也不会拥护你……外国记者用英文问话时，黎元洪能用英语回答。所以说，他对争取国际上的支持，也是起了作用的……更值得一提的是，黎元洪还写信给他的老师萨镇冰，对于争取海军起义起到关键作用。如果当时萨镇冰的海军攻打武昌城的话，就形成海陆军夹攻，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黎元洪的功劳还是很大的。”
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中的作为在当时也是有目共睹，最先建立湖北军政府，给其他省份做了表率，一度发挥了中央政府的作用。因此，在孙中山回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建立时，黎元洪以全票当选副总统。孙中山卸任后，黎元洪又成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副手。
武昌起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
在袁、段压迫之下，黎元洪虽无实权，却是民国法统之所在无论是在袁世凯时代，还是在段祺瑞时代，黎元洪虽无实权，却是民国法统之所在。由此即不难理解，在一个亟欲摆脱武人政治，进入宪政体制的时代，黎元洪的声望，何以会被推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黎氏被逼离开湖北，到北京做了袁世凯的笼中之鸟1913年10月，袁世凯费了不少事，如愿当上了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黎元洪则是毫无争议地继续当他的副总统。黎元洪以副总统的身份兼任湖北都督，既有名又有权。但袁世凯要把湖北纳入自己的掌握，就一手把黎元洪逼到了北京。
在“二次革命”中，黎元洪虽然站在了袁世凯一边，但依旧没有取得后者的信任。袁世凯一再催促黎元洪，让他进京做副总统。黎元洪唯恐自己有去无回，成为蔡锷第二，几次三番地借故推辞。最后袁世凯动用武力，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亲下武昌，暂代都督职责。1913年12月，黎元洪无奈，只好离鄂北上。
袁世凯为拉拢黎元洪，一面和他结为儿女亲家，一面又把其住所安排在了瀛台——当年慈禧幽禁光绪的地方。袁世凯的亲信唐在礼回忆，“当时黎的地位名望都很高，各方面的人都想拉拢黎，这也使袁很不放心。因此袁把他安置在瀛台居住，说是为了确保他的安全。当时府里警卫严密，出进瀛台的人很有限，黎当然对于这样的‘优待’不免有些情绪。袁知道我和黎有一段渊源，就叫我去联系黎、照顾黎，并且郑重地叮嘱我，如果黎有所要求，一般的要让他十足满意，不用请示，马上给他办到……黎表面上似乎没有担忧的神情，但他内心难免也有些不满。这些情况，事后我都向袁回报，因为袁命令我，要勤到黎家去，事无大小都要回报。每次回报之后，袁都说我办得好。有时黎要见几个湖北的老朋友，我就一一给他找到。但事后也将情况回报袁……”
在袁世凯的压力下，黎元洪高居副总统之位，生活上固然锦衣玉食，但没有自由也没有权利。所谓《中华民国约法》，对黎元洪来说毫无意义。
袁死后，段祺瑞不情愿地让黎元洪当了大总统，民国法统勉强得以延续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后，由谁继任总统，成为北洋军阀集团和南方护国军、西南军阀争论的焦点。北洋系当然是希望由段祺瑞、冯国璋或徐世昌来做大总统，南方的反袁势力则主张让黎元洪做总统。
段祺瑞
在北京主持中央政府的段祺瑞知道，如果不答应南方的要求，势必会出现南北决裂的局面。段祺瑞为了早日消除袁世凯称帝带来的南北对峙，同意让黎元洪当总统，但他的依据是袁世凯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大总统选举法》，“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 副总统代行职权”“大总统任期未满, 因故去职时, 应于三日内组织大总统临时选举会。”也就是段祺瑞只想让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
与之针锋相对，南方的要求是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让黎元洪以副总统身份“继任”大总统。如果恢复了《临时约法》，那么依据其产生的第一届国会（通称“旧国会”）也要随之重开。原国民党籍议员在旧国会中占了多数，所以段祺瑞宁肯要一部给总统实权的《中华民国约法》，也不要实行责任内阁制、有利他掌权的《临时约法》。
袁世凯在称帝前，曾以一系列破坏法律的手段集权，他颁布的约法理应视为非法。国内舆论都站在护国军、西南军阀一方，段祺瑞无奈，只好同意，让黎元洪按《临时约法》继任为大总统，成了中华民国第二任国家元首。在段祺瑞看来，选择使用什么法律，衡量标准不是通过法律的程序是否正当，也不是法律本身的优劣，而是是否满足其集团利益。
在南北双方为新、旧约法争论不休时，段祺瑞曾发布过一个通电，他说，“今日命令复之, 明日命令废之, 将视法律为何物? 且甲氏命令复之, 乙氏又何不可命令废之?……如是则元首每有更代, 法律遂为转移, 人民将何所遵循?”他的意思是，不能因为袁世凯不当总统了，就把他颁布的法律也一概废除了，不然朝令夕改，会让老百姓不知所措。且不论他为袁记约法的辩护是否合理，段祺瑞的话算是一语成谶，北洋政府的法统一变再变，最后终于失去了合法性。
黎元洪不甘心只做“盖印总统”，意图反击段祺瑞，失败后只得黯然去职黎元洪失去湖北老家后，无拳无勇，名义上当着总统，但完全不被手握大权的总理段祺瑞放在眼里，以致上演了总统府与国务院间的“府院之争”。黎元洪的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回忆，段祺瑞任用的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抱把持政权之野心,欺黎势孤,凡事专擅,致黎有‘盖印总统’之恶评。”徐树铮在职时，“每日进府盖印,不发一言。某日因山西省同日更动三厅长,黎偶问及何原因(其实阎锡山来呈请简,各有缘由,不难简单陈述；且简任官之任免,须经过阁议,徐亦完全接头) ?徐竟率对以‘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上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黎当时大为难堪,表示以后不愿再见徐之面。”在《临时约法》中，总统虽然是虚位元首，但也有权过问政府行政。段祺瑞将黎元洪完全当做摆设，后者自然无法忍受。
在是否对德宣战问题上，黎元洪与段祺瑞彻底决裂，黎大总统一怒之下，免去了段总理的职务。黎元洪这一举动激怒了各地的“北洋袍泽”，督军们纷纷宣布独立。黎元洪把名义上的督军盟主张勋当了救命稻草，请他进京调停。谁知张勋一来，就强迫解散国会，拥立宣统帝复辟。黎元洪躲进外国使馆前，下了两道命令，一个是让南京的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总统职务，一个是再次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事变平息后，黎元洪辞去总统职务。
学者汪朝光在研究了黎、段“府院之争”后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国会不过是当政者寻求统治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工具而已”“事实亦说明,黎元洪所自恃的国会、社会团体和舆论的支持,在军人的枪杆子武力前亦完全不可靠”。
虽系民国法统之象征，但黎氏终不免彻底沦为军阀争权的工具黎元洪无权无势，张勋复辟后，本无机会东山再起，但黎氏系按《临时约法》做的总统，乃是法统之象征，故在混战时代，作为军阀争权的工具，黎氏仍有其特有的政治“价值”。
直系控制政权后，任意解释法律，选择请黎元洪出山“恢复法统”在黎元洪因张勋复辟去职后，冯国璋当了一段代理总统，到1918年，中国进行了第二次国会选举，产生了新国会。听命于段祺瑞的所谓“安福俱乐部”，在新国会中占据了绝对多数席位。这个新国会没有选实力雄厚的冯国璋继续当总统，而是让手无寸铁的文人徐世昌当了民国元首。
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下野、张作霖势力被逐出关内，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控制了中央政权。这时在旧国会第一次恢复时当过众议院议长的吴景濂，给直系上了一条妙计：“恢复法统”。他说，“中国数年糜乱，皆由法律无效所致，予等在南方护法，即为此点。故法律问题若能解决，则徐氏之地位系非法选出，自然迎刃而解。故今日办法，仍要在北方树护法之旗帜。要知揭出护法旗帜，不但数年护法问题可以解决，则公等与曹巡阅使所处之困难，亦可解决。”
在南方看来，新国会是在段祺瑞一手操纵下产生的，自属“非法”，其选举产生的徐世昌也成了“非法总统”。南方反对势力因此以“护法”为旗号，脱离于北京中央政府管辖之外。如果直系打出“恢复法统”的旗号，一方面能将亲奉系的徐世昌赶下台，另一方面也能让南方失去“护法”的借口。法律云云其实只是个幌子，吴景濂说得很露骨，“君等握军权有实力者之意见为如何便如何耳”。
曹锟
吴景濂随即率200多名旧国会议员发表声明，称徐世昌是“伪总统”；督军们更一起通电要迎“合法总统”黎元洪复职。徐世昌乖乖辞职，让出了总统宝座。
总统的位置对黎元洪虚位以待了，但黎元洪受够了军阀的气，这种天上掉下来馅饼，他还真不敢接。黎元洪迟迟不肯答应，把曹锟、吴佩孚这些人给惹急了，黎元洪知道自己手上没有任何筹码，只好拿出一个“废督裁兵”的方案，算是给自己复职找了个台阶。
其实黎元洪有没有资格第二次出来当总统，法律上的争议也是很大的。一种观点认为袁世凯在1913年10月当选正式大总统，任期五年，到1918年10月止。黎元洪在1917年7月因张勋复辟去职，剩下的任期已由冯国璋补齐。另一种解释则是，黎元洪1917年的离职是事实上的，而非法律上的，因此他还有一年零三个月的任期。
何种解释是合法的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后一种更能符合直系的要求，能让黎元洪出山来恢复法统。
黎元洪希望“依法而来，依法而走”，但终不免被人武力驱逐的命运当局势差不多稳定下来，曹锟要亲自出来当总统时，黎元洪就成了障碍。直系一方面发动军警，到黎元洪家门外索要军饷；另一方面组织“公民团”“市民请愿团”,让人手拿“市民饿、总统肥”、“总统不管市民”等条幅游行，到黎宅外要求黎元洪下台。黎元洪找警察维持治安，没有人理会。后来总统府的电话被切断，自来水也被堵塞。黎元洪无奈之下只好向曹锟、吴佩孚求救，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黎元洪不甘心就这样被赶下台，他在家中召集了一批北京名流。他表示，不能再蹈民国6年的覆辙，自己一走了事。自己下台没有问题，可是决不做徐世昌第二。他说：“我是依法而来，今天要走也要依法而去，不能糊里糊涂的被人赶走。”可惜法律并不能成为他的挡箭牌，黎元洪决定自行离京。他发表声明说，“本人自去年复职以来，唯一目的在于完成宪法，决无延长任期和竞选总统的用心。”
黎元洪乘坐的专车刚走到半路，就被直系大将王承斌拦下。王承斌登车质问：“总统既已出京，印信还有何用处？为什么要携来天津。”黎元洪回答说印信还在北京，并没有随身携带。此前直系早日派人搜查了总统府，没有发现印信，王承斌道：“分明带了出京，为何不说老实话。”黎元洪怒道：“你有何资格问我印信，我决不会把印信交给你们，看你们怎样？”王承斌冷笑：“总统既然不交出印信，只好请你回京了。”
双方僵持时，专车已经开到了天津。王承斌命令军警卸去车头，将黎元洪囚禁在了火车上。最后黎元洪只好让步，打电话到北京，让夫人交出了总统印信。
黎元洪此后依旧以合法总统自居，在通电中说，“元洪为暴力所迫，认为在北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乃于元日离京”“国境以内，随地也可以行使职权”。他声明，“自今以往，元洪职权，未得国会确当之解免，无论以何途径，选举继任，概为非法，特此声明。”但是南北实力派人物都不理他，他这个所谓总统也就没人承认了。
黎元洪被逼着出来再作冯妇，也被逼着第二次去职。说到底，法统只是军阀手里的一个玩物，可以依据自己的利益随意解释。
黎元洪
结语孙中山高度赞誉的“民国第一伟人”黎元洪，毕生政治生涯，纯在他人压迫之下。黎氏以民国法统之所在的身份，而颠沛流离若此，已不难窥见，武人弄权之“北洋时代”，政治糜烂到了何等程度。章太炎等人对黎元洪的赞誉，除了寄托一种对立宪政治的强烈期望外，再无他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