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官员腐败众所周知，但同时民国之官也极其难当。以县长为例，若无高超之技巧，欲在地方军阀、省府大员和土豪劣绅之间展转腾挪，并全身而退，实可谓痴心妄想。
…[详细] 想要当上民国的县长不容易国民政府时期的县长任用，有考试和荐举两种途径。但真要当上一县之长，无论走哪条路，都不容易。
考取县长的实际录用率非常低，即便被录用也很难有出路北洋时代各省军阀割据，不受中央政府约束，县缺成了大小军阀们奖赏部属或赠送亲友的礼物，因此当时副官马弁当县长者比比皆是。国民党执政后，对县长的任选非常注重，几度立法，力图将县长任用纳入正轨。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考试遴选县长。但是想要通过考试当县长真心不容易：首先，县长考试举行的次数非常少。据统计，1928-1929年两年间湖广和东南各省先后举行过一到三次县长考试，共录取1300余名，此后直到抗战结束，除了极少数省区举行过一两次外，多数省区都没有再进行过县长考试。因此，想要通过考试当县长需要生逢其时才行。其次，考试竞争非常大，比如1928年广西举行第一次县长考试，与试者数百，仅录取一名。再者，即便考上了也得不到实际的任用，比如江西省在战前先后举行县长考试四次，计录取63名，而实际任用为县长者仅12人。也就是说，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得到了实际职位。
即便真的考上了县长，并不意味着仕途就一片光明。各省考试取录的县长，由于经验不足等原因，大多政绩平平，甚至不乏触犯法令被撤职查办者。比如广西第一次县长考试的唯一录用者，在出任县长后却政绩平庸，连任了七年都只是一个四等县县长。再如江苏1929年考试录取11名县长，第一名初任吴县县长，不到一年即因事撤职，后其又任邳县县长，未久又以贪污罪判刑。从整体上看，考出来的县长很少能有出头的，以湖北为例，1928年湖北考取县长40人，五年后跟踪调查发现，除3人亡故外，15人赋闲，9人离省，5人转就他业，1人因案判刑，1人被交付惩戒，只有6人在任县长。1930年，湖北考取县长29人，三年后跟踪调查发现，只有2人在任县长。
…[详细]想要通过被举荐当县长，要贿赂省级大员才行考试只是选拔县长途径之一，更多的县长是通过保荐选出来的。而当时国民政府规定，举荐县长是由民政厅长提名二到三人，然后按法律手续转请任命。这就意味着民政厅长掌握着举荐县长的权力，大权在握，难免滋生腐败。滥用职权者，任人唯亲者不乏其人，甚至有人公然买官卖官，将县长当作敛财工具。比如1929年，传闻江苏省民政厅长缪斌出卖县长和公安局长职位：一等县县长6000元；二等县县长5000元；三等县县长4000元。又如汤玉麟任热河省主席期间，在任命县长等官员时“按缺的肥瘦、报效的多少，论价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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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民国西康省义敦县县长彭勋在县政府门前。
想坐稳县长宝座更是困难重重当上县长不容易，要想把县长当的安稳更困难。民国县长更迭非常频繁，以河南为例，仅1931年就更换县长226人次（当时河南共有112个县），平均每月更换县长16人次。1931年-1935年五年来河南省总共更换县长513人次，平均每年约有103人次。其中商丘、安阳、确山等县1927-1937年换了25任县长，陕县换了30任。也就是说县长的任期普遍不满一年。县长更迭频繁，成为民国官场的一大顽症。在这种环境中，想要坐稳县长宝座，既要讨好省府官员，又得巴结当地士绅，还得伺候驻军，得罪任何一方，不但官位难保，甚至还会有性命之忧。
首先，要祈求省府主政者不要更换由于县长的任命权掌握在省主席和民政厅长的手里，因而每一位省长官上台，必然出现一次县长大换血，时人描述此种情况为“更换一次首长，荐信三尺，带员数十，赶走一半”。因此省府大员交卸之际，也是县长的离职之日。以甘肃为例，据1936-1940年任西和、成县县长的马廷秀回忆，在西安事变之后，朱绍良任省主席，前主席于学忠的势力被驱除，相应的“陇南原有十一个县长中，十个都被撤换了”。1940年，谷正伦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又将“陇南11个县长全部撤掉，名义是‘调省另有任用’，实际上是公开搞‘一朝天子一朝臣’”。
这种省府官员变换引起县长更迭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呢？以安徽为例，1929年陈调元、方振武与石友三三人相继担任安徽省主席，这一年县长更调最频繁，更调次数竟达114次，1927-1937年全省县长更调次数最少的是53次，而当时安徽只有61个县。省主席上任后的2至4个月是县长更调的高峰期，如1930年12月，即陈调元上台后的第3个月，更换县长27人；1932年7月，即吴忠信上台后的第4个月，更换县长32人。如此情况下，想坐稳“县太爷”位置的人首先要祈求省府主政人员别更换太频繁。
…[详细]其次，得跟当地土豪劣绅打好关系要想县长做的稳，非但不能得罪当地豪绅，还必须要跟这些人搞好关系。比如县长上任之后首先要拜访当地土豪大姓，以联络“感情”，寻求其对自己推行政令的支持，否则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首先，县政的推行若无豪绅同意，寸步难行。以甘肃会宁县为例，县政“完全操纵在地主豪绅的手中，一切政治的措施，若不得地主豪绅的同意，是一点也行不通的。现在的乡镇保甲长是地主豪绅的代理人，地主豪绅是乡镇保甲长的掩护者”。其次，豪绅可以时时处处给县长制造麻烦。县长在办事过程中难免会触动豪绅利益，而一旦双方产生冲突，这些人就会向省政府“控告县长”，“省府常凭一纸控告，不拘案情大小，立即派人调查，使县府威信，颇受损失，推行政令，备感困难！”如此一来，县长还怎么做得稳？
面对这种情况，“县长如不和豪劣勾结一气，必站不住，若和豪劣一同剥刮，那钱得了，官声也好。”而那些锐意进取者，多半铩羽而归，比如冯玉祥主政河南期间，力谋刷新政风的县长吉介到任后，就因各乡镇士绅处处阻挠无法施政，最终被迫离职引退。
…[详细]再者，还得应付得来省府机关分派下来的各项苛刻任务国民党执政后大力推进县政建设，要求县长“积极有为”，因此将“所有政务之设施，员役之督察，积弊之廓清”都指派给了县长，仅国民政府《县长须知》中所规定的基本职责就有民政31大项、财政28大项、建设48大项等林林总共计172大项。每一大项中，又分出来许多小项，如民政类31大项又可细分为160小项。除了这些“日常功课”外，不同省份不同时期还给县长安排了不少特殊任务，如30年代前期江西省的县长为配合蒋介石的剿共战事就要兴办15项“要政”。名目繁多倒也罢了，即便是其中一件事，其工作量也不容小觑。以县长们对头疼的表格为例，由于1930年代初大兴统计之风，省府各个机构纷纷要求县长提交各种各样的统计资料。比如1934年江苏各县政府被要求填写的各项表格多达271种，调查内容从名胜古迹调查、中西药房调查到工人失业调查、劳资纠纷调查，几乎无所不包。而且表格的设计大多非常繁细，如不进行实地调查，根本没法填写。面对上级机关的严厉催逼，不胜其苦的县长们不得不虚造各种各样的数据。一些县长甚至声称：“县府最感困难者即为临表涕泣。”
不仅事情多，上级管辖机构林立也让县长不胜其烦。据统计，在四川，县政府之上的管辖指挥机关多达37个；在湖南，直接间接指挥监督县政府的政治、军事机关有33个；在湖北，县政府的各种上级机关也有31个。而这些上司们各有其主管政务，无不希望向下推行，也都要求县政府配合实施，这就出现了以下情况：“在战前的某一时期内，一个县政府同时接到建设厅要求浚河筑路，民政厅要求切实办理积谷，财政厅要求清追田赋，教育厅要求举办社会教育，保安司令部要求训练壮丁，专员公署要求编组保卫团等命令。”曾任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的杨永泰曾说：“县政府最感痛苦的事情，就是上级机关太多。同是一件互有关连的事，这个厅令叫这样办，那个厅令又叫那样办……弄得无所适从”。甚至在甲机关认为有过应予惩戒，在乙机关反认为有功应行奖励的事情，也不少见。
这么多的活要干，这么多的领导要伺候，那到底给县长多少人来做这些事呢？可以说少的可怜。在二三十年代，一个县政府少仅10余人，多亦不过20-30人，而省政府公务员人数，少则四五百，多则逾千。县公务员人数只相当于省公务员人数的百分之二三。以湖北、四川两省为例。1945年，四川省各县政府职员平均为66人，而省政府职员多达5536人；1946年，湖北省各县政府职员平均为65人，而省政府职员多达5035人。这么少的人，做这么多的事情，除了对各方面都敷衍塞责，几乎没有别的办法。当时河南省第三专区第二任督察专员王泽民1935年向省政府报告称：“各县县长每向泽民报告称曰，‘一县政府之大，庶政之繁，表册之多，仅设录事八名，焉能誊写应付愉如？纵夜以继日，欲不积压亦不可得。’”不仅人员少，权力方面“省对于县的拘束也太大”，仍据王泽民的报告：“地方一切庶政，均奉上级政府颁布条例，事无论大小，均有想想周密之规定，下级政府无周旋之余地，否则稍越范围，只有遭驳斥而已，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与因事制宜，均谈不到”。情况如此，无怪乎有一位县长感慨说：“县长其人者，上面期之若圣人，驱之若牛马，防之若盗贼之人也”。
而这些名目繁多的职责任何方面出了问题，县长都会受到上级的问责。民国期间对县长的惩戒之多奖励之少，也是罕见的。以河南为例，1931年到1935年河南省县长所受惩罚总计750次，而所受奖励仅仅116次，惩罚的次数大约是奖励次数的6.5倍。1934年，河南省政府考察28位县长，被评为合格的仅有6位，甚至连“境内电线被窃”等事都要给县长以惩戒。县长难为，可见一斑。
…[详细]最重要的，必须当好军队的“军需兼副官”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在军阀混战时期或者战争年代，要相当好县长，筹钱募兵的工作一定得做的漂亮，要不然轻则丢官罢职，重则可能性命不保。比如甘肃高台县县长因为给青海马步芳集团筹款不利，就受到了军队的软禁，有次他出门送客，“走到城门口，却被守卫挡了驾。据说他们是奉上峰的命令，目前军款急如星火，不要放县长出门，因为前任县长是为了款子太急借机会跑到省里去了，县长无法，只好折回县政府”。再如1933年4月，甘肃合水县裴县长因难以应对驻军38军催逼钱粮，偷偷离境，不知去向，但驻军仍不罢休，直到该县会计主任黄调元被逼服鸦片自杀。抗战爆发后，征粮征兵更是成为县长的“必修课”，用当时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要钱要粮”、“要人要命”。从战时及战后县长受奖和受惩的原因来看，征粮征兵占到了80%以上。因此县长要做稳，伺候好军队的功夫少不了。
面对军队的威逼，一些县长为了自保，不得不想出各种奇妙的招数，比如1947年在河西临泽县任县长的袁第锐先生，他在赴任前特意致信马步芳送他一张照片，因为他深知河西是马家天下，征粮征兵派款都由马家军主持，他要马的照片，就是为了将其挂在办公室，让来县府催粮催款的驻军认为自己与马关系非同一般，以有所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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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0月，西康省德格县县长范昌元
即便是去职走人，也不会让县长好过既然县长如此难做，那就解职走人吧。可即便想走人，仅仅交接一项就不会让县长好过。
承包体制让县长不堪去职后的交接之苦民国时期县长实行的是“承包体制”，即一位县长上任、卸任，不仅从科长、秘书到收发、差役全套班底随他同来同去，新县长上任连总理遗像和党国旗都要自备带去，解职时财政收支也要全盘交代清楚。这样一来，县长更替交接一次，全县田赋、积谷、城墙、衙署、文庙、公产等，均须清查一次。而全部盘查全县积谷往往就需要几个月，更别提其他事项了。因此，繁琐的移交手续一般需要数月甚至几年时间，这期间所需各项费用要由县长个人承担。上文已经提到，民国时期县长更换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办移交就成了县长一笔巨大的额外开支，甚至远远超出县长所能承受的范围。比如江西有一位县长在职不满两年，计其所得薪金不过4000元，而办移交的费用即高达2000元。
…[详细]仅为去职时能顺利办完交接，县长也不得不贪污腐败这样高的交接费用，如果奉公守法的话，当县长就肯定会成为赔本买卖。事实上，根本不会有县长傻到真正自己掏腰包来做这些事情，即便是为了筹集去职时的移交费用，县长在任期间也难以避免贪污腐败。诚如刘道本所言：“再廉洁的人员，他也得用不正常的方法去准备一笔移交费，这里面如果要研究贪污的问题，恐怕全国的官吏，最少百分之九十是犯法的，苦难的是地方人民”。
因为县长存在贪腐行为，离任时交代不清的情况比比皆是，这成为当时官场的通病。比如在四川，1935-1941年间移交不清的县长计达403人之多，每年平均有57人。在广东，1925-1936年间移交不清的县长共有548人，每年平均有49人，占到了去职县长人数的80%以上。这些移交不清的情况很容易激发民愤，引起官民对立，比如庄浪县长方清昶在位期间侵吞公款，卸任时无法交清账目，民情激愤。无奈之下，方清昶密令科长马其良先行逃跑，企图“嫁祸”给马，但马行至半途，被绅民追回。“方清昶始知诡计难逞，遂自行潜逃，惟以运途乖舛，被驻军阻回，自此以后，方县长日坐针毡，益行恐慌。又于某夜越城逃走，已行至距城二十余里之烽白梁，仍被绅民挡回。”如此种种，自然大大损害政府威信。
…[详细] 参考资料：王奇生《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擅递——以1927年至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张燕燕《民国时期河南省县长群体研究（1927年~1937年）》；张华军《民国时期河南县政研究》；尚季芳《县长难为：民国时期县级官员的艰难处境——以甘肃省为例》，田澍、何玉红《西北边疆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张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县长选拔与任用制度研究》；杨谷《1929年江苏省国民党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江苏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9辑；马廷秀《百年闻见录》，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等。
结语民国时期曾任酒泉县县长的魏允之自称“全副精力，须以百分之三十应付土劣；百分之三十周旋驻军各军官；百分之二十办理等因奉此；其余百分之二十姑得努力地方政治。”即便如此，其施政仍旧多方受阻寸步难行，可见在民国当个县长有多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