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 著名出版人
前不久，《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一组纪念文章，说的是今年2月，香港青文书店老板罗志华先生在整理库存图书时，被埋在20几箱书中不幸遇难；直至14天后，他的遗体才被人们发现。这一则悲伤的消息，让同道们唏嘘再三；编者在这一版的“按语”中写道：“经历了一番刻骨铭心的痛苦，堂吉诃德再也提不起那根长矛、跨不上那匹瘦马了。……这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贵族。”
堂吉诃德？贵族？我一面揩干眼泪，一面念叨着。我知道，编者的本义是在阐释一种骑士精神、绅士风度和贵族精神。这段话说得太好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一个终生与书相伴的人。他的逝去，竟然有了文化象征的意义。
再回到贵族精神的描述，它是一个多么让人神往的词汇啊！它的产生，当然与贵族阶级有关。简单地说，在西方，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消灭了贵族阶级，却把他们的精神承继下来。因为那精神既属于贵族又超越贵族，是一个更为博大久远的历史概念，其中凝聚着人类文明的精华。比如，建于1440年，有贵族摇篮、绅士摇篮之美誉的英国伊顿公学，它的校训上写着：独立、个性、友爱、忠诚、尊严、勇敢、传统、绅士、幽默、优越。这样的品质，横亘人类文明的历史，谁会不崇尚呢？
但是，在我国，在过往的近百年间，贵族精神始终受到人们攻击。仅以文学领域为例，人们把它与平民精神无端地对立起来，茅盾先生就提出：“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早在上世纪30年代，周作人先生已经提出，他不同意“平民精神就好，贵族精神就坏”的观点；他更赞成“平民精神是一种求生意志（叔本华语），贵族精神是一种求胜意志（尼采语）”的说法，两者并不对立，也无对错之分。前不久，刘再复先生指出，平民精神并不是贵族精神的对立项，“奴才精神才是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打倒了贵族精神，只能带来痞子精神与流氓精神的泛滥。”注意，这样的过程，正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一个闪烁着贵族精神光芒的思想过程。
应该说，我国能够出现这样的思想进步，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它让我想起去年5月14日，温家宝同志在视察同济大学时，对学生们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此后，他还写了一首诗《仰望星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它也让我注意到今年以来，恰逢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复旦大学提出了“通识教育”的概念，其核心课程包括：文化传承、世界视野、科学精神与科学研究、批判性思维、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审美体验。值得提醒的是，“通识教育”的主张并不是我们的创造，它最初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经济高度发展的西方社会遇到了所谓“文明的危机”；为此，哈佛大学发表了《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报告，其主旨正是将大学教育化为培养新一代精神贵族的乐园。
现在，在中国，贵族精神得到了正名，变成了一个褒义的好概念；于是，人们都一窝蜂地“贵族”起来。最常见的现象是将贵族精神与人的财富挂钩，好像一个人一旦发财了，就是贵族了；稍加训练，也就有了贵族精神。产生这样的认识，一定是贵族一词的误导。回想当年，新兴的资产阶级消灭了贵族阶级，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但是，贵族阶级的遗老遗少们，仍然不承认他们的贵族身份，而把财大气粗的资产阶级称为新贵（newlyrich），或曰暴发户；还讽刺他们是非利斯人，即没有文化教养的庸人。急于贵族化的新贵们，拼命寻找或编造自己的贵族家谱，以澄清他们来历不明的身份，连巴尔扎克都干过这样的蠢事。后来他沮丧地说：“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
值得提及的是，巴尔扎克如此定义贵族与贵族精神，显然是世俗化的经济观念在作怪。它使贵族化有了时间的约定，即所谓第一代暴发，第二代弹钢琴，第三代才能成为优雅的上等人。这样的观念，一直流传到现在。即使后来，资产阶级们认识到自己的失误，那就是只从贵族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并没有及早地掌握文化权力。为此，它们把大学建造成知识工厂；在传承文化的基础上，重新构造贵族精神的现代意义，从而使新一代精神贵族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上面提到的哈佛的《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正是一部培训贵族精神的纲领性文件。
一路思想下来，总觉得自己的文字有些躲闪。既然主张多一点贵族精神，就直说好了，一味地列举资产阶级的故事干什么？没什么，主席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况且我一落笔，眼前就会浮现出罗先生的惨状，耳中又会鸣响梁文道先生的话：“他的死，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我们的过去，如果不幸的话，还会象征我们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