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在《几水歌》的第五首中写道：“几水真真好，津城处处娇，云山四面起，井屋一湾遥。顶塔端于弦上箭，风帆密似鸟处巢。清趣无尘嚣，来往杂渔樵。”
《几水歌》是诗人的代表作之一。诗中“顶塔端于弦上箭”，是指的江津县城和北岸的文风塔。
旧时，全国各地的文风塔很多。文风塔又叫文塔，也称“文峰塔”、“文笔塔”等，是14世纪以来道教风水学说与封建科考制度双重作用下的产物。修建文风塔，意在“补山水之形胜，助文风之盛兴”。旧时民俗认为：文风塔关系一地文风，科举时代，功名出自考试，各地方尤多以山川形式，论文风之盛衰。山川若有缺陷，则建文风塔以相补益。因而各州府县邑，兴起建或大或小文风塔之风。
到民国时，江津有名的文风塔有三：一踞城南鼎山，其形较小，中实，俗名小塔。一屹立江津北岸高家坪，势极峥嵘。俗名中塔。一峙武城山（今长风厂医院塔坪路处），中有阶道盘旋而上，如入云霄，俗称大塔。天日清朗时，三塔之影，倒映入江津县城内的菱塘中，自塘岸观之，一一可见，形成“菱塘塔影”。这正是《几水歌》中的“顶塔端于弦上箭”的描述，此为县中胜景之一。
小文风塔在城南的鼎山下，乾隆甲寅年（1794年）修建，光绪八年（1882）曾被蠹绅霸毁，后进行复修。此塔虽低小，但与文庙中的奎星阁遥相对望，形成一景，受人仰视。民国时此塔圮塌。
江津北岸高家坪处的文风塔最为雄壮。该文风塔兴建于清代乾隆年间，其兴建经过，江津县进士蹇滋善有记，记云：“风水之说，儒者弗道，而山川形胜，或有缺陷。古人陟巘降原，相度之祭，未尝不继之以人力。邑侯正万曾公，粹然儒者也。三莅津邑，造福于我津者至矣。而培植文风，尤三致意焉。乾隆丁酉岁，于圣庙落成之后，环视地脉，谓东南北三方稍陷，必大为培补，始足以崇礼势而壮黉宫。先于东门内建奎星阁，立著成效。侯曰未已也：鼎山之南，大江之北，当建两文塔。侯亲为卜地，诹吉兴工。曾侯以致仕回籍，未获竣事。后复致书于邑人，期在必成。然屡兴屡废，讫无成功。岁甲寅，余言于邑侯涂公，请公项若干，复募费重修，南塔先成。惟江北之塔，厥功甚距，费尤不赀，历数寒暑，而功始竣。制军孙补山先生，题其额曰：标建奎躔，自是而文风亦蒸蒸日上矣。是役也，曾公倡之，涂公继之，趋事者明经程诗钟、张光组，太学生何绣裳三君之力居多。捐赀以建碑亭者，则司马戴君登霄也。”
江津县人建文风塔，意在培补文风。但正如上记所云：“风水之说，儒者弗道。”而这三座文风塔，却在县人心目中有其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江津当时的标志建筑，更是百姓心中重要的人文景观。
人生长在大自然环境中，山水风物，自然会使我们有心旷神怡之美感。高塔雄峙江岸，有如一个人挺然卓立。使我们极目所及，有若高举出的巨手。又凡从县中各场镇入城，或由长江上下游来城，人们首先看到这座高塔，油然生出“如归”的心情。尤其是远客的游子，当到他看见高塔时，他那心里的喜悦，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不由自主地产生“几水真真好，津城处处娇”的感觉。
中塔和大塔，也有着坎坷的遭遇。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重庆成为“陪都”。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自1939年起，日机即开始轰炸重庆，企图动摇我抗战意志。江津居上游，是“陪都”的近郊县，空中离“陪都”的距离很近。初期日机是绕道江津轰炸主城重庆，后来日机以江津的文风塔为航标，往东飞向重庆主城上空实施轰炸。“陪都”防空司令部终于发现日机此条飞行路线，遂下令先将江津北岸的文风塔撤除。那时江津百姓是很不情愿的，但为了重庆主城的安全，不得不忍痛割爱，于是这有着200多年历史的文风塔，便在日机威协下被拆除了。据说拆除前几天，很多百姓前往游览，一些人还烧香跪拜。不久，武城山上的大塔也相继拆毁。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开始调查全国军民损失的情形，以便提请日本赔偿。国民政府颁布纲要，规定了调查范围。江津县百姓主张将两座拆毁的文风塔作为调查赔偿物之一。旨在希望得到应有的赔款，重建文风塔，以恢复这代表江津卓然挺立英姿的人文景观。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加上他们急于打内战，调查后就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好在进士蹇滋善记中所说的“奎星阁”还在。奎星阁，又称魁星楼，是江津文庙建筑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由县令曾受一和部分乡绅主持修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进行了培修。它在科举时代是士子们“夺魁”的象征，很富时望。“奎星阁”与城南鼎山上的小塔相对望。传闻修奎星阁后，县邑内教育昌盛，人才辈出。国民时城南鼎山侧的小塔圮塌后，奎星阁成了“孤立一人”。
在“文革”中，奎星阁也险遭厄运，幸当地党政和群众极力保护，才留了下来。不过由于城市的拓展和变迁，这个当年也属于众人瞩目的“奎星阁”被一片高楼大厦所掩藏起来……
2010年，江津区开始“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江津北岸的高家坪文风塔遗址被列为“抗战遗址”，现在正在申报文保单位。（庞国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