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时随总政采访团下去的刘亚洲见此，在半路给当时的军方领导人杨尚昆写了一封信，谏言：“前线部队再这样搞下去，不得了，要出大毛病。”刘亚洲当时只不过是一个营级军官，他的信震动中南海。杨尚昆批示：“前线部队，停卖军用品，尽早撤回原驻地。”本文摘自《人民文摘》2012年第8期，作者：西隐，原题：《刘亚洲：中国军事战略理论推演圣手》美国军方从已掌握的资料和对中国高层战略调整的趋势评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刘亚洲的战略思想对解放军战略调整有一定的影响，一旦刘亚洲的战略思想占据主导，解放军的作战思想和治军方略将会发生改变，可能会直接影响美军战略部署的预期目的。
20世纪80年代就以描写新军事变革的战争作品著称的刘亚洲，是中国将领中少壮派力量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军方高层的战略思想家和理论笔杆子。20世纪80年代就以描写新军事变革的战争作品著称的刘亚洲，是中国将领中少壮派力量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军方高层的战略思想家和理论笔杆子，其触角敏锐，思想前卫，观察视角独特，近20年在军中的各种报告和建议得到了中国军方高层的认可，在中国高层和军方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因而，美军不得不对中国悄悄变化的军事战略意图保持高度警觉。美国军方从已掌握的资料和对中国高层战略调整的趋势评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刘亚洲的战略思想对解放军战略调整有一定的影响，一旦刘亚洲的战略思想占据主导，解放军的作战思想和治军方略将会发生改变，可能会直接影响美军战略部署的预期目的。
美国军方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将领刘亚洲。
刘亚洲，有“高层文胆”、“军中才子”、“中国杜黑（意大利著名军事理论家、制空权理论的倡导者）”之称，美军战略安全委员会评估报告曾评价刘亚洲“是中国将领中少壮派力量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军方高层的战略思想家和理论笔杆子”。
“与其他同志相比，我只是有点锋芒而已。”刘亚洲如此说。
“笔杆子”独树一帜在和平年代，身为军人的刘亚洲横空出世，靠的不是枪杆子，而是笔杆子。
他虽官居高位，却厌恶文山会海，不喜迎来送往，平生最好两件事：深入部队和研究军事战略。
刘亚洲以“第五次中东战争”为素材，写下报告文学《恶魔导演的战争》，他以新颖的题材、犀利的笔触、尖锐的思想，在中国文学界引起很大轰动，甚至引发了一场风波。刘亚洲所写的一系列以国际军事斗争为背景的报告文学，如《那就是马尔维纳斯》、《攻击、攻击、再攻击》等等，都以全球新军事变革为背景，为刚刚走上改革之路的中国军队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视窗，大都成为了军事院校的教材。
当年他在成都空军和北京空军任职的时候，下基层演讲或在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培训中讲课，常常论古谈今，一说就几个小时。有关人士评价说，刘亚洲治学著述严谨，记忆力超强，大段的中外名著能背诵如流。他的英语水平可以拿起外文报刊直接阅读。
“红色后代”的固执刘亚洲的父亲刘建德是个1939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曾官至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战功卓著。刘亚洲自小随父母辗转浙江、山西、陕西等地。
刘建德后来把刘亚洲送往他的老部队63师187团“英雄八连”锻炼。“英雄八连”是由国防部命名的连队，曾在淮海战役中狙击邱清泉兵团，战后全连仅剩6人。刘建德曾任营教导员，对该连极有感情。1968年，16岁的刘亚洲经兰州军区特批入伍，不久转干。从此，刘亚洲开始了军旅生涯。
作为“红色后代”，刘亚洲对父辈极具感情。2000年12月13日，刘建德病逝，刘亚洲如五雷轰顶，在接连7篇的《丧父日记》中不停地剖析、自责，记述了那段异常悲痛的心情。
刘亚洲将父亲比作高山，而将自己比作尘土。称父母有泡澡的习惯，但他们为节约，从来是两人共享一盆水，“妈妈先泡，不打肥皂，而后爸爸再泡。”
传统文化的基因牢牢在刘亚洲的身上打下烙印。北空机关一位人士称，刘亚洲从1993年到北空任政治部副主任以来，从没有以个人的名义用公款请过一次客，没有报销过一张餐饮发票。他常用“虽说一两酒喝不倒红旗，一顿饭吃不垮江山。但是太多了，太浪费了，积少成多，就难说”这句话告诫身边的人，他的坚持到了一个固执的程度：甚至连空军司令员、政委到成都空军检查工作，他都不宴请。
不同凡响的爱情刘亚洲的爱人李小林是李先念的女儿，曾在武汉大学外语系读书，是该系的高才生，喜欢文学。因为父辈的渊源，刘亚洲和李小林早已相识。刘亚洲当时正好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与李小林在武大校园里重逢，共同的爱好燃起了爱情的火花。
刘亚洲后来回忆说：“（20世纪）70年代在部队当战士，我就能把小妹（指李小林）的一切几乎准确无误地说出来。在武汉大学遇见她时，我已明白，这桩天定的婚姻是躲不掉的了。记得是1974年的一个深夜，我被爱情折磨着，一个人在宿舍的平台上徘徊。忽然我预感到小妹就在附近，就在那簇黑黝黝的树丛里，于是我就走了过去。里面果然有个人，但模糊一团。我连半点也没有犹豫就把那个人拉过来。咦，果然是小妹！”
一年之后，长篇小说《陈胜》出版，他用稿酬买了一辆自行车，凤凰牌的，连书送给了小林。
可是，几天之后，小林送给他的“祝愿”却使他深感失望和不安：“自行车不错，很好骑。可书不能读10页以上。”
李小林与刘亚洲不像大多数夫妻那样夫唱妇随，“他喜欢写作我喜欢
旅游；他喜欢吃面，我喜欢吃米；他喜欢大山，我喜欢大海。很多东西不一样。”李小林说。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儿子说她自私，为别人付出很难。李小林对此却不以为然：“中国女性太善于忍让。我跟我丈夫说，我让可以，但我不幸福，我不让，就很幸福，你看我怎么选择？我丈夫就说，你觉得怎么幸福，就怎么选择吧。”
“我的名字赫然在列”上世纪80年代仗打完后，很多部队却在前线驻地乡镇卖起了胶鞋、汽油、棉被、衣服甚至勋章，做起了生意，时间长达半年。
当时随总政采访团下去的刘亚洲见此，在半路给当时的军方领导人杨尚昆写了一封信，谏言：“前线部队再这样搞下去，不得了，要出大毛病。”刘亚洲当时只不过是一个营级军官，他的信震动中南海。杨尚昆批示：“前线部队，停卖军用品，尽早撤回原驻地。”
有人把刘亚洲的一些观点归纳为“军人战争选择论”，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更有人读了刘亚洲战略文集中的《大国策》，立马“嗅出”刘亚洲有“亲美”倾向。刘亚洲回应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列了一个我国党政军干部的黑名单，名单上都是坚决反美的、不可能被和平演变的、“死硬的”共产党员，“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摘自《中国高层文胆》浙江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