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德政）《时代》盛赞阎锡山：为一千一百万人带来了繁荣 [复制链接]

或许是为了迎合这个时代怀旧的阅读口味，有关民国掌故趣闻的书作在坊间一直颇为流行，特别是学者陈丹青提出“民国范儿”以来，更是引发了新的“民国热”研究和书写高潮，赴其后尘者众，至今方兴未艾———当民国知名人物纷纷蜕变为一种文化符号时，就连曾因创作出版《非常道》、《中国男》、《老子传》等而被人们所熟知的学者余世存也终于按捺不住，开始关注和研究民国人物，并推出了《大民小国》。其实，对于包括余世存在内的众多学者作家来说，反思书写民国的时政、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事实上是一次精神文化的“苦旅”。

陈寅恪、梁漱溟、黄侃、邵飘萍、顾维钧、唐绍仪、陶成章、章士钊、晏阳初、宋耀如、阎锡山、黎元洪、张作霖、陈光甫……在《大民小国》中，余世存对不同类型的知名的、次知名的“民国人物”所走过的不同道路进行了细致分梳和研讨，同时以漫谈形式，勾勒人物肖像，探寻心灵历程，再现了这些民国人物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字里行间，是对书中人物传奇经历和人生态度的探寻，更是对中国近代历史的重温与回顾———在鉴往知来之间，这样的记录可贵而意义深远，许多看法令人震惊、发人深省。

众所周知，对历史人物的解读和评论是一件冒险的事，极易囿于时代和社会的偏见或误判，或谬托知己。但在研究民国历史人物时，余世存却常常试图找出这些历史人物与当下现实的联系。譬如，从“民国首任总理”到一县县长，唐绍仪都做得有声有色。在县长任上，唐绍仪甚至一除旧时奢华习气，比较注意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百姓实际问题，因此有“布衣县长”之称。但唐绍仪没想到的是中国官场的不断恶化，1934年10月，粤系军阀代表陈济棠通过亲信在中山唆使县兵以索饷为名发动哗变，包围了他的寓所，逼他去职，最后死于非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曾几次用唐绍仪“当了总理再当县长”的例子，来教育干部“能上能下、安居其位”。同样是1950年代，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胡佛出版回忆录，其中多次提到好友唐绍仪，对他的评价是：“为人正直，有才干，对中国的未来怀有远大的抱负。”可见，唐绍仪虽然死于非命，但他的人格意义仍有待今人挖掘。

与唐绍仪或辉煌或凋落的跌宕人生相比，阎锡山、邵飘萍、张作霖等几位也是令人喟叹的民国风云人物。

回溯那个年代，政治、军事、文教人才如恒河之沙数不胜数，但隳败消亡亦如此之迅速，可知经济问题方是贯穿整个民国历史的关键因素。这或许是余世存在《大民小国》中把阎锡山推崇为是“未被大陆中国人认知的‘先知先行者’”的根源。按照作者的分析，在民国一众赳赳武夫中，阎锡山出人意料地对工业建设、货币政策、财税体系乃至整个经济运行规律有了深入而切实的把握。在他几近四十年的全盘掌控下，山西这样一个无论地理方位和资源禀赋都无明显优势的内陆省份，在整个民国时代的满目疮痍之中仍然保持了相对的富庶和平静，可谓是全盘失败的民国经济财政史上一抹微弱的亮色。“作为山西的‘模范督军’，阎锡山实际上处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尽管当时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锡山为一千一百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他便显得出类拔萃。”这些溢美之词出自美国《时代》杂志，也从侧面证实了阎锡山在经济建设领域的实绩为外界所公认。

当下人们纪念邵飘萍，主要因着他的烈士身份和悲剧命运，即使新闻从业者向邵飘萍学习，也仅赞许他抢新闻的本领，称道他“反专制、反蒙昧、敢嘲笑军阀”的勇气，赞美他的战斗姿态和牺牲精神。后人总是说，邵飘萍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楷模。但在余世存看来，邵飘萍在新闻史上的位置被“虚化”了———他的新闻追求恰如其名，可东可西，亦正亦负。正面评价，是战士，是理想主义，是“自由主义者”；负面评价，可能就是生事者，是不择手段的“新闻至上主义者”。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对余世存来说，追寻大变局时代里一代中国人的遗踪，所要做的就是还原那些历史细节，那些曾被“掩埋在地底的声音笑貌”，交付读者风貌各异的原生态的“故人”。如果《非常道》等捍卫历史正义有“凿空”之功，时至今日，其《大民小国》对历史人物的解读更像是在传播常识。比如学人对陈寅恪、梁漱溟等人敬而远之，好像今日中国无其土壤。但在作者那里，却能让人们联想起顾则徐、梁卫星、毛喻原等文化麦田里的守望者。比如邵飘萍，一般人只记得他的“勇气”和“胆识”，此书则让人联想起当下知名新闻人士的担当和坚守，如程益中、王克勤等，而这些人所做的要比邵飘萍健康、理性得多。因此，近代史绝非今天一些人所以为的那样，是精彩绝伦、高不可攀的时代，只要回归平易健康，我们就能理解更多的“陈寅恪们”、“陈光甫们”、“阎锡山们”……并为他们的存在发出“一声叹息”。

（《大民小国》余世存著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