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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 中国民主的典范与文化的巅峰
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内陆国家，但在和平环境时期，就会出现商品经济的活跃。小农经济在一个朝代发展到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土地兼并，同时也有人口的增加，这种情况下，一遇到自然灾害，就会引起农民起义，最后是改朝换代。每次改朝换代，都伴随着人口的减少，以及社会经济因战乱而受到严重破坏，新建立的王朝首要任务是恢复人口和小农经济，和平时间一长，商品经济也会得到恢复和发展，也就是前朝发生的一切从头再来一遍。但是，新朝的演变总是以前朝为基础，因此，其文明程度要超越前朝。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历史就是这样处于缓慢但不断发展提高的循环中。如果没有意外，这种循环会继续下去，直到中国社会发生巨变，也就是说，巨变的发生是因为生产力水平在逐渐累积中，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经济结构中的商品经济有了相当高的比例，小农自然经济成为次要的。此时，因为生产力的巨变，中国的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等也会跟着变化，如此，中国由封建社会自然的转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从古代进化到近代。也就是说，若不发生特殊情况，中国的封建社会要还要继续下去，还要继续若干个改朝换代的循环。 清朝的前中期，就是遵循这个规律发展的，中国的封建社会达到了顶峰，然而， 中国的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发展，没有自然的走到尽头，就遇到了“意外”，这个意外就是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其标志就是鸦片战争，西方殖民者靠着殖民和掠夺，以及因此而促进的科技发展，中国被迫结束了自己发展循环，被迫的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晚清的洋物运动和慈禧的新政。
明清时期，除了明清的朝代更替处于大战乱外，其余的400余年大体维持了和平统一的局面。 和平环境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如明代农业较多进行了综合经营，红薯、玉米、烟草等新作物品种从国外引了进来；陶瓷业制成了斗彩、五彩等新品种；钢铁业使用了带活塞、活门的鼓风装置等。清代对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推广，以及对稻麦连作制、双季稻的推广，使粮食生产增长较快；棉花、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迅速增加；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在逐步扩大，炼铁、纺织、造纸、造船等行业都出现了数百人乃至上千人的作坊，手工作坊内部的劳动分工有了进一步发展。在此基础上，明代中后期以及清代的中期，都出现了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其时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商品性生产有所增加，商业资本空前壮大，徽商、晋商、陕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等商人集团，明代已经出现，到清代更加活跃，他们财力雄厚，岁入巨万。与此相应，城镇繁荣起来，商路四通八达，清代还出现了办理汇兑、存款的票号和钱庄。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变化，有悠久历史但一直在单个作坊中使用数量偏少或仅有个别作坊使用数量较多的雇佣劳动，到明代已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丝织业等个别手工业部门里较多地使用起来，由此形成了古代社会中从未有过的新因素，即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生产关系。这种新因素至清代中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上这些表示，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已明显地超越了前代。 因此，有关唐或宋是经济最好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明清的文化和经济是好于过去朝代的，清朝把中国的文明割断的论断更是无稽之谈。这里有些特殊的是，明朝的禁海导致明朝的收入减低，否则，明朝的经济可以更快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说，明朝是历史的倒退，尽管总体的经济还是有发展的。清朝前期因为台湾的郑氏骚扰，也有一段时间福建沿海施行禁海政策，但台湾收复后，清朝没有象明朝那样继续施行海禁，鸦片战争就是因为中国对英国的贸易出超而引起的，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只开放一个港口，鸦片战争之后则增加为四个，因此，总体来说，说清朝闭关锁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清朝遇到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的敌人，靠贩卖奴隶和殖民而爆发起来的西方，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清朝没有象印度那样被殖民，而且，为中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清朝296年，从秦始皇称始皇帝的公元前221年算起，到1911年，一共是2132年，共492个皇帝，清朝皇帝12 帝，却占中国皇朝历史的七分之一。中国皇朝满二百年的大一统的王朝只有四个，西汉、唐、明、清。汉高祖刘邦是汉族人，唐高祖李渊是鲜卑人，明太祖朱元璋是回族穆斯林，清太祖努尔哈赤是满族人。清朝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康雍乾盛世时候的中华版图，南起曾母暗沙(现在南沙群岛还往南一点)，北跨外兴安岭(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东起大海，西到葱岭，东北到库页岛，西北到巴尔喀什湖，清朝版图的面积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清朝末期的版图依然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但被孙文的革命党弄丢了外蒙古，今天的版图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清朝最强盛时期的版图比现在大约多三分之一，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历史贡献。此外，清朝从东北、北部、西北、西南一直到东南，实现了多民族的统一。清朝时期兴修的皇家园林，故宫、颐和园、天坛、承德避暑山庄、沈阳故宫、清关外三陵、清东陵清西陵等等，都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清朝的又一大贡献。
创制满洲文字是中华文明史上、东亚文明史上，也是世界文明史上一件大事情。整个东北亚地区满-通古斯语族的诸民族，清朝之前没有文字，清太祖主持创制了满文，才把整个东北亚满-通古斯各个民族的历史、语言、宗教、民族等等，把它记载下来，这是文化人类学的一大贡献，遗憾的是，现在全国会说满族语的不到百人，连翻译满族语的文献都困难。清朝还把散藏在民间的手本、稿本、孤本、抄本通过层层官吏把它收集起来，重新把它抄录了，汇集成《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库全书，对中华民族文化典籍的保存流传起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一部分曾经被列为禁书，涵盖了古代中国的几乎所有学术领域。 参与者四千余人，其中包括戴震、王念孙、翁方纲、姚鼐等名儒三百余人，在古籍整理方法、校勘、辑佚及目录学等方面，给后世学术界以极大的影响。盛清文化事业的成就是辉煌的，名儒辈出，著述如林，整理古籍规模宏伟，是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的总汇。 有人说清朝这个编修文化典籍实际上毁灭了中国的文化，这是造谣，从唐朝的李世民篡改历史书起，中国的历史就开始失真了，但是，失真的只是影响皇帝的名声和威胁统治稳定的部份，其他内容则是真实的，而且，民间依然有更多的没有被抽毁与篡改的书籍存在，而且，《四库全书》的编写过程本身，保存古籍之功是主要的。《四库全书》不说内容，只是《四库全书》的目录就是很大的学问，如今要真正学习历史的人，要学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比如，黄爱平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是历史初学者的重要参考书。有趣的是，无论是网上和某些学者，不是按照学历史的正经学术研究方法来作，而是先入为主，固执己见，甚至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来对待历史问题，这种例子很多，详细的见我有关帖子。上海在编辑新的《四库全书》，但现在人的文字功底和古文水平完全无法和清朝的纪昀相比，没有纪昀这样水平的“主编”，所谓的新《四库全书》水平也是可想而知，清朝创造的中国图书之最，看来是永远也无人超过了。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清代初叶，儒家学说发展到一个阶段的理学，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路，但是，产生儒家学说的社会环境却并没有消失。这就是经历康雍两朝的理学崩解之后，汉学即考据学的兴起。清初反理学思潮，是一个力图挽救社会危机、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潮。它对于打破几个世纪以来理学对思想界的束缚，具有重大意义，并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李 等人。经世致用的宗旨，是决定这一思潮的性质及其历史的价值的基本方面，也是使它既有别于以前的宋明理学，又不同于其后的乾嘉考据学的根本原因。此外，雍正三年，１７２６年，被后世学者誉为中国古代大百科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编成。
清朝296年，杰出历史人物太多了，不象明朝就那么几个人，这里只提一下曹雪芹和纳兰容若， 曹雪芹的红楼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曹雪芹，名沾，号雪芹，满洲正白旗籍。他祖上三代世袭江宁织造的肥缺，是一个受到康熙帝特别赏识的贵族世家。后来他父亲因为贪污而被雍正抄家，移居北京西郊，他本人穷困潦倒。曹雪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写作《红楼梦》的，《红楼梦》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它结构紧严，语言精炼、清新，所描绘的各种人物情态如生，跃然纸上，对读者有着无比的吸引力。 纳兰容若，1655-1685， 其词品完全可以与宋代苏东坡、李清照、辛弃疾等大师平起平坐，甚至略胜他们。遗憾的是，如此天才绝顶的性情中人却早早逝世。纳兰容若的词艺能雄视神州七百多年，稼轩之后到今天，显然是自小父母就要他在中国的文学上痛下功夫，有人说清朝扼杀了汉文化是没有根据的，怪就怪汉族人在这七百多年里面，怎么就没出一个超过纳兰容若的呢。
清代的戏剧有了长足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优秀的剧本，比如，清初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最为有名。 《长生殿》的主题思想是通过唐明皇李隆基和他的妃子杨玉环的故事，歌颂生死不渝的爱情，同时又着力描写他们的爱情带给当时社会政治的极坏影响，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奢侈的生活和它所加于人民的深重灾难。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之最，清朝很多，比如顺治皇帝，他才是真正的“情圣”，为了爱妃而要出家，为了爱妃而把勘比萧峰的多尔衮坟墓给掘了，而李隆基为了保命把自己的妃子杨玉环吊死。
清代在绘画方面也取得很大的成就。清朝初年的王时敏、王鉴、王原祁、恽寿平、吴历等，都是画坛的代表人物，并称清初六大家。四王的山水画受明末董其昌的复古主义的影响很深，缺乏自己的特色。恽寿平是清初影响很大的花鸟画家。他继承宋元花鸟画的传统，兼取各家，所画的花卉取材较宽，画法工整，色调柔秀清新，富有生气。吴历的山水画重于实景取材，结构比较严整，讲究明暗远近，受有西洋画的影响。 清代画坛上成就最大的是清初的朱耷、石涛、肖云从等人和清中期的扬州画家，他们都具有独创精神。清中期扬州画家的代表是号称“扬州八怪”的金农、郑燮、罗聘、黄慎、李方膺、高翔、汪士慎等。他们敢于摆脱清初以来的临古风气，不受因循守旧画风的影响。他们的作品独抒个性，不拘一格，给人以清新之感。他们所画的山水、人物、花鸟梅竹等各辟新的蹊径，既不墨守古人的成法，又不脱离优秀的传统，成为我国绘画艺术史上的一个新流派。
清的科技也有傲人的发展，乾隆时官修的《医宗金鉴》九十卷，征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经验良方，并对《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作了许多考订，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重要著作。清代名医王清任在医学上有突出的成就，着有《医林改错》一书。他强调解剖学知识对医病的重要性，并对古籍中有关脏腑的记载提出了疑问。他通过对尸体内脏的解剖研究，绘制成《亲见改正脏腑图》二十五种，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为祖国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王锡阐，字寅旭，号晓庵，苏州吴江人，着有《晓庵新法》、《五星行度解》等十几种天文学方面的著作。他精通中西历法，对二者异说，皆能条其原委，究其得失。他肯定了西洋历法先进的地方，也指出了其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他对日月食的算法，对一些天文数据的应用，以及回归年的长度、岁差常数等问题，都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意见。由于他能结合中外经验，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所以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促进了中国历算学的发展。 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宣城人。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于我国古代历算学的整理和阐发，同时也对西洋科学加以研究和介绍。所着天文、历法、数学方面的书籍，共达86种，在中外科学知识的整理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写的《古今历法通考》，是我国第一部历学史。 他的数学巨著《中西数学通》，几乎总括了当时世界数学的全部知识，达到当时我国数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他在该书的《方程论》部分，阐明了我国古代方程的独创性，指出这种算法是西洋所没有的；他在《勾股测量》、《九数存古》等部分，也都发扬了我国古代算法的成就；此外，在《堑堵测量》、《几何补偏》部分，他介绍了西洋的球面三角学，并对西洋立体几何作了论述和发展；而在《筹算》、《度算》、《比例数解》等部分中，则解释和介绍了西洋的对数、伽利略的比例规等方法。 明安图，是一位著名的蒙古族历算学家。他在乾隆时任钦天监监正。当时从欧洲传进三个有关三角函数的解析式子,割圆三法（圆径求周、孤背求正弦、弦背求正矢），但只有公式，没有公式的证明方法。中国学者曾长期苦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种情况给当时的数学工作者掌握和运用这些知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明安图经过三十多年的深入研究，写出了《割圆密率捷法》四卷，不仅创用“割圆连比例法”证明了三个式子，而且进一步创造了弧背求通弦、通弦求弧背、正矢求弧背等一系列的新公式。这是明安图对数学的杰出贡献。他是我国用解析方法对圆周率进行研究的第一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地理测绘，康熙时，曾组织人力对全国进行大地测量，经过三十余年的筹划、测绘工作，制成了《皇舆全览图》。这部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乾隆时，又派明安图等人两次到新疆等地进行测绘，最后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根据测绘的新资料，制成了《乾隆内府皇舆全图》。在这份地图里第一次详细地绘出了我国的新疆地区。这两份地图，至今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嘉怯邺十五年（1820年）绘制的《重修大清一统志》的清代疆域图，基本上反映了当
时中国的版图。
清朝最大的贡献还有中国人口的激增，这标志着百姓的安居乐业，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代表着清朝的综合国力的增强。康熙时代首次突破一亿，乾隆时代，人口到了三亿，道光的时候，人口到了四亿。让我唯一不满的是，当时怎么不把朝鲜“统一”了呢，否则，也就没有了后来的甲午战争和50年代的朝鲜战争。清朝末期，西方殖民者想吞掉中国，实在是吞不下，因为清朝的人口太多，土地面积太大，于是，洋人就用“七分”中国的办法，他们部份成功了，外蒙丢失了，洋人本身没那么大的能力，这是中国的一些野心家的“功劳”，但这些帮助洋人的野心家今天依然还是圣人或者伟人。清朝还有一个特殊的贡献，就是保护文化遗产，过去的朝代更替基本是把前朝的首都毁了再造，而清朝不是，清朝没有拆毁明朝的皇宫，今天我们能看到故宫，实在是清朝统治者心胸博大的见证。
当然，人口多也有副作用，清朝的小农经济一遇到天灾，就会有农民起义，比如太平天国运动，人口问题和天灾是太平天国的最主要的起因，而不是教科书上的什么鸦片战争的债务全部转给了农民。清朝没有修长城，长城没有用了，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喀尔喀蒙古、漠南蒙古基本上没有战争，二百年的和平环境，大大有利于这个地区的经济开发，也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安定。秦始皇以来，清朝第一次把新疆问题解决了，清朝在那儿派官员驻兵、屯垦、贸易，大大促进了西北地区经济的开发和文化的发展，东北、正北、西北地区在清朝时期经济和文化有一个大的发展。 适宜在南方生长的水稻，从明末开始经过长期试种，到康熙末年在京津寒冷地区移植成功。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传入中国南方的耐早高产作物玉米，由于它对土壤气温要求不高，适应性强，清初康熙雍正年间，种植面积已逐步扩大。乾隆至道光一百多年，玉米引种地区迅速扩展到全国绝大多数州县。特别是在山地丘陵地区，已成为主要粮食作物，明末传入中国的番薯，产量高、繁殖快、耐旱、耐碱、耐贫瘠，块根可充食粮，蔓叶可作饲料，以其明显的优势，加上官府的倡导，文人的宣传，迅速地在长城以南各省大面积推广。由于玉米和番薯能在乾旱贫瘠的山地生长，在清代大规模垦荒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又由于它的产量高、繁殖快，在雍乾年间人口急剧增长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重要经济作物特别是棉花、烟草、山区、海岛的开发成效卓著。关外的东北、口内的蒙古地区，台湾及东南沿海岛屿、西北的广大地区，都是清代开发的。有的地区由于农业发展迅速，成为全国重要粮仓。内地的湘西、陕西、鄂西北以及桂西、滇西南和贵州等山地丘陵地区，也因大量移民，生产发展迅速。边疆地区卓有成效的开发，不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有利于祖国边疆地区的巩固。清代开发山区和边疆，其规模和成效，都远远超过前代。
清政府继续推行重农轻商的传统国策，但已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变化，采取了比前代较为宽松的政策。康熙年间，明令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匠籍制度，使手工业者脱离了世代承袭劳役。清初严厉禁矿，乾隆时改而采取允许并鼓励开矿的政策。官营手工业也比明代缩小了经营范围和规模，采取了所谓“惠工给值”的措施。这一切都有利于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以手工业发达著称的城镇里，还有许多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手工业作坊，如磨坊、油坊、酱坊、纸坊、特种工艺品如北京的景泰蓝、象牙雕刻、苏州及湖南的刺绣，还有湖州笔、徽州墨、宣城纸，都是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产品。杨州、苏州、南京、杭州、佛山、广州、汉口、北京等已发展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商业城市，并且出现了一些专业市镇。有的城市各种手工业作坊或商店按所营专业分类集中。随着边疆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在边远地区还出现了许多新兴城镇。 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货币需要量剧增，货币流通速度加快。适应商业活动存款、放款、汇兑的需要，经营此项业务的钱庄或银号也有发展。上海钱庄在乾隆年间已有相当大的规模，长江流域和东南各大城市钱庄纷纷出现。由于国内贸易活跃和货币流通量增大，交通不便，运送现银困难，专门经营银钱汇兑业务的信用机构 票号，于嘉道年间在山西出现了，以后分号遍布各地。 在康熙乾隆期间中国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当时世界十大城市，中国就占了６个．分别是南京，苏州，杭州，北京，广州，扬州．
清朝常常被人诬蔑的是剃发一事，清朝的皇帝是有责任，但责任更大的是儒家思想。今天的人们依然受到封建儒家的影响，但没有那么强烈了，发型是一件很平常的小事，与身家性命无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金发的中国人，还有留辫子的。而清初不一样，哪个时候的儒家毒害很深，《孝经》上说，“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有损,孝之始也。”。有趣的是，清军入关后，开始并没有要求汉人剃发，明臣的冠服和明朝的一样，上朝时分为满汉两班。但一个前明朝的大臣孙之獬上书顺治帝：“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犹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于是剃发令下。现在有人责骂孙之獬是汉奸，这是不对的，真正的原因是儒家的毒害。根据程朱理学，忠君保皇是根本，孝排在忠的后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因此，皇帝梳辫子，大臣和百姓当然也要留辫子，这是符合 程朱理学的。《剃发诏书》是这样的：“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划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乎，若不统一，终属二心。自发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为惜发争留，决不轻贷。 ”总督江南军务的洪承畴也说：“岂有为大清臣而敢故违君父之命？放肆藐玩，莫此为甚！”在清兵入关的时候，明朝的官员们热烈欢迎，老百姓也非常欢迎，南方也一样。遗憾的是，有些百姓只知道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有损，而不知道忠君保皇才是根本，于是引发了流血事件，清朝适应民情，发布了“十从十不从的”特令：
1.“男从女不从”：男子剃头梳辫子，女子仍旧梳原来的发髻，不跟满族妇女学梳“两把儿头”或者“燕尾”。梳“两把儿头”很复杂繁琐，首先需要有一个较长的饰物叫扁方，它长约20厘米，宽约3厘米。梳头时要先用自己的头发将发纂的底座梳出，即头后边的“燕尾”，而且还要留下两绺头发。在头顶安好那用黑缎子和铁丝裹好的架子，再用这两绺头发往上梳，从左右两侧经过这大扁方裹住和固定这架子，再在根部插上各种簪子和花等装点起来。汉女子还因此保留了三寸金莲的陋习，甚至使部份旗人女子也纷纷效仿，以此为美。
2.“生从死不从”：这条即“生降死不降”。说的是人活着时穿满人服饰，死了则穿明朝服装，所以人死入殓，还是用明朝的服装。
3.“阳从阴不从”：既然“生从死不从”，那么阴世的事，象做佛事超度等，都仍按汉族传统佛道教习俗办理，不从旗人习俗，所以叫做“阳从阴不从”。
4.“官从隶不从”：做官老爷的，吃皇粮办公事，观瞻所系，自然须顶戴花翎，身穿朝珠补褂马蹄袖的清朝官服。但隶役依旧是明朝“红黑帽”的打扮，这就是“官从隶不从”。
5.“老从少不从”：孩子百无禁忌，穿什么都可以。
6.“儒从而释道不从”：这跟“在家人降，出家人不降”意思一样。在家人必须改穿旗人的服装，并剃发留辫。出家人不变，仍可穿明朝服装，因此和尚僧人至今仍保持着明朝的服装。
7.“娼从而优伶不从”：娼妓从，唱戏演员不从。
8.“仕宦从婚姻不从”：这条可参照“男降女不降”。比如，男女婚嫁，新郎穿的是旗人的礼服，女子则依旧穿明朝的礼服，即所谓的“凤冠霞帔”。
9.“国号从官号不从”：改朝换代了，国号大清，但官号就不必再另起炉灶，省却许多麻烦。
10.“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满族人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跟汉语言当然不同。满清入定中原后，最初是用满州自创的语言文字，后来具有许多优点的汉语终于战胜了满州语，成了国语，连旗人也不得不用起汉文，说起汉语了，也因此，满族早在清朝末期就基本消失了。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载体，没了自己的语言，这个民族基本上不存在了。这和回族不同，回族有伊斯兰教做为纽带。
从清朝的十从十不从中看出，清朝时期并没有强迫所有的男女都从满族习俗，而与此相对照的是孙文的革命党。这些打着民权民主民生旗号，从西方取经回来的人，远没有清朝文明，违反人权，竟然对发型大大的感冒，强行命令人们剪掉辫子。和孙文比，清朝实在是个民主自由的时期。中国从古代起，人们就留发，叫“冠”，清朝也留发，只是梳成了辫子，清朝的衣服也是长袍马褂。而孙文的革命党要人穿日本的学生服，也就是所谓的中山装,命令人们“剃发”，这才是真正的“剃发易服”。因此，中国历史上，剃发易服的是孙文这些革命党，革命党的行为导致多少人丧生，我没有找到数字，估计不会太少，因为当时的儒家思想是绝对占主导地位的，“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有损”,对当时人们的精神创伤更是无法估量的。写到这里，为孙文的极端行为叹息，也为因此而无端丢失生命的人默哀。
清政府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虽一度有失误。但它在民族政策上取得的成就，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它在中央机关中设立特别行政机构 理藩院，管理蒙藏回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事务。清代中央官制，大体沿袭明制，理藩院却是新创，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以后，注意力转向北方。对西藏地区，自努尔哈赤称汁开始，便采取尊崇喇嘛教的政策。入关以后，清政府与西藏的关系更加密切。顺治帝多次遣使往迎达喇嘛，达赖、班禅也多次遣使献礼颂德，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努力，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这是清朝的又一伟大历史功绩。
西南五省广大地区内，长期实行土司制度，在土司统治地区，实行的是一种极端落后的社会制度。雍正大规模地实行改土归流，用政治手段，必要时辅之以武力，废除了土司制度，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流官进行统治，各项制度与措施大体上和内地保持一致，这是雍正帝的一项成功的改革，大大地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统治，巩固了祖国的西财边陲，防止西方殖民主义插足我国西南，这是清朝的伟大历史功绩，永远光照史册。
清朝还有一个常常被丑化的地方，就是文字狱，比如南山集案。真实的历史是怎样的呢？雍正帝在储位斗争中胜利，这是因为他的才能和务实精神。他了解下情，也了解自己。他性格坚毅，勇于冲破反对势力的阻挠，坚定地实行他的改革政策。他的刚强果毅，产生雷厉风行的作风，办事迅速，讲求实效。雍正初期，舆论上对他不利，有人说他“凌逼弟辈”，惩处诸兄弟是“报复私怨”?。翰林院检讨孙嘉淦为此上条陈，要求雍正帝“亲骨肉”?。当时舆论较强烈，雍正帝不予反驳，只表示那是对他的人身攻击，并不追查造言人，对孙嘉淦还加以鼓励，提升他为国子监司业。
除了舆论对雍正的攻击，还有人制造政治事件，这就是“曾静投书案”。曾静是汉族贫苦读书人，具有尊华夏贱夷狄的思想。他听说雍正帝失德诸事，认为这是可以利用的反清理由，于雍正六年（1728）派弟子张熙到川陕总督岳钟琪处下书，策动他造反。他在书中宣布雍正帝十大罪状，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此时，雍正帝已经牢牢的掌握了权力，于是，利用曾静提出的问题，寻找攻击他失德的言论制造者，根源果然是他兄弟集团中的人。雍正就曾静所列罪状，逐条辩解，附上曾静的口供，集成《大义觉迷录》，颁行各府州县，命地方官向民间宣讲。所以《大义觉迷录》成为雍正帝嗣位及初政的宣传品。雍正的做法是值得赞美的，过去和现在，攻击当政皇帝的太多了，哪个皇帝敢把攻击他的罪状公布与众，和政敌辩论？通常是直接宰了对方灭口，或者来个“文字狱”禁口，而雍正开启了中国言论自由的先河。
中国的第一次君主立宪制：慈禧面临的时代堪称“古今未有之变局”。慈禧先是以“自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迅即拉开序幕。没有慈禧太后的支持，洋务运动是不可能在强大守旧势力的阻扰下延续三十多年。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慈禧是支持变法维新的，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即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得到慈禧的同意，就和几个书生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因为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慈禧才进行了镇压，但这只是宫廷内的权力斗争，改革依然继续，慈禧说，“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可惜的是，此时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是八国联军侵华，慈禧西逃，回京后开始了清末“新政”， 与戊戌变法相比较，清末“新政”实际上是一场更具现代化性质的改革。政治上，设立外务部、商部、学部、巡警部、邮传部等新的政府机构；经济上，肯定了戊戌变法时奖励工商、发展实业的各种措施，而后颁布《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等多种经济法规；军事上，用现代化军队建制编练新军，军队组成、武器装备和指挥水平明显改善；文化教育上，废除科举制度，大规模地开办新式学堂和派遣士人出国留学，并参照日本模式制定出中国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以及《奏定学堂章程》。
遗憾的是，在中外势利的逼迫下，慈禧在实行新政不久即转入宪政改革，也就是犯了改革大跃进的错误，导致权力下放，政局不稳。当然，后者正是国内外别有用心者所期望的，否则，怎样夺权？怎样分裂中国呢？1906年，清朝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回国，端方等人在《请定国是以安在计折》中，便奏请实行君主立宪，设立责任内阁和议会。奕匡认为：“首分权以定限。立法、行政、司法三者，除立法当属议院，今日尚难实行，似暂设资政院以为预备外，行与政事则专属之内阁各部大臣。”这一奏折得到慈禧的同意。 1907年9月，清政府下令设资政院，于1910年10月3日上午举行开院典礼，摄政王，军机大臣，大学士，各部院尚书皆莅议场，奕匡向议员宣读了宣统皇帝的谕旨，载沣勉励议员“殚竭忠诚，共襄大计，扩立宪之功用，树议院之楷模”。这次会议以民选议员为主，资政院讨论了许多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风习等方面的议案。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一日（1908年8月27日）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将《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及《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上奏，当天即经批准公布。清政府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 慈禧和光绪还联名发布了《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上谕中说：“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这里提一下杨度，1874-1931年，字皙子，号虎公，湖南湘潭人，他捉刀代笔，为载泽、端方等清五大臣的出国考察民主体制写过考察报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朝廷要搞“法治”了，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了宪法讲座。尽管清朝的君主立宪最后因为和平退位而破产，但不能不说，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时代。如果慈禧不早早过世，哪怕多活十年，袁世凯就不能得逞，中国的今天就很有可能是英国和加拿大的政治体制。至于民国的孙文和老蒋，名字是民主共和，实际上是独裁专制，不过是用美国的“总统”和中国特色的“训政期”包装了而已，连袁世凯都不如，更别说和慈禧比了。袁世凯尽管比慈禧的本事差，但却远比孙文有才能，但袁的命运已经无法自己控制，这就是半殖民地国家的悲哀。在日本等列强和其支持的革命党的联手运作下，袁世凯的君主立宪(称帝)也灭亡了，之后是外蒙古的丢失，洋人七分中国的阴谋部份得逞，中国进入了最黑暗的时代。如果没有二战中德国和日本等失败，如果没有毛的统一中国，今天的中国很可能被“七分”了，满蒙藏疆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人说国民党也会统一，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孙文的国民党丢失东北，中国自己就无力战胜日本了，也无力统一日本扶持的满蒙藏疆，这主要是当时的东北的钢铁产量占全国的90%以上，这也是国民党的所谓黄金十年的致命弱点，看看哪个所谓黄金十年的钢铁产量就清楚了。孙文的追随者老蒋出卖东北，标志着中国被分裂，国民党是中国近代史的一大祸首。而从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角度看，不能不给毛记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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