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新论）慈禧版“改革开放” [复制链接]

慈禧版“改革开放”
　　游宇明


　　年少时读历史，总认为慈禧太后是晚清最大的保守派，她残酷镇压“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就是一个例证。后来，读的书多了，觉得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

　　在晚清统治者中，慈禧其实是相当具有“改革开放”意识的。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太后仓皇西巡。回到北京，她痛定思痛，决定变法。具体内容有：裁汰各衙门胥役；停止捐纳实官，将詹事府并入翰林院，撤减河东河道总督、裁撤云南湖北两省巡抚，设立督办政务处，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设立商部、兵部、巡警部、学部等。裁汰各省绿营防勇，精选若干营，成立常备巡警等军，命令各省筹设武备学堂。复开经济特科，命各省选拔学生出国留学，废除科举，命各省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毕业考试合格者，发给贡生举人进士等文凭。

　　1904-1905年日俄在中国东北发生军事冲突，国土面积、资源、人口都赶不上俄国的日本居然获胜，大家得出一个结论：日本立宪了，立宪使国家变得强大。慈禧太后在后宫看到了国内立宪派传播的一个小册子《日本宪法义解》，不禁感叹：“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于是加大了“改革”力度，准备立宪。1905年（光绪31年）夏天，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出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谕旨。

　　1906年9月1日，慈禧太后再次以光绪的名义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声明“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清政府因此进行了一些“立宪”前的准备工作，比如改督办政务处为会议政务处，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并将其并入会议政务处，会议政务处并入内阁，作为预备立宪办事机构；派载泽等编纂官制，命端方派员来京参议，派奕劻、矍鸿玑等总司核定；派达寿、汪大变、于式枚等人出使日、英、德等宪政国家，再次考察立宪事宜；命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预备设立资政院事；命各省筹备设立咨议局，并预备设立各府县议事会；命各省设调查局，各部院设统计处；颁行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奕劻等奏呈宪法大纲及议院法选举法大纲、议院未开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

　　1908年，清政府正式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里面除了少量保障民权的内容，主要条文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敬；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凡法律虽经议院裁决而未经君上诏令批准者不能施行；君上有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会之权；君上有高官制禄及黜陟有司之权，议院不得干预；君上有统帅海陆军、调遣常备兵额及一切军事权，议院不得干预；君上有宣战、讲和、订立条约、派遣使臣、认受使臣等所有外事权，议院不得干预等等。

　　只要认真考察一下慈禧太后的“改革开放”，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她的“改革开放”绝对是利己主义的。凡是不涉及她个人和皇室利益的地方，她“改革开放”的步子就迈得比较大；凡是涉及到她个人和皇室权力的地方，她“改革开放”的步子就迈得非常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然而，统治者有自己的利益要维护，老百姓也有自己的利益要保证，民意不会允许慈禧为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在政治上磨磨蹭蹭。1906年到1908年，革命党人发动了萍浏之役、潮洲黄岗之役、惠洲之役、安庆之役、镇南关之役、申河口之役；1908年至中华民国成立前，又发动了安庆起事、广州新军叛乱、汪精卫谋刺载沣、黄花岗起义等等暴力行动。1911年的武昌起义更是将清王朝翻了个底朝天。

　　历史的无情表现在：许多时候它只认人心，不认权势。

陈绵钦

　　1861年8月22日，咸丰病死于承德避暑山庄，传位五岁的载淳，定国号祺祥。同年12月，慈禧趁机联合恭亲王奕忻密谋政变，一举夺取朝政大权，史称“辛酉政变”（又称祺祥政变）。慈禧政变的成功，客观上使新兴改革力量在与顽固力量的较量中占了上风，为洋务运动奠定了基础。

　　在一次次的挨打中，部分人开始被“打”醒了，他们意识到中西之间存在的差距，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所未有之强敌”。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中，这部分人形成共识，逐渐凝聚为一股强大的势力，朝廷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奕忻、文祥等要员，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封疆大吏。他们认为要挽救统治危机、抵御外侮，必须仿效西方的“坚船利炮”，进行“练兵制器”以“求强”。

　　为维持这个摇摇欲坠的老大帝国和自己的统治地位，慈禧使出浑身解数。在这方面，慈禧无疑是支持改革的。洋务派在每做一事必遭保守派阻梗的情况下，若无慈禧作后盾，不可想象能延续三十年。但慈禧最大的不足就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缺乏作为一个新时代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和思想。她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不能纵观全局，缺乏改革的目标。她同中国历代多数帝王一样，把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放在首位。

　　甲午惨败，教训尤深，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慈禧对光绪说：“变法乃吾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然而，众所周知，慈禧又一手镇压了戊戌变法。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云：“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从中凸现出慈禧的权力欲和私心，而在权力争夺中，慈禧素来就是心狠手辣的，以致光绪的维新派最终吞下了血腥的恶果。

　　为稳定形势，这个女人又能表现出她精明的一面：“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然而在顽固保守派的极力怂恿下利用义和团排外，酿成“庚子国难”的苦果，让她的颜面尽丧。痛定思过后，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再推行新政，立下“预备立宪期”。

　　慈禧扶大厦之将倾，中兴清室，撑危局近半个世纪，体现出一个封建女性少有的魄力。然而她专横跋扈、权力欲极强的本性，导致了她的改革最终只能局限于巩固统治地位，始终不能在体制问题上做出让步，使她的改革成果只能昙花一现。而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是得益于接受了西方的先进体制，明治天皇在政治统治上作了很大的让步，他的让步同时印证了他对事物认识的进步。当慈禧痛定思过，制定“预备立宪”准备向日本学习时，已错失良机，积弊犹深的社会形势已不容得再等待九年的改良了。辛亥革命的爆发让清末的中国形势更加复杂，“预备立宪”也只好胎死腹中了。由此可以看出，任何改革都必须先有一个良好的政治体制与之对应。否则社会发展的步伐将受到制约，经济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后退，最后其改革的成果只能是一堆美丽的泡沫。